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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年谱》
作者: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完结】


第1章


　　1907年诞生

　　8月10日农历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枫木树脚村。幼名继业，学名多珍，字裕。1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即以字行。战争年代，曾经化名金米、余良、苏群，与家人通信时称季业、季业之。

　　粟裕一家，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粟用耨，主要经营农业，兼做贩运木材生意。父辈兄弟姐妹四人。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一个落第秀才。母亲梁满妹。粟裕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三。

　　1911年4岁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会同县衙宣布脱离清政权，拥护中华民国政府。

　　1912年5岁

　　根据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的《普通教育法》，会同县各级学堂改称学校，实行“壬子学制”，开设修身、国文、算术、音乐、体操等课程。

　　粟裕的二叔粟周贞曾在长沙读书，接受了民主革新思想。毕业回乡以后，创办新式学堂，积极传播新学。

　　1913年6岁

　　与长工阿陀等结成要好的朋友，常常和长工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特别喜欢听阿陀讲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剑侠故事，渐渐萌生一种遐想：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剑侠。并积极习武、骑马。粟裕晚年回忆说：“几十年来，阿陀的美好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地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粟裕的父亲在家中开设私塾，请人教粟裕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四书五经”等书。

　　1914年7岁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8岁

　　5月7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复辟称帝，自称洪宪皇帝。全国各界人民激烈反对。

　　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1916年初，蔡锷所部护国军东路支队先后攻克军阀部队占据的会同县城和洪江镇。败退的军阀部队途经粟裕家乡时烧杀抢掠。

　　1916年9岁

　　由私塾转到粟周贞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读书，开始接受新学教育。

　　粟裕的祖父去世，父辈兄弟三人分家，家境开始衰落。

　　1917年10岁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1918年11岁

　　粟裕一家为躲避土匪骚扰迁居会同县城。粟裕先后进入粟氏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在国文课里，第一次得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

　　1919年12岁

　　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5月至6月，会同县学生纷纷响应，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

　　1921年14岁

　　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

　　7月湘鄂军阀战争爆发。

　　1923年16岁

　　会同第一高等小学学生为抗议军阀部队欺压群众而罢课。粟裕与同学一起智斗卢连长的“痞子兵”，并取得胜利。在这场斗争中，粟裕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报考设在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被录取为选送生。

　　1924年17岁

　　1月8日离家出走，经洪江镇（今湖南省洪江市），搭乘沅江航船，于3月到达常德。

　　因第二师范考期已过，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与平民中学读书。这段时间，他开始把个人的抱负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和青年的责任，可是一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一度感到彷徨，性格也变得沉静多思。

　　在常德工农和学生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参加爱国反帝、抵制洋货的活动。

　　1925年18岁

　　春天经过正式考试合格，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被编入第二十七班。

　　第二师范当时已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并通过“读书会”等公开组织传播革命书刊，开展学生运动。粟裕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废寝忘食地阅读《共产主义的abc》和《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书刊，逐渐建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念。他说：“我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来的彷徨、苦闷，思路又是多么狭窄。我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6月参加常德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

　　1926年19岁

　　4月常德爆发因支援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潮引起的“二师事件”。粟裕支持学潮的领导者、共产党员滕代远等，积极参加对国民党右派支持的“体育会”的斗争。粟裕说：“经过这次事件，我懂得了革命运动要取得一般群众的支持，否则自己会陷于孤立。”

　　5月20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队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到故乡会同度暑假。8月，返常德第二师范。

　　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担任小组长。为了迎接北伐军，积极参加党团员集资购枪等活动。

　　1927年20岁

　　年初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第二女子师范与常德第二中学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粟裕随之转入第二中学读书。

　　5月24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之后，常德反动军警制造“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和学生革命运动，包围第二中学，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残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

　　积极参加同反动军警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党组织安排下撤离学校。

　　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队。

　　从常德出发，经长沙到达武昌，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的教导队。在教导队，经受严格的军政训练，包括聆听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的报告。

　　6月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7月中旬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指挥包括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等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

　　粟裕随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从武昌出发，经大冶、黄石、九江，向南昌集中。

　　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班长。

　　8月6日粟裕所在警卫队奉命向广东进军，除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任务外，还负责押运南昌起义中缴获的武器弹药。

　　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

　　9月30日起义部队潮汕作战失利。粟裕所在警卫队奉命撤出潮州，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转移。10月3日，在饶平附近，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合。

　　在朱德指挥下，转战闽赣交界地区。

　　10月17日在武平战斗中第一次负伤，子弹从头部穿过，当即昏迷过去。

　　苏醒后，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起来，在战友的帮助下，终于赶上部队。

　　10月下旬随朱德、陈毅转战赣粤边界，先后参加信丰军人大会和大庾整编，被任命为步兵第五连政治指导员。

　　11月至12月在朱德、陈毅指挥下，在湘粤赣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改任第二支队第二连指导员。

　　1928年21岁

　　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五连党代表。

　　4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先后参加毛泽东、朱德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以上干部会议、红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及红四军连以上党代表讨论建军问题的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思想。

　　6月调任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率队参加粉碎国民党军“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龙源口战斗，胜利完成控制老七溪岭制高点的任务，并俘虏敌军百余人。

　　7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错误决策，朱德、陈毅等率粟裕所在的第二十八团以及第二十九团进军湘南，在郴州战斗中失利，第二十九团溃散，造成“八月失败”。

　　8月粟裕改任第二十八团第三连党代表。

　　9月随第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2月复任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粟裕后来回忆说：“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动，时而任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1929年22岁

　　1月14日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庾、大柏地、宁都、长汀等战斗，历时三个月，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后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粟裕说：“经过这一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

　　3月中旬在长汀战斗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将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特务营整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相当于团）。粟裕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连连长。

　　3月20日毛泽东、朱德根据蒋桂军阀即将爆发战争的有利时机，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粟裕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攻占宁都、龙岩、永定、上杭等战斗。

　　4月30日在攻占宁都的战斗中负伤。

　　6月上旬上杭战斗胜利后，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同年11月，改为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6月22日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永定、上杭农村养病，作调查研究，并指导地方工作。粟裕所在部队担任保卫毛泽东的任务。

　　10月中旬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广东地区进军。随军参加奇袭梅县战斗。部队在第二次进攻梅县战斗中失利。11月，红四军前委决定撤回赣南、闽西。

　　这是在南昌起义以后所经历的第三次战略转移。他从几次战略转移的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粟裕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12月参加12月28日、29日在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解决红军建军原则问题的古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23岁

　　1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率部转战闽赣粤地区，参加打破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会剿”的战斗。

　　2月在富田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

　　3月中旬执行红四军前委关于“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的指示，率部转战赣闽粤边界地区，历时三个月。

　　6月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并增加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粟裕任整编后的第十二军第五支队支队长。

　　7月在毛泽东、朱德以及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指挥下，率部向南昌进军，参加侦察南昌敌情的行动。

　　8月奉命率部向湖南进军。8月20日，参加奔袭文家市战斗，取得红一军团建立以来第一个胜仗。8月30日，参加历时16天的围攻长沙战斗。强攻长沙失利后，于9月12日奉命撤出长沙，转向江西寻机歼敌。

　　10月4日率部参加攻占江西吉安的战斗。

　　10月中下旬获悉蒋介石已开始准备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多次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行委联席会议，终于说服部分领导干部放弃进攻南昌、九江的主张，开始进行反“围剿”准备。粟裕奉命率部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集结待命。

　　11月调任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四团团长。

　　12月上旬调任第六十四师（由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和第六十五师组成）师长，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围歼张辉瓒师的战斗中，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率部包抄敌军后路，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

　　1931年24岁

　　1月3日率部参加歼灭谭道源师的战斗，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俘敌3000余人。

　　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4月上旬，王明指派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参与中央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组织领导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准备。3月下旬，奉命率部自苏区边缘后撤至龙冈、东固地区集结待机。

　　4月18日参加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方针策略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

　　5月中下旬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七百里驱十五日”，从江西的东固、富田打到福建的建宁，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5月17日与第六十四师政治委员高自立联名发出致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电，报告第六十四师在板坑与国民党军公秉藩师作战情况。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粟裕最早的文电。

　　5月19日与高自立联名发出致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电，报告富田战斗后第六十四师行动。

　　7月至9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率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8月7日至11日，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连打莲塘、良村、黄陂三个歼灭战。9月6日至15日，又打老营盘、白云山两仗。粟裕后来回忆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调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11月25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毛泽东说：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决心抽调两个军长、四个师长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粟裕被调去担任学员连连长。

　　1932年25岁

　　3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粟裕仍任第一军团第四军参谋长。
 



第2章


　　4月2日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随以第一军团、第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向闽西进军，参加4月10日攻占龙岩、4月19日攻占漳州的战役。

　　4月21日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第二次行动等问题。会后，进行打击入闽粤军的准备，同时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组建革命政权。

　　6月初至7月上旬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闽西回师赣南，参加打击侵入赣南的粤军的南雄、水口战役。

　　8月参加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指挥的乐安、宜黄战役。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毛泽东进行错误的批评指责。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休养。

　　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参加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举行的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月中旬至1933年1月上旬参加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举行的金（溪）资（溪）战役。

　　12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教导师师长。

　　1933年26岁

　　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调整编制序列，撤销第四军番号，部队缩编为两个师，直属第一军团指挥；以第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合编为新的第十一军。

　　2月，粟裕调任第十一军参谋长。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秦邦宪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此后，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秦邦宪等实际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2月下旬至3月中旬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参加黄陂、东陂草台冈两次战役，胜利完成任务。朱德称此役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粟裕后来回忆说：“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5月至11月奉命率部在抚河、赣江地区作战，在“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不停顿的进攻”，多次作战失利。在5月的硝石战斗中身负重伤，直至11月伤愈出院。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左臂留下残疾。粟裕后来回忆说：“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11月任红军第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11日，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中失利。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部队，原政委萧劲光等同志因为抵制错误路线被撤职，粟裕也被扣上“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期受到限制和监视。

　　1934年27岁

　　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包括粟裕所在第七军团等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

　　5月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当面交代的任务是：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进军，宣传抗日，支援皖南。实际意图是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7月6日晚，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7月21日发出致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电，报告福建省国民党地方部队情况。

　　8月上旬与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以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率领部队进入闽中地区。根据中革军委电令，改变北上浙西的计划，转兵向东，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8月1日，部队进占水口、古田。8月7日，部队在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受到不小损失，决定撤出战斗。

　　8月中旬，进入闽东游击区，与叶飞等率领的独立师部队会合。8月4日，取得罗源战斗胜利，攻克罗源县城，歼敌1000余人。

　　8月中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向闽北前进。从8月22日到28日，连打穆阳、庆元、竹口三个胜仗。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本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整顿，却受到中革军委来电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向皖南前进。粟裕后来回忆说：“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9月初奉中革军委电令由闽北进入浙西，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9月中旬，先后取得清湖镇、大陈战斗胜利，准备继续北上。9月17日，中革军委电令“禁止继续北进”，要求他们创建以遂安为中心的苏区。此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为避免全军覆没，第七军团决定向皖赣边界行动。

　　9月30日进入皖赣边界地区，先后进行查湾、道口、鸦桥、黎痕等战斗，打退围追堵截之敌。在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1950年才取出。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直属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22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第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第七军团认为皖赣边界有发展条件，建议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21日，又电令仍要进入闽浙赣边苏区。第七军团遵令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与新的红十军会师。

　　11月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红军第七军团与新的第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同时成立闽浙赣军区。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下旬，中央军区电令第十军团全军转向外线，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同时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第十军团行动。粟裕再次调任第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安徽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战斗中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12月下旬至1935年1月上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转战于皖浙赣边界地区，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大都是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28岁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取消了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

　　1月12日与方志敏随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转移至浙赣交界的化婺德小苏区。

　　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遭遇敌军堵截，迟至15日才大部到达化婺德小苏区。16日，鉴于敌情紧急，与方志敏商定，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立即行动，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迅速跟上，当天夜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下午6时，刘畴西派人通知，因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决定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领先头部队立即前进。当天夜晚，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敌人封锁线，安全到达靠近闽浙赣苏区的港头。红十军团主力被国民党军围困于怀玉山区，激战七天七夜，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

　　2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指示，以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粟裕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

　　2月底完成挺进师的组建、整训，誓师出征。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苏区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再去浙西南地区，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刘英率领挺进师以一夜70公里的急行军，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28日胜利到达赣闽边境。在一次遭遇战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从此失去与中共中央和上级组织的电讯联系。

　　3月上旬与闽北红军会师，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抗日先遣队留在闽北的两个连归建挺进师；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统一领导挺进师活动区域的党政军工作。

　　3月20日与刘英率领挺进师向浙西南挺进。3月25日在龙泉县宝溪乡歼敌一个排，26日巧取查田村公所，27日攻占小梅镇，三仗旗开得胜。3、4月间，转战浙闽边境，打了大小几十仗，消灭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

　　4月20日、21日在泰顺县台边村和里光村歼灭了国民党泰顺基干连。接着攻占了泰顺县第二重镇百丈口。

　　4月28日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歼敌500余人，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月上旬与刘英率领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交界地区，决定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基本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5月9日，在松阳县安岱后村和斗潭村，会见了当地农民领袖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人，在他们支持下，很快打开局面，所到之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报纸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急忙调集八九个团的兵力“进剿”，企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6月至8月与刘英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挺进师的第一次“进剿”，歼灭被黄绍视为“怀中利剑”的士官教导团两个连。浙西南第一块根据地扩大到5个县，纵横百余公里。挺进师由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另有地方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两千人。

　　7月至8月蒋介石决定调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实行“清剿”，成立“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确定第一期“清剿”集中号称40个团的兵力，“以各边区大部对粟（裕）、刘（英）”，围歼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7月底至8月初察觉敌人将发动新的“围剿”，但判断为浙江省的保安部队，决定举行“八一大示威”，共袭击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200多支、轻机枪2挺，虽然给予敌人相当打击，但是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自己的力量。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来，粟裕从上海等地报刊看到这些文件，立即对内组织指战员学习，对外发表宣言宣传党的主张。

　　9月中旬查明蒋介石直接部署、罗卓英指挥的以正规军为主体的国民党军，从9月19日开始“血洗浙西南”，决定实行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的战略转变，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敌人，并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9月下旬，与刘英率领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南渡龙泉河，进入浙闽边境，开始延续八个月的反“围剿”作战。

　　10月5日、11月7日先后在福建寿宁县境和浙江省泰顺县白柯湾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等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鉴于双方都已与中共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失掉联系，敌人已统一指挥闽浙赣皖四省力量对付红军，红军必须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共同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以刘英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为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粟裕仍任挺进师师长。

　　10月17日率挺进师主力200余人，袭击泰顺县百丈警察所，歼灭国民党警察一个分队。

　　11月与刘英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浙南地区，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向东南和东北发展。局面打开以后，决定由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留在瑞平泰地区进行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转战闽浙边境，掩护和保障省委机关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1936年29岁

　　1月得知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临时省委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以挺进师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三支队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并以省委代表兼浙西南独立师师长。

　　2月9日率部在泰顺县前坪仔村伏击敌人，毙敌27名，俘80名，缴轻机枪1挺、长枪80支。

　　3月与刘英在政策策略和党内关系等问题上开始发生分歧。粟裕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浙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强对敌斗争力量。刘英认为，这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获悉“围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正将主力集中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后，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要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返回浙西南去恢复工作。粟裕认为，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第3章


　　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挺进师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人接替粟裕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职务。在处理浙西南与闽东两区的矛盾上，刘英从“统”掉闽东的意图出发，几次提出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根据地与协调两区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刘英不采纳粟裕的意见，自行决定叶飞兼任原由粟裕担任的组织部长，离开闽东到临时省委工作。是年秋，刘英写信给粟裕，要他乘与叶飞会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临时省委。粟裕未能坚决抵制，执行了这种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错误做法。在押送叶飞至省委途中，遇到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险。此事导致闽浙边临时省委解体，史称“南阳事件”。8月，刘英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指责粟裕参与叶飞等人“分裂省委”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对粟裕进行无情斗争，并剥夺他的行动自由。此后，粟裕即与刘英分开活动，但在总的方面是统一的，互相有配合、有联系，粟裕主要活动于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4月6日率主力一部于缙云县南乡越王山击溃地方反动民团，活捉国民党驻赣预备军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谋长陈素子。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被迫撤走“围剿”浙西南的主力部队。

　　粟裕以挺进师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反共，团结抗日。

　　6月至11月率领以突击师主力组成的“牵制队”，转战浙闽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恢复根据地。根据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新形势和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较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改变打土豪政策，确定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陈诚的家乡青田，汤恩伯的家乡武义，逼近蒋介石的家乡奉化。至1936年11月，在浙南和浙东建立了纵横250余公里的根据地，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夏季，在云和县以南的一次战斗中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宣告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但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进行已经部署的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937年30岁

　　1月国民党调集43个团的兵力，采取“大拉网”战术，开始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粟裕确定的指导思想是：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结合起来。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同敌人进行了历时八个月的艰苦卓绝、机智巧妙的斗争，尽管浙南游击区中心区遭到严重摧残，但几块根据地坚持下来了，保存了较多的干部。粟裕后来回忆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以“十六字诀”为基础的游击战法。

　　2月5日至7日同刘英一起在泰顺县峰文指挥挺进师与敌浙保第二、第三团及八十师的一个团，进行了一次挺进师入浙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斗，最后巧妙导致两股敌军相互开火，挺进师撤出战斗。苏联《红星报》曾报道峰文大战的消息。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对卢沟桥地区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袭击，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进行谈判，取得合法地位，争取共同抗日。

　　8月24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代表达成协议，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以平阳山门为中心的北港地区集中。

　　临时省委派人到浙南和浙东寻找已经失掉联系的粟裕率领的挺进师部队。

　　8月27日与刘英联名发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指示所属部队“迅速向军区集中以期早日对日直接作战”，并与国民党驻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团结御侮。

　　9月中旬在浙西南遂昌地区活动期间，得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派人调查证实后，发出致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函，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书》，要求他们派代表谈判。10月14日，在驻地门阵村与遂昌县代表谈判，提出共同抗日的三个条件：第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须由对方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双方达成协议。同日，以苏群（粟裕化名）、刘清扬名义发出致遂昌县县长林树艺函，声明“拟即往军区集中”，“至整编事宜，因组织关系，碍难从命”。

　　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南方8个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0月19日率领部队离开遂昌门阵，赴浙南平阳闽浙军区驻地，沿途宣传团结抗日。同时留下遂（昌）宣（平）汤（溪）工委及其下属组织，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达平阳县水办村，与刘英会合。在平阳县，红军挺进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11月下旬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

　　11月至12月临时省委和游击总队先后举办干部训练班三期，培训军队连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粟裕亲自给学员讲课。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31岁

　　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宣布成立，同时公布新四军编制体制和主要领导人的任命。粟裕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支队长。

　　1月兼任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1月5日，温州《浙瓯日报》刊登了粟裕审定的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学校招生启事。之后浙江及外省爱国青年纷纷报名，最后录取学员150名。粟裕在该校亲自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写出《游击战术讲授提纲》，共讲26次、31小时12分。在总结浙南和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和战术原则，指出：“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

　　2月15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的行动原则，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

　　3月5日参加了在平阳县大屯村召开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传达了东南分局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抗战初期浙江党的工作和浙江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等工作。会后研究决定：

　　粟裕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行列，刘英留浙江主持工作。

　　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浙闽抗日游击总队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分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从平阳县山门街出发，经瑞安、泰顺、云和、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途经丽水大港头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专程从金华赶到丽水会见粟裕，并检阅部队，发给了部分军服和子弹。4月18日，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所部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3月26日率部途经遂昌县境时，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团结一致，全民抗战，才能求得民族解放、主权独立”的演说。得知该县仍有“共产党政治犯”关押狱中，致信遂昌县县长，要求“即日开释所有政治犯，俾便参加救亡”。3月27日，所有政治犯被释放，其中五人随粟裕部奔赴抗日前线，其余留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4月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军部机关由南昌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新四军各部同时集结完毕。

　　4月24日毛泽东电复项英：“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4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决定，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挺进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9日，项英电告中共中央军委：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经出发，拟到溧水、溧阳、句容一带侦察；各支队主力不日即将陆续跟进。4月28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突破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于5月中旬进入南京附近敌占区。第一支队主力在陈毅率领下继先遣支队之后向苏南挺进。

　　5月4日毛泽东电复项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动之后，主力即可跟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史称“第一个五四指示”。

　　6月8日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在溧水县新桥会合，向陈毅作长达五小时的苏南敌后情况汇报。

　　6月11日奉命执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率领先遣支队，以三个雨夜急行军，挺进至南京附近的下蜀车站，破坏京沪铁路和电线，造成日军一列火车出轨，交通一度中断。

　　6月17日于镇（江）句（容）公路上的韦岗（今丹徒县境内）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毙伤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20余名，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1支和大量军需物资。粟裕为此题诗：“新编新四军，先遣出江南。卫（原文如此）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在给新四军军部的报告中说：“这是本军出动江南的处女战”，“不仅完成了破坏铁道的任务，而且更加倍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使本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发出嘉奖电：

　　“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6月21日奉命撤销先遣支队，返回第二支队，后任第二支队代司令员。

　　6月23日项英给陈毅的信指示：“二支队主力于次日向目的地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南京与芜湖之间的活动。二支队主力到达指定地点后，归粟裕指挥”。7月初，第二支队主力在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领下到达苏南小丹阳地区。1939年4月15日，写出《先遣队的回忆》，发表在同年5月15日出版的《抗敌》杂志第1卷第3号上。

　　7月率领第二支队主力在宁芜铁路以东、京杭国道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7月5日，指挥第二支队和第一支队各一部消灭勾结日军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军江南第一挺进支队朱永祥部叛军，俘虏其司令朱永祥、副司令韩令昌，解送国民党第三战区法办。6日，又指挥第二支队一部在当涂、芜湖之间伏击日军军用火车，击毁火车一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8月上旬先后在当涂、宣城两县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抗战动员会。

　　8月25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第四团团部和第三营到达当涂，与粟裕率领的第二支队主力会合。

　　8月下旬率部粉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围攻。22日，日军集中4500余兵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水陆并进，八路合击，企图围歼位于小丹阳地区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支队当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和袭扰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小丹阳以西俟机打击敌人，另以一部转至外线袭击当涂、陶吴日军据点。24日至26日，在第一支队策应配合下，经过鸡笼山、护家墩、陶吴、当涂等战斗，在小丹阳战斗中毙伤日军50余人，并收复小丹阳等村镇，粉碎了日军对新四军苏南部队的第一次围攻。

　　9月6日指挥第二支队一部夜袭当涂东北石马矿山日军，毙敌10余名。

　　9月中旬指挥第二支队第四团先后击溃进攻黄池、青山的日军，毙伤敌人60余名。

　　10月2日指挥第二支队第三团一部在秣陵至碌口间伏击日军修桥部队，击毙日军34人，缴获轻机枪3挺，焚毁汽车1辆。

　　同日指挥第二支队第三团一部袭击南京至溧水公路上龙潭仓头之间的碌口据点，毙伤日军14名。

　　1939年32岁

　　1月上旬指挥第二支队第三团、第四团各一部，于6日、7日、8日发起水阳镇伏击战和横山战斗，歼敌80余名，收复水阳镇。

　　1月12日与第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实战经验录》。延安于2月25日翻印出版。

　　1月20日指挥第二支队第三团一部长途奔袭芜湖附近官陡门据点，21日凌晨发起战斗，从开始攻击到清扫战场，历时20分钟，全歼守敌300余名，生俘57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后，写《为官陡门战斗胜利题诗》

　　一首：“新四军，胆气豪，不畏艰险与疲劳。七十里之遥，雪夜奔袭芜湖郊，伪军无处逃。伤毙满沟，活捉四十余，步枪四五十条，机枪三挺，驳壳十余条。还有大刀，日伪军旗，脚踏车、大衣与皮袍。军用品，用箩挑。汉奸远逃，敌伪心愁，广大人民兴高，同声咒骂汉奸罪不可饶！”又撰写战斗报道《芜湖附近官陡门的奇袭》，后于1939年10月7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总结此战经验说：

　　“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北郊飞机场附近，是一个极其险要的地方”。“可是一个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

　　2月23日赴云岭出席新四军干部大会，聆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所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会后，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3月下旬在第二支队参谋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军事工作条例的报告。
 



第4章


　　4月10日指挥第二支队第三团、第四团各一部反击日军进攻的狸头桥战斗，毙伤俘日伪军70余名，所部安全突围。

　　7月中下旬出席在皖南云岭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在狸头桥欢迎来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8月中旬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张鼎丞作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延安以后，第二支队暂归陈毅指挥，对外仍用两个支队名义。

　　8月底根据新四军军部决定，开始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10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南京成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侵华日军。

　　10月4日指挥第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在宁沪铁路上龙潭仓头之间的伏击战，歼敌120余名，炸毁火车1列。

　　11月7日在溧阳县水西村召开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第一次对外宣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的第二团、新编第三团（原第三团已奉命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指挥）、第四团、第六团，以及江南抗日义勇军、丹阳游击纵队和地方武装，开展长江南北游击战争。

　　11月8日与陈毅指挥第六团、第二团在延陵贺甲村与“扫荡”延陵地区的日军激战，击毙武村大尉以下168人，俘虏日军3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8支。

　　11月中旬与陈毅指令张道庸（后改名陶勇）、卢胜率第四团一部渡江北上，帮助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运送弹药，相机开辟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以后，该部与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苏皖支队，在江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原局领导机关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皖东定远县。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

　　1940年33岁

　　1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发表任重的《粟裕将军会见记》，引述粟裕对于江南敌后游击战的谈话。记者说，“粟司令不但是运筹帷幄之中，而且是制胜千里之外”，“他的深谋远虑是他的部下以及知道他的朋友所钦佩的”。他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南京、镇江沦陷区，并取得韦岗战斗胜利，“在最恶劣的地区中顽强地站住”。“不但是站住，而且是不断地向日人进攻，一直进攻到南京、镇江的外围日人的据点里”。

　　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东南局电，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陈毅、粟裕决定派挺进纵队第一团、第四团渡江北上，向江都吴家桥地区发展。

　　2月7日（农历除夕）陈毅为粟裕题写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借羊祜、诸葛亮赞誉粟裕，同时劝他注意休息。

　　2月12日夜，在神塘圩战斗中，与陈毅派参谋协助后方医院越过封锁线，安全转移至郎溪、广德地区。

　　2月22日指挥“江抗”二团、教导大队和江南指挥部机关人员，击退偷袭江南指挥部驻地水西村之日伪军。

　　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新四军和中原局：应提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北调，以对抗蒋介石要新四军江北部队南开之类的无理命令。“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中心将由华北移至华中，“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陈毅部队应立即向苏北发展。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新四军将领通电声讨。

　　3月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5个师、1个旅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18个团兵力，主要部署在皖南、苏南一带，同时规定新四军苏南部队活动范围限制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最长30公里的三角地带，勒令已在江北的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叶飞、陶勇部队南调，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他们认为，“叶（挺）项（英）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毅）粟（裕）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4月16日对准备渡江北进而集中整训的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指挥员作《关于组织战斗》的报告。报告指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态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在不断演进”，目前已进入“组织战斗时期”。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

　　4月21日与陈毅、罗忠毅、邓振询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建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移苏南。他们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中共中央于4月26日复电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5月2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建议新四军主力力求集中。他们认为，“目前新四军的弱点是不集中，没有主力，因此也不能在自卫原则上争取主动”。“目前应力求集中主力”。“皖南部队企图在友方进攻时长征闽浙，这个企图是不可轻试的”。

　　5月4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局，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在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并指示：“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此电，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

　　5月5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陈毅：一、“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请注意皖南阵地仍需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

　　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处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陈毅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即于5月中旬召开团、县以上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作出向东发展的部署。

　　5月29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新四军军部并中原局、中共中央电，报告：

　　日本军队侵占苏北兴化，国民党军向东台等地撤退，“为我乘机随敌后前进发展之良机”，已令管文蔚、叶飞和陶勇各部向敌后发展，并对李明扬、李长江等地方实力派积极进行统战工作。

　　6月10日获悉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指挥的第六十三师、第四十师将形成对新四军苏南部队的包围，并公开进行反新四军宣传，陈毅、粟裕决定率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向苏北转移。当天即将这一行动计划电告中共中央。6月15日，在率部北移途中再次电告中共中央：“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并建议皖南军部方面速宜部署”。

　　6月18日指挥新四军苏南部队四个团发起西塔山反击战，击溃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冷欣部两个团，为江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渡江北上赢得了准备时间。

　　6月27日深夜得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即将对位于郭村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发起攻击，陈毅、粟裕立即命令陶勇率苏皖支队火速增援。28日，陈毅换便衣隐蔽渡江北上，亲临决策。30日，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发起反击，击溃李明扬、李长江部三个团，迫使两李部全线溃退。

　　7月8日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等部近2000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突破日伪军的几道封锁线，胜利北渡长江，到达苏北吴家桥、郭村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7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所属部队7000余人，分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3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以王必成为司令员，刘培善为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以陶勇为司令员，刘先胜为政治委员。

　　7月中旬陈毅、粟裕召开苏北指挥部会议，讨论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问题。会前曾有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会议决定东进黄桥，在敌占区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7月14日，将这一决心报告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于15日转报中共中央。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部队在扬州、泰州地区休整一周。

　　7月中旬在苏北指挥部参谋工作会议上作《战时参谋工作》报告，根据国内国外战争经验，对参谋机关的职能和战时参谋工作作全面论述。指出：“现代战争是双方各种力量的决赛。决定胜负的诸因素中，参谋机关的强弱、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错误，是重要因素之一”。要做好参谋工作，“首先应该认清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依据情况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我们现在处于敌顽夹击中，两面作战。

　　我们必须在敌顽夹击中坚决战斗，以战斗胜利来求得生存发展。我们要依据我们的技术、物质条件和有生力量，区别不同作战对象，确定我们的作战方针。对日寇，因为它装备技术比我们强，还是同它打游击战。其规模大小，因地制宜”。

　　“对于正在准备向我们进攻的顽固派军队，因为他们除了数量多、装备好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如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主力战、歼灭战、运动战的自卫方针，集中几万人进行会战，在会战中消灭他”。

　　7月25日率领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开始东进，通过李明扬部防区，先后击溃阻击我军前进的陈泰运部两个团，歼灭何克谦部近2000人，并争取何克谦部两个团起义，于7月29日进驻黄桥。随即向黄桥附近日军占领区进击，攻克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分兵发动群众，扩大充实部队，建立抗日政权，准备反击日伪军“扫荡”。8月上旬，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

　　8月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示陈毅、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军委：

　　“省韩（指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中20个团向你们进攻，望你们尽可能固守”。8月21日，韩德勤向所属部队下达向黄桥地区新四军部队进攻的命令。

　　8月2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中共新四军苏北军分委联合发出《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磨擦的胜利”。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也发出《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针对韩德勤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明确提出“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8月31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电，报告韩德勤已决定集中力量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建议八路军部队迅速南下增援。胡服于9月1日复电指出：韩德勤亦有向北进攻八路军部队可能。如进攻你们，决令苏北各部不顾一切南下。如向北进攻苏支，你们亦当向东台、盐城北进增援。

　　9月3日得知韩德勤兵分两路向黄桥地区进攻，决定严守自卫立场，待敌军深入我军防区时，再集中兵力各个歼灭。9月6日，指挥营溪反击战，歼灭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为争取保安旅合作抗日或保持中立，战后主动释放其副团长以下被俘人员100余人。

　　9月13日指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经一昼夜激战，胜利攻克姜堰，歼灭守军1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战后再次声明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呼吁韩德勤重开谈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合理解决纠纷。

　　得到各界人士同声响应。9月30日，主动退出姜堰，同时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接防，又送给陈泰运100多条枪。

　　9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在黄桥成立中共苏北区委员会，以陈毅、陈丕显为正副书记，粟裕等为委员。

　　9月30日韩德勤亲自指挥国民党军16个团3万余人南下，企图歼灭新四军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进攻，陈毅、粟裕等立即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作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对党政军民进行深入动员，掀起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支援新四军反击作战的热潮。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李明扬、陈泰运中立，苏北各界绅士245人联名通电制止韩德勤的反共行动。在军事上，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选择战斗力最强的独立第六旅作为首歼对象。陈毅在黄桥附近的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10月3日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八路军黄克诚部将南下阜宁、盐城支援陈毅。“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10月4日黄桥决战开始。经三昼夜浴血奋战，全歼国民党军独立第六旅和第八十九军11万余人，并乘胜进占海安、东台等地。10月10日，进占东台的王必成第二纵队第二团与从盐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胡炳云团在白驹镇地区会师。战后，粟裕在海安干部会议上作黄桥战役总结，指出：黄桥战役的胜利是新四军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是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的关键。此战胜利并与八路军会师，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第5章


　　10月10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叶挺、项英、胡服并中共中央电，报告黄桥战役后的形势和行动，请求速令八路军部队进占盐城，速派大批干部南来，派大员统一指挥，对韩德勤“继续进攻抑或暂言和，于全国影响如何？均请三日内指示”。10月11日，胡服复电指示：“我军不拒绝友军及民众代表之调解”，“但不停止我之行动，即一面讲和一面打”。

　　同日应李明扬、陈泰运的要求，在东台成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作为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支部队，名义上是中立的抗日部队，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下的外围军，是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武装部队，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隶属于新四军苏中军区。

　　10月12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电，提出对韩德勤斗争方针的三个方案：“一、召集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四方和平会议，共同分区抗战，保证我们领导地位。二、联合李陈两方驱韩。三、我单独打下兴化驱韩。”请求中共中央复电指示。10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复电指出：“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

　　10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发出致陈毅并告刘少奇电，指示：“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10月19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即19日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数十万国民党军准备进攻新四军，策划对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实行突然袭击。

　　10月21日陈毅、粟裕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电，报告与八路军黄克诚部在盐城会合并商定与韩德勤和谈情况，谓已下令停止进攻兴化地区的韩德勤部队。

　　10月31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叶挺、项英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建议新四军军部迅速北移长江以北。

　　10月下旬陈毅、粟裕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电，认为“华中为国共敌必争之地，亦为我将来决战场所”。“为保障华中胜利起见，我们特建议：一、军部移江北统一华中指挥，否则应即行解决总的指挥机关。二、请中央从华北酌抽一部精锐（约5万人）增强华中”。

　　11月4日刘少奇率领中原局部分工作人员到达苏北阜宁八路军第五纵队驻地，与黄克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陈毅，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的“我们的意见”。同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黄克诚提出异议，认为“立即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介石）以大举反共之口实，于政治上不利”。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

　　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到达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干部大会，庆祝黄桥决战胜利，欢迎刘少奇和黄克诚。粟裕主持大会，陈毅致词，刘少奇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17日中共中央致东南局、中原局电，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

　　同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中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未到任前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统一指挥华中地区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提出：“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德勤），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首先解决韩德勤部的四个方案。21日，刘少奇、陈毅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并于22日将此部署电报中共中央。27日，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11月中旬指挥第三纵队于如皋城北歼灭日伪军30余人，其中有日军中队长1名。

　　11月23日刘少奇、陈毅率领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

　　11月29日华中总指挥部发起曹甸战役，围攻盘踞于苏北兴化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队，经18天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但未能攻克曹甸，自己伤亡2000余人。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致各中央局和八路军、新四军首长电，指出：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对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之下”。

　　12月下旬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的命令，顾祝同调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歼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于北移途中。

　　1941年34岁

　　1月1日出席华中总指挥部讨论苏北主力部队整编问题的会议。

　　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调集7个师8万余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江南部队。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扬言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1月10日出席中原局在盐城召开的华中各战略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会议。

　　会议确定今后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建设，聚积力量，准备与日伪军、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

　　1月11日日伪军300余人攻占黄桥，并对黄桥以南地区实行“扫荡”。13日，中共苏北区委发出《关于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出：日伪军企图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也准备配合日伪军发动进攻，要求苏北各级党组织紧急布置反“扫荡”准备工作。

　　1月16日出席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讨论皖南事变以后的形势和对策。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建议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整编新四军部队，以苏北指挥部作部分基础改编为新四军军部，以粟裕等24人组建第一师师部。陈毅对粟裕说：“怎么样，人太少了吧？”粟裕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17日，粟裕从盐城出发，于19日返回东台，开始组建第一师师部。

　　1月17日与陈毅等新四军将领通电全国，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说明皖南事变真相，驳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的诬蔑，提出严惩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释放新四军被俘将士等九项要求。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举行庆祝大会，宣布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成立。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并任命各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辖第一、第二、第三旅，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一）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二）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三）中原局改为华中局。”

　　1月29日与自盐城到达东台的陈毅研究反“扫荡”部署。

　　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便于各地能独立自主地应付复杂环境，实行小省制，新四军各师活动范围各为一个战略区，每个战略区设军区、区党委、行政公署。

　　1月下旬会见到达东台的皖南突围干部，了解皖南事变情况，并选留一些同志在第一师工作。在与钱俊瑞谈话中说：“这次皖南事变，正像周副主席讲的，是千古奇冤。主要的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太坏了。但从主观上讲，也是由于项英同志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政治上，他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总认为国民党是不会打我们的。在组织上，他不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不肯坚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不坚决执行北移的命令。最后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自己也牺牲了。”谈到国内国际形势，他预见到德国法西斯在西进之后，可能会东进向苏联开刀；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满足于侵华得手，还会与德国配合，在太平洋发动一场大战。

　　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皖南事变前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苏鲁战区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你们应把这块地方看作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它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中”。

　　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指出：游击战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

　　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各级集体领导的机关。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般由政委担任。3月19日，华中局决定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由刘炎、粟裕、钟期光、周林、管文蔚、陈阿丕（即陈丕显）、蔡良等七人组成，作为苏中区最高领导机构，以刘炎为书记。同时决定：苏北区党委改为苏中区党委，刘炎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办事机构是行政公署），管文蔚任主任；成立苏中军区，作为苏中地区地方武装的指挥机构，由新四军第一师兼，粟裕兼任司令员，刘炎兼任政治委员，钟期光兼任政治部主任。苏中区管辖范围是：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约两万余平方公里。后来，刘炎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粟裕兼任。

　　2月中旬得知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叛国投敌，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制订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待其叛国面目暴露后一举歼灭之。2月16日，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冒雨开赴海安前线。18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当天黄昏，粟裕即指挥第一师部队发起讨李战役，连克姜堰、石家埭、苏陈庄、塘湾等地，于20日凌晨攻克泰州城，歼敌3000余人，并争取2个团反正，李长江带残部逃窜。随即下令部队于当晚撤出泰州城，投入反对日伪军“扫荡”作战。24日，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

　　2月18日日军南浦襄吉的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发动对苏中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先后占领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沿线许多集镇，企图伙同李长江叛军合击盐城。粟裕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泰州城，以团为单位转向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打击北犯日军，打破了日伪军合击盐城的计划。

　　2月21日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东移，于3月初到达海安、东台以东滨海地区，在以三仓河为中心的沿海滩涂地带进行调查研究，指令参谋测绘当地地图，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准备。参谋秦叔瑾说：“粟师长特别重视地图。每次战役战斗后，都要参谋人员在战场上搜索敌人的地图。他自己使用的地图，均用薄绸裱好，四张一幅，便于行军作战中使用。行军中，我和特务员都背着两皮包地图跟着他。一到宿营地，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为他挂好当面地图。”

　　3月初率领第一师部队在以三仓为中心的滨海滩涂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创建后方基地，组建海上武装，开辟海上交通。首先深入农村、渔村，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日伪军和国民党操纵的反动势力以及渔霸、土匪、海盗作斗争。对土匪和海盗，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争取了出身贫苦、有民族意识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等部，平息了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大刀会”暴乱。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控制了沿海十余处港口和滨海地区，建立了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还亲自做开明船主的工作，说服他们团结抗日，协助开辟海上交通线。在开明船主顾雍海等人带动下，船主们借出近百艘船为新四军运输物资和伤病员，从上海等大城市运来大量军用物资，并沟通了苏中与山东、浙东根据地的联系。

　　4月初指导组建第一师军工部，给予“生产各旅不能生产的迫击炮弹、复装子弹和修理技术比较复杂的连发枪”的任务，后来又要求研制小型迫击炮。当时只有30余人的修械所，后来发展成拥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的兵工厂，能够制造迫击炮，月产1万发炮弹。

　　4月10日在海安县角斜旧场召开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作《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分析了苏中面临的形势和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以及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战术上实行转变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要求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适于游击战”，“一切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抗战”。在军事上实行由运动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采取“敌进我退（进），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法，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4月中旬为掩护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策应新四军第三师在兴化地区的作战，抓住占领点线之日军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发动对日军的攻势作战，连克泰州、靖江地区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老庄头、姚家！等据点。在姚家！战斗和梓辛河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和一个小队，击沉日军汽艇1艘，首创生俘日军4名的记录。
 



第6章


　　4月20日苏中军区在如皋（今如东）縀茶镇正式成立，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军分区和一个兴（化）东（台）泰（州）特区，粟裕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4月26日下午，在苏中军区成立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4月3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名单的决定。第一师军政委员会由粟裕、刘炎、钟期光、周林组成，刘炎为书记。

　　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对于国民党政府，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5月初派第一师总务科长张渭清到上海创办秘密采购站，采购军需物资。

　　5月16日出席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的高干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听取刘少奇《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报告》。会议持续进行六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正式成立。粟裕为军分会委员。

　　5月23日获悉日伪军将对苏北新四军实行“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准备粉碎日伪军大举“扫荡”苏北的指示》。31日又电示粟裕、刘炎：

　　“除依此电部署应付当面敌情外，必须用力保卫盐城，不让盐城落入敌手，对于整个华中坚持是有极大意义”。

　　5月27日在第一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题为《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的总结报告，继《关于组织战斗》、《战时参谋工作》之后，再次系统论述现代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以及苏中抗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和由此产生的治军、作战原则。他指出：“由于科学的发达，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使战争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像《封神榜》上的一套法宝出来了。这些说明现在的战争，兵器新奇了，战术复杂了，技术当然更复杂了”。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上离现代化很远，但是我们的对手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我们必须懂得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懂得敌人的优长和弱点，扬己之长，攻敌之短，最终战胜敌人。

　　6月7日在苏中军区召开的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地方武装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论述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和苏中抗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他指出：“苏北的形势不能单独地讲，因为苏北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华中的苏北，也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苏北，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会影响苏北的形势”。“苏北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地方直接威胁着敌人进攻中国的大本营南京、上海，威胁着敌人占领区的大后方，威胁着敌人所统治的整个长江下游；不仅如此，而且在将来反攻阶段时，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当韩德勤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以后，我们就这样估计，苏北的局面，虽然由复杂进到比较单纯，也就是说由三角斗争变成了基本上是我们和日寇的斗争，但斗争的尖锐化、残酷性却比过去更加厉害了。近几个月来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弱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果完全打正规战是不行的，那只是适合敌人的胃口，摆在那里给他们消灭，必须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在长期战争过程中，削弱敌人，消磨敌人，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由敌强我弱进到敌弱我强，以至实行反攻。”

　　6月14日新四军军部就反“扫荡”作战和保卫盐城电示第一师、第三师：

　　泰州日伪军企图“扫荡”兴化、东台、泰州三角水网地区，为进攻盐城作准备。

　　“一师苏中部队即以游击动作积极行动，从战略上策应保卫盐城部队作战”。粟裕立即指挥第一师部队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迫使向北进攻盐城的日伪军转兵南进至黄桥地区“扫荡”。19日，新四军军部致电第一师、第三师指出：“由于一师在苏中区先发制人的对敌积极行动，及保卫盐城有充分之准备，使敌‘扫荡’已转向黄桥地区，东台、兴化情况稍缓和”。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

　　6月28日指令参谋人员翻印欧洲地图，供研究世界战争形势使用。

　　7月1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文章：《纪念七一，振奋我们的斗争精神》。

　　7月日本侵略军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7月20日，日伪军集中17万余兵力，四路合击盐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保卫盐城”的号召。从7月中旬到8月初，粟裕指挥苏中军区主力连续作战十余次，除抽调第二旅专门负责保卫军部、直接协助第三师作战以外，其余部队在苏中南部地区发动凌厉攻势，并以“围魏救赵”的战法突然袭击日军南浦旅团部驻地泰州，迫使日伪军大部转兵南下，再次粉碎日伪军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阴谋。

　　8月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负责人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六千余人缩编为三四百人，并准备转移到皖东地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赖传珠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因水网地区群众工作我未完全做好，敌人有特别装备的汽艇，使我在水网地区活动困难，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在8月10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又说：“从江南、江北经验证明，在水网地区反‘扫荡’、反‘清乡’，主力部队活动已甚困难，后方机关更难安置。我们认为军部与华中局秘密转移至皖东为好。”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复电指示：“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向西。”

　　8月11日陈毅电示第一师：苏中反“扫荡”措施，“只以少数兵力分散和敌人作麻雀战”。

　　8月13日日伪军集中1万余兵力，对苏中区实行第二次大“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分割和摧毁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指挥苏中军民坚决反击，连续作战42个昼夜，作战1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虏日军14名、伪军800名，摧毁敌汽艇30余艘。

　　8月中旬针对日伪军占领苏中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以及交通线的严重情况，决定“坚持原地斗争，开展游击战争”，部署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战。8月14日，指令参谋人员测绘以三仓河为中心的作战地图。8月16日，将第一师师部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后梯队转移到海上，自己率领“前指”在三仓河地区坚持斗争。此后，进行持续八个月的要点争夺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同时，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发动“十团大战”，向苏中各地日伪军薄弱据点广泛出击，直接配合了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

　　9月先后派出由第一旅第二团组成的高宝挺进支队和由第三旅一部组成的南下支队，深入敌后开辟新根据地，分别建立了高（邮）宝（应）同情区和（南）通海（门）同情区。

　　10月5日率领第一师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艘木帆船到海上，进行持续三天的海上作战演习，研究海上活动问题，并作出海上斗争部署。此后，多次率领第一师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情况和气象、潮汐活动以及海上作战中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通信联络规律。1942年初，以第一师后勤机关和山炮连、警卫分队组成海防大队，控制港口工作，并伸入外海开展斗争。同年秋，抽调三个警卫连，连同山炮连，组建海防团，以第三旅旅长陶勇兼团长，赋予海防团三项任务：第一，打通苏中到浙东、山东的南北交通；第二，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第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1944年春，海防团扩建为包括三个团的海防纵队。1949年，海防纵队调归新组建的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的组成部分。

　　10月7日在日伪军残酷的“清乡”中，从苏南撤出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到达苏中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11月，第六师第十六旅突出日伪军包围。新四军军部决定，第十八旅划归第一师建制，第十六旅划归第一师指挥。

　　12月上旬，新四军第六师师部率第五十二团、警卫第一团撤出苏南“清乡”区，到达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10月10日新四军军部指令第三师移防皖东北地区，由第一师接替该师在苏北盐城地区的防务。

　　11月率第一师师部转移到丰利地区，指挥反“扫荡”作战，利用战斗间隙组织部队休整，同时指导根据地建设工作。从11月到12月，领导和指挥苏中军民作战500余次，毙伤日伪军6800余人，俘虏日伪官兵5300余人。

　　12月8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12月26日与楚青在丰利东北的石家庄（今如东县石庄）结婚。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扬州一个职员家庭。1938年参加新四军。

　　12月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中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日寇为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近期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以期巩固其后方地带。此种计划，经我全区发动十个团反‘扫荡’大战已被完全粉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南京、上海仅一水之隔，东临黄海，是重要的战略地域。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对于日寇新的侵略行为是当头一棒”。

　　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整各师各战略区活动范围，第一师和苏中区活动范围向北扩大到盐城，向南扩大到江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12月主持讨论写作《第一师1941年年终工作报告》，报新四军军部。从1941年到1944年，每年年底都召集司令部有关人员总结当年军事斗争情况，研究对敌斗争方针和战略战术，由参谋按他的讲述整理成文，作为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的一部分。

　　年底到1942年初与苏中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一起，总结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利用农闲和水位降低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展开改造地形的运动，在河道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使当地的木船通行无阻，而敌人的尖底汽艇寸步难行。又改大桥为小桥，改大路为小路，使新四军行军作战来去自如，日伪军行动困难重重。同时加强部队适应性作战训练，掌握在水网地带打游击战的规律。为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坚持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粟裕说：“实践证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看。

　　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1942年35岁

　　1月10日第一师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苏中当前工作总方针的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至3月5日结束。会议制定的总方针、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去延安参加即将准备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在《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的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而华中几次反磨擦的主要决战，又是一师部队担负的（如郭村与黄桥两次战斗）或有一师部队担负的（如皖东及曹甸战斗）。在李长江叛变后，又进行了极大胜利的讨逆战役。在无数次的反‘扫荡’战斗中，一般都获得最大的战果与胜利。一师与苏中地方的党，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去年收入公粮306万余石，税收1587万元，人口约510余万），并初步的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农会会员50万人），进行减租减息，建立了不小的人民武装（138万人），发展了地方军（现有6700余人），开始了敌伪工作。在财政上帮助了其他根据地（约470万元）。部队与人民的关系，一般是好的，并且经常保持着高度的战斗情绪。”

　　1月下旬获悉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遣“忠义救国军”两千余人自江南进入苏中靖江、泰兴地区，企图打通与韩德勤、张星炳两部的联系，并与日伪军勾结，在苏中建立反共基点，立即作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部署，指挥第三、第四分区部队予以打击，迫使“忠救军”在日伪军掩护下逃回江南。

　　2月中旬率领第一师“前指”转移到三仓地区休整，恰逢农历春节（14日除夕，15日正月初一），即通知隐蔽在海船上的师部机关人员上岸一起过节。

　　这时得到敌人在周围几处增兵的情报，判断敌人将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敌人来路方向行动。经过一天两夜与敌人周旋，反复行程100余公里，终于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2月下旬为适应敌我争夺重点由第二分区转向第四分区的形势，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地区，具体指导第四分区的反“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指挥第一师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进击并收复三阳镇，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先后粉碎日伪军两次“扫荡”。在三阳镇战斗中，缴获日军八八式掷弹筒一门。听到这个消息，下令把它调到师部，同军工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作为设计小型迫击炮的参考。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有小炮，将来会有大炮，有炮群。”

　　3月15日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代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
 



第7章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谭震林未到任。刘炎已因病长期休养，他的职务（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由粟裕兼任。7月29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令：

　　“一、六两师政委，谭未到前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10月23日，陈毅、饶漱石、曾山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建议谭震林改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说：“现经我们再度考虑，认为一、六两师部队暂由粟一人负军政主要责任，已能胜任”，“建议谭震林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电：“同意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谭震林同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1月1日和10日，正式公布上述命令，并重申“原来番号不变”。

　　春天以苏中教导大队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

　　4月15日在苏中第四分区海复镇（今属启东县）主持召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于4月29日作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府工作、夏收运动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议。在总结报告中，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新形势和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指出：“苏中是各方面争夺的重要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将更尖锐与复杂，战争也更加残酷、艰苦。今后的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扫荡’为主转变到三角斗争，但这一斗争形式不能长久存在，仍然要归并到日我两方的尖锐斗争。胜利的取得主要决定于我们主观实力和政策的正确运用”。提出“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4月20日发出关于3、4月份以来敌我战术特点的分析及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敌之战术特点是：昼伏夜行，突击奔袭；寻找我军一点，取得搜剿；佯攻撤退，待机再行突袭；寻我主力等。我军战术对策是：强调侦察工作之重要性和多样性；对敌之佯攻撤退切忌上当；对敌之紧缩圈应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予以打破；对敌人的车子队要内外夹击，用爆炸物、铁尖子破坏敌车子等。

　　4月22日在抗大九分校作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苏中任务的报告。连讲三天，到24日结束。

　　4月30日、5月1日连发两电给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报告：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千余人再次北窜至泰兴地区，判断“似图经过李长江地区，相机进到兴化以南地区”，打通苏南、苏北两地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控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刻已部署第一师部队和鲁苏战区抗日联军（即“联抗”）“监视忠救，待机行动”。5月2日，电示“联抗”司令员黄逸峰：“目前苏中反顽中心，首在歼灭忠救。因此举不仅可以打断顽方与苏南之联系及形成韩（德勤）、张（星炳）之孤立，且可更有力争取李（明扬）、陈（泰运）”。“在反磨擦斗争中，争取政治上之主动，比争取军事上主动更为重要”。5月10日，再次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对付“忠救军”的方针：“为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必须首先以全力歼灭忠救以至张（星炳）顽，以孤立韩（德勤）顽，达到更有利于中立李（长江）、陈（泰运）部队”。“目前我们作战的主要目标，应集中打击某些最顽固之伪军，不宜到处乱打，而应尽量争取安定的时间，以便在两个‘扫荡’之间加强我各项工作”。5月25日，第一师主力部队一部攻歼泰兴宣家堡伪军，“忠救军”公然增援伪军，使它与伪军勾结的面目暴露无遗。日军担心“忠救军”拉拢伪军而对其发动进攻。“忠救军”被迫再次回窜江南。

　　5月12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成立苏中农抗系统的决定》。指出：苏中已有50万农民抗日协会会员，决定成立苏中农抗总会。此后各地先后建立各级农抗会组织，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农民自卫军、执行政府政策法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苏中敌情和我反“扫荡”部署。5月24日，致电第一师各旅、苏中军区各分区，作出反“扫荡”斗争的具体部署。根据南通、如皋等地日伪军增兵等动向，判断“敌人之‘扫荡’会突然到来”，企图“在苏中摧毁我主力，缩小我根据地”。为此要求“在部队中及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中作深入动员与解释工作。注意防止因去年之反‘扫荡’胜利及近期环境比较安定而产生太平与轻敌观念；同时，也要反对去年某些地区之躲‘扫荡’现象”，“应有计划地分配干部加强基层，领导群众及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在反‘扫荡’初期，我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各旅之间加强联系，以便于适时集结主力予敌以有力打击”。决定将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后方机关、学校转移到东台以北地区，自己率领五十余人的指挥班子在南通水网地区坚持指挥。

　　5月13日中共苏中区委发出《关于夏收运动中的策略指示》，指出：在夏收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土地政策，一般应采取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的方针，在保证实现群众要求的前提下，以民主的合法的方式方法进行。

　　5月15日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一部伏击由悦来镇出动的日伪军160余人，毙伤日军80余人、伪军40余人。5月19日，第七团两个营进攻三阳镇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伪军40余人。粉碎了敌人下乡抢粮和打通启（东）海（门）公路的企图。

　　5月15日、17日连发两电给新四军军部，报告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1月7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941年12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以及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结合苏中的实际情况，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与精兵简政的情况。

　　5月17日中共苏中区委作出《关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室，以周林为主任。

　　5月中旬日军调集12万余兵力发动浙赣战役，江南国民党30万军队纷纷撤退，50余天连续丢失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上饶等20多座县城。

　　5月26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中半年来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情况和经验。报告中说：“自去冬以来，针对敌增筑据点，修筑公路，逐步分割、紧缩我根据地的行动，我们曾进行对敌据点进攻战和重要基点争夺战三十余次，计摧毁敌据点二十余处。我们认为在目前我们整个力量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对某些军事要点虽无决死必争之必要，但亦不应轻易放弃，如敌人系局部性的‘扫荡’或乘虚侵占时，应予以有力打击，并求得尽可能多控制一段时间，以便更有力地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这是我们从去年八月以来之作战方针，至今尚无大的变更。”

　　5月28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组建海上游击部队情况。

　　5月鉴于日伪军对苏常太、澄锡虞两区的控制逐渐放松，决定派部队和干部前去进行恢复工作。

　　5月在苏中行政公署召开的研究改造政权、减轻人民负担的第一次县长会议上作形势问题报告。

　　6月3日指导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举行斜桥伏击战，歼灭由三阳出击的日军70多人、伪军140余人，缴获敌人全部武器装备，包括重武器平射炮1门，给正在准备“清剿”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旅团长南浦襄吉写信请求送还日军尸体及平射炮，说：“贵军三阳镇伏击，可谓英勇神速，殊堪钦佩。如蒙归还皇军前所丢失之平射炮，尔后贵我两军当和睦相处。”

　　同日电示第一师第十六旅：乘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纷纷败退之机向南开展工作。

　　同日陈毅、曾山、赖传珠复粟裕、陈丕显并转谭启龙电：“一般同意粟来电关于开发浙江工作的意见，望即找启龙面商一切”。6月中旬，陈毅致粟裕并告谭启龙电：“谭速去浙东，军部拟派何克希去”。7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以谭启龙、何克希等组成中共浙东区委，谭启龙任书记。

　　6月5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认为日军发动浙赣路战役、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对我向南发展极为有利”，建议新四军主力乘机向苏浙皖边区发展，同时加强苏南、浙东、皖南力量。6月10日，张云逸、饶漱石、谭震林复粟裕电：“我军不公开宣布向南，以免影响团结，但要隐蔽布置向南发展的各种条件”。6月14日，陈毅、赖传珠致饶漱石、张云逸、谭震林电：“浙江方面目前只宜准备，尚未到大动时期”。6月21日，陈毅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现在浙江已大打，七师、一师即建议南进，我已去电制止。目前仅可准备，不宜轻动，要看清大局再动，否则不好打，收兵难。”毛泽东于6月24日复电：

　　“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7月2日，陈毅、赖传珠、曾山致邓子恢、江渭清、钟国楚电：“中央电示皖南、浙西只可发动游击，新四军主力不应南进”。“从大局着想，趁机改善国共关系，解决皖变悬案，此为目前第一要着”。7月6日，毛泽东复曾山、赖传珠电：“浙江战局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6月6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与窜入江北的“忠救军”斗争情况。

　　6月12日苏中区党委发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原则和苏中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6月13日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电，报告：为应付日军对苏中第四分区海门、启东、南通地区的“清剿”，已将机关、学校转移到第二分区，与钟期光、张震东率精干指挥机构在“清剿”区指挥作战。7月1日，再电新四军首长，报告反“清剿”斗争情况和第一师部队部署。

　　6月20日得知日军南浦旅团抽调精悍部队15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开始对苏中区第四分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清剿”和“机动性清乡”，同时调集日伪军1500余人对第二分区的东台、第三分区的泰州地区进行配合性的“清剿”和“扫荡”，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司令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联合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提出此次反“清剿”斗争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反“清剿”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的胜利。6月24日，电令新四军第一师各旅：对日伪军发动一次反“清剿”的总攻势。在统一部署下，第二旅第四团攻克深入第二分区中心的丁家垛据点；第一旅第二团、第三团和泰东警卫团进击唐洋区小灶据点，毙俘日伪军120余人；第三旅第九团一部奔袭海门县城，毙伤俘日伪军警120余人。

　　6月28日发出致第一师第十八旅电：韦永义团（即第十八旅第五十一团）不宜调江北作战，应尽量向南发展，“务必控制沿江一线，以便将来作战略转移”。

　　6月30日发出致电：组织游击小组杀伤敌人，延缓其修路筑堡计划。

　　6至7月间指示苏中军区军工部部长程望研制一种轻便的能够曲射的小迫击炮。他说：要摧毁敌人掩体后面的机枪火力点，手榴弹投不到，要有曲射火器，配合机枪在连排使用。所需器材，交由在上海的张渭清小组去办。从秋天到冬天，张渭清小组从上海秘密采购的机床、无缝钢管运到苏中。程望主持设计制造的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军作战中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夏天率部转移至南通县（现通州市）石港附近的十总店，住在陆成德家。

　　一坐下来就摊开地图研究，直至深夜，只吃几块饼干充饥。几天后，在张家沙初级小学教室对南通县各区干部、教师和士绅作形势报告，历时两天。

　　7月1日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电，报告苏中第四分区反“扫荡”、反“清剿”斗争情况。

　　7月3日电示苏中各部继续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剿”斗争。

　　同日发出致第三旅电，提出攻击九门闸等三个作战方案。

　　7月5日电示第十八旅：据报苏常太地区日伪军已减少到与“清乡”前一样，“你们除设法抽调苏常太干部外，望设法抽调一个精干连，配以得力干部，派来苏中四分区之通海区，以该区为基点向南恢复工作”。

　　7月6日发出致第一师各旅并报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为粉碎敌人对三、四分区的“清剿”，拟组织第二次攻击战。陈毅、饶漱石、赖传珠于7月7日复电：“大的突击只在有利条件下行之。欲根本改变敌人部署不可能，且亦不适宜”。“敌如转移‘扫荡’二、三分区，作战方针可决定如下：在一、二、三分区发动游击牵制，主力转到三分区，乘其空虚大举反袭之”。

　　7月7日电示第三分区：做好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坚持原地斗争的准备，指出：“为确实能坚持原地斗争，必须加强各该地之领导机关，并求得军、政、党一元化。”

　　7月13日发出致第十六旅电，指出：“你们提议必要时集中主力团向顽后方进攻，我们认为不妥。毛泽东同志最近对江南及浙赣路方面工作方针中已明确指出，只宜发展游击战争，主力不应南进。因此，你们只能积极防御，不宜进攻”。“你们目前应设法利用日伪顽矛盾，求得自己生存发展，保存有生力量，深入根据地工作。只有在顽向我进攻时，而我在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胜利把握时，才予以有力打击，一次解决战斗，然后提出停战合作口号，和平谈判，以争取其部下”。7月24日，第十六旅复电，报告苏南情况和第十六旅部署。

　　7月18日电令第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温玉成派一个营到江南第十六旅活动地区，以加强苏南力量。

　　7月19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建议：一、在苏中区建立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体制；二、为准备战略反攻，抽出主力训练。7月29日，再次就组织形式问题提出补充建议，求得“统一党政军领导，确实做到一元化”。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7月29日、8月3日复电表示原则同意，“但不主张区党委与师合并、地委与旅合并，合并办法等于取消地方党及行政机关，是不对的”，对实行一元化领导暂宜慎重。

　　7月20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暂缺）。7月25日，叶飞致电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粟师长二十日电之意见，我同意。”

　　7月26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苏南太湖以东反“清乡”斗争情况。

　　7月29日发出致电：为调转进攻三分区之敌而采取的作战部署。

　　8月2日第十六旅致粟裕、叶飞电，报告恢复横山地区情况。

　　8月9日为配合第三分区的反“清剿”斗争，决定举行石港攻坚战，指挥第三旅两个团攻克石港日伪军据点，全歼守敌500余人，并击退各路增援之敌，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345支。
 



第8章


　　8月15日在《抗敌报》第29期发表《增强党性与整顿三风应该与部队中的实际结合起来》一文，指出：“目前整风的状况，最大的毛病是学习文件与实际脱节，专讲一些文件上的词句与原则，而与实际问题完全不接触或者只讲些琐碎事，降低了原则。这就使整风工作得不到更好的效果”。因此要“使增强党性、整顿三风与实际联系起来”，“特别要以干部为主要对象，首先纠正干部的不良倾向与思想行为，使其真正能以身作则，成为好的榜样，才能影响下级，影响全体，使大家有所效法”。

　　同日电令第十六旅：应用各种办法歼灭回窜江南的“忠救军”或驱逐其出境。9月7日，再令加强对镇（江）丹（阳）武（进）地区的控制，不让已南移的“忠救军”立足。

　　8月19日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电，报告苏中第三分区反“清剿”情况。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个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特别指出：“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实行原来的党、政、军、民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同日苏中区党委在如皋县南坎镇召开扩大会议，对反“清乡”斗争和秋收中的群众工作、建党工作作具体部署。

　　9月3日复谭启龙、何克希9月1日电，同意他们提出的对付窜入浙东地区的“忠救军”的第一方案，即“力争该部魏、孙两大队中立，乘其袁部尚未到达时，集中力量将袁部解决，再与魏、孙分别统战，巩固三北地区，再行南进”，指出：“唯须估计到自己力量，应在绝对有把握时才可行之”。12月下旬，浙东新四军部队发起对“忠救军”的反击作战，将其基本消灭。

　　9月10日连发两电给第十六旅，提出恢复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地区工作和对付国民党军的方针，指出：在日军放弃浙赣线、国民党军北上反攻的情况下，“你们如主动向溧武路以南之顽忠救军进攻，不论在军事、政治上均不利。因此，你们不可轻举。只有在顽向你们进攻，而情况十分明了，胜利极有把握的原则下，才集中兵力予以歼灭性打击”。“总以保存、聚集有生力量与坚持原地斗争为一切工作之中心”，“不能违反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和速战速决的原则”。

　　9月上旬根据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决定，组织领导第一师和苏中军区部队统一整编，四个旅各保留一个经过充实加强的主力团，作为苏中军区掌握的机动兵团；其余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地方军；保留保障海上交通和开展沿海工作的海防团；组建担任领导机关警卫和培养干部的教导团。从而使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战斗力都得到提高，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进一步改善。

　　9月1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通报：伪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停职查办。

　　指出：“杨仲华事件是最好利用机会，不可错过”。指示各部队各地区利用日伪军和伪军内部矛盾，乘机进行瓦解和争取伪军的工作。苏中区党委即派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夏征农去泰州与杨仲华谈判，并达成军事上互不侵犯、政治上不破坏抗日政权、经济上盐棉税收合作等协议。事后，粟裕将谈判结果报告华中局饶漱石、陈毅、曾山。

　　9月19日发出对苏中区第一分区反“清剿”斗争的指示。

　　9月25日获悉日伪军400余人奔袭正在二镇休整的第一师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立即作出作战部署，并亲自指挥第一师第三旅一个团在二镇以南的谢家渡打了一个伏击战，歼灭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中佐大队长保田以下110余人，生俘日军3人。此战胜利，迫使日伪军第一次“清剿”仓皇收兵。战后，指示把保田中佐的尸体整理好，送到日军据点麒麟镇，并附信一封，警告日军不要再屠杀中国人民，否则难逃保田的下场。三天以后，日军南浦旅团长回信，扬言与新四军决战，但不得不承认：“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厚仁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

　　9月30日指令第十八旅两个团越过京沪铁路南下。

　　10月10日与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联名发出《领导群众性对日伪斗争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电，针对8、9两月第三分区的群众性武装斗争高潮，提出领导群众性对日伪斗争的方针政策，指出：“这一运动要成为巩固的群众运动，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亲自参加自卫会直接领导斗争，以加强其领导，使我党能决定群众进退，防止自流现象，以免遭受损失”。“包围据点是冒险进攻的行动，如非群众自发，又非策略需要，应该避免。但对下乡日伪军应发挥民力坚决打击之”。“这种全面性的自卫运动，应普及到全苏中”。

　　10月19日与谭震林、叶飞、钟期光联名发出致第十六旅、第十八旅电：

　　第五十一团南下，划归第十六旅建制。

　　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示：“华中局内定之苏中区党委名单为：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周季方”，“待中央批准后再正式通知你们”。12月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致各师、各区党委电宣布“苏中区党委以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周季方四人为委员，粟任书记，陈副之”。

　　同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敌伪排斥法币及我根据地发行抗币的决定》，除揭露汪精卫伪政府宣布停止使用国民政府货币的阴谋外，决定发行苏中根据地货币，作为根据地唯一通行货币。

　　10月25日与谭震林复第十六旅10月24日所报对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忠救军”的决策电，指出：目前不宜在两溧（指溧水、溧阳）地区与顽作战。

　　10月下旬主持在南坎镇召开的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并在11月11日的闭幕会议上作《半年来工作总结及目前工作意见》的报告。陈丕显作《开展三冬（冬防、冬学、冬耕）运动》报告。管文蔚作《苏中精兵简政的方针与实施步骤》报告。谭震林作为华中局代表参加会议，并作《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会议对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作出了具体部署，确定总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主观力量，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伪军，同时在不利条件下适当进行各种不同的辅助斗争，以达到武装公开坚持之目的”。

　　粟裕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要估计以后斗争会更尖锐，将要遭受更多的困难和可能更大的削弱，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指导上要非常谨慎小心。而且敌人可能抢在同盟国反攻以前来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作为他的赌本，因此敌人必将更加强对敌后的控制，这就是接近胜利时的困难”。“我们要提高党性锻炼，加强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及华中局领导下，坚持苏中斗争，准备反攻的各种力量，以争取反攻中的伟大胜利，并取得反攻胜利后民主进步势力的绝对优势，保障战后顺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苏中区各级军政党委员会，成立苏中区各级党委，作为各级最高领导机构。

　　11月5日与谭震林、钟期光联名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第一师精简整编情况，说：“为执行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一师及十八旅除编四个主力团外，其余均增强地方军，以便培养出许多新的兵团而坚持原地斗争”。

　　11月12日中共苏中区委通过关于出版《苏中报》、《党风》的决定，作为苏中区党委的机关报刊。为加强对党报的领导，成立党报委员会，以粟裕为书记兼社长。

　　11月14日发出致第一师各旅、苏中区各分区电，指示：“为使各地方兵团迅速发展成为主力兵团，各级司令部工作力量除加强对主力有计划的整补外，同时着重于地方兵团之整训与作战指导”。为此调整司令部的组织体制。

　　11月18日在第一师干部会议上作《坚持苏中斗争和准备反攻问题》的报告。

　　同日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送《苏中区反“清剿”斗争总结》，报告从1942年6月到11月粉碎日伪军三次“清剿”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11月25日作关于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同日与陈丕显、管文蔚一起，在东台三仓欢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向他详细介绍苏中根据地情况，并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他到苏中各地考察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情况。邹韬奋在视察了东台县许墩乡民选乡长的活动以后说：

　　“我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参观了粟裕指导创办的骑岸中学后说：“在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能办出这样一所中学，是不简单的。”12月15日，在新四军第一师机关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兴奋地说：“我在苏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

　　11月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坚持敌后斗争及反“扫荡”的指示》，指出今后的任务和方针是：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坚持原地斗争，尽力忍受艰难，保存实力。

　　12月8日指示第一师参谋人员翻印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参谋秦叔瑾在日记中说：“粟师长很重视这本书，他很熟悉其中的战法。”

　　12月16日在南通县骑岸镇主持召开苏中军区教育会议，并作总结报告，全面阐述部队教育的意义、方针、内容、方式方法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的二重任务是：1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扫荡”、“清剿”、“清乡”）。2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反攻。政治教育的方针是：1坚定斗志。2坚持斗争。3坚强斗力——整风以改造我们的思想。军事教育的方针是：1灵活运用更分散更严重的游击战。2善于利用敌人“扫荡”间隙进行整训。3学习将来更残酷更复杂的正规战。

　　12月20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精简的通知，指出：精简是切合今天实际情况而又照顾将来发展的政策，必须根据目前环境及工作局面来切实地调整机构，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要求，边区和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应完全合一，平时分工负责，战时一同作战。区党委各部长、行署各处长的特务员、马匹一律取消，其他机关亦应尽量少用勤务员、特务员、马匹。1943年1月15日，又发出关于彻底实行精简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落实精简计划，实行一元化领导，以适应坚持原地斗争的要求。与陈丕显、管文蔚分赴各地督促指导。到3月底初步完成，苏中区党政军民机关共精简9200余人，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第一师）3个机关只保留73人。

　　12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离开苏北阜宁县驻地，向淮南路东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地区转移。1943年1月10日到达目的地。

　　12月下旬指令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领第二旅一部及苏中党校、抗大九分校渡江南下，加强苏南地区的武装斗争。1943年1月13日，第二旅一部与在苏南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会师，组成新的第十六旅，下辖第四十六团、第四十八团，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

　　12月在苏中区党委机关刊物《党风》1942年第1期发表《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一文。文章指出：“虽然我们现在的军队距离机械化的程度尚远，然而由于敌人武器与技术的优良，也必然需要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保障与良好的指导，才能战胜敌人，决不是单凭政治工作就能收到十全十美的效果的”。“为了战胜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除从政治上及人力动员上去压倒敌人外，还应在技术与装备上适当的提高，以改善敌我优劣悬殊的形势，争取战争的胜利”。

　　12月组织领导参谋人员总结1942年的军事工作和海上工作情况和经验，上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告中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其中心是在于正确把握战略指导方针，否则是不能指导武装斗争的。因此，要使县以上干部懂得这个战略方针，懂得为什么采取这个原则，为什么说某些过高要求提出来是违背战略方针的”。“在战略指导上，我军军事行动进行到适可而止的程度，即应进行政治攻势，巩固已得胜利”。“在今天敌后斗争条件下，我们对于反共派的斗争，是与对日伪的斗争交叉错综地进行的，并且随时受到对日伪斗争的约束。所以说，今天敌后斗争，民族矛盾是主导的矛盾，也是基本的矛盾。我们对反共顽固派与日伪间的关系，要详加调查研究，认识其与日方存在的矛盾以及与伪方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能够联合的一面，以利用他们彼此间的矛盾。同时应该提高警惕性，充分估计到在何种情况下顽伪可能公开配合向我进攻，因为反共派在反共方面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

　　从1941年到1942年，粟裕领导苏中、苏南军民作战350余次，毙伤日伪军7000余人，生俘日伪军6800余人，在临江濒海、地富人稠、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带，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清剿”、“清乡”，开辟了海上后方基地和海上交通线，创建并坚持了苏中、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3年36岁

　　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团拜会，并欢迎刘少奇由华中回到延安。

　　同日在第一师干部会议上作《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的报告。

　　同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成立“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制订《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总纲》，准备将苏中第四分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

　　1月5日毛泽东复陈毅、饶漱石电，同意他们去年12月23日电提出的在日军大举“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区作分散布置的计划，“唯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在战后与国民党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华中反“扫荡”的指示》。指出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要求根据地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报告苏中反“扫荡”、反“清乡”斗争部署。报告认为，“今后苏中形势将空前严重，但在总的有利形势下，我们有充分条件克服困难”，“但为粉碎敌‘扫荡’、‘清乡’，达到坚持原地，保存力量，仍应从坏的方面作充分准备”。拟彻底进行精简，开展反“清乡”统战工作，加强反“清乡”战术教育，加强反“清乡”情报工作，加强党内团结和军民团结。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报告《关于组织敌伪工作机构及其目前任务及策略原则的决定》。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陈毅、饶漱石电：“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
 



第9章


　　1月12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致第一师、第三师电：“如你们认为苏中兵力过多时，可抽派一个团到盐阜区，以便三师派一个团到淮海区活动。今后一师转移方向宜向北而非向南。”

　　同日苏中区党委敌工委发出加强对日伪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抽调大批有条件的干部参加这一工作。

　　1月13日与管文蔚、陈丕显、叶飞、钟期光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电：拟将苏中主力转移到江南浙东及淮南巢湖、无为地区。同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连复两电：“关于一师部队南移问题，我们已有数电要你们立即停止行动”。“中央已有指示，不要我们部队及人员到浙东去”。1月15日又电示：“一师转移方向主要当向北，而非向南”。

　　1月21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反“清乡”斗争中掌握青红帮的指示》，指出：日伪军在苏南“清乡”中利用流氓帮会，给我们以很大损害。在苏中反“清乡”斗争中，我们要对青红帮主动加以掌握，使其参加反“清乡”斗争，掩护我们的干部，孤立日伪军；同时注意他们的落后性和破坏性，不能助长它的发展。

　　1月25日在如东沙家坝召开的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集结一切力量争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提出五项政治号召：一、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二、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三、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四、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五、巩固党内外的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

　　1月28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粟裕对比苏南反“清乡”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原地斗争的目的”的反“清乡”斗争方针。

　　1月29日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电：报告苏中日伪顽情况及我对日伪顽的工作。

　　2月1日发出致王必成、江渭清电，提出第二旅南移以后苏南工作的方针，指出：“在目前整个形势以及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在政治上应争取对抗战的主导地位，而在军事上，在反攻以前，无需主动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变敌我矛盾为敌顽矛盾，而使我在这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3月11日、3月30日、4月1日、4月3日连发四电，反复强调上述指导思想，以及对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方针、策略和战术，指出：“你们部队在长期准备反摩擦战的情况下，战斗情绪必然很高，但应防止过左，绝对不宜主动向渝军（按指重庆国民政府指挥的国民党军）进攻，即使其向我进攻，如无绝对胜利把握，则应毫不犹豫地转移，以求得军事上的主动和增强政治上的优势”。

　　同日在苏中区党委出版的《党风》1943年第2期发表《论坚持苏中斗争与任务》，实事求是地解释了干部中对中共中央1942年7月提出的“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疑问，指出：“日本军阀为要应付行将到来的盟国反攻，其今后动向将逐步停止正面战略进攻，而加强其对敌后的控制，以便榨取占领区的人力物力，应付其所遭遇的严重危机”。因此，日本侵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将较过去任何时期严重。“敌人这一次‘清剿’、‘清乡’，是在其整个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敌后的情形下进行的”，而且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将增加我们一些困难，使局势更加严重。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一个不能坚持原地斗争的结论”；相反，“我们有着坚持胜利的客观条件和决定胜利的主观力量”。

　　“然而胜利需要争取才能得来，决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因此，我们在严重斗争行将到来之前，应不失时机地加紧做好准备，以便迎击敌人更毒辣更残酷的‘扫荡’，应付复杂的环境，克服自己的一切困难，增加敌人以更多困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各方面痛击敌人”。

　　2月2日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消灭德国法西斯军队23万余人。

　　2月5日苏中区党委党校、第一师教导大队和政治部文工团转移到苏南溧水地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

　　2月7日在苏中区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指出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苏德战争形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2月8日赖传珠发出致叶剑英、滕代远并刘少奇电，报告新四军参谋工作情况。有关第一师部分说：“第一师司令部短小精干，能适应战争环境，对当面敌伪情况以及地方党政关系能有系统的了解与整理，并能掌握敌人动态与适时给下级指示，但首长对参谋人员欠信任及荷包主义包办现象，虽稍许进步，但还仍然存在。”

　　2月23日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斗争，指挥苏中部队展开攻势作战，攻克曹家埠日伪军据点，全歼守敌1个营。24日，又攻克孙家窑伪军据点，生俘伪军116人，毙伤40人，缴获步枪150支。

　　2月28日发出致各旅各分区电：对新旧派伪军的斗争方针的指示。

　　3月1日发出致各旅各分区电，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与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

　　3月初日伪军加紧对苏中区的“清乡”准备，以有苏南“清乡”经验的第六十一师团接替南浦旅团，集中日伪军和“清乡”大队等共15万余人，并搜罗500万根毛竹和大量封锁器材。同时部署南浦指挥的日伪军在盐阜地区“扫荡”，配合其对第四分区的“清乡”。

　　3月8日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发出反“清乡”紧急行动的口号，号召全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反“清乡”的胜利，并且提出“每月每乡杀一个敌人”、不让敌人打篱笆，不替敌人筑碉堡修公路，在河里筑起暗坝，把大路挖成小路等具体要求。

　　同日对反“清乡”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区党委机关转移至第一分区，加强第一分区工作，请陈丕显同志布置督促进行；军区直属机关转移至第二分区，行政公署及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全力帮助加强第二分区工作，统由管文蔚同志计划实行之；粟裕率领十数工作人员暂留第四分区以吸引敌人，俟情况开始变化时再转移。第十八旅之第五十二团“仍暂在盐城地区分散行动，并应尽量向西北推进，以阻止韩德勤部向我地区窜扰，但不应主动引起摩擦和不宜超出自卫立场，并尽量从政治上争取友好”。这一部署，当天上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并于3月25日电告苏中各旅、各分区、各地委。陈毅、饶漱石于3月10日复电，要粟裕迅速转移位置，免遭日寇突然袭击。

　　3月1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的指示》，指出：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锄奸、保卫各方面力量，开展反“清乡”斗争，把反“清乡”斗争变成根据地全民的斗争。

　　3月中旬在韩德勤残部撤离曹甸地区以后，指令第十八旅向北挺进至曹甸地区，打通与第三师、第四师的联系，控制这个战略枢纽地带。

　　3月24日在苏中第四分区党委会议上作关于反“清剿”、反“清乡”斗争的报告，提出总的方针是：“普遍深入的紧急动员，以现有组织工作为基础，组织一切反‘清乡’的力量，加强战时工作，广泛发动游击战，掀起群众斗争高潮，并准备各种复杂斗争的条件，运用多样的方式，打破敌汪‘清乡’阴谋，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

　　同日苏中军区第二分区东台独立团与如皋警卫团互相配合，攻克南侧背之角斜场、小洋口等日伪军据点，俘虏伪军112人，迫使南浦旅团一部和徐容部伪军从南撤退，打破了敌人割断二、四分区联系的企图。

　　同日发出对徐容部伪军工作的指示。

　　3月下旬南通、东南警卫团分别攻克金沙、余东、三阳、悦来镇等日伪军据点10余个，平毁敌碉堡40余座，并以部分兵力挺进长江北岸，掩护民兵、群众烧毁大批毛竹等封锁器材。

　　3月底苏中全区“三冬”工作基本结束。通过“冬防”工作，发展民兵45万余名，自卫队员20万名。通过“冬学”工作，有4300多名教师、12万基本群众参加教学，起到了政治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启蒙作用。通过“冬耕”工作，政府发放500担公粮、近600万现金的农业贷款，救济了严重灾荒地区人民，有46万多人在生活上得到了政府帮助。

　　4月1日在第一师师部驻地汤家园接见第四分区对敌工作人员吴强。吴强潜入日伪军据点金沙镇侦察，获得敌人内部情报：原定4月1日开始的对第四分区的“清乡”军事行动，推迟至4月15日开始。粟裕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立即动手写电报稿发出，并要吴强再次潜入日伪军据点侦察敌情。他说：这是斗争的重要时刻，需要及时掌握敌情。现在，日本人、汪精卫都落下了极度困难的深渊，败局已定。但是，他们还要穷凶极恶地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也还要同他们作艰苦的坚决的斗争。

　　4月8日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粟裕：可参考第十六旅反“清乡”经验，动员群众及民兵大破敌之竹篱笆，以打破日伪军用竹篱笆围圈四分区的计划。

　　4月11日第十六旅王必成、江渭清连发两电给粟裕，报告：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日伪军对苏南“清乡”之际，调集13个团兵力向活动于溧水地区的第十六旅进攻。第十六旅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一部。粟裕于4月12日复电，同意首先集中全力迅速歼灭东面的一路，然后主力向西南转移占领优势阵地，威胁西南的一路，迫其后退，不必作连续的进攻。指出：“今后苏南局面可能是延续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的局面”。“你们的作战方针，应是在自卫原则下，求得在一个战役中迅速、有利地解决一个战斗，即适可而止，以便休养兵力，准备应付可能继续到来之顽军的第二个战役进攻。这样才能保证以后作战的连续性胜利和建立我军的声威，才能保证我军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对今后形势才会有利”。4月14日再次电示：“立即分散向敌后转移，不宜纠缠恋战，更不应犹豫迟疑”。

　　第十六旅按照这一方针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围歼苏南新四军的阴谋。然后主动撤出战斗，除留下部分兵力在溧水地区外，大部主力转移到溧武路两侧日伪军占区活动。

　　4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决定，汤景延团（由崇明县警卫团与通海自卫团合编的通崇海自卫团）打入伪军内部，被改编为“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他们以此为掩护，进行特殊的隐蔽斗争，确保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根据地所需军用物资，搜集日伪军重要情报，掩护我党政军干部。9月29日，奉命举行军事暴动，扫除日伪军据点十余处，胜利返回苏中军区第四分区，休整以后编为“联抗”第二团。

　　4月18日发出在反“清乡”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致各分区的指示，指出：

　　日伪军对四分区的“清乡”实际上是对苏中以至整个华中“清乡”的开始。反“清乡”是我们能否坚持原地斗争的关键。为此，各分区都应加强教育，克服太平享乐主义、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各种纪律松弛现象。

　　4月19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发出致第十六旅电：“苏南主要发展方向，应向敌后，而不应向国民党后方”。

　　4月20日发出致电，报告苏南反顽斗争经过。

　　4月中旬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境内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分进合击的战术，对苏中第四分区中心区实施“清乡”，构筑长达175公里的篱笆封锁圈，封锁沿江沿海所有港口，境内据点由63处增加到200多处，在封锁线上设置大小检问所150个。苏中区党政军民立即展开反“清乡”斗争。

　　4月28日发出致各分区电：通报丹北地区反“清乡”形势，提出对丹北地区开展反“清乡”的意见，指出：“须估计敌对丹北‘清乡’是形势发展所必然。因丹北地区位于长江和京沪铁道间，是大江南北坚持抗战有极大意义的地区，我在丹北的活动对敌威胁颇大”。“因此需号召丹北全党以英勇的精神坚持丹北斗争”。“武装斗争为坚持的主要形式。环境最坏时以分散游击战就地坚持为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出敌清乡与各阶层的利害关系，以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揭破敌人欺骗、麻醉人民的阴谋”。

　　5月4日在第一师干部会议上作《目前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问题》的报告，指出：部队中存在的个人享乐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必须加以克服。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不能坚持今后的艰苦斗争，而且将使我们革命集团走向瓦解。

　　5月11日发出致第一、第二、第三分区电，布置各分区配合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任务，指示一、二、三分区各组织一个20至50人的短枪队，协助四分区执行锄奸任务；对参加四分区“清乡”的伪军留守部队发动猛烈进攻，歼灭其薄弱与重要部分；对日军中与主持“清乡”的小林师团有矛盾而不积极动作的南浦旅团部队，采取不主动进攻的方针。

　　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和新四军医务节题词，并提出医务工作者修养的八字方针：“勤劳，忍耐，精细，温和”。刊载在1943年6月15日出版的《抗敌》第3年第4期上。

　　5月16日为准备打击“扫荡”东台以北地区的日伪军，率领第一师师部转移到第二分区。

　　5月17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反对敌汪“清乡”与坚持原地斗争的综合指示》。

　　5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对四分区的“清乡”，命令南浦旅团集中日伪军400余人“扫荡”东台地区。苏中各分区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开展反“清乡”、反“扫荡”斗争，连续攻克日伪军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缴获步枪640余支、机枪9挺、各种炮5门，迫使敌人撤回“扫荡”兵力，配合了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

　　6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饶漱石：利用各师首长到军部开会时机，在师以上干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
 



第10章


　　6月上旬至中旬主持召开苏中区党委第二届扩大会议，并在6月15日的会议上作《半年来苏中工作总结及今后四大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苏中形势发展趋势，指出：“今后苏中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有其特殊严重性的，因为苏中敌后根据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就苏中面积而论，比欧洲的小国还大，苏中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物力、兵源皆为敌所需。我苏中地理位置南沿长江，北接盐阜，东濒黄海，西窥津浦，地扼京沪咽喉，为将来反攻的前哨阵地，战略上为敌我所必争。而我抗日民主政府与汪伪政府犄角对峙，上海就在眼前，点滴消息即可通过上海扩播全球”。“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我们苏中斗争环境也日益严重，这是斗争发展的规律。这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咬紧牙关，以渡过今后最困难的二年”。“我们今后总的任务是，根据中央提出的敌后三大任务——战斗、生产、学习，积极增强主观力量，粉碎任何严重的‘清乡’、‘扫荡’，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为此提出四大任务：一、继续广泛发展人民武装及提高其战斗力。二、广泛开展社会教育运动及普及国民教育，加强干部学习。三、开展生产运动，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四、实施民主政治，加紧政权建设。

　　6月15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恢复苏南工作的部署。

　　6月17日陈毅、饶漱石等致粟裕电：“望你迅速动身来军部”，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

　　6月23日自东台吴家桥出发，去淮南新四军军部。他对此行作了精心设计：随行人员有侦察科长严振衡、测绘参谋秦叔瑾、总务科长王重和一个负责警卫的连队。往返路线，去时走南路，经东台、兴化、江都、邵伯到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沿途视察苏中部队和抗大九分校师生；回程走北路，经淮安、宝应地区的车桥、曹甸日伪军据点附近接敌区、敌占区，返回东台第一师师部，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

　　6月日伪军继4、5两月的军事“清乡”之后，开始对第四分区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清乡”，占领了所有市镇和较大村庄，反复“清剿”和“扫荡”，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行残酷镇压和烧杀抢掠。

　　6月苏中军区提出开展城镇游击战争的口号，抽调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组成短枪队，把游击战打到敌人据点里去，并且颁布《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决。

　　7月1日到达第十八旅旅部。7月3日，随第十八旅转移到刁家庄。7月6日，通过昭关坝伪军据点渡过京杭运河，到达淮南根据地。

　　同日苏中区党委组织领导第四分区和第二、第三分区军民进行声势浩大的破击战，动员民兵、群众四万多人，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掩护下，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上，火烧竹篱，挖毁公路，锯断电杆，把日伪军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篱笆封锁墙破坏殆尽，打乱了日伪军的“政治清乡”计划。

　　7月11日到大通镇看望4月间由苏南转移到淮南的抗大九分校干部、学员。

　　7月12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

　　7月23日派王重化装潜入扬州，接在那里产后休息的楚青。

　　7月30日到新四军第二师参观访问，会见第二师师长罗炳辉。8月10日，返回新四军军部。

　　8月中旬向新四军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介绍苏中反“清乡”斗争情况。

　　8月22日出席新四军军部举行的欢迎晚会。

　　8月23日向陈毅、赖传珠汇报苏中工作。

　　8月25日发出致陈丕显、管文蔚、叶飞、钟期光电，指示第四分区抓紧反“清乡”斗争初步胜利的机会，做好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的工作。陈丕显等于9月9日转发此电给第四地委。

　　9月2日派参谋秦叔瑾到新四军军部复制浙东地图。

　　9月14日中秋节，与楚青邀严振衡、秦叔瑾、王重等到高邮湖赏月。谈苏北、淮南地理，从国民党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谈到高邮地区水患。

　　9月19日自黄花塘启程返苏中。行前，派严振衡侦察宝应与淮安地区敌情，对他说：“这次来淮南，我们走的是南线，兴化、江都、高邮敌情和淮南路东的南部、中部都去了一下，情况比较了解了。现在要回苏中了，我不想再走老路，想从北面绕回去，从龙岗坐帆船经阌家桥到黎城镇的淮河口，再视情况乘船或步行到淮安、宝应以西地区看看，争取在平桥以南、泾河附近过运河，再向南、向东回三仓去。”

　　9月27日在第一师第七团与第十八旅旅长刘先胜会见。留下从新四军军部要来的干部张云龙，接替在9月间作战牺牲的严昌荣为第七团团长。

　　9月30日侵华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各一部兵力向苏浙皖边区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属部队采取“避日击匪（指新四军），不战而退”的方针，退入天目山地区，致使日军迅速占领溧阳、郎溪、广德、宣城等地。10月15日、30日，粟裕与叶飞连发两电给第十六旅王必成、江渭清，指示他们深入敌后宣传团结抗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敌不抵抗、专门反共的错误政策，除留适当部队在溧武路以南地区坚持斗争外，工作重心放在加紧恢复溧武路以南原有地区上，以便逐步向南推进，扩大自己的基本区。第十六旅奉命深入沦陷区打击日伪军，于10月中旬收复溧水、溧阳原有地区，年底又收复宣（城）长（兴）公路以北广大农村，初步开辟郎溪、广德地区，扩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0月3日率随行人员回到第一师师部。此行历时3个月零12天，行程500余公里。经过对沿途情况的实地调查，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师的结合部，也是日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如果拔除车桥、泾口等日伪军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作为苏中领导机关驻地，更重要的是可以打通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战略联系。于是形成了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设想。

　　10月8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电，报告第四分区反“清乡”暂时告一段落，以及应付可能到来的“强化清乡”的部署。

　　10月10日在《滨海报》增刊上发表《本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六年》

　　一文。

　　同日在苏中军区举行的新四军建军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国内时局》

　　的报告。

　　同日新四军第一师为纪念新四军建军六周年公布战绩：1大小战斗5386次。2缴获步枪44300支、轻重机枪1236挺、掷弹筒52个、高射机枪2挺、迫击炮26门、平射炮2门、小炮45门、花机枪141挺、短枪595支、各种弹药133万发。3毙伤日军官兵13541人、伪军官兵18180人，毙伤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官兵20910人。4生俘日军96人、伪军11855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官兵36742人。

　　10月11日在第一师干部大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判断苏德战场形势，今年有可能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境，第二战场可能会随之开辟。在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企图不会放弃，在华中俟机进攻我军从未放松，我们应该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退顽军的进攻。

　　10月12日为新四军烈士名册撰写前言《纪念本师烈士》，发表在1943年10月15日出版的《抗敌》第3年第8期上。

　　10月18日发出关于加强攻坚打援战术研究的指示，指出：攻坚战术目前仍应在坚持原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图下进行，不可以个别战例的成功而误认为我们已善于打正规战阵地战，而应“采用吸敌打援，集中优势，相机歼灭运动中敌伪，求得较大战果，补充自己，并减少自己杀伤，以积蓄力量，迎接将来反攻”。

　　10月20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冬明春工作的总任务以整风学习为第一位。苏中区党委、第一师、苏中行政公署机关开始整风。

　　10月21日为配合第四分区反“延期清乡”斗争，发起对徐容部伪军的战役，先后攻克李堡、丰利等据点、碉堡20余座，并击溃来援之敌，歼灭伪军1000余人，俘虏伪军500余人。

　　10月下旬在华中局整风中发生“黄花塘风波”。饶漱石、陈毅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事件经过。11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代军长职务由张云逸代理。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赴延安。

　　11月4日对《滨海报》记者发表谈话《大江南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指出：“大江南北的抗日军民，经数月英勇牺牲浴血苦战后，五月底便胜利地粉碎了日汪在江南镇（江）丹（阳）武（进）地区‘清乡’。到九月底，日汪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第一期‘清乡’计划，亦随之被我完全粉碎。大江南北互相呼应的抗日根据地，在敌人血洗中至今依然屹立如故，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写上了鲜红灿烂的史页。”1943年11月5日在《滨海报》发表，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1月20日转载。

　　同日与叶飞联名发出致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电，指示：抓住日军为巩固广德占领区修筑据点、机场的时机，以大刀阔斧精神迅速开辟宣（城）长（兴）路以北工作。

　　11月13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反“清乡”的指示，指出局势将空前严重，提出坚决完成精简、加强敌伪工作、掌握地痞流氓、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反“清乡”战术教育等六项对策。

　　11月25日在《党风》1943年第5期发表《实行党员军事化》一文，指出：“战争是一种极其激烈、复杂和变化莫测的斗争。战术是根据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技术、时间、空间、地理、天候与群众条件，以及一切可以争取与运用的客观条件而定的。战争的胜败又是根据双方主观能动性继续不断地发挥与发展变化而定的。所以即使在同一情况、同一地点，而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的战术也不能依样画葫芦，重复老套，必须随机应变，所以又是很复杂的”。“军事上的学问是特别无止境的，作战胜败是谁也不能写‘包’字的，是无数人员的生死成败的命运所系，谁也永远不能自满于已有的一知半解”。“战术是很科学很周密的东西”，“是活生生的辩证法”，“运用起来都是变化无穷的”。号召共产党员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的规律，学习战术、技术。

　　11月26日发出致第一师各旅、苏中区各分区电，传达苏中区党委关于补充主力部队与加强地方部队建设的决定。

　　11月27日发出致王必成、江渭清电，指示：“为确立我们在（宣城广德公）路北的优势，你们必须用全副力量发动该地群众减租减息，以便动员与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周围，打下今后坚持斗争的牢固基础。”

　　12月1日出席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2日为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撰写发刊词《武装头脑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

　　12月5日苏中行政公署颁布《苏中区战时进出口税暂行管理办法》和《苏中区战时商业暂行管理办法要点》。

　　12月21日出席苏中行政公署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并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次会议开了21天，到1944年1月10日结束，通过了苏中区乡镇政府组织法和乡镇政府选举暂行办法。

　　12月27日在苏中区干部会议上作《一师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为《苏中军事形势和战略指导》，第二部分为《一年来敌我战术之演变》。记录稿作为苏中区和第一师年终总结报告，于1944年1月30日上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

　　1944年37岁

　　1月1日在《苏中报》上发表《我们去年在苏中做了些什么？今年还要做些什么？》一文。1943年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坚持苏中敌后战斗》

　　为题转载本文第二部分。

　　1月3日为打破日伪军的“扩展清乡”，指挥第一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动攻势作战，连续攻克宝应、如皋、东台等地17个日伪军据点。

　　1月7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情况。

　　1月9日发出致第四分区地委并报华中局《关于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的指示》电，指出：第四分区“清乡”圈内群众情绪尚不能算是退潮，而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然而群众此种疲劳现象如不及时克服，则可能使群众斗争发展到退潮的危险”。因此要求他们加强宣传教育，坚定胜利信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适时运用各种更巧妙的手段，配合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残酷、更艰苦的顽强斗争，以达到完全的坚持，直到最后胜利。

　　1月16日苏中区党委向各地委发出《关于反日伪“第二期清乡”的指示信》，肯定第四分区过去九个月反“清乡”所取得的胜利，指出在反“第二期清乡”斗争中应坚持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以各种秘密斗争、合法斗争、特种工作等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为辅。

　　同日以苏中军区司令员名义发表《告和平军将领书》和《告和平军士兵书》，对投靠汪精卫伪政府的国民党将领展开政治攻势。

　　1月18日在苏中军区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整顿财经工作、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

　　1月25日在第一师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一年来战略指导的报告。

　　1月28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苏中各分区电，通报日伪军“第二期清乡”将推迟至2月中旬或3月1日开始，仍以第四分区为重点，同时扩展至泰州、泰兴、如皋、东台等地。

　　1月乘伪军整编换防之机，发起春季攻势作战，解放国土近3000平方公里、村镇150多处，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

　　2月8日发出致王必成、江渭清电，提出对加强苏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更顽强的坚持斗争阵地，更有效的加强斗争力量，是今后斗争的总方针”。任务是：建立群众优势并发展这一优势；普遍建立地方武装，并培养充实坚强的主力；建立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开展统战及扩大交朋友工作；肃清内奸与开展反特务斗争。

　　2月10日苏中区党委决定以抗大九分校为基础创办苏中公学，粟裕兼任校长。6月1日，苏中公学在宝应举行开学典礼，粟裕发表讲话。

　　2月12日与叶飞联名发出致陈毅、饶漱石电，报告苏中区争取伪军反正和改造的经验和措施。

　　2月15日对新华社驻苏中前线记者发表题为《论目前苏中形势与任务》

　　的谈话，新华社于2月15日播发时说明：“新年以来，苏中敌后斗争形势正在紧张地发展与变化中，各方面均甚关注，粟师长顷对记者发表目前苏中形势与任务的重要谈话。”1944年2月18日，《苏中报》全文发表这篇谈话。
 



第11章


　　2月下旬主持召开苏中区党委第五届扩大会议，与党委几位领导同志讨论并决定发起车桥战役。他分析国际、国内和苏中形势，认为“从战略上考虑，虽然不知道日寇失败的确切时间，但是已经看到日寇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在中国战场也大势已去，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判断，苏中日军“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实行局部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要看透这个变化，应该有压倒敌人的气魄，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战略反攻”。“为了打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四个大区的战略联系，以便将来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因此需要在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发动一个攻势”。

　　他的意见得到几位领导同志一致赞同。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提出三个方案分析比较，最后确定采取“先取车桥，后取泾口”方案。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首先，打下车桥，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能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于敌人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

　　3月5日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官兵460余人（内生俘24人）、伪军500余人，攻克车桥等日伪据点13处，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地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战略联系，揭开了苏中以至华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战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苏北新四军大捷”。新华社赞扬这一仗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

　　3月8日与叶飞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车桥战役情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3月9日复电，认为“车桥战斗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此种英勇善战是好的”，但是“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3月11日，与叶飞、陈丕显联名复电，说明组织车桥战役的理由以及对付敌人报复的部署。3月13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再电表示：“车桥战役既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

　　3月17日在抗大第九分校作形势报告，从苏德战场讲到远东战场，讲到全国形势、苏中形势，详尽介绍了苏中军民一年来坚持原地斗争的成绩。

　　3月21日发出致苏中军区各军分区、第一师各旅团电，提出对国民党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的斗争策略和部署。

　　3月26日发出致叶飞、陈玉生、张藩、阮英平、许家屯电，指出日伪军对第三分区的“清乡”将是“军事性的机动清乡”，应采取相应的军事斗争战术。

　　4月18日苏中区党委决定全面展开整风运动，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粟裕为主任委员。

　　5月10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请示电：为打击敌人“扩展清乡”，拟举行一次攻势战役。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复电：组织攻势战役“在时机上说尚非适宜”。

　　5月18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反“清乡”的决定》，提出今后反“清乡”斗争方针：第四分区以武装斗争为主，其他辅助斗争为次，抓紧反据点斗争为中心环节；丹北、澄锡虞、澄西、苏常太地区仍以坚持秘密斗争、长期积蓄力量为主，武装斗争为辅。

　　5月27日连发两电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一电提出反对日伪军“扩展清乡”方针的建议，一电报告在第四分区反“清乡”中主力部队与民兵配合作战的情况和经验。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复电称：“关于苏中反‘清乡’问题，我们认为主力部队配合民兵打击敌人，是必要的，但须严格估计当前情况。”

　　5月29日发出致各分区并报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通报日伪军策划“扩展清乡”情况，作出打破敌人“扩展清乡”的部署，提出：“为更有力坚持苏中斗争与巩固苏中根据地，必须予敌‘扩展清乡’计划以惨重打击，以教训敌伪，使其再不敢轻易尝试其所谓‘扩展清乡’，以至打破其‘扩清’计划”。

　　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6月2日复电指示：“你们对于当前敌情的估计和反‘扩展清乡’部署，原则上我们都同意，望照执行”。

　　6月3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提出：“为先发制敌以打破或迟滞敌人‘扩展清乡’计划，拟于最近以二、四分区力量，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集中攻击四分区封锁线上之敌，以打开缺口，便于今后派大部队深入‘清乡’区内，并拟令一、七两团前往参战”。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6月4日复电：基本上同意3日电部署。6月5日，发出致各分区并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提出南坎战役作战部署，并说：“我于七日赴军部。此次整个战役，统由叶副师长依此方针部署指挥”。6月6日，电告叶飞：南坎战役请你“负全责进行”。

　　6月23日第一师、苏中军区集中兵力攻击日伪军的“清乡”封锁线。第七团在如皋以东的海河滩歼灭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俘虏日军官兵14人、伪军官兵200余人。

　　6月26日发起南坎战役。第四分区特务团一举攻克南坎镇日伪军据点，歼灭日军12人、伪军100余人。第七团全歼由掘港增援之敌，消灭日军丹木中队长以下14人、伪军100余人。同时在“清乡”区内展开持续20余天的破击战，拆除封锁篱笆20余公里，破坏公路700公里，炸毁桥梁50多座。苏中军区海防部队在吕泗港、环港一带海面奇袭并俘获日伪军运输艇2艘，歼灭艇上日伪军，缴获军用物资100多吨。取得反“扩展清乡”的重大胜利。苏中各区军民乘胜展开以反据点斗争为中心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连续作战323次，攻克和迫使敌人撤走据点69处，不仅收复了第四分区被敌人占领的地区，而且使根据地有所扩大，苏中区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日伪军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随之宣告破产。

　　7月12日发出致陈丕显的一封信，谈关于苏中反“清乡”斗争的方针的讨论。

　　7月19日参加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召开的整党整风汇报会议。

　　8月21日毛泽东复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8月下旬新四军第一师第十六旅发起持续一个月的长兴战役，与各地地方武装配合，攻克浙西、苏南地区日伪军据点25处，并一度攻入长兴、溧水两县城，歼灭伪军5个营，迫使伪军1个连起义。

　　9月上旬原属中间势力的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转向反共，勾结伪军攻击“联抗”部队，对苏中三、四分区进行蚕食破坏活动。

　　9月21日集中第一师6个团兵力发起讨伐陈泰运部战役。战至10月中旬，共歼灭陈泰运部及增援伪军2000余人，攻克其据点19处。

　　9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华中局，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后来又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10月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出发展苏浙皖地区的部署，决定以第一师担负南进任务。

　　10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采纳粟裕的建议，提出由粟裕率苏中军区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电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于10月24日复电同意。

　　11月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又电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

　　11月2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建议派更多兵力到苏浙地区。他认为，“苏浙斗争形势是长期之三角斗争，敌伪及顽势力均优于我，将来国际局势即或好转，而对国民党方面仍不能不作强力之战备”。

　　11月12日参加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召开的会议，讨论和决定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以及坚持苏中斗争等问题。

　　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首先由粟裕率三个团南下，汇合第十六旅，攻占长兴、吴兴、安吉等地；再由陶勇率部过富春江，打通与浙东联系；粟裕统一指挥苏浙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于11月26日复电同意，再次强调在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要任务，并指出：在粟裕率部南下后，应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各部。

　　11月刘少奇、陈毅从延安发电报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在江南地区实行大发展，占领大城市，即“破敌，收京（南京），入沪”。

　　11月组织部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补充武器装备，布置苏中军区军工部制造小型迫击炮500门、炮弹5000发，使南下部队每连装备自制52毫米小炮3门，每营一个装备自制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每团一个装备洋造82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12月5日，成立南下司令部（对外称练兵司令部），派得力干部到江边侦察，选择南渡路线。

　　12月3日发出致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电，同意他们集中兵力歼灭进犯宣长路以北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一部。

　　12月11日午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并苏中各分区电，报告：丹北独立团以里应外合战术，一举攻克日伪军据点八处。

　　12月27日率领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三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江南下，于12月31日到达长江以南的溧阳地区。

　　12月签发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1944年工作报告。

　　1945年38岁

　　1月6日率领苏中第一批南下部队和地方干部到达苏浙皖交界的长兴县仰峰祘，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会师，胜利完成渡江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1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任）。华中局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各党委工作。苏浙军区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纵队：以原第十六旅为第一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苏中第一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阮英平任政委。

　　1月17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电，提出发展东南的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全力向孝丰地区出动，尔后在反击中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和浙东发展；二是先以一部指向莫干山，尔后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指杭州湾以北地区）的联系，再向浙东发展。权衡两案利弊，倾向于实行第二方案。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1月20日复电同意第二方案。

　　1月21日对《苏南报》记者发表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重建江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谈话。

　　1月下旬组织部队休整，进行团结纪律教育和山地作战训练。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解决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问题。

　　2月5日在长兴县槐花主持召开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动员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准备在战略反攻中实现“破敌、收京、入沪”的战略任务。

　　2月6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因筹粮困难，原拟由向莫干山地区进军，改为向孝丰地区进军。同时报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已将省府及军事的重心移至浙西，并在积极部署，似在与我争夺天目山”。

　　2月10日组织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向敌后进军，第一纵队于12日进至莫干山地区，第三纵队一部进至广德以南地区。2月14日，根据敌情判断：“莫干山地区不需强大的兵力即可控制，而将来与顽决战的场所当在安吉、孝丰与广德之间地区进行”。因此调整部署，除留少数兵力在莫干山地区扫清残敌外，主力部队集结于孝丰东北地区和广德地区。当天将上述敌情和部署电报新四军领导人。

　　2月上旬向苏浙军区机关和部队连以上干部作关于大兵团山地作战的报告，提出了大兵团山地作战的一般要领和山地进攻战、山地防御战的要领。

　　2月12日至18日组织指挥天目山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歼灭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700余人，解放孝丰县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2月16日、21日连发两电，向新四军军部报告第一次作战进展情况。

　　2月22日苏浙公学在长兴县台基村成立，粟裕兼任校长。

　　2月24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指出：苏南地区是新四军在江南生根立足、向南发展、反攻夺取大城市的重要阵地。在日军打通浙赣铁路以前，苏浙军区所属部队应巩固现有地区，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和扩大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可能进攻，准备将来大举向南跃进。粟裕接到华中局转来的上述电报，立即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部署巩固现有地区和整训部队，准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再次进攻。

　　2月28日毛泽东电示：粟裕部应巩固莫干山等阵地，如顽军进攻则反击。

　　同日接到新四军军部2月26日关于第二师谭震林部和第一师叶飞部暂缓南进的电示后，发出致华中局电，建议：如第五旅因桂顽关系尚难离开皖东，则请令叶飞同志所部仍如期南来，以利苏浙地区的巩固和发展。3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苏浙皖地区军事力量，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新四军第一师叶飞率部南渡长江。4月23日，叶飞率第一师教导旅3个团及地方干部300人到达孝丰县东南的吴家道，与粟裕率领的苏浙军区指挥机关会合，所率部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廖政国为司令员，韦一平为政委）。

　　3月6日至27日组织指挥第二次天目山自卫作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2个团的围攻，歼灭国民党第三战区军队1700余人，并乘胜攻占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控制了浙西11个县纵横100公里、1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4月1日，向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此次作战的决策、部署和战果。
 



第12章


　　4月10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电，建议苏南与浙西合并成立一个区党委，不必成立前委。4月1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复电，同意暂不成立前委，苏浙军区应全力加强江南区党委的领导，确保完成三大任务：

　　1发展全浙江，打通东南局面；2普遍开展苏南、浙西敌后游击战争，并巩固江南各原有的根据地；3加强上海、南京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关于江南区党委的组织机构，提出两个方案，第二方案是：由粟裕、金明、叶飞、吴仲超、江渭清组成，以粟裕、金明分任正副书记。并再次明确：在华中局未南下或前委未建立前，粟裕仍以华中局代表名义，统一领导江浙各党委工作。粟裕同日复电，认为以采取第二方案为宜。

　　4月17日指令彭德清率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及苏浙军区特务团、独立二团等部队，向德清、吴兴以东敌后挺进。经20余天战斗，歼灭盘踞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开辟了杭嘉湖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至6月11日闭幕。在6月10日的大会上，粟裕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同日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报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第三次进攻可能再行推延。为争取时间巩固现有阵地，迅速打通与浙东的联系，拟调整作战部署。

　　5月1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建议在浙西、苏南分别设立区党委和行政公署，领导新区建设工作。经华中局批准，浙西区党委和浙西区行政公署在本月成立；原苏皖区党委改称苏南区党委，同时设立苏南区行政公署。

　　5月12日为解决严重缺粮和深入敌后问题，决定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开展敌后斗争。除以一部担任孝丰、天目山地区防务外，其余部队基本上以支队为单位分别进入苏南、皖南、浙西地区，另以一部控制富春江沿岸渡口。同日和5月13日、15日、19日，与叶飞联名发出六电，将上述部署和进展情况报告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5月19日第四纵队第十一支队渡过富春江，与第二纵队第三支队会师，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联系。5月下旬，建立了包括长兴、安吉、孝丰、广南、武康、德清、吴兴、余杭、临安、于潜、富阳等11个县在内的浙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东局于5月19日复电称：“完成控制富春江两岸任务甚慰”。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5月20日复电：“同意你们分散就食的部署”。

　　5月29日至6月23日组织指挥第三次天目山自卫作战。在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日伪军互相勾结两面夹击的严重形势下，以10个团对付国民党军队40个团的进攻，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以下官兵6800余人，扩大了苏浙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天目山战役的完全胜利。在天目山战役的实践中，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5月29日、30日，连发两电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敌军动向和我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日伪军夹击的部署。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6月3日复粟裕并报中共中央电称：“同意你对敌对顽的部署”。6月3日、5日、9日、26日，连发四电向新四军领导人报告战役进展情况。

　　6月10日与叶飞、金明、朱克靖、刘先胜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建议：“1暂时放弃天目山，保持宣长路以南六十里之游击地带。2主力控制莫干山（敌后），开辟杭嘉湖，打通沪杭线。3发展东太湖，打通苏常太及澄锡虞联系。4发展宣当芜及宣当芜铁路以南之敌后地区，与皖南连成一片。5集全力深入京、芜、沪、杭三角地区。6加强浙东，使独立坚持于敌后，并可经过海北与我们打通联系”。认为“如照上述做法，不仅能保存有生力量，深入巩固苏南工作与向敌后开展工作，培养强大后备力量，且将增加敌顽矛盾。不论将来局势如何，我们均能应付”。6月11日，华中局将此电转报中共中央，并复电：

　　“同意你们暂时放弃天目山及集中力量发展浙西、苏南、皖南之敌后地区的建议。”6月28日，与叶飞、金明、朱克靖联名发出致华中局电，建议回占天目山，采取向前推进待机观变方针，请华中局、中共中央指示今后苏浙工作方针和决心。6月29日，接到华中局电示后，于当天复电表示：华中局最近对江浙工作方针的指示完全正确，认为不需要再进占天目山，决定迅速结束战斗，以便适时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深入苏南工作及开展敌后工作。

　　6月中旬在天目山战役过程中，与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指挥员黄玉庭、王直谈话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打仗也一样。敌人也是人，有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

　　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的推演来变换打法。这叫做敌变我变，敌不变我也变。一个明智的指挥员必须有这种辩证的头脑。”

　　6月25日得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调集七个团兵力四路合击浙东四明山根据地，与叶飞联名电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乘敌人尚未合击之前，歼灭其中一路，击破其整个进攻计划。第二纵队于6月29日发起自卫反击，将敌人全部击溃，取得第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6月下旬指令陶勇率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接应“忠义救国军”第四团第二营反内战起义。起义成功后，编入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接见起义营长姚建。

　　7月上旬组织主力部队休整，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率领苏浙军区指挥机关转移到长兴县仰峰祘地区。

　　7月10日对天目山战役中被俘国民党军官讲话，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忠告：

　　顺应历史潮流，立即悬崖勒马，停止内战，共同对敌，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和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的中国。

　　7月27日与叶飞、金明、吴仲超、刘先胜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为准备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第四次进攻，建议增派第五旅和第五十二团到浙西、苏南。

　　8月初主持召开苏浙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南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题为《巩固与发展，统一与分散》的报告，并发表在8月7日出版的《前线杂志》创刊号上。

　　8月7日指令第一纵队在高淳等地发起东坝战役，攻克日伪军据点13处，歼灭伪军1800余人，于8月9日胜利结束。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0时，苏联红军100万人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时“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局电，指令新四军“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并“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市长”的任命，“就近令各敌伪军投降，违者即坚决解除其武装”，同时准备击退国民党军的进犯，“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第1号命令，随后又于11日发布第2号至第7号命令，指令各解放区部队迅速向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

　　同日与叶飞、谭震林、钟期光联名发出《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和《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通告》，命令苏浙地区日伪军和伪组织无条件投降、反正。

　　同日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在苏浙军区演出《前线》话剧的晚会上宣布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同时指出，江南等一部分地区“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同日新四军军部下令全军投入总反攻，指令苏浙军区部队控制沪杭甬交通要道，占领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任命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

　　同日蒋介石连下三令，一要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同日与叶飞、金明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报告：“三战区国顽势将以全力与我争夺京沪杭三角洲”。为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事变，适当调整苏浙军区主力部队部署。

　　8月12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改变华中部署，“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农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

　　同日提议苏浙区高级干部会议提前结束，要求大家迅速行动起来，争取总反攻的伟大胜利。

　　8月13日张云逸、饶漱石等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提出拟从苏浙军区部队中调两个旅（纵队）到江北；江南任务由留下的两个旅担任，必要时进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8月16日，中共中央复电指示：“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建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非至万一时机绝不轻言去闽浙赣，此旨望告粟叶，动员全党全军全民为此而奋斗。”并指出：“他们过去三仗（指天目山战役）打得不错，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

　　8月19日与叶飞联名发出致各纵队各分区并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新方针，作出苏浙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部署：

　　“我们决定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与办法，要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分别占领溧阳、溧水、宜兴、金坛、句容、郎溪、广德、高淳、长兴、吴兴、安吉、武康、德清等县城及我根据地内各市镇，肃清日伪与残顽，完成将我苏南一、二分区及浙西打成一片之计划”。当天就开始行动，指挥所属部队向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到8月下旬，接连解放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县城11座、重要集镇100余处及广大乡村，苏浙解放区面积扩大到1087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00余万，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给予的战略任务。

　　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组建野战兵团的指示：“为最后消灭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成野战兵团，其余则编为三三制的旅（每旅三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每旅不超过七千人，以三至五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在华中、山东已编成师者，以三至五个师为一个纵队）”。

　　8月21日与叶飞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报毛泽东主席电，报告苏南、浙西民情和经济状况，请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对江南工作的意图。

　　8月24日，毛泽东致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电，指出：“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指示：“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由延安到重庆。

　　8月24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报告江南形势与我们的对策，判断“日本投降即将签字，顽军即将进入京沪杭地区，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反内战阶段即将到来”。“我们再三考虑，苏南为南京外围，在内战条件下，四面受敌，地形不利，不能长期作为我军之根据地，必须另建立新根据地。我们认为皖浙赣三省边区及闽浙赣三省边区，适宜作为内战根据地。但在新根据地初具规模以前，现有苏南、浙西、浙东阵地不能放弃。否则，大军无根据地，部队给养与后方不能解决”。因此提出，“现在一面应准备作坚持苏南、浙西、浙东现有阵地之打算，一面应即作建立新根据地之打算”。为此提出相应的实施步骤，并“重新提议将皖南、苏浙统一领导”。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同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

　　9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苏南区党委与浙西区党委合并，成立苏浙区党委，以粟裕为书记。

　　9月15日毛泽东在重庆复电中共中央，指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9月17日，华中局提出苏浙军区主力北撤的建议，同时提出“于粟（裕）、叶（飞）中留一人主持苏南工作”。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复电，同意华中局建议，并要华中局提出即将成立的华中分局成员名单。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撤出苏南、浙江等八个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并决定将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

　　同日刘少奇致毛泽东电，提出江南部队北撤后华中、山东组织调整意见，“新四军地区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组织分局”。

　　9月22日张云逸、饶漱石致粟裕、叶飞、金明并谭启龙、何克希电，决定浙东部队及地方干部全部撤至江北。

　　9月25日华中局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江南部队北撤分批入鲁计划。

　　中共中央军委9月26日复电，指示：“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

　　“粟裕两个旅可作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需要时，可留华中工作”。

　　9月26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粟裕、叶飞电，指示苏浙主力尽早北撤，将到山东接防。

　　9月28日华中局电示苏浙、浙东、第七师：江南主力北撤后，应留一定武装坚持斗争。

　　9月下旬率领苏浙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长兴县仰峰祘转移到宜兴县张渚，组织机关和部队进行北撤准备，同时进行坚持江南斗争的部署，对广大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0月1日，发表《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

　　10月2日华中局致粟裕、叶飞电：对坚持江南游击战争的指示。
 



第13章


　　10月3日率领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5万人分批渡江北上，于10月中旬分别到达苏中泰兴、南通地区。在泰兴黄桥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讲话。

　　10月6日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致中共中央电，提出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组织方案，认为，“江北苏皖地区必须尽力坚持控制，对国顽进犯必须采打击和歼灭方针。因此，提议粟裕留下帮助谭（震林）、邓（子恢）”，“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任常委”，苏皖军区“粟裕任司令员”。中共中央10月8日复电：“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11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通知，宣布中共中央批准的华中分局常委和委员名单：常委6人（除原有5人外，增加曾山），委员调整为21人。

　　10月7日张云逸、饶漱石致粟裕、叶飞电，指示：从镇江以东渡江为好。

　　10月8日张云逸、饶漱石致粟裕电，指令苏浙军区北渡部队到涟水、车桥、宝应地区集结。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存，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编整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10月13日蒋介石发出“酉元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

　　10月中旬率领苏浙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东台县城。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通知，即由东台赶赴淮安，参加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的组建工作。

　　10月14日在华中局看到中共中央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的电报，当即向华中局负责同志建议，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改任副职，没有得到同意。10月15日，直接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中局上报的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组织方案，“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局常委，以邓为书记兼政委；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谭为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10月27日，华中局据此发出关于华中分局、苏皖军区组成的通知。当天晚上，粟裕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再次建议以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认为粟裕的建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各中央局并各区党委电，指示：华中、华北作战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致罗荣桓转陈毅、黎玉并告华中局电，指示：组织一支野战军，进行津浦路作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津浦前线野战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10月20日，陈毅、黎玉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华中局、山东分局电，提出津浦路野战军由新四军入鲁部队组成。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等并告陈毅等电，指示：华中、山东应组织两个野战军。“组织华中野战军，由粟裕、谭震林组织野战司令部指挥之”。

　　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的指示，指出：“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众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四万至五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陈毅、黎玉并华中局电，指出：“华中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华中抽调到山东部队，除黄克诚及叶飞三个旅外，暂以五个至六个旅为限，不宜抽调太多。”

　　10月25日与张云逸、饶漱石、谭震林等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军长电，报告华中军区和野战军编组及干部配备方案。中共中央10月27日复电同意。

　　同日毛泽东发出致华中局诸同志电：关于华中军事部署。

　　10月27日发出致中共中央电，建议在抽调部队到山东、东北时，“尽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以保持部队的传统作风和战斗力。“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因此“敢冒宗派本位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中共中央于10月29日复电，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指示“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炳辉）韦（国清）纵队，二旅王必成留华中野战军”。

　　10月28日毛泽东发出致各地电，通报蒋介石10月19日致胡宗南“剿匪”电。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指示。

　　10月31日参加华中分局扩大会议。张鼎丞、曾山传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曾山在传达报告中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粟裕的军事才能，预言“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同日发起盐城战役，11月10日胜利结束，全歼伪军第四军，解放盐城及其周围据点。伪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率领的反正部队改编为华中第四军。

　　10月下旬张云逸、饶漱石率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转移到山东临沂，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会合。12月中旬，经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陈毅、张云逸、黎玉、饶漱石、舒同为常委，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黎玉为政治委员。

　　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十一月作战部署》指示电，指出：“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

　　11月上旬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领导机关以原新四军第四师机关为基础组成，下辖苏中军区、淮南军区及8个军分区。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以苏浙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下辖4个纵队、1个特务团、1个炮兵团，共4万余人。11月30日，华中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华中野战军和军分区的编成。华中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第六纵队由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与苏南军分区2个团组成，共12万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七纵队由苏中军区新三旅与新二旅2个团组成，共1万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姬鹏飞；第八纵队由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与苏南军分区2个团组成，共11万人，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由第四师4个团与淮北军分区1个团组成，共1万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重新划定8个军分区：原苏中第三、第四军分区合并为第一军分区；原苏中第一、第二军分区合并为第二军分区；原淮南路东、路西军分区改称第三、第四军分区；原苏北盐阜、淮海军分区改称第五、第六军分区；原淮北路东、路西军分区改称第七、第八军分区。

　　11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将对日作战体制改为反共作战体制，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声称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首先控制苏北、皖北、山东。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陈毅、黎玉电，指出：“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县）滕（县）地区尚须时日，那么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要组成强大的野战军，聂荣臻7万，贺龙3万，刘伯承7万，陈毅7万，李先念3万，粟裕5万，关内六大军区共32万野战军。东北20万。总共52万。再过几个星期可以完成。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局并告陈毅、黎玉电，预告华中野战军可能的三个行动方向，指示：“以后你们野战军主力行动方向，均须事先向军委请示。”

　　1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局并告陈毅、黎玉电，指示：“粟（裕）、张（鼎丞）电台应迅速与中央及陈（毅）、黎（玉）直接联系”；“在没有军委再次命令时，暂不进行津浦路作战”。

　　11月21日张云逸、饶漱石致粟裕、第四师、第二师、苏中军区电，指示：“津浦路徐蚌段破击战役由粟（裕）统一指挥”。

　　1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陈毅、黎玉并张云逸、饶漱石电，指示：

　　“粟裕野战军亦可由你们调动作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华中部队及军分区编成。

　　11月面对全面内战的危险和华中特殊的战略地位，探索即将开始的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筹谋应该采取的对策。指令华中军区参谋人员接收并翻印新四军军部移交的军用地图。

　　12月初蒋介石调集重兵于华中、华东地区：北线，13个军集结在徐州地区，企图北攻山东，南攻两淮，打通津浦线；南线，5个军摆在长江沿岸，第二十五军已进至扬州一线，企图与占据高邮的日伪军勾结，沿运河北进，把华中解放区分割为两块，与徐州南下部队会攻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

　　12月3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黎玉、张云逸、饶漱石电，建议即举行高邮战役：“为打破顽军分割华中根据地企图，以便以后之坚持及主力之机动，建议集中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攻占高邮，与歼灭可能来援之顽二十五军”。12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江（3日）电夺取高邮，同时集结主力准备打援部署”。同时指出：“注意争取日军中立，或准许其撤走”；“对孙良诚亦以争取其反正为目的”；“整个战役，以在一个月内结束才好”。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立即组织华中野战军机关部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并告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电指出：国民党13个军正沿津浦路北进，要求他们一切部署必须针对这一严重形势。指示：“叶（飞）赖（传珠）纵队停止进入东北任务”。

　　“粟、谭纵队（按指华中野战军）目前以夺取高邮据点，相机击溃可能增援的二十五军外，华中其他地方兵团对津浦路南段应进行继续破坏，并力求控制一段或数段，阻止与停止顽军北上，准备好战场”。

　　1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电，指示：“粟裕部队，前电同意他们去打高邮，争取孙良诚反正，打击北进之二十五军，但也请你们考虑是否适宜，是否须要粟裕部队到津浦路南段行动，配合你们，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12月11日率领华中野战军指挥机构到达靠近高邮的兴化，同时指令陶勇率第八纵队抵达宝应以南，王必成率第六纵队抵达淮阴，决定于12月18日发起高邮战役。

　　同日午时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各区各部队电，提出津浦路作战部署。其中指令“粟、谭率六、八、九纵迅集津浦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即能控制百里至二百里的铁道，并相机求得能歼灭北上顽一至二个师”；“华中应以张藩纵、管（文蔚）胡（炳云）纵之力量包围高邮。应一面包围，一面争取孙良诚反正，并部署打击二十五军之出援。六、八两纵不宜用在高邮方向，而应专力应付津浦”。中共中央军委12月12日复电指示：“同意真午（11日午时）电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望即遵照执行，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不去高邮了。”

　　12月15日在兴化接到邓子恢等转来的陈毅等12月11日电提出的津浦路作战部署，当天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电，建议按原计划举行高邮邵伯战役，并建议举行陇海路东段战役：

　　“（一）为解除顽自高邮沿运河线向北分割华中之威胁，建议仍按原定计划夺取高邮、邵伯（刻我各部已接近该线，当尽量求得从政治上争取）。如此举成功，则今后张藩纵队亦可离开苏中，而先去淮北作战。更可使苏中区的经济物资，尽其对华中之主要供给，否则对今后作战供应，亦将受很大影响。（二）陇海线日军日侨已开始向连云港运输，徐州日军闻已解除武装，不久或可能东运。为此，建议山东与华中部队于一月间组织一次大战役，将徐海段铁路彻底破坏，并完全控制之，则有如下好处：使华中、山东打成一片，两个野战军更能有效配合；战场广大（尤其淮北平原），便于大兵团之机动作战，因此迫使顽军在我山东与华中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起伏地及半河川地区进行作战，便于我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其主力”。

　　同日签发华中野战军攻占高邮、邵伯的作战命令和政治命令。

　　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12月20日，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部纠纷”。

　　12月19日华中军区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电，报告高邮战役“作战准备均已就绪，部队已展开”，“对高邮作战（除六纵外）仍不变，并力求迅即解决战斗”；“拟六纵、九纵及淮北两个分区武装统归张爱萍（按：

　　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于新年前后对津浦徐蚌段发动破击，力求控制徐宿段铁道。八纵待高邮战斗结束后，即开淮北增援津浦”。

　　同日与张鼎丞联名发出致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并报新四军首长与中共中央电，建议首先举行高邮战役，津浦路徐宿段破击战延至1946年1月中旬以后。

　　同日指挥第七、第八两个纵队发起高邮战役。首先攻克邵伯，然后攻克高邮，于26日胜利结束，歼灭日军1100多人（内生俘931人）、伪军5000多人（内生俘3942人），击退来援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打通了苏中与淮南的联系，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沿运河北上分割华中解放区的阴谋，改善了我军南线战略态势。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高邮邵伯大捷，说“北至高邮，南抵仙女庙，百里运河线上已全无敌踪”。

　　12月26日华中分局致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并新四军参谋处电，报告华中部队团以上干部配备情况。
 


第14章


　　12月27日中共中央就战时前后方指导关系复华东局、华中分局电，指示：“一般原则是后方指导前方”，“但为着前方取得战争的胜利，使野战军不受后方限制，更灵活地进行机动作战，战略负责人随着野战军行动直接指挥作战是必要的”。

　　12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华中分局电，同意设立华中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以谭震林为书记，粟裕、刘先胜为副书记。

　　同日山东军区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在山东临城地区与国民党军决战，指令华中抽调第六纵队参战。1946年1月1日，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并陈毅、宋时轮电，建议第六纵队暂不北开。中共中央于1946年1月2日复电：华中主力以配合决战为中心任务。

　　1946年39岁

　　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饶漱石电，指示：“徐州战役已达紧张阶段，华中主力及粟裕、张爱萍应集中徐州附近参加这一战役”。

　　同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一部由苏南渡江北犯，侵占苏中解放区的泰兴、靖江两县城。

　　1月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扩军补充野战军的决定，指出：“目前蒋军正调集大军向我苏北、山东、华中解放区进攻。为制止内战，争取时局和平，保证野战军能完成此项任务，除党政军民总动员，各方配合主力作战外，必须给野战军以兵员补充。”为此决定全区扩充15万人。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提出关于华中军区及野战军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近一二个月来，华中军事上我们深感处于被动”。例如“十二月初，我们六、八、九纵已完全集结淮北，如按我们原定计划进行破击，则徐宿段今天亦在我手，但此时军委电令停止，又失良机。此次高邮战役，已经中央电准，六、八纵队已开往前线，八纵队已一切准备完毕，后又奉军长令停止。因此，我们只得以七、八纵攻下高邮、邵伯、塘头、郭村等据点，巩固了南边的门户，并便于今后七纵北开作战。而将六纵重开淮北配合九纵破路。六纵未南开，失掉夺取泰州之良机。六纵刚到淮北，九纵已展开破击。正需要六纵增援，又奉军长电令六纵北上入鲁，致九纵孤军作战，不能完成任务。此种军事上被动情形，一方面使部队忙于转移，疲于奔命而战果不大，我们对下不好解释；另一方面使战争丧失良机。我们研究此种被动情形，固由于情况变化太快及我们未能将情况随时报告上级外，但多头指挥亦为要因之一”。因此，“（一）建议中央确定华中军区与野战军的建制及指挥系统，如归（新四军）军部建制，则军委对野战军行动最好通过军部，以便我们执行命令有所遵循。同时军部指挥，是通过陈（毅），还是通过饶（漱石）张（云逸），也请明示。（二）望确定在华中坚持之一定部队。目前华中虽号称十八万兵，但实际能集中使用的部队，最多只四个纵队。我们认为入鲁部队无论在数量、质量已经够用，因此我们建议军长前电要华中再调一个旅入鲁之计划应予放弃，以便我们能在华中坚持。（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给我们以机动权”。中共中央1月4日复电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分局并华东局电，指示：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的游击战争。1月5日，华中分局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报告苏南、皖南、浙西、皖中、闽东北等地游击队现状。

　　同日辰时华中分局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及陈毅、宋时轮电：拟于10日或12日大破陇海路东段，直接配合鲁南决战。1月7日，陈毅、宋时轮报中央军委、华东局并致华中分局电，同意华中分局陇海路东段战役作战部署，并告张云逸、饶漱石、黎玉调部队配合华中部队作战，相机夺取海州。

　　1月6日华中军区发出陇海路东段破击战役政治命令。

　　1月7日发出致山野电，报告徐海段破袭战将于15日前后开始。

　　同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乘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之机，“抢占战略要点”。

　　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双方颁发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同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同日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三个团由南通任港、天生港渡江北上，侵占苏中解放区的平潮。1月18日，又向林梓进攻。

　　1月11日于午（11~13）时、未（13~15）时、酉（17~19）时连发三电给山野、华中军区、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陇海路东段破袭战部署。当天夜间，指挥第八、第九两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拔除陇海路东段全部日伪军据点，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实现了控制陇海线东段、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的战略目标。1月19日，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我军已控制陇海路东段300华里。

　　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发出致各地区各部队电，指示：

　　停战令生效后，各地应即停止破坏铁路，一律停止打枪，对国民党挑起麻烦，阴谋破坏，我方不先发一枪。

　　1月13日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发出致陈毅、饶漱石、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认为我军务须控制陇海路东段，因为“这对华中安全与巩固和平有极大关系”，而且我们控制的路段过去“全是敌伪军，并无国方一兵一卒”，“在理由上我亦无须交出”。“如为换取临城，可将别处交换，不应在陇海线上让步”。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分局：坚守来安、高邮两要点；如两城失陷，亦应集中兵力收复，“坚决给进犯之顽以打击，因衅由彼开”。

　　同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向苏中解放区的白蒲、塘湾、加力进攻。

　　1月14日发出致第六、第八、第九纵队和第五、第六军分区并山野电，作出停战后的部署，指出：“我军虽已遵令停止，但各部仍应加强战备，提高警惕，严防国顽背反违约向我进袭”。

　　1月16日驻淮安的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地委、县委机关和群众两万多人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停战协议签订。

　　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对违反停战令的国民党军和伪军“应坚决给以打击，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山野、华中军区电，报告：国民党第九十八军配合日军向我进攻。

　　同日对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发表谈话，指出在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先后侵占县城26座、村镇3000多个，杀死解放区军民上万人。

　　同日与张鼎丞联名发电报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控诉国民党军队侵占苏皖解放区土地，要求“调查真相，予以制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定成立淮阴执行小组，负责调处华中地区执行停战令中的问题。

　　1月20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发出致粟裕、刘先胜并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电，提出应不顾一切夺回盐场。

　　同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出和字第2号命令，规定国共双方以现在占据的城市为中心划出半径30公里的缓冲区。粟裕对参加淮阴执行小组的严振衡等人说：“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对付美蒋代表。1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各地电，指示灵活执行和字第2号命令。

　　1月24日谭震林以华中军区代表身份飞抵北平，参加军事调处。然后转道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华中工作情况。

　　1月27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对部队进行和平停战问题教育的通知，指出正确理解和平停战，识破国民党的阴谋，提高警惕，坚定战斗意志，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继续艰苦奋斗。

　　1月29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华中人事配备方案之三。

　　同日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淮安移驻宿迁。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

　　2月2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电，指示抽调部队到华中南线担任警戒。“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也。”2月7日，陈毅、黎玉致中共中央并华中分局电：拟调王必成、陶勇两纵队南开对华中南线警戒。

　　同日农历春节。由陇海前线返回淮安，在华中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真诚拥护和平，但要密切注意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谈出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同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人员的谈话中，更加明确指出：

　　同蒋介石和不和得下来，这是中央掌握的。我们作为军人，要准备打。不仅要准备小打，还要准备大打；不仅要准备短期打，还要准备长期打，甚至一直打下去，打出个新中国。

　　2月11日淮安举行和平民主胜利庆祝大会。邓子恢、张鼎丞、粟裕先后发表讲话。

　　2月12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发出致北平调处执行部中共方委员叶剑英、委员办公室顾问饶漱石并陈毅、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我军攻占新安之详情。

　　2月14日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宿迁返回淮安。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电，指示：对国民党的可能袭击，仍须严加警惕。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叶剑英、饶漱石并报中共中央及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报告“最近沿江顽军调动频繁，似有大举向我区侵占企图”。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曾请徐州视察组制止，但徐州组至今仍未回答”。对于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我虽能集中力量反击，予以夺回，但数次汇报，未得允许，而使顽军进犯未停，猖狂更甚”，“究应如何应付，祈速予指示”。2月21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并华中分局：“前电陈毅由山东及陇海路密调一部主力到苏中沿江一带，以防顽军之突然袭击，未得复电。此点望陈即速考虑决定，因沿江顽军完全可能向我区作较大之袭击，华中分局必须严重警戒并作适当之部署。”2月22日，陈毅报中共中央电：已令华中分局调王必成纵队到苏中。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报告反击国民党军队违令行为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2月24日复电，同意王必成、陶勇两纵队南开。指示：集中力量围歼进攻之敌，但须坚持自卫原则。陈毅、黎玉2月25日复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叶剑英、饶漱石电，认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可能是激将法，应冷静处理，不宜急躁”。

　　2月25日华中军区致山野、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调第九纵队增强淮北防务。山野2月26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第八纵队调到淮南，第九纵队接替苑山以东陇海线防务。

　　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召开扩大会议，由刚从延安返回淮安的谭震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斗争方针策略的指示，介绍三人军事小组谈判情况。

　　3月2日与谭震林一起乘飞机由淮阴去徐州，参加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主持的谈判，主要谈“粟裕部与顾祝同部的磨擦问题”。3月4日，乘飞机离开徐州返淮阴。

　　3月6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电，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3月8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向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报告华中精简整编计划。

　　3月7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成立。指派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华中军区作战科长严振衡和秘书主任蒯斯曛等参加执行小组，具体指示如何同美蒋代表作斗争，借机进行战略侦察。3月16日，在如皋各界欢迎淮阴执行小组的大会上发表讲话。3月18日，淮阴执行小组到达南通，受到各界群众欢迎。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欢迎群众三十余人，造成“南通惨案”，激起南通人民反内战游行示威。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指出：“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高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训练，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之突然袭击。如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工作应力争完成，裁减老弱及无职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

　　3月22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发出关于对付国民党军突然袭击的指示，指出：“华中对南京、苏州、扬州，应即加强谍报工作，随时能得到确切之情报”。

　　如内战爆发，“华中除准备以主力歼击可能沿江北犯之顽外，应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武、民兵，切实控制津浦路徐（州）浦（口）间之铁路，切断徐州顽之后方交通，另派一部有力部队，准备接应第五师（中原军区）之东移”。

　　4月6日关于复员问题答记者问。

　　4月9日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叶剑英、罗瑞卿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国民党军队进攻苏中的部署。

　　4月16日指令第八纵队反击国民党军队对南通小海镇地区的进攻，歼敌1400余人，收复被侵占的小海镇、观音山等地。4月22日，与张鼎丞一起接见淮阴执行小组成员。针对美蒋代表对我军收复小海镇等地的指责，表示：我们反对内战，但要执行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月21日中共中央情报部通报：蒋介石积极布置大打内战。

　　4月苏中公学、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与原淮北军区雪枫军政大学合编为华中雪枫军政大学，粟裕兼任校长。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通报国民党正布置围歼五师并进攻华东。
 



第15章


　　5月2日酉时，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复陈毅5月2日午时电并报中共中央，认为内战爆发后，华中沿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必将沿运河及如皋、海安两线向北进攻，华中我军主力向淮北调动，不独时间上来不及，且将便于国民党军北进而囊括我沿江鱼米之区，对今后战争经济将产生严重影响。建议华中主力部队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仍留苏中，控制沿江地带；以其余部队配合、策应山东、淮北和第五师、冀鲁豫作战。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我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5月5日国民党政府自重庆迁到南京。此时，在美国帮助下，蒋介石已把80%的正规军160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

　　同日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陈毅并中共中央，报告：“我们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以便夺取泰州，扫除靖江、泰兴，并相机进占扬州与南通，而便今后转移主力，向西北以配合山东夹击徐州。但是否可在五师大战爆发时，先行发动进攻，请即电示”。中共中央5月6日复电指示：“如果国方进攻五师，全国内战再爆发，你们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得到中央命令之后才能行动。”

　　5月8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中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屠杀人民的枪炮已架在面前。倘再忍让，徒使反共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实现我党巩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一贯主张，只有坚决实行自卫。

　　同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精简整编，共精简老弱病残人员1017名。

　　经过精简整编，主力部队扩充为2个师、3个纵队，每个团扩充到2000到3000人，野战军由4万多人发展为6万多人。同时，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了民兵参战团，建立了支前司令部和后勤保障系统。

　　5月12日国民党军向华中解放区之淮南地区发起进攻，至5月13日，侵占了以定远县城为中心的主要城镇。5月18日，与张鼎丞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我军13日退出定远县城。中共中央电示：“顽占我萧县、夏邑、定远，应速向执行组提出抗议”。

　　5月13日对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敌人已经完成进攻部署，内战阴云笼罩华中。

　　5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电，询问各地练兵情况及今后计划。

　　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

　　5月19日中共中央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周恩来电，指示：

　　南线不能动，但以三个纵队位于南线是必要的。

　　5月20日午时，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叶剑英、罗瑞卿、陈毅、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国民党军侵占我淮南路西地区，再三请徐州执行组制止均无效果。因“请北平执行部迅作有效制止”，“否则，我们可否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以报复之”。

　　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指出：“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5月28日，陈毅复刘少奇电，认为“辰马（5月21日）电指示很正确”。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舒同和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同日陈毅、舒同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山东不能抽调主力参加夺取海州。

　　5月22日华中军区致山野电，报告：淮南路西四分区情况险恶。

　　同日张鼎丞、粟裕、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我军攻克夏邑城。

　　5月23日陈毅致中共中央电提出：“内战爆发时，山东拟采取北攻南守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攻取敌守备兵力薄弱之济南。华中重点放在沿江一线，钳制徐州和破击津浦路南段并援助中原”。中共中央于6月1日复电，同意北攻南守的战略方针，指出：“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诸点，然后再进攻济南。”

　　5月28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军区、山东军区电，指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有利有理有节的条件下，给以有力的反击，反击得愈有力愈好，迫使执行部派小组来调处。如执行部来调处，即以彼停我亦停，彼退我亦退处之。淮南路西、山东枣庄都可以这样办。”

　　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

　　在5月下旬召开的华中分局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粟裕坚决主张立即在华中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认为土改与战备相辅相成，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备，并要求广大指战员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群众的翻身斗争。

　　5月29日中共中央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指示：“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5月31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出致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华中战略态势和战略部署，提出华中战略区初期作战的战略构想。电报说：“估计顽主力将以苏中为主要攻击方向，可能以一百军、二十五军、九十九军、二十一军四个军，以泰州、靖江为基点向北进犯，夺我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四十九军则为钳制队，以夺取如皋为目的。要击破顽之企图，必须达到歼灭他四个至六个师的目的，才能改变现在形势。要能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二至三个战役，非一个战役所能完成。以现有之六、七、八三个纵队之力量，只能打一个战役，要连续打下去，必须增加新的力量。因此，建议，需四、五旅调回华中，作为第二梯队”。“倘苏中两个战役胜利后，即以六、八纵队，四、五两旅，配合九纵队、九旅包围徐州，占领徐蚌段。在可能时，则配合山东夺取徐州或济南及海州、灌云等城，以改变华中与山东的斗争形势。这个布置，我们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的胜利后，再转移兵力”。

　　6月2日张鼎丞、粟裕、谭震林、曾山致各纵队各师并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电，决定恢复苏中、苏北、淮北军区，并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

　　6月3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指出民兵工作的方针是“寓兵于民，全民皆兵”。

　　6月6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并告陈毅电，指示：“目前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并告淮北、淮南两军区电，分析华中敌我战略态势，提出华中南线作战部署。判断长江北岸国民党主力部队四个军“有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之极大可能”。“如果兴化、东台一失，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无法坚持，只有变为游击区，盐阜、两淮变为战场，使华中地区受极大威胁”。“为转变这一不利形势，我军决心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队（共十六个团）对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加以攻占，吸引顽二十五军、一百军（共五个师及两个纵队）出来决战。

　　在此一地求得打两个至三个大仗，达到歼灭顽二个至三个师后，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中共中央6月11日复电指示：“（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

　　（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陈毅6月12日复华中分局并报中共中央电，表示：“中央巳真（6月11日）电悉。请分局据此方针执行”。同时提出：“华中宜注意沿江汤恩伯、李品仙两个主要进攻方向”，为此“已令五旅归建，可在淮南组织二万人以上的野战军，保卫路东”。指出：“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

　　6月7日中共中央致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舒同电，指示：津浦路南段暂勿破。

　　同日率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淮安出发，当天夜间到达苏中东台前线。

　　6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

　　“华中大战爆发即在目前，我之对策为集中主力于主要方面，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三至五个师，以后再转移其他方面，或相机出击扩展战果。地方主力在一个分区或一个县范围内独立作战，也应如此。务求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不应分兵把口，反被敌人各个击破。”

　　6月15日华野致山野电，报告苏中作战方针。6月16日又电，报告作战部署尚未确定。

　　6月16日率领华中野战军前指到达海安县王家园子，召开华野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和陈毅军长6月11日和6月12日的指示。

　　会议权衡在苏中或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在兵力使用上，应当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为此，建议将五旅调至高邮附近，首先集中兵力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

　　6月18日将调整后的作战部署电报陈毅军长，建议调第五旅于高邮附近。

　　“俟五旅到达高邮，增强高邮、邵伯防务后，即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攻占白蒲（白蒲系停战后被顽侵占，虽向执行组提出交涉，至今数月毫无结果），与歼灭可能由南通来援之四十九军”。同日，华中军区报山野电，判断“敌突击方向首先在运河沿岸”。请求第四旅南调。同日，陈毅复电，认为我们对“顽之进攻情况素不明了”，敌人“目前先进攻天长可能性大”。指示：五旅应去淮南，四旅无法南调。在作战部署上，主张“让敌先动，放开两手，让敌深入，然后择一路歼灭之，再逐次横扫。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同日，复陈毅电，认为“我们目前又不便以主力转向淮南，如单以五旅去淮南，似亦难解决问题，而有兵力分散之弊”。因此提出“五旅仍增防高邮”。“俟苏中战局告一段落，再将一、六师、五旅全部及七纵或十纵一部，转入淮南，以解决淮南问题”。6月19日，陈毅复电指示：“一般同意你所提主力集中使用原则，但在部署上应注意顽之进攻情况。顽方欲夺取整个苏北、淮南、淮北则是梦寐以求的企图，我方必须保持苏北、淮北亦是肯定的任务。你可将王陶两纵及第五旅、十纵掌握在手，让敌人先进，再选择其最好突击之一路，不要按预定图式去使用和部署兵力，而要掌握主力在手里后，机动的去使用兵力。”

　　6月19日中共中央致陈毅、舒同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

　　“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地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指示：“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

　　同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并告陈毅、舒同电，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6月21日在海安召开的华中野战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内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全国战局和内战前途，今后自卫战争的方针和任务，指出：“今后打打停停的局面可能极大”。“我们的设想是尽可能争取和平发展，少流血。如不可能，那就长痛不如短痛了”。

　　6月22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电，就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征求意见，指出：“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要求两区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电报指出：

　　“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补充指示，指示“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

　　6月23日发出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电，报告苏中自卫战役准备就绪，“拟于二十五日以一部攻占白蒲（停战后被占领），而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

　　6月24日对《新华日报》华中版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沿江一带调集了六七个军，而在苏中地区则集中了十个师约八九万人的兵力，“其即将全面大举进攻苏中已无可疑义，且旦夕之间就会见诸行动”。“我们必须以坚决的自卫来扑灭反动派内战的凶焰”。这篇谈话发表在6月28日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上。

　　同日蒋介石公开宣布：“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6月26日，即调集30万军队围攻中原军区部队，全面内战爆发。

　　6月25日中共中央致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电，指出：“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促，受过大损失。”

　　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致中共中央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唯华中方面尚无准备，望中央将方针及部署直接告之。”

　　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中分局并告陈毅、舒同电，指示：“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

　　6月27日张鼎丞、邓子恢致粟裕、谭震林并报陈毅、中共中央电，表示同意中共中央26日计划，拟以第七、第八、第十纵队在苏中高邮、东台、如皋线牵制敌军，以第六纵队、第九纵队、第五旅和淮南5个团共16个团担任淮南作战任务。“是否妥当，望粟、谭考虑决定”。

　　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致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电，指示：

　　“苏中地区可留一个纵队担任坚持和钳制，你们应集中陶、王两纵，五旅及谢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准备担负淮南、津浦路蚌浦段作战任务。

　　同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致陈毅并中共中央电，建议华中部队留苏中作战，叶飞、赖传珠纵队及第四、第九旅南下。
 



第16章


　　同日发出致山野、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电，提出执行中共中央6月26日电和华东局6月27日电示的意见，认为在淮南地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建议由第五旅、淮南独立旅和第九纵队等8至11个团担负淮南作战任务，华中野战军主力“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如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则必须留下第十纵队，协同第七纵队，“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6月28日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首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会后，立即从海安赶赴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同时，要求华野指挥机关做好到淮南作战的准备，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地图。

　　同日陈毅在新安镇与谭震林等会晤。“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南下，均要于七月十五日才能赶到淮南南北铁道沿线的攻击位置”。谭震林当天返回淮安。

　　6月29日酉时，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并陈毅、舒同电，指出：苏中当面集结有国民党军九个师（旅），我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华中野战军主力即向淮南转移，不仅7月10日难于到达，“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之极大可能”。“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为此建议：“在作战第一阶段中，王陶两纵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使顽无法西调；至山东及刘邓主力完成第一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时，我们再以王陶两纵加入（8月中旬）蚌浦段作战”。

　　但在第一阶段，以第四旅、第五旅及淮南独立旅共九个团担任蚌浦段作战任务，配合山东主力在淮北的作战。

　　6月30日陈毅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华中野战军电，说“我们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则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七月十日到七月二十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始终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于18时同时发出两电。一电给陈毅，说：“华中二十九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一电给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电，决定推迟原定外线出击时间，指出：“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各区各部队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六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各部应抓紧进行突击训练。

　　同日山野致华中野战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地区待机，但五旅应开至六合、天长间整训，华中在淮南组织九个团的部署，望立即准备就绪为要”。

　　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华中分局电，指出：

　　“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7日陪同滕代远视察雪枫军政大学和第十纵队。对内战爆发时保卫高邮、邵伯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作指示。

　　7月10日华中野战军情报部门截获国民党军作战命令，得知国民党军将在三四天内向苏中地区进攻，首先四路进攻黄桥、如皋等地，得手后会攻海安。

　　同日主持华中野战军作战会议，决定先机制敌，发起苏中战役，第一仗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以整编第八十三师为首歼目标，到敌人进攻的出发地泰兴、宣家堡去打。在兵力部署上，以12个团对敌人2个团，形成6比1的优势。

　　同日在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并要科、团以上干部上台同大家见面，以建立适应打大仗需要的指挥关系。

　　同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始打”的指示》。

　　同日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于海安县景家庄（现太平庄）发出《关于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

　　7月11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山野并华中军区电，报告宣（家堡）泰（兴）战斗部署。7月13日，指挥华中野战军发起宣泰战斗。经三天激战，全歼宣家堡之敌，基本歼灭泰兴之敌，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三师两个团另两个营3000余人，取得苏中战役第一次作战胜利。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国民党拟于本月十二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

　　望充分注意。”

　　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通告：“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指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同日陈毅、宋时轮报中央军委、冀野并致华中军区电，说：“粟部已自主发动进攻，敌必迅速开始大举进攻华中”。

　　7月14日陈毅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粟裕电，询问“粟十三日行动结果如何”，指示：“粟应选择扬、泰、南通前进之敌，择其好打者争取一两个好仗。”

　　同日陈毅、宋时轮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说：“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这是分区蚕食的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于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区暂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

　　7月15日发出致华中军区、山野电，报告敌军动向和我军作战部署，“决定除以一部留泰兴、宣家堡、黄桥、姜堰之线钳制顽军外，其余决东进以歼击进攻如皋之敌”。当天晚上，即挥师东进，急行军一百几十里，奔袭进犯如皋之敌。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陈毅、宋时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电，指示：“只要蒋军大攻苏皖，即使徐州、开封之敌不动，我鲁南太行两军仍照原计划南下行动；但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示：“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胜仗，方能解决问题。”

　　7月16日陈毅、宋时轮致华东野战军并告华中军区电，指示：在敌大举进攻华中的部署未查明前，宜待机而动，华中主力适时向西移。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电，指出：“蒋军兵力均已摆上第一线，很少后备力量，如我能在苏中、淮北、陇海地区歼灭其八九个师，在胶济线歼灭其二三个师，即足打开局面，改变形势。”

　　7月17日12时30分，在如皋以西的加力市郭家庄签发《华中野战军歼灭进犯如皋之敌的作战命令》。18日晚发起战斗。19日到第六师指挥所指导。经四天四夜激战，于21日胜利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整编第六十五师、整编第九十九旅各一部共15万余人，整编第四十九师中将师长王铁汉被俘后化装潜逃。

　　同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致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如果五河、泗县、灵璧、睢宁等城失守，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

　　同日陈毅、宋时轮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山东野战军出淮北的时机，视徐州敌人动向而定”。

　　7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询问华中敌情及战况，询问：“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是否可能夺取泰州？”7月20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复电，回答中央军委询问说，整编第八十三师即原第一百军，其第十九旅除旅部外已被全部歼灭。认为“目前苏中必须连续作战三次，取得胜利，结束后，部队必须休整一个时期，再行决定夺取泰州与否”。

　　同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指挥五个整编师（军）兵力向淮北解放区发起进攻。

　　同日亥时，陈毅、宋时轮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报告国民党军进攻淮北情况及我军部署。

　　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陈毅、宋时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

　　“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可以切断徐蚌路，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如打得不好，“则苏中、淮北将处于困难地位”。“因此你们必须等候八十八师、二十八师出来，并进至有利于我们之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7月23日，山东野战军发出《打击徐州东犯之敌的作战命令》。7月26日，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到达淮北地区。

　　7月20日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宣泰、如皋两战战果及下一步部署，提出采取乘胜收兵的方针：“为保持与巩固已得胜利，争取部队休整，争取主动，暴露敌人弱点，制造敌人错误，拟即乘胜收兵。将主力一、六两师撤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陈毅、宋时轮7月22日复电指示：“你们部队能再战时，则仍应坚决彻底歼灭七十九师为好，如是才能争取较长期休息，否则一切请按敌我实况处理，在海安东北地区待机是好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也于7月22日复电，建议将七十九师歼灭以后再行收兵。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24日复电：“同意粟电乘胜收兵，休整两星期后再战。”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同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五百余人，在旅长皮定均率领下，安全突围，到达淮南解放区。

　　7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陈赓、谢富治电，通报粟裕集团12个团7月15日在苏中歼敌一个旅之后，又于7月20日歼敌两个旅。

　　同日在如（皋）黄（桥）公路上的搬经镇召开参战部队干部大会。滕代远、粟裕先后发表讲话。

　　7月23日得知自南通、靖江、泰州增援的国民党军四个师已到达如皋附近，决定解除对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的围攻，主动放弃如皋县城，主力部队北撤海安地区休整。

　　7月24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如皋战后政治工作的指示。

　　7月25日戌时，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中共中央电，报告苏中当面敌军有十师之众，华中野战军仅能集中35万人于一个突击方向，短期内难以打开更大局面，建议将在淮南的第五旅调至苏中参战。7月27日，陈毅致中共中央电，说“粟二十五日请示调五旅赴苏中事，值得作全面考虑”，“我认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请军委决定，通知实施”。

　　7月27日国民党军攻占淮南的天长县。7月30日再占淮南的盱眙县。

　　7月28日下午4时，由海安出发去淮安，请华中分局常委讨论决定是否主动放弃海安。面对10万敌军分进合击海安的形势，粟裕设想以一部兵力打运动防御战，掩护主力部队休整，然后主动放弃海安，以造成敌人错觉，创造有利战机。7月30日，华中分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粟裕的意见。8月1日，自淮安返回海安，当天晚上召开师和纵队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华中分局的决定。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指出：“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

　　无好打之机会时，宁可迟几天等候机会。”

　　同日陈毅致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电，指示：津浦线是主要战线，五旅不宜东调。

　　7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电，指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

　　同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五师、整编第四十九师、整编第二十一师、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二十五师等部共七个旅开始向海安进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在海安以南以西实行运动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第一师、第六师进入海安、李堡一线之北休整。

　　7月31日陈毅、宋时轮致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袁仲贤、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电，说陇海线两侧敌军主力均有增加，只能击溃不能歼灭，决定以山东野战军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系军队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路徐蚌段。中共中央军委8月3日收到此电，当即复电指示：“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8月1日午时，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中共中央电，再次建议第五旅以及华中军区特务团迅速东移苏中参战。电报说：“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们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
 


第17章


　　同日华中军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电，报告淮南战役发展不利于作战，决定以第六旅第十六团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其余第五旅全部及第六旅第十八团、皮定均旅北撤到淮安、宝应地区待机。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电，“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电报说：“张邓谭粟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8月2日申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请示电，“决定即于明晨拂晓放弃海安，将主力主动向富安及其东北地区转移，以待今后情况之变化”。“我除开展敌后游击阻敌向北发展外，并准备在东台东南地区与敌决战。因此，五旅及特务团仍应迅速开东台集中，同时已令十纵加强邵伯、高邮、兴化等地之防务，以防扬泰敌人乘机沿运河线向北挺进”。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电，询问：

　　“主力休整及补充情形如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8月5日午时，粟裕电复中共中央军委询问并告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报告：“职部主力各级战斗组织已整理就绪，疲劳亦已恢复，兵员补充续增”。“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苏中局面不能得到较快的好转”。因此，“斗胆直陈”，“坚决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以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同日陈毅、宋时轮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并告粟裕电，认为“我全军战略仍应向西向南，而不宜在东面贪恋”。8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宋时轮电：“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后再告”。8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

　　8月3日华中野战军发出调整部署命令，主动撤出海安。8月5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撤出海安的解释要点，指出：“是我们主动地撤出海安，并不是无力量守海安而被迫撤退”。“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双方人力、物力、财力消长的对比，特别是人民站在那一边，那一边最后是要胜利的，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一交通线的暂时得失”。

　　8月7日得知海安国民党军分兵东进，一部已冒进至李堡地区。粟裕说：

　　“此乃一良机也，不可错过！”立即通知各师各纵队首长开会，部署发起李堡战斗。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陈毅电，征询对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方向的意见：“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5日午时）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同日辰时，陈毅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

　　“粟部在苏中已打二个胜仗，这是正确的，今后应迅速西调为好”。“现山东太行均倾全力向南向西会师，华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如同意，粟部于取捷后开淮南，或到淮北亦可”。同日辰时，复陈毅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及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报告“歼敌良机已到”。“五旅仍东调，明后日即可参加此间作战”。电报说：“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如是则苏中主力当可于本月底西移淮南方面时，淮北作战才能更有效果”。8月8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指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后再找机会歼其另一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同日，陈毅致粟裕电：“同意以一、六师，七纵及五旅集中于东（台）海（安）间待机歼敌，充分准备勿浪战，战后再行西进”。

　　同日山东野战军发起泗县战斗，激战两昼夜，未能攻克该城，于8月9日撤出战斗。

　　8月8日午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并报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

　　“我们决心于灰日（10日）歼灭进占角斜之一个旅，而后继续解决李堡之敌。如此战胜利，则苏中局面可逐渐好转。战后我们当可将主力转向淮南，以配合淮北作战。”同日申时，又电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军有集中五个师进攻邵伯、高邮之极大可能，“我仍决于十日晚歼灭李堡、丁家所之一○五师，而后相机攻占海安或包围海安（驻新七师），以调转西去之六五军而于运动中歼灭之”。陈毅于8月9日复电：“对企图切断我通、如、启、海联系之顽三个旅，如有充分把握，则望尽全力一鼓歼灭之，否则先消灭其一二个旅，然后再扩张战果，分段歼灭该敌。”

　　同日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出：

　　“充分运用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削弱敌人的军事优势，是目前自卫战争胜利的中心环节”。

　　8月9日签发华中野战军歼灭李堡之敌的作战命令。8月10日发起战斗，11日胜利结束，歼敌一个半旅9000余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指出：“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中军区、各分区、各师、各纵队电，报告如皋、泰兴战役战果。

　　8月11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李堡战斗胜利结束。

　　8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刘先胜并告陈毅、舒同电：“庆祝你们第二次大胜利。望休息数日，争取新胜利。”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电，指出：“粟部第二个胜仗意义甚大”。指示：动员两万新兵，组织十个补充团。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宋时轮电，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津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8月13日，陈毅致粟裕、谭震林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指示：“你部继续胜利，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致中共中央电，建议中原突围到华中的皮定均旅划归华中野战军建制。中共中央军委8月17日复电，同意皮定均旅与第五旅合编为第三师。

　　同日发表号召苏皖军民再接再厉争取更大胜利的文告，指出：“背信弃义者必败，正义自卫者必胜”。“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不是城镇的暂时得失，而是有生力量的消长”。这篇文告发表在1946年8月22日的《新华日报》华中版。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决以六师全部及一师一个旅进入加力附近，以果敢动作歼灭九十九旅于加力。如得手后，再加歼灭六十五师之一部或大部，以打开苏中局面”。8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

　　“部署歼灭九十九旅及六十五师一部，甚好甚慰。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8月13日在华中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改进大兵团作战问题的报告，指出：“大兵团作战，是各种力量的比赛，等于一架机器一样，要全部开动，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有丝毫障碍，才能顺利地生产出好东西来。”又说：“对付敌人不单斗力，更要斗智。”“战术上一定要采取以多胜少，三个到五个打敌人一个。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于短时间内干脆消灭敌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电，询问战况及敌情，征询下一步作战意见：

　　“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有利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8月14日，与谭震林（此时已率领第五旅、特务团到达苏中前线）联名复电：“我们意见认为在苏中打仗为有利”。“拟于周内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吸引敌人南援而歼灭之。估计能再歼敌两个旅，则苏中局势将更好转”。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5日复电指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8月19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下一步作战部署：“我为争取二十五号顽庐山会议前，给顽一个严重打击，决以一、六师及五旅南下，攻占白蒲、丁堰、南通、海门一线，以使顽主力南援时，求得歼灭一个旅至两个旅”。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海安、如皋之敌亦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可能，可考虑第二步向敌后出击，相机攻占黄桥，调动或迫退海安、如皋之敌。“将这些敌后市镇上之敌军，哪怕每处一营一连予以歼灭，均有极大意义”。同日又电示：“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同日，山野复电：“同意向南行动计划”。张鼎丞、邓子恢致中共中央、陈毅、宋时轮并告粟裕、谭震林电，表示：“我们完全同意粟谭十九日电”，“我们主张主力不必西移，就在苏中作战，其作用比在淮南较大”。

　　8月20日18时，在海安角斜签发华中野战军攻击丁堰、林梓的作战命令。

　　21日夜发起战斗，22日上午结束，攻克丁堰、林梓和东陈等敌军据点，歼灭交通警察总队5个大队和第二十六旅1个营共5000余人。

　　8月22日与谭震林、刘先胜、钟期光联名发出给华中野战军各级军政首长的信，指出：“爱惜民力、物力，在今天争取战争最后胜利，是决定的因素。”

　　为了节省民力，有利于持久作战，对部队使用民力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部严格执行。

　　8月23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五师向邵伯、乔墅、丁沟等地进犯。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部队展开邵伯保卫战。

　　同日晚，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沿如（皋）黄（桥）路西进，实行“攻黄救邵”。8月24日12时，发出向如黄路出击的命令。8月25日，截获黄桥守敌将增援如皋的情报，即展开预期遭遇战，将国民党军第九十九旅另一个团包围于分界地区，并将国民党军第一八七旅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阻止于加力地区。当即决定集中十个团的兵力，首先歼灭分界之敌，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加力之敌。8月26日10时，与谭震林联名将这一部署报告中共中央、山野并张鼎丞、邓子恢。8月27日，又报已将敌第九十九旅、第一八七旅全部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约15万人歼灭。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7日复电：

　　“歼灭九十九旅甚慰”。“攻占薄弱点，威胁敌之后路，调动敌人而歼灭之。望按当前情况决定部署。”

　　8月26日从8月23日开始的邵伯保卫战，经四昼夜激战，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伤亡2000余人，虽曾攻占乔墅，而华中野战军主阵地屹立未动，得知如黄路战斗失利，侧后受到威胁，急忙撤回扬州。邵伯保卫战胜利结束。8月30日酉时，与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报告邵伯战斗情况。

　　同日与谭震林、刘先胜、钟期光联名发出为进入敌后争取新的战斗胜利告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主动撤出如皋、海安，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因而取得了李堡、东洋蛮河、丁堰、林梓等歼灭战的巨大胜利，使苏中战局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战争的主动权转入我们手里。”在进入敌后的战斗中，“大家发扬了‘打得跑得饿得’的战斗传统，达到了大兵团运动战的要求，这是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各战略区首长电，推广苏中战役经验，指出：“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8月29日晨，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陈毅、宋时轮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对苏中敌情的判断和我军行动计划。电报说：我军经连续十八天战斗，已相当疲劳，必须争取七到十天休息，无法乘胜攻占如皋、海安两点。因此一、六师暂在如皋、海安西部，一面休整，一面加紧对海安之包围，令五旅攻占黄桥。中共中央军委8月31日复电指示：“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如能照你们所说吸引蒋军数个师向苏中增援，那对于全局有很大利益”。

　　同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粟裕将军所部在广大民兵配合之下保卫苏中，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前后消灭汤（恩伯）军七个整旅（即七个师）之多”。“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
 



第18章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转各区党委、各师各纵首长电，指示：“鼓励一切正规军、地方军及民兵发挥积极性，多打胜仗，各个击破与大量歼灭敌人。要告诉山东及华中全党全军，必须大量歼灭王耀武（十四个旅）、薛岳（三十五个旅）、汤恩伯（十五个旅）三部之正规军，方能解决问题。胶济我军及鲁南、苏北我军对王耀武薛岳两部应各以歼灭三分之一（即五个旅与十二个旅）为第一步目标。苏中我军已于过去一个半月中（午元至未感）歼敌正规军六个半旅、交通警察五千，已接近歼敌二分之一，今后应以歼敌十分之八至十分之九为目标。歼敌方法，是集中大力打敌一部，例如：苏北午感渔沟战役集中十二个团（实际使用七个团）歼敌九十二旅两个团，苏中未宥如皋西南战役集中十个团歼敌九十九旅两个团就是好例。这种打法，通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电，指示：“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

　　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

　　8月31日华中野战军第五旅攻克黄桥，国民党军第一○六旅5个连缴械投降，如黄路战斗胜利结束，总计歼敌17万人。

　　同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苏中参战部队现状和今后作战方针，提出：“我们现正包围海安，加强政治攻势迫广东军（共五个营及师旅两个直属队）起义，否则拟于军事准备充分而有把握时攻占之。但在此期间，如敌二十一师（两个旅已到南通）及二十五师（一个旅已到泰州、口岸线）来援，则决舍海安而歼灭其援敌。海安得手后，部队必须休整二十天至一个月，再行相机攻占泰州、仙女庙之线。但必须予二十五师以歼灭打击，经扫除扬泰线以巩固邵伯外围，而后转移主力于淮南，恢复三分区，并设法截断蚌埠路，以配合淮北之作战。”中共中央军委9月2日复电指示：“世午电悉，甚慰。各事照你们计划办理”。“准备在主力他调后仍有得力部队留苏中作战，保卫苏中不失”。

　　同日下午，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四十五天自卫战简述》的报告，着重从战略指导上总结苏中战役的经验，指出：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在政治上来说，我们是自卫，是为了消除内战、保卫和平民主独立而战，是正义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全力的支持，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的同情拥护，特别是有党中央与上级的正确指导”。在军事上，“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者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9月1日新华社驻华中记者发表评论《苏中南线战局纵横谈》，指出苏中战役有四个特点：第一，大兵团运动战。第二，地方民兵与主力军机动之配合。

　　第三，蒋军指挥官，初则轻视新四军，后则慌乱不堪。第四，蒋军士气低落和内部矛盾。这篇评论发表在1946年9月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9月2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陈毅、宋时轮并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下一步作战计划：“苏中战场第一期作战在九月份完成后即可西进，顽如援兵不来，可以提前十五天西进。”中共中央军委9月4日复电指示：“计划甚好。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

　　9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对自觉起义与被迫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应区别对待。

　　9月4日淮北地区国民党军积极部署进攻淮阴，同时以一部向东佯动，整编第七十四师与整编第六十九师进至宿迁、睢宁一线，第七军两个师进至泗阳以北的洋河、凌河一带。

　　同日陈毅、宋时轮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电，提出山东野战军行动的三个方案（北移沭阳，出击洋河，现地待机），而倾向第一方案，即北移沭阳，迎击自宿迁东进之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六十九师。

　　9月5日邓子恢致陈毅、宋时轮并报中共中央电，认为山东野战军行动方案以留现地待机为上策。

　　同日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电，认为：“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进犯两淮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以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让敌过黄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势将受极大影响”。“不知军长整个作战步骤与决心如何”，华中野战军须视山东野战军行动决定下一步作战方向：如山野不打进犯两淮之敌，则华野主力西进截断扬泰线；如山野于泗阳歼敌，华野主力则在攻占海安后南攻如皋。9月6日，邓子恢将此电转报陈毅并中共中央，并说已将陈毅、宋时轮4日所提三个方案转告粟裕。

　　9月6日邓子恢、张鼎丞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中共中央、粟裕、谭震林电，认为蒋军南北夹击两淮，势必影响整个华中、苏中前线及未来战场，陈、宋所提三个方案，只能采取第三方案，并请陈毅、宋时轮考虑调叶飞纵队南下，或调粟、谭主力北上，集中力量解决蒋军主力。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并告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电：“请你考虑调第八师即回鲁南，暂时受叶飞指挥，协同一纵及两个地方旅组成鲁南前线，我们准备派徐向前来鲁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你率二、七师及九纵组成淮海前线，准备敌截断陇海时，亦有一个时期留在淮海区域。如此则胶济、鲁南、淮海、苏中四个前线均有适当兵力与指挥人员，而你则负统筹各个前线之责，并直接指挥淮海。这样是否妥当，或有其他方案，望考虑见复。”

　　同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开始总攻海安。

　　9月7日辰时，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军委、张鼎丞、邓子恢电：“我们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如山野必须离开淮泗而向北转移攻势，则请求将二纵（四、九旅）留下。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

　　同日陈毅到淮安华中分局，与张鼎丞、邓子恢商谈淮北战局和作战部署，并于当天向中共中央报告会商结果，“认为集中兵力在淮北大有开展的机会”，“全国战局均需要在淮北打几个胜仗”。目前秋高水落，敌情及气候、地利均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经与张邓共同考虑，九、十两月在淮北集中兵力正好作战，可望改变战局”。因此建议第八师暂不北调，并表示“欢迎向前来鲁”。

　　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定陶战役胜利结束，歼敌4个旅17万人。延安《解放日报》于9月12日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这一胜利“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9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告张云逸、黎玉电，指示：“我刘邓军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

　　同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电：

　　“我们认为军长将主力转至沭（阳）宿（迁）间阻顽东进之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苏中主力势必造成我军因无后方补给，在强敌三面包围下无法北撤，只有渡江南进。如军长仍坚欲北开，则我们坚决要求调二纵全部留下，由韦国清统一指挥，钳制敌人。候苏中主力北转，以求阻击南下之敌，否则华中战局变化，责任难负。”

　　同日未时，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华中战场态势，判断国民党军将集中兵力南北夹击邵伯、高邮和淮安、淮阴。“如两淮一失，高邵不保，整个运河线丧失。顽从两淮窥盐阜，从高宝进窥兴化，将我苏中主力迫至东台一蠡之地，此为华中最坏前途。因此，我苏中主力决心放弃围攻海安，求得十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泗阳地区，求得给桂顽以打击，稳定华中局势”。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9日复电指示：“同意放弃［攻取］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

　　9月9日子时，陈毅、宋时轮致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并中共中央电，认为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决定再看数日，然后或歼东进之敌，或西攻睢宁、宿迁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指示：“粟谭部队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最好。”中共中央军委9月10日复陈毅、宋时轮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出：陈毅所率主力在确有歼敌良机时出击，“借以改变战局，甚好甚慰”。指示：“粟谭军连战疲劳，亟待休整”，“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海安即时休整”为宜。同日又电陈毅并告粟裕、谭震林，指出：“陈电决定待宿迁蒋军渡运东进，我军准备于宿迁、新安、沭阳之间歼敌，或进至睢泗地区歼敌，以打中央系为目标，不打桂系，此项计划甚好。”

　　“惟现时桂系集中四个团于洋河，距两淮甚近，我们在泗阳方面之防御力量如何？

　　如洋河之敌向泗阳前进，你们如何对付？”

　　同日未时，与谭震林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电，提出：由于“刘邓军大捷，军长率部亦准备出击，淮北战局开始好转，两淮危险大减。因此我们仍决定继续攻占海安，以争取苏中万余人之参军补充”。海安得手后，休整一短时期，“再北移或西攻”。中共中央军委9月10日复电指示：

　　“如你们认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

　　9月10日陈毅、宋时轮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中、山东、华野电：

　　“与各师会商，均不主张在泗阳作固守防御，故采取由北向西的作战方针”，“准备绕道攻占古邳、双沟、睢宁等地”，并说“已部署部队北移六塘河北”，“留九纵守备泗阳”。“执行此办法，泗阳可能失守，估计敌未到淮阴之前，我军西攻奏效，则淮北局势改观，两淮仍能保持”。

　　同日张鼎丞、邓子恢致山野电：“请军长在淮北敌行动未明以前，山野仍集中原地不动，确保众兴、陈道口一线，以保两淮安全。否则，九纵很难挡住桂顽进攻”。同时表示：“我们同意粟谭主力北调，但目前仍须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

　　同日辰时，与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决定继续攻占海安，并报告谭震林将于11日返淮安，“拟赴军长处报告近况”。

　　同日粟裕发出致中共中央、陈毅、宋时轮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报告华中国民党军动向：汤恩伯将接替李默庵负责华中南线指挥，准备于10月初发动第二期进攻。“估计其第二期进攻兵力，可能比第一期为多，惟进攻手段或可能会比第一期更疯狂、毒辣、谨慎”。“我即或攻占海安，而今后仍有失陷之极大可能”。“依作战指导来说，恐在第二期作战中尚须引诱敌人更深入一些（或在必要时再放弃一些地方），才便于歼灭敌人与粉碎其第二期进攻。因此，与其现在占海安，则不如以攻占海安之伤亡，留作第二期作战消耗，对整个战局之长远打算更为有利”。建议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第五旅北援淮北，第一、第六两师集结于苏中整补待机。

　　同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七军南下，其第一七一师进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泗阳阵地，在众兴一带展开激战。

　　9月11日1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电，通报华中蒋军将于10月发动新进攻，企图在11月攻占两淮。对于华中野战军主力行动方向，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你们必须于数日内夺取海安，以便休整十天，于九月下旬采取新行动，事前破坏汤恩伯计划；或放弃海安，进攻扬泰线，得手后休整待机。究以何者为宜，望按实情处理。”

　　同日午时，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陈毅、宋时轮、黎玉、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已令第五旅北上，拟放弃攻占海安，第一、第六两师集结休整，建议叶飞、赖传珠纵队南下。

　　同日谭震林致中共中央、陈毅、宋时轮及粟裕电，说他于今日晨赶到淮安，“华中野战军主力最快要二十号才能赶到两淮”。现淮北局势紧迫，望五旅赶回两淮，叶飞、赖传珠纵队急抽两旅参战。

　　同日陈毅于午时（11~13时）、酉时（17~19时）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称与张鼎丞、邓子恢商谈，“山野决心在泗阳、淮阴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以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两电给陈毅、宋时轮并告粟裕、谭震林，指出陈毅9月11日电“部署甚好”，指示：“你们务必在泗阳、淮阴之间歼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锋，以待粟谭主力到达，歼灭余敌。

　　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又电指示：“你们此次歼击南下之敌，务期必胜，首先只打一个旅，以期速决尽歼，得手后再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示：

　　“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到达后如北面南下之敌已歼灭，则在两淮休整待机，或配合二、七、八师全力打开淮海局面，或向南攻取扬泰线，或向淮南路东歼敌。”

　　同日亥时，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电：“建议山野主力依靠泗阳正面阻击或以翼侧向敌作反突击，歼敌一部，以挫敌锐。待第一、第六两师到齐后，两个野战军配合击敌，效果较大。如山野单独挺入敌后，恐难于短期转变战局，亦不易调转向两淮进攻之敌。”

　　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示：“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

　　9月12日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于9月13日夜间到达东台县城以南的富安，在那里发电报给陈毅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报告：“五旅一部昨晚已由东台北来，其余正续进中。一、六师北来参战当不成问题，祈放心。虽然他们对苏中有些恋恋不舍，但会绝对服从整个战争利益的。”当夜即乘汽车北上，于9月14日下午到达淮阴城东之马厂王高村华中军区驻地。
 



第19章


　　9月13日国民党军三个整编师（军）沿运河向两淮进攻。整编第七十四师占领泗阳，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十三旅在泗阳、淮阴之间激战。国民党军第七军占领众兴，与山东野战军主力当面对峙。

　　同日山野连发两电：一给第九纵队、华中军区，“决由谭组织指挥所，统一指挥十三旅十八团、五旅、九纵及淮宝部队，担任保卫两淮”。一给谭震林，说“我拟歼由众兴犯来安之敌，九纵、十八团应固守马头、杨庄一线”，“为防万一，请准备随时能炸破淮阴北大桥”。

　　9月15日谭震林、张致山野电，说反击和坚守均难完成任务，建议主力于王营、西坝待命。

　　同日华中军区于17时、18时连发两电给山野。17时电报告：已令十三旅、九纵坚守杨庄、马头，五旅将于16日7时抵达平桥以北。马头极端危险，请示：“军长有何退敌对策？”18时电提出保卫两淮作战方案，建议山东野战军除以一部阻止众兴之敌东进外，主力即移淮阴，以稳定两淮战局。

　　同日山野致华中军区、淮阴指挥所电：请考虑退守淮阴城垣。即令不幸敌突入淮阴，我军能固守淮安，待苏中主力赶到，局面仍可开展。说山野已与敌接触于来安、渔沟间，力求歼敌三个团，收复众兴、泗阳。

　　同日酉时，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已进至淮阴马头附近，我阻击部队的反击只能阻延敌军前进，而不能歼灭该敌，两淮仍有危险。认为“仅以山野各部解决由众兴向渔沟前进之敌，恐难解决战斗，且仍是一场恶战，对今后继续作战不利。因此，建议在一、六师未到前，山野主力即移淮阴附近，首先集中全力歼灭由朱家渡向马头前进之敌（该敌较七军弱）一个旅，然后再进行第二步作战”。

　　同日华中军区后方机关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准备转移到益林地区坚持工作，第二梯队准备向山东转移。

　　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部署方面，“例如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半旅”。又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同日未时，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电，再次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参战。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山野不宜守待七军，而以转移主力，首先歼灭七十四师为宜。”

　　同日山野致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鲁南军区、山东军区电，指令：“一纵即南下新安镇”，“保证南北交通”。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发出致山野电，报告华中野战军第五旅已经到达淮阴，第一、第六两师主力将于20日、26日先后到达两淮。

　　同日华中前指致山野电，报告敌军已占杨庄，“盐河老黄河大桥已被我烧毁”。

　　9月17日拂晓由淮安出发赶赴淮阴前线指挥所。

　　同日5时，华中前指连发两电给山野，报告“此间形势很坏”，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参战。电报说：“如你们不以主力出击进攻清江（即淮阴）之敌，则清江今日可能失守”。

　　同日9时，陈毅致粟裕、谭震林电，说：“我军包围桂敌于来安、渔沟间，今夜明日必经过恶战始能解决问题。你们尽量固守几日，否则按实情处理。后撤时，彻底破坏王营两座大桥。”同日12时，与谭震林联名复电：“望你们接受我建议，先打南面之敌”。

　　同日陈毅致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电：“（一）据谭电告，敌已占杨庄、西坝，王营大桥已毁，山野南援路断。我淮阴部队能则守至王陶纵队赶到时即应力守；如不可能，应于消耗敌之后即机动转移新阵地，组织新抵抗，以待援兵，大举反攻。（二）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同意办理。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六塘）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未碰到他。（三）山野九日过六塘河，寒日（14日）又转回来，部署调整完毕，当面敌情未能分清楚，故丧南援时机。八时［师］即可转移，二纵转移不及，十五日桥又破坏，与桂系接触。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遗［贻］误全局，五内如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四）今后局势，力求会师，改变局面。会师突击方向，王陶纵宜在何处集结，淮东北地区钳制敌人之部署，部队运动道路，桥梁架设，粮草等，我不熟悉，请商定见告办理。”

　　同日13时，与谭震林连发两电给山野，“仍恳请山野主力早日南来”，集中兵力歼进攻淮阴之敌一个旅，“否则淮阴难保”。同时报告：五旅全部今晚可到淮阴。“王营南北大桥均已架好，可二路纵队通过。山野如南来，一部可在淮阴飞机场西北地区宿营，一部可在王营宿营。”

　　9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八师南下，如叶赖纵再南下，则鲁南全无保障。你们现在集中山野全军及一、六师，五旅，皮旅，如此大兵尚不能打开局面，即使叶赖南下亦将难起作用。你们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

　　同日陈毅致粟裕、谭震林电：“决以韦国清率四、九两旅全部轻装，今晚赶到淮阴，明天参战。请你们无论如何坚持两天。韦到即指定驻地，分配出击任务。”

　　同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淮阴危机，已屡祈救。念我六师一个旅今晨可到板闸墁，军长已决定派四、九两旅来援。因此我们明晚即可转入反攻，首先歼灭敌人之一个旅，尔后再歼灭其余部”。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9日7时复电指示：“击退多次进攻，并准备转入反攻，首先歼敌一旅，然后再歼其余，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完成歼敌任务。”

　　同日陈毅致华中野战军电，说：“桂顽三个团猛攻渔沟，我各部遂加入战斗。现除守备渔沟之六十一团外，余均在战斗中。但仍尽可能一二个团今夜南下淮城，不知可能如何。明晚如能过河，则更多抽调。你们明日坚持一天即是伟大胜利。”

　　同日18时，陈毅致粟裕、谭震林、华中军区电：“决派十九旅五十六团明晓赶到王营，请接候。”收到此电，即派参谋张剑持给五十六团团长、政委的亲笔信，接送他们到淮阴城下，要他们接受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指挥。

　　9月19日3时半，陈毅致华中军区电：四、九旅无兵去两淮。

　　同日午时，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并中共中央电：“昨晚得悉军长已派四、九旅南来增援，我们当已部署以一部兵力转入敌后，但四、九旅又停止南来，致使敌人乘隙于今晨突入淮阴城关，我们现正督部队决歼灭进城之敌”。“我现仍在淮阴城东三里之洪福庄，谭（震林）于今晨赴淮安督促六师先头部队北开”。

　　同日14时，华中军区致山野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至今日二时许，预定山野二纵南来参战（部队重新调整部署），敌从空隙从西北方向袭进城两个连。”

　　同日申时，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

　　“（甲）今晨突入淮阴之敌已达一个团以上，其后续部队正继续跟进。我军经一周之激战，已十分疲劳，且主力尚未赶到，故决定撤离淮阴。（乙）原驻王营之军区特务团与今上午赶来增援之五十六团，已令其开回王营，该两部今后行动请军部直接指示他们。（丙）我们各部均须休息，拟撤至两淮以东地区休整待机。”

　　同日，华中野战军部队撤出淮阴。9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机关撤出淮安。

　　同日18时，陈毅致华中野战军电：“我即率二纵全部赴王营、西坝”。

　　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电，指示：“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惟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

　　同日华中野战军发出休整部署命令。

　　同日22时，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云逸、黎玉电，提出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集中作战改变战局的建议。

　　电报说：“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攻占睢宁、灵璧、泗县，并扫除陇海东段之曹八集、大许家等处敌人，以恢复淮北路东地区。第二步攻占津浦路，配合刘邓包围徐州。

　　这样李延年部必然东调，我可在其运动中求得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陈毅于9月21日午时致中共中央并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张云逸、黎玉电：

　　“我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张云逸、黎玉于9月21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张粟邓谭二十日电意见”。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23日再电指示：

　　“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9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发出关于淮阴撤退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

　　9月24日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准备西进。

　　9月25日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苏中战役总结报告。报告指出，苏中战役胜利的原因，从军事上来讲，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其次是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恰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

　　第三是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第四，各兵团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

　　同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如果我们的有生力量没有损失，则某些城市的暂时放弃，正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而造成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条件”。

　　同日陈毅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作战部署：力求陇海东段及淮海区之巩固，待主力集结后再行出击桂顽。

　　9月26日山野连发三电给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认为首先在运河以东打一二个胜仗才能打开局面，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迅速北移至涟水陈师庵一带，集中21个团歼击桂系国民党军。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山野电，建议“目前第一仗以打蒋军为宜”。“华野各部两个月之战斗未经休整，在目前不宜进行激烈之恶战；山野各部亦应先求小胜为宜”。因此建议“集中华野及二纵一部歼灭进犯涟水之七十四师，尔后再依据情况变化转移兵力歼灭桂军与六十九师，或乘胜攻取两淮”。

　　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电，指示：“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你们对于当前战役意见如何？两军何时可在何地会合？你们两人是否应当早日去陈（毅）处共同计划一切？”9月27日午时，与谭震林联名复电，报告华中野战军已与山东野战军在涟水地区会合，他们拟于明后日与陈毅会合。“我们意见，两军会合，初战必须获全胜。华野全部经两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山野部队亦应以先打较弱之敌，以提高士气为宜”。因此建议首先集中兵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七十四师（可能有二十八师一部配合），而后再依战况发展集中全力歼灭六十九师或桂顽，如获全胜亦可乘胜收复两淮。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你们部署如何，盼告。”同日午时，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复电报告：“陈已来华野，即以华野为统一指挥机关”。“我们集中二纵及华野全力，在沭阳、涟水之间集结，布置出击或去运东作战”。

　　9月29日蒋介石下令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9月30日午时，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华东局电，报告他们对华东战局的分析及对下一步作战的建议，认为我军必须在1946年冬至1947年春歼敌20个旅20万人，才能根本改变华东战局，而在淮海地区的作战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中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提议将华中部队改编，将第七师和第九纵队分别编入第一师、第六师、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使各师各纵队各有三个旅，以更有力地进行作战。10月1日，以此电内容再报山野、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5日复电指示：“计划甚当”，“望即商得陈军长同意，迅速执行”。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

　　“你们须力争于三个月内外歼灭薛岳七个至十个旅，刘、邓则担任歼灭五军及十一师。总之，今后一时期内主要打击薛岳，转换战局。”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分析与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指示》。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并张云逸、黎玉、舒同、陈士榘、袁仲贤电，通报与华中分局商定的作战部署。电报说：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说明“此部署是着重集中主力出击，并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为严重战争任务”。又说：“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中共中央于10月3日复电指示：“酉东电悉。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

　　10月2日山野致华野电，指令位于涟水地区的华野主力转移到六塘河以北。

　　10月5日侵占两淮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企图攻占涟水，已有两部进至马厂、悦来集。

　　同日发出致陈毅电，报告“敌已知我主力北移，且知我有进攻宿迁企图”，侵占淮阴之敌已于前日乘机向涟水进攻。建议调整原定作战部署，华野第六师南返，配合第五旅、第十三旅、第九纵队，首先歼灭进攻涟水之敌，然后继续进行淮北行动。陈毅于10月7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南移作战计划，望即行动。”“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一切望机动处理，不必等待协商”。
 



第20章


　　10月7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连发两电给陈毅，说明调整作战部署的理由，认为必须彻底歼灭会攻涟水的敌人，才能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战局亦不利”。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盼军长即来此间统一指挥”，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如果山野、华野名合实离，陈、粟仍分开，不仅影响指挥统一，对财粮供应我们亦无法解决，对下面影响也不会好，有许多问题只靠电台来往亦不便解决”。

　　10月8日2时，山野致第七师、第八师、第二纵队、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电：“决以华野一、六师南歼由两淮东犯涟水之敌，尔后再回师执行原计划。

　　目前山野应巩固运河、新安镇、沭阳及六塘河以北阵地，并准备西进”。

　　同日陈毅致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电，说鲁南之敌已于7日开始北攻，“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

　　同日华中军区报陈毅并致华野电：“建议仍照八日二时电部署执行，维持淮海局面，俟南面战役结束，一、六师即迅速北上，与山野合并西进，以改战局。我们意见，今后华中、山东长远相依，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因此，我们认为，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以便统一军政及财粮之支配。

　　无论西进或北上，都应如此。这两个方案，望不要轻易改变。大局已极紧张，望军长深长考虑。”

　　10月9日山野致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鲁南军区、山东军区，提出鲁南作战方案，并通知：“我正商定，迅速率部返鲁歼敌”。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粟裕、谭震林电：“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张云逸、黎玉、舒同电：“我主张山野突然转回鲁南能打仗，华野派队接替淮海”。

　　同日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对陈毅10月9日电意见，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又发电报给在涟水前线的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说他们不同意山野主力回鲁，即日去陈毅军长处商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陈毅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指示：“山野以适当兵力回鲁南，配合叶飞歼敌，这是必要的。但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八师可立即北上。其余各部行动待考虑后再告”。

　　同日14时，陈毅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示：第二纵队、第八师北开鲁南，第七师在淮海地区防守，华中野战军安心在涟水以南歼敌。

　　同日与谭震林向华中分局报告：两淮之敌得知华野主力南下，立即停止向涟水进攻，因此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涟水地区战备休整。于10月11日发出战备休整命令。

　　10月11日酉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建议山野、华野集中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并求得在徐州以东地区与蒋军决战，迫使进攻鲁南、淮海之敌回援。“如是，则鲁南之危可解，淮海之压力亦可减轻，而八师暂不致被动调回鲁南，且可使叶纵配合主力之行动更为有效”。

　　同日华中军区致陈毅电：决定停止歼击进犯涟水之敌，以求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集中行动。

　　同日国民党军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要求“迅速结束苏北战事”。从10月13日起，华中地区国民党军开始向东台、涟水等地发起进攻。

　　10月12日辰时，陈毅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谭震林电，说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商谈，今后实行统一指挥集中行动，执行中央提出的歼灭薛岳十个旅计划。“惟在鲁南或在淮北作战各有利弊，请中央指示”。同日又电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两个方案，请军委考虑：要稳妥则宜出鲁南，要大胜则一直向西。10月13日辰时再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张山野先回鲁南打一仗，再向西行动。

　　同日谭震林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粟裕等人电，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坚决主张第二方案，即先歼睢宁北之敌，再歼鲁南之敌。

　　10月13日未时，中共中央电示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

　　“各电均悉。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在此方针下，八师暂时不回鲁南。”同日亥时，陈毅电复中共中央电，提出：“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

　　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有困难，战场不好。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同日华中野战军决定推广第一师第二团开展群众性功劳运动的经验。延安《解放日报》于11月11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评论，指出这“是人民自卫战争的一个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

　　同日晚，在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胡家寨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庆祝新四军建军九周年，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报告。

　　10月14日中共中央于未时（13~15时）和申时（15~17时）连发两电。

　　一电给陈毅，说：“现在因感渡运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

　　何以元亥（10月13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一电给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说：“陈军长元亥电仍主张山野、华野全军去鲁南，你们意见如何？速告。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歼敌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

　　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同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与进犯东台的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至10月26日结束，歼敌2000余人。

　　同日得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有再度进攻涟水企图，立即策划保卫涟水的作战部署。在涟水前线樊卜庄指挥所召见第十一纵队第十五团团长，给这个团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在涟水防守七天七夜”的任务。

　　10月15日子时，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将经过反复商讨取得的一致意见报告中共中央。电报说：“我们的商讨共同认为，速出淮北，因华野鱼夜南移涟水北返费时，且敌在运西警戒日严，已不好实施。已令粟率一、六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而华野来不及北返时，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野拟选蒋军一路，从一个团到二个团着手，亦可能打一二个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中共中央当天复电并告粟裕、谭震林，指示：

　　“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10月16日张云逸、黎玉、舒同、袁仲贤致中共中央军委、南指电，认为山野、华野集中力量歼敌以改变华中战局为有利，山野入鲁对整个华东战局不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电，询问敌情和粟裕部位置，指示：诱敌深入至沭阳附近全力歼灭之。

　　10月18日与陈毅、谭震林商定作战部署：山野、华野主力集结于沭阳、宿迁两侧，待机迎击东犯之敌。当天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张云逸、黎玉、袁仲贤、叶飞、谭启龙、刘伯承、邓小平，并说“我们已开始集中合署办公，以后总指挥统一行动”。10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部署很好，望照此执行。”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第七纵队电，指示保卫东台的战法：集中主力坚决地向敌之侧后突击。从10月13日至26日，东台保卫战持续12个昼夜，歼敌3000余人，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主动放弃东台城。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扬言“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

　　10月19日在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黄圩，准备与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会合。华野司令部参谋朱振的日记记载：“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将于今日晚先后到达。真是大头子云集，空前未有的大事”。

　　同日张灵甫指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共4个旅3万余人，再度向涟水进攻。

　　10月20日陈毅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我们已于本日集结完毕，待机迎击敌军”。“山野、华野两机关靠拢相距五里，我与粟、谭即日会合，住华野开始工作”。

　　10月2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得知国民党军已于20日进至涟水附近，决定改变集结整训计划，集中23个团歼灭进攻涟水之敌。当天午时将作战部署报告中共中央。晚上，粟裕率领华野司令部部分人员开赴涟水前线指挥作战。从22日到25日，逐日向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报告涟水战役战况和我军部署。

　　10月26日签发华中野战军首长为争取涟水战役全胜告全军指战员书，指出：“你们给了进犯涟水的蒋军以迎头痛击，创造了北线首次作战的光辉战绩”。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陈军长号召：继苏中七战七捷之后，再来一个八战八捷、九战九捷、十战十捷。”

　　10月27日陈毅在华中军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华东三个月自卫战争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同日申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报告：“涟水战役已胜利，予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意义甚大，详情由粟、谭查清后直报中央”。

　　“我军屯集涟、沭、宿、淮无仗可打时西渡运河，则华野涟水战后不应立即疲行，渡河后攻强固工事亦不宜，故对目前行动主张：粟谭率华野就涟城西附近整补，山野司令部率八师即返鲁南，第二师（注：即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七师暂留淮海地区，于必要时再北开”。10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山野司令部率八师即返鲁南，会合一纵及其他部队组成鲁南前线，担负歼灭鲁南之敌”。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第八师于10月27日离开涟水，10月30日到达鲁南。

　　同日酉时，与谭震林、刘先胜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山野”并华中军区、各师各纵队、韦国清、詹化雨、皮定均、徐子荣电，报告涟水保卫战经过和战果：“涟水保卫战共八昼夜，毙伤及俘虏顽军共在五千以上，完全粉碎顽对涟水之进攻”。

　　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叶剑英、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电，指出：“我粟谭军歼灭七十四师七千，该师两个旅已失战斗力。

　　至此，我粟谭军不到四个月歼敌十个旅，连同山东军区七月间在淮海区歼敌两个旅，该区已歼敌十二个旅，地方部队零碎解决者不在此内。如今后数月内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苏北便可确保，失地便可恢复。”又说：“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过此即无力再攻。我军如能于今冬（十月起）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二十六师东进是歼敌良机，望组织一纵、八师及其他部队歼灭该敌。此次涟水胜利已给七十四师歼灭性打击。现须给二十六师以同样打击，则薛岳威风可望打下来。”

　　同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张云逸、黎玉电，报告华野主力向涟南出击的作战部署。电报说：“自山野、华野合并，主力两次靠拢，又因情况不能不分开，使部队陷于在不断运动中而疲劳”。“为了解除南北兼顾，陷主力奔走之苦，我华野全部在完全被动中坚守涟水，血战八日夜，以五千人之伤亡，将渡入淤黄河北岸之敌全部歼灭。七十四师经此一仗，已丧元气。为了使该顽在短期内不能再战，决以华野大部向黄河（涟水地区之废黄河）以南出击”。俟涟南战役结束，再找机会打击桂系国民党军，以改变华中局势。当天下午1时发出向涟南出击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9日18时复电指示：“计划甚好，一切望按实情处理。”

　　10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询问：

　　“今后三个月内歼敌七八个旅，明春三四月转入外线如何？如能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蒋之进攻即可根本打破，苏北即可巩固，然后我主力再转至外线，似较有利。”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询问：“薛岳及王耀武尚有多少进攻力量？要求你们在鲁南及胶济两线于今后三个月内外歼敌约六七个旅，有此把握否？如敌切断陇海路，我粟谭主力是否尚可在苏北坚持斗争，以便在内线作战中继续大量歼敌？”陈毅等于10月30日复电并告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说：

　　“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

　　提出：为保卫鲁南和临沂，速令第二纵队北上。“二纵何时动身北上？华野涟水战斗后是否应入鲁作战？均请考虑速告。”中共中央军委于当天复电指示：“你们主要精神应靠打得好，不要靠兵多。”“有十几个团在手，只要打得好，可使深入鲁南之敌彻底被打败。”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又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指示：“二纵（韦国清）行动须待涟南战役结束后方能考虑”。“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
 



第21章


　　10月30日20时，与谭震林、刘先胜联名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涟南主动作战今晚已开始，这是华野北返后第一次获得主动出击之机会。因此，我们决心歼灭二十八师之一九二旅及七十四师之五十八或五十七旅，虽然尚不能彻底解决淮北问题，但对挫薛岳锋芒实为重要。因此二纵必须在十号以后才能开始北移。希望在二纵未北移前，鲁南可集中十五个团以上兵力，给二十六师或冯治安以一、二个旅之歼灭打击，巩固临沂。照华野预计作战完毕后再考虑是否北来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日复电指示：“三十日布置电今日收到，很对。”“如你们再给七十四师一个严重打击，鲁南能歼一、二个旅，又能歼六十九师一部，则大局即将好转”。

　　同日华中野战军经两日激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八师之第一九二旅。

　　11月1日历时14天的涟水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6000余人、整编第二十八师3000余人；华中野战军伤亡6000余人，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牺牲。

　　同日与谭震林、刘先胜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山东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华中军区及各师各纵队电，报告涟南战况。

　　同日午时，陈毅致中共中央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电说：

　　“我顷抵鲁南前线”，“即部署一纵、八师歼击鲁南之敌”。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日复电：“各方都盼望你们打胜仗”。

　　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七战七捷的指挥者粟裕将军》。文章说：“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将军，最近又参与组织了涟水保卫战的胜利战役。他的军事天才和保卫人民利益卓著的功绩，光辉地照耀着苏皖解放区。”“最近泰县人民送给粟司令的匾上写着：‘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11月2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出关于庆祝涟水大捷的指示，指出：“涟水战役已胜利结束，顽一九二旅被歼，七十四师残部向清江近郊溃退，我已收复很大失地，此次胜利意义很大。”

　　同日午时，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并中共中央电，报告涟水战役的经验教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电报说：“在宿迁敌东进与否未到之前，已令二纵、七师作打六十九师及桂顽之各种准备。谭（震林）已于昨晚先去沭阳布置，我对此间各部队调整后亦前去沭阳。涟水战后，估计七十四师暂时不敢轻动，我已开始争取局部主动。如再能将桂顽本钱打塌，我即能完全转入主动，则今后对我更有利，苏中局面才不致受大影响，坚持战争之数十万人口才不致丧失，南线敌人才不敢靠拢。如此才更便于第二期作战。”

　　同日午时，陈毅、陈士榘致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中共中央电：拟集中17个团歼击冯治安部及二十六师。

　　11月3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粟裕并告陈毅电，指示：“冬午电悉。

　　（一）如确实有把握自以歼灭桂顽一部为好，宜在十天内完成任务，以便早日休整部队，准备新作战。（二）陈率十七个团主动歼击冯治安及二十六师，甚关重要。希望精心组织，务获大胜。此役完成后八师或一纵可南下监视宿迁之敌，我华野全力加二纵、七纵可集中打击由两淮进攻之敌。”

　　同日华野连发两电给山野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涟水战役后华中敌军动态，估计敌人将对涟水、沭阳、盐城、阜宁发动新攻势，我军拟先机制敌，歼击进犯涟水之敌。

　　11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论战局》的社论，指出：“蒋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重大转变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对于解放区军民，今后几个月，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这是全过程中最紧张的一段。”

　　11月5日华野致山野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华中国民党军动态。

　　11月7日粟裕、谭震林联名发出关于涟水战役战果的通报。

　　11月8日发出致中共中央、陈毅、陈士榘、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提出：为准备今后作战，除继续打击七十四师外，准备给桂顽以重大打击，以错乱敌人部署。估计“今后蒋军之进攻可能采步步为营或大集团之齐头并进”，我军作战方式考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或“积小胜为大胜方针”，视情况发展再作决定。

　　11月10日山野致华野、二纵、七师电：请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注意陇海、津浦之敌动向。

　　11月11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陈士榘、张云逸、黎玉、舒同等并中共中央电，建议将第五旅划归第七师建制。14日又电中共中央、陈毅、张云逸、黎玉，提出第七师干部配备方案。经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批准后，成立华中野战军第七师，师长成钧，政委赵启民。

　　1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严密注意十一师动向。密息：薛岳调十一师赴徐州，其目的是用于攻涟水、沭阳或攻鲁南。

　　同日在小耿庄召开华中野战军各师各纵队及第十三旅首长会议，商讨作战方案。

　　11月13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召开华中党代表大会，张鼎丞在开幕会上作《动员起来，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报告。

　　11月14日张云逸、黎玉致中共中央电，建议华中转移一部分兵力于鲁南。

　　11月15日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黎玉、舒同、陈毅、陈士榘并中共中央电，建议坚持以华中为主的战略思想，不要平分兵力。

　　同日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敌占区斗争的指示。

　　11月19日指挥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七师，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反击沿淮（阴）沭（阳）路向北进犯的国民党军第七军，同时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十三旅打击由淮安向东进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于22日胜利结束，歼敌4000余人。

　　同日华中军区在四季头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原拟开两天，邓子恢在第一天作报告，粟裕、谭震林也将作报告，因情况变化暂停，粟裕与谭震林去前线指挥。

　　11月22日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陈士榘、张云逸、黎玉、舒同电，报告华中敌我态势，判断两淮之敌有攻占盐阜、涟水以解决华中问题的企图，华野拟乘国民党军尚未集结之前，给桂系第七军以重大杀伤后，再寻机给第七十四师以惨痛打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3日复电，指示：“乘顽新调兵力未到之前，给七师（按：即第七军）及七十四师以重大打击，使其丧失战斗力极为必要。”26日又电指示：华中先歼七军残部，再歼七十四师残部。

　　11月26日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七纵队、第十纵队、第十三旅发起盐南反击战，阻击由东台、兴化向盐城进犯的国民党军，歼敌6000余人，于12月8日胜利结束。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盐城前线之捷》，指出：“这是五个月来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胜仗。这十一次大胜仗歼灭蒋军足足有九万人。苏皖军民光荣的自卫战绩，最生动的证明了蒋军的必败。”

　　11月27日华野致山野、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淮沭路战斗情况及休整后的作战方案。

　　11月29日布置抽调人员去东北学习坦克战术技术。

　　12月1日蒋介石为配合其一手操纵的“国民代表大会”召开，拟订了一个集中12个整编师（军）255个旅四路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的计划，企图切断华中与山东的联系，围歼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者逼迫华中野战军退到陇海路以北，限定此战于12月13日开始，1946年底以前“结束苏北战事”。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于12月7日发出作战命令，决定编组4个攻击兵团，于12月12日、13日开始，分别向盐城阜宁地区、涟水地区、峄县向城地区、沭阳地区进攻。

　　同日华中军区营以上干部大会继续开会。谭震林作政治报告。

　　12月2日在华中军区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着重讲组织战斗问题。

　　同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陈士榘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南下盐城地区的作战部署。陈毅、陈士榘于12月3日复电：“华野应以争取再歼两李（按：指李延年、李默庵）部队为方针，并应兼顾沭阳地区，我鲁南部队力争能歼击鲁南出击之敌，并能适时南援陇海路新安之线”。

　　12月3日带参谋处长夏光等参谋人员由涟水出发，于12月4日晨抵达盐城前线伍佑附近。

　　12月4日华野致山野、山东军区电，报告华中敌军动向和我军作战部署，提出由粟裕率第一师和第十三旅、第十纵队第三十旅，配合第三十一旅，歼灭由东台向盐城进攻之敌，以第二纵队、第六师和第六旅歼灭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以第九纵队阻击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建议陈毅调第一纵队和滨海警备旅南援，确保沭宿公路，争取此战全胜，以转变华东战局。山野于11月5日复电：“粟电由一师、十三旅等部负责盐南作战，二、六师等部负责涟水作战，意见很对。”

　　“如宿迁之敌确渡河东进，我决率一纵、八师或七师警备旅南下增援”，“两个夜间可赶至陇海路南，第三夜至迟第四夜可在宿沭间开始作战”。

　　12月6日华中军区致山野、粟裕电，建议山东野战军第一纵南下接替第七师防务，配合第九纵队歼宿迁东犯之敌，第七师参加涟水作战。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并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黎玉、张云逸电，提出四个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认为各有利弊，“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为此要求华野主力集结于涟水附近机动位置，山野集结于陇海路北沂河沿岸机动位置，以便于三日行程赶上进入战斗。

　　同日酉时，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陈毅、张云逸、黎玉及中共中央军委电，认为“各路敌人之目的，均图进攻盐阜，以结束其苏北战事。如让任何一路敌人之计划实现，则华中局势又趋险恶，且失去苏中大批粮食兵源，将迫使我军无法作战，苏中亦难坚持。因此，我们必须分路应敌”。在盐南前线，“现一师等部已到齐，决于明（七日）晚以全力出击，首先求得于短时间内解决敌人一个团至一个半团，以迅速改变敌我形势，而后再依情况变化分批歼敌。我须俟第一个战斗结束，布置第二个战斗后，即北返涟水前线”。“在此时期，九纵应以全力对付可能由宿迁东犯沭阳之敌，如不能击破敌之进攻，则以全力扼守沭阳，以待主力来援。请军部令鲁南警备旅适当照顾陇海线，并盼有机予九纵以支援”。12月7日，指挥第一师等部队发起反击，歼灭进攻盐城的国民党军6000余人。

　　12月7日山野致九纵、六分区并华野电：“为有效阻滞宿迁敌之进攻，争取更多时间，以便配合山野、华野主力南北夹击歼敌，你们应在宿沭、宿新两侧地区，周密布置战场。”

　　同日亥时，陈毅、张云逸、陈士榘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告黎玉电，说“敌人新攻势已将判明”，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如宿迁敌人确已出动东犯沭阳，则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分别集结于机动位置。华野首先歼击进犯涟水或盐城之敌，尔后协同山东野战军全力夹击进犯沭阳之敌。

　　12月8日与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毅电，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敌。电报说：“若十一师增来宿迁，会合六十九师东进，以九纵单独防御决难抵住四日之久。同时如十一师东进很快，则南面战役不能结束，对我极不利。因此，我们仍建议山野迅速南下，至少进至陇海路边，以便二日内赶到参战。如因山野南下，则十一师不来，则更妙矣，我南面战役结束后，再集中力量搞十一师，则更有把握。”陈毅于12月9日复电，同意12月8日电部署，“我率一纵、八师今夜移马头、沂河北岸机动位置，并兼顾打击鲁南出犯之敌。

　　如需要南下，二夜即可到宿沭路作战”。12月10日10时，陈毅、陈士榘发出南下待机歼灭宿迁东犯之敌的命令。

　　同日指挥第一师等部在盐城以南的伍佑地区歼敌数千人，敌军向东台方向溃退。华野部队展开追击。

　　12月9日发出致谭震林、刘先胜、张鼎丞、邓子恢、各师各纵并报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军委电，通报已歼图犯盐城之敌5000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示：

　　“应待盐城作战结束后，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示：“发表战讯，应待一个战役结束以后作一次发表，避免过早刺激敌方高级统帅部。”

　　12月10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参谋朱振日记：“十一师已东调，将攻沭阳。

　　已去电苏中，请粟回师。”

　　同日午时，发出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陈毅、张云逸、黎玉、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对全国战略形势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对某些战场暂取守势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进攻某一战场则充分可能”，判断敌人“进攻重点似仍在华中”，建议“我们之重点亦应给予华中，各种战争力量均以大部分使用于主要方向”。“目前华中作战应尽一切可能求得主动，争取在整十一师未到前先歼破其一面”。同时报告：将于当天晚上返回涟水前线。

　　同日下午9时，与谭震林、刘先胜联名发出为配合山东野战军部队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的命令。

　　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一）庆祝盐城大胜，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宿沭作战；（三）一师及皮旅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

　　同日自盐城以南的伍佑返回涟水附近的张集，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会商，决定率第一师、第二纵队、第七师西移，参加宿沭路作战。

　　12月12日陈毅自鲁南到达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一起，共同策划宿沭路作战。

　　同日13时，山东野战军参谋处处长王德致警备旅、十师、鲁南、三分区、八师、山野、山东军区电，说“陈（毅）、（陈士）榘已去华中开会”，建议警备旅暂缓东撤，集中十师和警备旅主力寻歼进犯兰陵之敌，并说“已得袁（仲贤）参谋长同意”。

　　同日17时和21时，陈毅、粟裕、谭震林连发两电给陈士榘、唐亮、八师，指示：“我仍按原计划先打宿迁之敌，请速令十师、警备旅有力钳制鲁南之敌”，“八师、一纵积极准备南下参战”。
 



第22章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张云逸、黎玉，报告打破蒋介石四路进攻华东的作战部署。第一电说：“为打破蒋介石解决华中问题之企图，我华东全部主力，必须分成两点作战，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改变此种局势。故决定以盐城、沭阳两点为突击方向，涟水及鲁南为钳制方向”。18时发出的第二电说：“据近日情况判断，顽有同时动作之企图”，“故我改变作战方针，以涟水、沭阳两处为突击方向，鲁南与盐城为钳制方向”。以23个团的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的第六十九师于宿迁、沭阳、新安三角地区，阻击并视情歼击第十一师；以28个团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敌军。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指出：“整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六十九师及预三旅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

　　陈毅、粟裕于12月14日午时复电报告宿北战役作战部署：拟于今晚开始出击宿迁东犯之敌，首先歼灭附属六十九师之预三旅和四十一旅，尔后再歼灭其余各部。“陈粟在一起指挥此战役”。谭震林指挥涟水方面作战。张鼎丞、邓子恢主持后勤及后方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5日复电指示：“决心与部署甚好。

　　战况望随时电告。”

　　同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九师及整编第二十六师之第四十一旅、整编第五十七师之预备三旅开始自宿迁向沭阳、新安镇地区进攻；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之一九二旅、第七军之一七二师开始自两淮向涟水进逼。

　　同日华东野战军发出宿北战役预备命令，判断“顽敌有集中优势兵力乘虚进犯我沭阳之可能”，“我为确保华中，巩固山东，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歼灭宿迁出犯之敌于宿迁、沭阳、新安三角地区，以利尔后作战”。此电是第一次以华东野战军名义发出的命令，署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12月15日，华东野战军各部开始出击由宿迁东犯沭阳之敌。

　　同日11时，与陈毅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电：“我决今晚按时行动”。晚上，带参谋人员乘车出发去前线指挥所。从12月14日到12月19日，陈毅、粟裕的指挥所先后转移到沭阳东北的阴平、阴平以西的叶庄、宿迁以北五华顶附近的王庄。据《宿北战役阵中日记》记载，在战役进程中，陈、粟发出的指令共有34次，其中标明“陈令”或“陈示”的8次，标明“粟令”或“粟示”的14次，只标“令”或“示”的12次。此外，还有给陈士榘、唐亮及各部队的电报、指示信10件。

　　12月16日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攻陷涟水城，敌我双方都伤亡4000余人。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说：“我们深感华中形势不可乐观。若华中不利，则将影响山东及冀鲁豫甚大。如能找机会消灭五军一二个师，则战局可较大开展，且可对华中、山东作有力配合。”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8日复电并告陈毅、粟裕，指出：“我陈粟主力在宿迁附近已获大胜，第二步准备渡运西进，迫近津浦、徐州，恢复淮北局面。在此情况下，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成、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有利。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

　　12月18日辰时，与陈毅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宿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提出：宿北战役后，拟决即渡运河西进，恢复淮北局面，逼近津浦、徐州，使鲁南之敌后撤、两淮之敌回援。同日12时，中央军委电示：“今接来电主张西进，迫近津浦徐州，迫使鲁南之敌后撤，两淮之敌回援。

　　如你们觉得这样有利，可以这样做。”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张云逸、黎玉电：

　　“（一）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同日毛泽东致董必武、叶剑英电：“关系全局的宿沭前线已于十四日至十七日激战后将进攻之敌六个旅中歼灭四个旅，俘虏两万余，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

　　12月19日宿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全部、第十一师一部共两万余人。12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指出，“这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七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同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黎玉、陈士榘、舒同、中共中央电，报告宿北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行动，拟首先回师消灭第七十四师，然后大部回援鲁南或西进，视当时情况决定。

　　同日得到情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将配合第七军集中兵力进攻沭阳。陈毅、粟裕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行动方针，决定主力先回师歼灭进犯沭阳之敌，然后视情回援鲁南或西进转入淮北。当天午时和18时，连发两电给张云逸、黎玉、陈士榘、舒同并报中共中央，报告宿北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申时复电：“歼敌两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七十四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同日酉时，中共中央军委又电指示：“赞成陈、粟主张，直接出淮北”。

　　12月20日张云逸、黎玉致中共中央电，建议宿沭路战后歼鲁南之敌。

　　同日山东军区致山野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鲁南之敌开始向临沂进攻，希望陈、粟多调两个旅北上。

　　12月21日与陈毅、邓子恢、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黎玉、舒同、袁仲贤并报中共中央电，说“经我们一日夜商定，先求全力歼击七十四师于沭阳以南”，“再回援鲁南”，决定调四、九师保卫临沂。

　　12月22日陈士榘、唐亮致中共中央电，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一纵、八师回援鲁南，然后再与华中野战军合歼苏北之敌。

　　12月23日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聚集在华中军区驻地，商讨行动计划。鉴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在涟水地区按兵不动，决定放弃歼击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本夜北返临沂。12月24日，将这个行动方案电告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

　　同日与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华东局电，认为“必须将山东、华中政治上、军事上、财经上均统一指挥、统一收支，始能维持战局”，建议华中“分局各同志参加华东局工作，黎（玉）、邓（子恢）均分任副书记，分局机关撤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12月25日，中共中央电复华东局及华中分局：“同意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野与山野的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完全统一领导与统一收支，以击破蒋军进攻，收复失地”。但是，华中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华中分局委员必须有一二负责人率轻便领导机关留在华中，因此华中分局亦不必立即宣布撤销。

　　12月24日午时，与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电：“决将主力之大部（一、六、八师，一纵）北调，以迅速之动作歼灭冯治安部及二十六师，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中共中央军委于同日亥时复电指示：“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二十五个团（包括四师、九师、十纵、警备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

　　同日酉时又电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决定集中主力彻底歼灭鲁南之敌，以配合刘邓行动。目前正调动部队，明年1月3日前后开始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5日午时复电指示：“很好，很必要，望坚决执行。”

　　12月25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场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同日，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致华野、山野电：同意军委25日电示，粟裕、谭震林速率第六师北上。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电，指示：“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县城及要镇各县，我党必须坚持游击战争。”

　　12月26日与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指示华中野战军各部：在北移过程中，伤员不能抛弃。

　　12月27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师、第一纵队等部队北上鲁南。12月29日到达陇海路以北的桃林，与从临沂南下的陈毅会合。

　　12月30日与陈毅主持制订并签发《华东野战军峄东作战计划》，决定集中27个主力团，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尔后相机歼灭冯治安部第三十三军，收复峄县、台儿庄，进逼徐州。

　　12月31日谭震林致山野、山东军区电：华中军区名义应保留。谭（震林）留华中负责。

　　12月间华中军区雪枫军政大学、淮南军区随营学校与山东军区政治干部学校、通信学校以及东江纵队干部队合并，成立华东军事政治大学。

　　1947年40岁

　　1月1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参战部队奉令于拂晓前到达指定地域集结待命。

　　同日发出致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电，建议对外保留华中军区名义。

　　同日陈毅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宿北战役情况和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战养战”、“以战教战”和“打一仗进一步”的口号。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日复陈毅并告粟裕电，指示：“（一）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二）打马励武是否准备完毕？粟及一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

　　1月2日24时，华东野战军发起鲁南战役，对集结在峄县、枣庄以东伺机进犯临沂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展开进攻。

　　1月3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他们已于上月29日会合，第一师已经参战。今日可完成对敌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全部的包围，并拟于今晚解决其大部或全部。同时我军另一部已将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师一个团包围。估计此战于1月5日前后结束。第二步拟乘胜向南挺进解决冯治安之第七十七师大部，尔后相机收复台儿庄、枣庄，以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部的行动。如敌乘机向沭阳、新安急进，则我鲁南部队南下歼灭该敌，否则仍拟向西南扩张战果。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4日复电指示：“希望于歼灭二十六师之后接着彻底歼灭七十七师。第二步行动待此战役结束后再定。但我们觉得，沭阳得失无关大局，似以攻取台枣线，歼灭五十一师、五十九师，根本解决鲁南问题为最好。”陈毅、粟裕于1月4日复电：“我们已下令出击，以彻底消灭冯治安部为目的”。

　　1月4日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刘先胜、张元寿电，报告鲁南战役进展情况和第二步行动计划：已歼敌第二十六师师部、第四十四旅全部、第八十旅一部、第一六九旅大部，正围歼残敌。第二步计划乘胜向峄县、台儿庄及邳县地区进击，歼灭冯治安一部或大部。

　　同日决定对敌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发起总攻。突然寒风劲吹，雨雪齐降，参谋请示：“计划有无改变？”粟裕说：“不变！这是天老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战斗至下午3时，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3万余人（只有7辆坦克漏网逃到峄县），缴获坦克20余辆、汽车400余辆，并击溃敌第五十一师两次增援部队。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指示：刘、邓1月2日电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的“部署很好，望坚决执行”。“如你们能集中兵力用迂回方法歼灭八十八师主力，一可给薛岳重大打击，援助陈粟；二可给你们自己开辟东南战场”。

　　同日亥时，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今日可完全歼灭，不会有多的漏网。我们已颁令进击，力争歼灭冯治安，收复台儿庄、峄县，并向贾汪、陇海东段发展，力求彻底解决鲁南之敌，造成威胁徐州形势。之后，视刘邓行动，或攻海州向南收复失地，或转打敌七十四师、十一师。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5日亥时复电指示：“彻底歼灭二十六师甚好甚慰，全军将士传令嘉奖”。“第二步歼灭冯部两师四旅，估计可能用追击战方式解决一部，但要全部解决并收复峄、台、邳堡垒线，或需一周以上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歼灭冯部，占领台、峄，并休整部队后，你们任务就是歼灭陇海线上或其南北地区新来之敌，在这一线打仗可以展开大军，打更大的歼灭战”。“只有吸引敌人北上再打三四个宿东、鲁南这样的大歼灭战，苏中、苏北失地才能收复。不要在未歼灭敌人主力之前过早企图收复失地，收复峄、台线之目的在于创造战场”。“为着创造战场之目的，可考虑歼灭五十一师，占领枣庄，前锋可过运河控制陇海线”。“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望按此方针部署工作”。

　　1月6日华东野战军部队于昨晚今晨挺进至台儿庄附近，准备歼灭冯治安部第五十九师和第七十七师。

　　同日酉时，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报告：已歼灭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今夜完成对冯治安部和峄县的包围。

　　同日晚，华东野战军首长开会，根据冯治安部退缩到运河以南的新情况，决定调整作战部署，乘胜攻取峄县、枣庄；粟裕到峄、枣前线指挥作战。1月8日，粟裕率领参谋人员出发，当天晚上到达峄、枣前线。
 



第23章


　　1月7日与陈毅、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布命令，规定各部在鲁南战役中的缴获和俘虏上交统一处理，指出：“此种人员装具资材如能为我很好争取组织教育管理掌握，即可以组成我野战军快速纵队，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中技术上的基础，成为人民革命武装的优良资本与歼灭反动蒋军的有力工具，这对我军进入反攻及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保证是有极大意义。”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三电给陈毅、粟裕，指示：“尚须准备第三步作战，以期解决五十九师及五十一师，收复台、邳、峄、枣，创造战场，利于尔后向西南发展”。“如果冯部有较强战斗力，你们应集中兵力首先解决七十七师，然后再打他部，不宜分散兵力同时打几处”。“如你们感觉现在手中兵力不够，请考虑从震林那里抽调主力一部北上参战，以便集中最大兵力彻底解决问题，而沭阳则在不能保守时准备暂时放弃之”。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陈赓、谢富治电，指示：利用俘虏建立炮兵。

　　同日午时，谭震林、刘先胜、张元寿连发两电给陈毅、粟裕并中共中央，报告苏北敌情和我军集结位置，决定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欧震集团。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8日复电指示：打欧震时，要集中全力歼敌两个旅，打彻底的歼灭战。陈毅、粟裕于1月9日复电指出：敌分路北犯，应集中力量歼其一个旅。

　　1月9日陈毅、陈士榘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冯治安部西撤，抢渡运河时机已过，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峄县、枣庄之敌，粟已去前线指挥。

　　同日酉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张云逸、黎玉、谭震林、刘先胜电，报告：“我于昨晚与陈（毅）分开，到峄（县）枣（庄）前线”，部队“今晚开始攻峄县及枣庄外围之敌”。

　　同日发出致陈士榘、陈锐霆转陈毅、唐亮的信，报告峄枣作战部署，并说：“我们位于南鲍庄（大官庄东南三里）附近指挥，与叶（飞）纵、王（建安）纵、陶（勇）师分别沟通电话联络”。

　　1月10日未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一）当面敌军分布及战况如何。（二）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歼灭冯部并夺取峄枣，则可推迟十一师前进时间，以利部队获得休整，然后再打十一师。（三）李延年欧震两军相当强大，震林所部准备打欧震，此时是否合宜，是否暂时不打，待打冯结束后再行决定为宜”。

　　同日国民党军攻陷沭阳。

　　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张元寿电，指示：“沭阳失守无关大局，且有利于引敌北上作战。但目前谭张所部似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待峄枣战役结束（部队亦需短期休整），欧震等部超过沭阳、东海之线向北，那时可以考虑集中最大兵力歼灭欧震集团。”

　　同日晨，指挥第八师攻克峄县，全歼守敌。随即进城了解利用爆破技术攻城的经验，并向枣庄攻城部队第一师通报。率领指挥所冒雪前进至枣庄附近。

　　同日辰时，陈毅、陈士榘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已经攻克峄县，正围攻枣庄。

　　同日1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攻克枣庄后，或即寻歼冯部，或全军转入休整。同日又电示：为准备举行新的大歼灭战，在峄枣战役结束后，全军休整两三星期。

　　1月12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张云逸、黎玉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已停止攻击冯治安部，集中兵力歼灭枣庄之敌第五十一师。如枣庄顺利攻下，沭阳方面之敌又未继续北进，第七十四师果调徐州，则继续攻歼临城之敌第二十师两个团，并歼其援军。尔后休整，以便集中全力回击欧震集团或第十一师、第七十四师的联合进攻。已决定谭震林所部避免与欧震集团单独决战。

　　同日午时，陈毅、陈士榘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现计划继续留在临枣线作战，以调动薛岳在徐州集结兵力。打下枣庄之后，相机打击临城川军三个团。如整编第十一师、冯治安部、整编第六十四师来增援，则就地歼灭之；不来增援，则就地整训，准备大战。

　　同日华东野战军第一师部队向枣庄之敌发起总攻。

　　1月14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陈士榘、粟裕电，指示：“文（12日）电悉。计划甚好。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争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数部敌军正向徐州附近调动，如我攻占临城，还可能有几部敌军被调北上，利于我以鲁南为基础各个歼灭之。你们攻临城时仍须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歼灭六十四师之增援队。临城作战完毕，如南面敌军未动，全军休整两三星期，极为必要。”

　　同日在枣庄前线召集攻城部队指挥员开会，研究攻坚战斗失利的原因，决定改进攻坚战术，采取连续爆破的办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

　　1月15日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申述攻占枣庄的决心和理由：“（一）打开枣庄后，减少今后西南顾虑，且可开辟西南战场和鲁南粮道；（二）如不攻占枣庄，将增敌守备信心，增加我军攻坚困难，于士气、民气也不利；（三）打开枣庄，威胁临韩、运河线，对徐州威胁甚大，对刘邓配合较好。”

　　1月16日晨，发出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已全歼齐村之敌，继续攻歼枣庄之敌。攻枣庄拟只使用四个团，其余部队抓紧时间休整，以便应付新的战役。

　　同日陈毅、陈士榘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正在山东商讨华东部队整编及行动问题。

　　饶（漱石）已到泰安，日内可到临沂，并来前方”。“粟（裕）在枣庄附近指挥”。昨已攻克齐村，数日内可完成歼击五十一师的任务。“我华东军于打枣庄后急需略事休整，尔后拟南下打欧震及七十四师。对王耀武在北面的侵犯，只能派四、九师回援，并由我胶济线部队出动牵制之”。

　　同日国民党军欧震集团分路向淮北新安镇、阿湖等地进犯。

　　同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示华野南线部队，以积极防御阻止敌军北进，并以一部兵力坚守新安。1月17日、18日又连发四电，指示第七师、第九纵队以及第六分区部队以积极的运动防御阻敌北进，第二纵队抓紧整训。打下枣庄后布置新的会战。

　　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复陈毅、陈士榘、粟裕1月6日电并告华东局：

　　“攻克齐村，甚慰。再以数天时间攻克枣庄甚为必要”。“除攻枣庄之四个团外，其余休整已一星期，震林指挥各部则已休整近一个月，大约再有一星期至十天左右时间，即可开始打欧战役”。“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集中四十五个团左右，事先开一干部大会（半天至一天开完），准备以连续多日之战斗，打更大之歼灭战”。同日又电示陈毅、粟裕：“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

　　1月18日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攻占新安镇、阿湖。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电，指示：“毫无疑义，薛岳必和我军争夺陇海台枣两线，你们必须准备在这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以歼灭欧部八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1月19日又电示：“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率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以期准备充分，一举解决欧军大部至全部似较有利”。

　　1月20日指挥第一师等部对枣庄之敌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生俘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13万余人，枣庄战斗胜利结束。鲁南战役第二阶段，包括峄县战斗和枣庄战斗，共歼敌53万余人。1月21日辰时，发出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告谭震林、刘先胜、张元寿电，报告枣庄战斗战果。

　　1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一）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三）三十五天内你们歼灭第六十九、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等三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二十个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五十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即可。”

　　1月23日由枣庄前线返回郯城以北的前海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同日与陈毅、陈士榘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

　　“我们集议后，饶（漱石）、张（云逸）诸同志昨回临沂部署苏鲁地方机关的合并，我们在前线部署整编部队，成立华东野战军，并准备休整两星期打欧震部。

　　蒋（介石）、薛（岳）可能调集大兵向我组织新攻势。我在其新攻势前先打欧震或待其新攻势组成再打，当依据本身休整准备及当时具体情况决定之。”同日制订《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

　　1月24日中共中央致陈毅、饶漱石及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

　　1月25日以华野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野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1月26日，与陈毅、谭震林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我们今后均同住华野”。27日再报：“山野、华野已统一指挥”。

　　1月26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国民党军有“集结更大优势兵力与我在鲁南会战”企图，现集结于陇海新安镇一线者十七个旅，集结在临城至台儿庄一线者八个旅。“我们可以集结五十个团在鲁南进行决战”，拟先打右翼之敌第二十五、第六十五两师，再引诱第七十四师、第十一师北进予以歼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7日复电指示：“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1月28日又电示：“如果陈诚之进攻确将于二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时再打为有利”。1月31日再次电示：“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十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1月27日中共中央通报：“蒋国防部计划进犯鲁南进行一会战。陈诚已于十七日令湖北、贵州调七个师，苏北胡琏之十一师，将为进攻主力。闻现位于大名之王敬久部所率三个师，将东开出击我刘邓部。”1月下旬，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鲁南会战”计划，决定集中30余万兵力，从陇海线东段和胶济线西段南北分进合击，企图在鲁南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1月31日，南线国民党军9个师分三路开始向北进攻，北线国民党军3个军南下莱芜、新泰地区。

　　同日由起义伪军改编的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郝鹏举率部叛变，被国民党军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位于连云港以西之白塔埠地区，担任进攻鲁南临沂的侧翼掩护任务。2月4日，与陈毅、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拟于郝鹏举叛军北进时予以歼灭，但不因之妨害歼灭陈诚、薛岳部队的主要任务。2月6日，指令第二纵队发起讨郝战斗。此战于2月7日胜利结束，全歼郝鹏举总部及第二、第四两师，生擒郝鹏举。

　　1月下旬参加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临沂附近召开的扩大会议。

　　1月下旬陈毅、粟裕召见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谈特种兵纵队建设的方针问题。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十月一日中央关于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九月十六日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军队建设、土地改革和生产等项工作，以争取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报告华东野战军编制方案，提出：“拟将原山野、华野主力统一组成华东野战军，并以华野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野指挥部一部，组成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特种兵共十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复电：“同意丑东电十个纵队的编制”。同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及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撤销。

　　同日亥时，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南线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南进攻，中路已进占郯城、马头，我华东野战军主力50个团集结在临沂东南及西南地区待机，“待情况继续变化后，再决定先歼灭二十五师（右路）或再歼整十一师（左路），此以便于达我歼灭为定”。

　　“已令胶东许世友部、渤海七师准备及时转至路南参战”。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复电指示：“你们准备先打敌右路，再打敌左路是适当的”。同日又电示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提出鲁南作战应注意的五点：（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二）休整部队；（三）诱敌深入；（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四个旅，最好是三个旅。“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

　　2月3日发出华东野战军鲁南会战作战预备命令和政治动员令。预备命令说：“为造成敌之错觉，便于我各个歼灭进犯敌人起见，决以正面（郯临路）阻击部队，用大力及各种方法抗击敌中路兵团，务使该路进展迟滞，而迫使敌左右两路军急进，相机歼击［其中一路］”。

　　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全面动员争取鲁南决战胜利的指示。

　　2月4日南线国民党军队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方针，并未出现一路急进的态势，而且三路敌军有互相靠拢之势。同时，北线李仙洲集团乘虚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其第四十六军及第七十三军、第十二军各一部已进至莱芜、新泰地区。

　　同日辰时，与陈毅、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

　　南线之敌前进甚稳重，有待第五军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态势。已部署在其第二步进攻时各个击破。但可虑者，如第五军与第十一师、第七十四师齐头并进，则难以达成各个歼灭的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当天复电指示：“不管邱军到鲁南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第24章


　　2月5日未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电，分析南北两线敌军态势，认为南北两线敌军九十余团之众，且各路齐头并进、紧紧靠拢，不易各个消灭，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而倾向于第三方案：“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消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至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而后我再举全力反攻，各个歼灭之。如执行此第三方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如临沂敌人继续北进，更便于对敌歼灭”。

　　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6日复电：“完全同意微未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同时指示：南线部队“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2月6日酉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决心诱敌深入，再选机会予以歼击，已作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准备。正面只留两个旅与之纠缠，大部争取休整。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你们应在临沂建筑必要防御工事，以便在有利情况下，在临沂附近歼灭敌人。这样做对于在必要时准备放弃临沂并不矛盾。”

　　2月7日中共中央通报：鲁南会战敌军兵力、战略计划、部署和特点。敌军进攻部署：“开展初期，由郯城北上部队以攻临沂为重心，共军以大军保卫临沂，国军则以优势兵力围歼。同时，临沂西共军亦必增援，乘此机会，国军重兵直返临城，把战争重心转至津浦与济南外围（十二军为主），南北对进，打通津浦，切断共军西退之路。另为防止刘伯承部南下向东增援，在宿县地区结集重兵”。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询问：“除十二军占莱芜已证实外，七十三军、整四十六师是否正向新泰前进？你们由现地开至莱芜、新泰作战需要几天，并是否能隐蔽不暴露？又你们能否同时歼灭莱芜、新泰两地之敌，或先打莱芜，后打新泰，不使十二军跑掉？”

　　2月8日第二纵队报告：已歼郝鹏举部两个师，并生擒郝鹏举。

　　2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忍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并无妨碍。你们须在两个方针之间有所选择。”2月10日又电：庆祝歼灭郝鹏举部及俘郝鹏举的胜利。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东纵电：“你们对东纵的处置是适当的”。

　　2月10日在临沂以北徐家庄召开纵队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决定首先歼灭李仙洲集团，然后肃清胶济线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当天发出行军命令，指令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全部和第十纵队一部执行此一任务，向莱芜战场集结地域开进。同时决定由陈士榘指挥第二、第三两纵队，伪装华野全军，在临沂以南阻击和钳制敌人；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军西渡黄河的假象。

　　2月11日辰时，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决心集中53个团，“首先集中全力解决七十三军及驻南北师庄的十二军之一个师，尔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之四十六师，及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1个月至40天后，可南下打南线之敌。同日，陈毅、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我军北上拟先歼七十三军、十二军等部，争取尽量消灭其援队。尔后全军扫荡胶济线，吸引八军，予以歼击。

　　同日晚，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开始向莱芜战场转移，于2月14日到达蒙阴坦埠西北的井王庄。

　　2月13日与陈毅一起召见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封振武，要他率领三个团部队，采取“增灶示强”办法，监视新泰敌人动态，阻击敌第四十六师，使其不能迅速占领蒙阴，以保证我主力部队向莱芜战场开进。

　　2月15日发出《华东野战军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歼灭进犯我鲁中新泰、莱芜之敌，乘胜扫除胶济路之敌，达到彻底解决北线之敌”。

　　同日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临沂。国民党军占领一座空城，却捏造“歼灭共军十六个旅”的战绩，吹嘘“鲁南决战空前大胜”。

　　2月16日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得知南线蒋军未经激烈战斗即占领临沂，华东野战军部队向北运动，判断华东野战军可能改变作战方向，有北上围歼李仙洲集团企图，于是下令李仙洲全线后撤，并电请陈诚“准于机动作战”。蒋介石和陈诚坚持认为“共军主力已被击溃，有过黄河避战企图”，“已败之师，无足顾虑”，于2月17日严令王耀武“恢复先前态势”，实行南北夹击，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王耀武奉命指令整编第四十六师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军部率一个师折返颜庄。

　　同日华东野战军有的纵队指挥员得知北线之敌突然撤退，担心抓不住敌人，建议提前出击。陈毅、粟裕认为，北线敌军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军作战企图并未完全暴露，主力部队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且可能将敌人赶跑。因而坚持既定决心，督促各部加速隐蔽开进，尽快完成对李仙洲集团的包围。同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各师各纵队首长电，重申2月15日电作战部署，决定于2月19日晚12时前发起战斗。同日，又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敌人尚未完全发现我军北移，故仍坚持原定作战部署。2月17日晚上，召开纵队以上指挥员会议，分析敌我态势，统一作战思想。

　　2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望将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位于临沂、新泰之间，阻止四十六师向临沂逃走”。2月22日又电示：“为彻底解决北面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2月18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华东野战军作战命令》：“决定仍本既定方针，集全力首歼北线之敌，尔后或乘胜扩张战果或南下聚歼由临沂南援之敌，则视当时情况决定。此战役之第一步计划求得全歼七十三军及顽李仙洲部，第二步再解决伸进新泰之顽四十六军之目的”，指令“各纵务于十九日晚运动距敌人三十里之地区隐蔽集结”，“二十日晚十时发起战斗”。

　　2月19日王耀武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莱芜地区集结，有攻歼莱芜、新泰地区国民党军企图，再次下令已进至新泰、颜庄的第四十六师和第七十三军北撤，并令位于胶济线张店的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南下增援。2月20日又令位于颜庄的第四十六师撤至莱芜，与第七十三军会合。

　　同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部，即贺龙部，聂荣臻部，陈赓部，刘伯承部，陈毅部。此五部中，就我的观察，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

　　2月20日根据敌情变化，调整作战部署，提前两小时发起攻击，首先歼灭经博山南下的第七十七师，尽快完成对李仙洲集团的战役合围，然后展开全面攻击。经三日激战，于2月23日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将领17人。

　　2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指示：“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

　　2月22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陈士榘电，报告莱芜战役进展情况，已全歼敌第七十七师，正围歼李仙洲集团和第四十六师。

　　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行动的两个方案，一是乘胜进攻胶济路，二是休整若干天，然后进攻胶济路。指出：“胶济战役是一个单独的重大的战役，必须有充分准备然后举行”。

　　同日18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莱芜战役于本日结束，歼敌五万余人。待明晚情况全部明了后，即派两个纵队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其余部队争取三五日休整后再全力向北进击。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24日复电，指示：“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

　　同日华野司令部参谋日记：“莱口线歼敌五万人，消息传来，人心振奋。

　　晚饭后，军长（陈毅）夫妇在广场上开汽车，粟（裕）带着家小爬山打枪。张（元寿）参座和我们参谋处一群在广场上观看。真是象征着胜利后的轻松、自由、愉快。”

　　2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各中央局电，通报莱芜战役战绩。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刘邓“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

　　同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由铁车转移到颜庄以北的东照临庄。华野司令部参谋日记：“诸巨头正集会商讨尔后行动问题”。

　　同日辰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拟集中60个团乘胜投入胶济线，求得与王耀武再作一次决战，基本解决胶济线问题。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25日午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意见”。同日又电示：胶济作战应分两个阶段。

　　2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同意秘密放回韩练成。

　　韩练成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在莱芜战役中，由华东军区联络部门安排，离开指挥位置。战后表示，希望返回国民党军继续做隐蔽工作。1948年，脱离国民党军队，由香港到解放区。

　　2月26日延安总部军事发言人评论战局说：“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中莱芜地区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七个师五万余人的空前大捷，已彻底粉碎国民党最高当局企图在山东会战中歼灭我军主力的计划，并使国民党军遭受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因而必然引起对于国民党军是极严重的后果。发言人盛赞华东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及领导者陈毅、粟裕两将军。”

　　同日王耀武主动放弃博山、益都、淄川、周村、长山等城镇。华东野战军除以一部扫荡胶济路残敌外，其余部队集结胶济线张店、周村、明水以南地区休整。胶济线作战胜利结束，控制胶济铁路250公里，解放县城13座，使鲁中、渤海、胶东、滨海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2月27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报告王耀武自动放弃胶济线龙山至昌乐段，我以八、九两纵队继续向东扩张，一、二、四、六、七等五个纵队集结于张店、周村、明水以南地区休整。

　　同日国民党当局于今日和次日分别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于3月5日以前撤离全部人员。中共中央负责人于3月2日发表评论，指出这一行动“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2月28日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淄川东南之大矿地，住在蒲松龄故乡蒲家庄。

　　同日中共中央致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电，通报陈诚在莱芜惨败后的新部署。

　　3月初国民党军统帅部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集中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45万人的兵力，编成以关内“三大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为骨干的3个机动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打稳扎，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与其决战，或压迫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以实现其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之目的。

　　3月2日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师）25万人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企图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3月4日与陈毅、饶漱石、黎玉、张云逸、谭震林、陈士榘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电，报告部队休整计划和下一步作战方案，提出：以王建安、许世友两纵队及胶东、鲁中地方团队继续向潍县至青岛线进击；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等五个纵队在淄博地区休整待机，争取有半个月时间休整。针对华东和冀鲁豫国民党军动向，提出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集中华东和冀鲁豫我军于津浦线之兖州、济南间与敌决战；第二，华东主力转移到山东南线歼敌，把敌军主力全部抛在北线。目前就几种方案作准备，尔后视发展情况再定。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5日复电指示：许、王部宜即休整补充。3月6日又电示：“你们主力五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五师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在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

　　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3月10日再电指示：“三月份可全部作为休整时间，你们全军彻底休整一个月，以利尔后作战。”

　　3月7日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开始，传达讨论中共中央2月1日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总结八个月来的经验，布置休整期间的工作，3月12日结束。

　　3月8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和今后作战任务的报告。他不用讲稿，讲了两个多小时。

　　3月10日陈毅对山东《大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三次战役中，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的胜利打破了记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3月13日国民党军集中15个旅向延安进攻，与我保卫延安部队展开激战。经过六昼夜战斗，保卫延安部队歼敌5000人，主动放弃延安。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第25章


　　同日与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陈毅、谭震林、陈士榘、舒同发出致毛泽东主席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华东野战军休整计划和休整后作战方案，请示可否对胶济路分段有重点地加以破坏。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1日复电：“同意破坏胶济线”。

　　3月15日蒋介石为实施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下令“堵黄复故”，堵塞花园口决堤口，迫使黄河改流河南、山东两省故道，企图切断华东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

　　3月16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毛主席电，报告送给刘伯承、邓小平部队的弹药数量。

　　3月18日参加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在沂南县苍南坡举行的成立大会。

　　3月22日先后在华东野战军干部大会和医务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指出，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不仅政治上遭受了损失，而且军事上也会遭到失败。

　　我们的方针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着眼于歼敌有生力量。进攻延安的十几万国民党军被歼是指日可待的。

　　3月27日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致粟裕、谭震林并报毛主席、中共中央电，提出休整后行动的四个方案：（一）继续在胶济线争取打一仗；（二）向兖州、邹县、泰安、滕县间突击；（三）向临城、峄县、枣庄间突击；（四）向临沂、东海、新安间突击。“以上四个办法，我们认为以第四项办法为更好”。

　　3月28日申时，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和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对付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作战部署：拟以三个纵队进至郯城、马头、新安镇地区，然后向西扩张占领运河线，造成渡运西进逼津浦路南段之势，诱敌第七十四师、第八十三师南援（注：此行动被国民党军察觉，遂改变决心，停留在新泰、蒙阴、十字路一线待机）；以一个纵队集结沭阳、新沂线两侧，打击沭阳向北增援之敌；以五个主力纵队集结于蒙阴东南、临沂西北地区，待机歼灭南援之敌第七十四师、第八十三师，或歼灭由泗水向东南增援之敌第十一师，或歼灭由大汶口向东进犯之第五军。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7日复电，“同意你们寅俭（3月28日）电部署，一切望按情况决定”，说明“因连日转移，电台失联络，你们寅俭电今日才收到”。此前曾电询华东野战军行动方案。

　　3月29日发出南下歼击汤恩伯集团的行动命令。

　　同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枣林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同日华东野战军举行莱芜战役庆功聚会。粟裕策划下一步歼敌方案。陈毅邀粟裕上山打猎，猎得一只兔子。陈毅问粟裕：“502，你看这只兔子该怎么吃法？”粟裕答非所问：“这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王牌，硬吃是不行的，必须智取，而且一定要全歼。”陈毅哈哈大笑：“好嘛，好嘛，这只灰兔子身价不低，成了张灵甫，看样子这个张灵甫命中注定成为我们庆功宴上下酒菜了。”

　　3月底到4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临沂、蒙阴地区，准备歼击汤恩伯集团。与陈毅、谭震林等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转移到蒙阴县坦埠地区。

　　同时，国民党军13个整编师（军）25万人开始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及兖州至临沂公路，侵占鲁西南地区，向新泰、蒙阴地区进攻。

　　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

　　4月12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坦埠以西之崮县。4月14日发电报给各纵队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通报敌机袭击华野指挥机关驻地情况。

　　4月15日酉时，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毛主席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我军南移企图为敌人发觉，并已调整部署，紧缩防线，因此重新布置歼敌计划。后来决定攻击敌左翼薄弱环节，歼灭占据泰安的整编第七十二师，相机歼灭来援之敌。

　　4月20日发出华东野战军泰（安）蒙（阴）战役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发现我军主力南下沂水、蒙阴、临沂东后，积极调整部署，“一面似在加强陇海线纵深封锁”，“一面集中主力企图乘隙进占沂蒙山区，逼我主力局促于滨海一隅，然后与我主力决战”。“为调动敌人，混乱其部署，造成敌人错觉，求得在运动中歼灭顽军主力，避免与蒋顽集团决战”，决心围攻泰安，诱歼援敌。4月22日发起泰蒙战役，战至4月26日，攻克泰安县城，歼灭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生擒中将师长杨文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出4月15日、22日、25日“各电计划甚好”，“庆祝你们攻克泰安，歼灭七十二师”。

　　4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李先念：去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处补充兵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征询对刘（伯承）邓（小平）下一步行动的意见。

　　4月29日指挥华野四个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沿线之敌发起攻击，于4月30日攻占桃墟、青驼寺一线，歼敌第八十三师一个半团三千余人。由于敌第十一师与第七十四师迅速靠拢，遂于5月1日指令第四、第九两纵队隐蔽待机。

　　如敌第七十四师向我进攻，则在给其一定杀伤后逐步后撤，吸引其沿临蒙路南下，待其离第十一师较远时歼灭之。

　　5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据悉汤兵团分三路进攻新泰、沂水、莒县，是否属实？你们对策如何？”

　　5月2日亥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泰安、蒙阴地区作战情况和下一步行动方案。在泰安、蒙阴战役中，我军27个旅中只有13个旅参战，歼敌24万余人，唯丧失歼击第七十四师机会，春季战役暂告一段落。主力拟略事休整，再拟订新的作战计划。

　　5月3日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敌军动态和我军作战部署：“蒙阴附近之敌较集中不好打，故改打新泰”，拟以四个纵队攻歼进入新泰之第十一师。同日又电报告：“因五军及八十五师已进至距离新泰以西一天路程，故放弃本夜歼新泰十一师之计划”，决定陈士榘率第一、第六两纵队南下鲁南，谭震林率第七纵队去华中，以调动敌人向后，同时集中5个纵队45个团（加上第十纵队，共50余个团）于山东基地，待机歼击前进我后方之敌。电报还说：“蒋（介石）、陈（诚）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要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我们除尽力争取在山东基地击破敌人外，正考虑作更远的打算”。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4日亥时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入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5月6日又电指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同日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华野各纵队电，报告在临蒙作战中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型喷火器三座。

　　5月4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提出四支野战军的作战部署，确定：“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5月5日又电，询商如何执行上述战略计划。

　　5月8日再电指示：“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一）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争取于巳东前休整完毕，巳灰前渡河，向冀鲁豫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

　　5月5日辰时，华东野战军参谋处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截获到汤恩伯电令。

　　5月6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为扫清后方及引敌深入之目的，请考虑以有力部队攻击昌乐、潍县之敌”。

　　5月8日又电指示：“根据你们野参微辰（5日辰时）转来顾祝同命令，敌第一兵团主力将向沂水进攻。因此，只要你们不性急，不分兵，不去扰敌后路，让他放手前进，你们则集中主力距敌较远地点（不要天天接触），必能找到歼敌机会。昨打昌潍之提议暂缓执行。”

　　5月7日陈毅、粟裕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军委指示和敌我态势，决定主力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歼敌；第一、第七两纵队停止南下；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机配合主力作战。会议于5月8日结束。5月9日午时和申时，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新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0日复电指示：“佳午佳申两电均悉。为着集中全力（二十七个旅）待机歼敌，暂缓攻潍决心极好，等候半个月左右，如敌固守不进，再决攻潍打援之策不迟。”又说：“你处中心关键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二十七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

　　5月10日顾祝同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东移，即令各部：“跟踪追击，进出于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之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改变稳打稳扎的战法，不待友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令以第七十四师为主，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为左右两翼，以华野指挥机关驻地坦埠为主要目标，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以第七军、第四十八师向沂水方向推进；以第六十五师位于蒙阴待机东进。

　　同日华东野战军侦察得知，顾祝同指挥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个兵团向沂蒙山区发起进攻，汤兵团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进至沂水附近地区。陈毅、粟裕决定首先攻击汤兵团比较暴露的右翼，歼灭敌第七军与第四十八师。于当天23时发出作战命令。

　　5月11日华东野战军情报部门截获汤恩伯电令：限第七十四师于5月12日攻占坦埠。粟裕判断，敌人企图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实行中央突破，首先摧毁我军指挥中心，然后聚歼我军主力。这一变化对我们是难得的有利战机。建议改变原定打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计划，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将第七十四师于敌人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歼灭。陈毅赞同粟裕的意见，说：“好！

　　我们就是要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当即调整作战部署，命令向沂水方向开进的部队重返原地集结，准备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歼灭敌第七十四师等部。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电，分析蒋介石的“黄河战略”，指出：“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七师、四十八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示：“（一）中央社息，五军占莱芜，有向淄博急进模样。（二）你们应集中主力，待敌进至适当地点，不失时机发起歼击，首先解决一两个军。”

　　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野参真辰电（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十一日辰时电）悉。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地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

　　同日辰时，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联名发出华东野战军作战命令：根据汤恩伯集团动向判断，“汤顽企图控制临蒙路及坦埠地区，然后配合二、三兵团逼我主力向东，找我决战”。“为打破汤顽企图，决以主力迎歼来犯之七十四师、二十五师于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战斗发起时间，预定十三日黄昏，先以一、八两纵抄袭敌后，俟两纵达成迂回任务后，四、九两纵再行出击”。

　　同时指令隐蔽于鲁南的第六纵队取捷径赶到垛庄地区，配合正面我军围歼第七十四师、第二十五师。

　　同日未时，根据敌情变化，调整作战部署，集中兵力围歼进攻坦埠之敌第七十四师，于13日晚开始出击。

　　5月13日酉时，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敌情和歼灭第七十四师的作战部署：“（甲）七十四师真日开始向坦埠进攻，八十三师在青驼以北跟进。二十五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乙）我们今晚集结一、四与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4日亥时复电指示：“以一、四、八、九纵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

　　该敌歼灭后，你们应集中尚未使用之各纵（二、三、六、七、十，除小部用于钳制外），乘胜歼击八十三师及二十五师，收复蒙阴、青驼之线，实现中央突破。”

　　5月15日子时又电指示：“此次作战成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至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内作战”。“因此，对钳制方面，必须只使用极少之兵力（例如东西两面各使用一个旅左右，配以地方部队即够）”。

　　同日发出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政治鼓动口号，提出：“歼灭蒋顽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

　　同日黄昏，指挥各部发起孟良崮战役。5月15日，完成对第七十四师的包围，发起总攻，消灭盘踞于孟良崮的第七十四师部队，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

　　同时阻击两翼增援之敌。5月16日晨，在战役接近尾声时，指令各部核实歼敌数字，发现与第七十四师编制相差七八千人，同时侦察发现山区仍有敌军电台讯号，随即指令搜山，歼灭隐蔽在山谷的残敌7000人。此役共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整编第八十三师一个团32万余人。

　　5月15日午时，与陈毅发出致华野各纵队电，提出第二步预定作战部署：
 



第26章


　　第一纵队两个师歼灭敌整编第二十五师一部，第二、第六、第八纵队各一部扫荡整编第八十三师残部。后发现敌援兵靠近，决定不打敌第二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全军休整待机。5月16日亥时，将上述部署电示华野各纵队。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示：作战期内及时报告第一线敌情，用aaaa级电。

　　5月17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粟裕、谭震林请转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歼灭进犯军七十四师的伟大胜利”。同日又电：“歼灭七十四师极慰”，指示集中最大兵力再歼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

　　同日午时，与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北线之敌第五军、第七十五师、第十一师、第九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均南援，第八十三师、第七师靠拢北援，原定连续作战的计划已不好实施，决定移沂蒙路以北地区休整待机。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复电指示：“歼灭七十四师后，因敌援兵已靠近，适可而止，停止攻击二十五、八十三两师，全军集结休整，待机再战，处置甚妥。”同日酉时又电指示：北面应有八个纵队，以使攻潍打援时有充足兵力。

　　同日发出华东野战军关于庆祝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指示，指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是华东战局开始转变的关键。由于敌人的恐慌与部署错乱，造成我们歼灭更多敌人、争取更多胜利的机会，将迫使敌人停止进攻，处于被动，我军可从此开始争取战争主动权，进入反攻。同时，此役的胜利，配合陕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蓬勃发展的反攻，成为全国战局上大转变的开始。”

　　同时指出：“敌人创伤虽重，但他还有相当力量时，还是继续反扑，今后仍要有严重斗争。不能因此次战役的胜利，而产生盲目乐观、骄傲轻敌等现象”。“我们如以歼灭七十四师的态度去打其他的进犯的蒋军，谨慎小心，羊子当作虎打，就胜利更快、更彻底、更漂亮”。

　　5月20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在山东沂水县大崮峪召集各纵队首长汇报，总结孟良崮战役经验。在讲话中指出：这一战役是一次硬仗，也是关键的一仗。

　　战役组织指挥上的主要经验是：在敌大军密集、多路稳进向我军形成包围的严重形势下，我军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如何选择打击对象和出击时机。在敌人重点进攻的高峰期，集中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第七十四师，砍掉了敌人一支最强的骨干力量。

　　同日毛泽东发出致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电，指出：“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同日新华社发表时评《祝蒙阴大捷》，指出：“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中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

　　5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

　　刘邓下月出击的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或攻潍打援，或先打第五军，“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5月27日又电示：“应集中兵力于待机位置，待敌行动判明后，再定歼击何部”。

　　5月28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沂水县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问题。会议历时六天，于6月2日结束。

　　5月31日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据检查证实，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5月6日下午2时，在其藏身的石洞内，被我第六纵队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击毙。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刘伯承、邓小平电，请示刘伯承、邓小平军是否按原计划出击，以便布置配合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原定华东野战军在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日复电指示：

　　“（一）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二）在情况许可（即确有胜利把握）条件下，我们希望你们于六月上旬及下旬各有一次战役作战。”

　　6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和刘少奇、朱德电：根据目前的敌情和部队的情况，部队于6月10日出动实来不及，为避免仓促行动，影响今后任务，建议推迟于月底准时渡河。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3日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朱德、刘少奇电，“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

　　6月3日午时，华野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新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4日复电指示：“江午电悉。完全同意你们所定作战方针，本月上旬充分准备，中旬作战，以干净歼灭五军及七十五师、八十五师共七个旅为目标。”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各局各首长电，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

　　6月5日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联名发出华东野战军歼灭第五军等部于莱芜地区的作战计划。6月6日，与陈毅等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向莱芜地区开进。6月7日，“重又印发第二个计划”。

　　6月8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电：关于华东野战军前委名单的请示。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电批准，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唐亮、钟期光、刘瑞龙八人组成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以陈毅为书记。

　　6月9日陈毅在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放下武器的将领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参加座谈的将领说：“陈军长谈话真诚坦白，实在感动人。有机会很想见到粟裕将军，聆听教诲。”

　　6月11日华东野战军情报部门侦察得知敌情变化，第五军军部率两个师由莱芜南移，并与第八十五、第二十五师靠拢。决定改变部署，发出放弃攻歼第五军的计划，继续休整待机的命令。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东北局及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指出：“以后凡中央密电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

　　6月14日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电，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山东自歼七十四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

　　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待敌情明了后再定行动。

　　6月18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沂源县南麻镇附近召开炮兵会议。在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陪同下，与陈毅、谭震林检阅炮兵部队，观察炮兵实弹射击。

　　6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并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决定在山东战场采取“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重新编组进攻兵团，将9个整编师（军）24个整编旅（师）的兵力，摆在从莱芜至蒙阴不及百里的正面，准备再次向鲁中山区进攻。

　　6月19日与陈毅等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山东敌情。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2日复电指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又说：“刘邓月底出击不变。”

　　6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刘邓可否按原计划行动。

　　6月23日23时，与陈毅、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邓子恢电，报告国民党军队有集中9个师24个旅的兵力向沂蒙山区进攻的征候，判断敌人企图“逼我向东北撤退，或求得一次消耗战”。“为击破其企图，决将主力向东南移动，以围攻桂系，吸引整九、五十七师增援而歼之”，于28日后开始战斗。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4日复电指示：“在目前情况下，你们决心围攻桂系，争取打援，计划甚好。惟如蒋系不援或增援甚缓时，你们须有决心将桂系歼灭，方能打开局面。”

　　6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鲁中山区进攻。主攻方向集中第五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四师、第八十五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共六个整编师（军）自莱芜至蒙阴之线东犯，另以桂系第七军、第四十八师、第七十五师、第九师为二线兵团缓缓跟进。助攻方向，以第四十五、第八、第五十四师向周村、临朐、高密推进。

　　6月26日与陈毅召开华野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打桂系的作战计划，视敌人进攻形势再定行动计划。6月28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敌重兵密集靠拢，进攻沂蒙山区，歼灭桂系不易，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四个师控制临蒙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复电指示华东野战军分路出击：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以两个纵队出鲁西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以四个纵队监视正面之敌。指出：“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等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华东野战军一年自卫战争战绩。

　　6月30日与陈毅、谭震林决定立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兵分三路的指示，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两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经莱芜向鲁西挺进，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以配合刘邓军行动。当天将这一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并下达各部执行。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2日复电指出：“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

　　“你们西进、南进之五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电示仍在博山以南的陈士榘、唐亮及第三、第八纵队：望即遵中央电示直攻泰安及以西地区，愈快愈好。

　　同日13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提出以三个纵队袭取新安镇、郯城、马头一线，歼击敌第五十一师，调动桂系及第二十八、第四十八等师增援。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4日18时复电指示：“为顾及后方可能被敌侵扰，攻击郯马、新安镇之任务，在目前数日内可做积极准备，待我西进两路在津浦打响，正面之敌开始后撤时，立即执行”。“五十一师歼灭后，你们应准备以两个纵队直下淮北、苏中，打开局面。北面留下两个纵队，迅速移至胶济线，准备打八军”。“这样四路分兵打敌后路，对于敌之主力完全不理，是因为正面之敌极端集中，没有好打机会，故应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完全主动作战，将敌抛入被动地位”。

　　7月4日11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国民党军主力向东里店、沂水、坦埠前进，第八军由昌乐、潍县进逼临朐。因此改变南攻新安镇、郯城、马头计划，“以主力首歼灭顽八军（即整编第八师）一部，逼其后退，待敌主力进至东里店、坦埠时，我则攻占鲁村、莱芜之线。陈唐兵团亦可配合此一战役，尔后与刘邓兵团造成衔接之势”。7月5日下午，整编第八师第一六六旅撤出临朐。华野准备打第八师的部队停攻待命。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6日电指示：先打八军极为正确。

　　7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为吸引正面之敌向东，不使后撤太快，便于我西进两兵团取得胜利，同时保护后方，请考虑以足够兵力歼击由潍县向临朐前进之八军，并相机攻取潍县，而将南进计划推迟一步。”

　　同日酉时，与陈毅、谭震林、刘先胜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敌军主力一部可能西援，你们必须迅速西进。如泰安不易攻下，则先将铁路以西地区打开，攻占东平、东阿、肥城、宁阳、汶上等地。7月7日，陈唐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津浦路万德至大汶口段之敌发起进攻，7月8日攻克泰安城。

　　7月7日叶飞、陶勇兵团第一、第四两纵队攻克费县，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九师之第三十八旅，并击溃整编第七十七师一个旅，俘少将旅长以下1100余人。

　　同日午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并告陈士榘、唐亮电，报告：第一、第四纵队攻克费县，陈士榘、唐亮率领到第三、第八、第十纵队明晚开始攻击泰安。中共中央于7月10日发出贺电：“庆祝攻克费县”。

　　同日酉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攻克费县、歼灭敌第三十八旅情况，决定迎歼由东里店东犯之敌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四师等部。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8日复电指示：“虞酉（7日酉时）电部署甚好。”
 



第27章


　　同日18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询问敌情和华野主力作战部署。7月8日未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复电，报告正面敌情变化及我军作战部署调整情况，陈唐兵团今晨攻占泰安。估计敌人发觉陈唐兵团行动后，可能从正面抽兵西援，有小部西援和大部西援两种可能。如敌小部西援，则拟以一个纵队正面吸引敌军，以三个纵队西去与陈唐会合，歼灭敌人西援部队后再行南下。如敌军大部西援，则于正面寻求歼敌机会，再南下新安或西进。

　　7月9日叶陶兵团第一、第四纵队收复枣庄、峄县等城镇，迫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各部退守运河沿线。

　　同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

　　“攻克泰安甚慰”。指出：正面蒋军近日陷入麻痹状态，进退维谷。你们除正面待机及令叶飞、陶勇部进击临、枣外，望令陈士榘、唐亮部以主力向南，于数日内相机攻占大汶口等地，然后全力向西攻占路西湖东各县。

　　7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

　　“（一）叶陶歼灭峄（县）枣（庄）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县）、滕（县）、临（城）、韩（庄镇），切断津浦，吸引桂系及欧震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二）陈唐望照前电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各纵队并报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拟率主力西移，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会师，歼击西面之敌。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0日2时复电指示：“你们手里四个纵队不要轻动，待敌动态完全明了后再作决定。”

　　同日午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判断“蒋仍决心维持东攻西守政策”，建议刘邓切断陇海、津浦两路，与陈唐会师打大歼灭战。

　　同日未时，华野司令部致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电，通知：决心攻歼东里店之敌。指示各部打开当面战场。

　　同日17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王建安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电，提出如敌再不西援，拟西向与陈唐、叶陶会师夹攻敌人。

　　同日21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暂缺）。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2日13时复电指示：“十日二十一时电悉，布置甚好。望令陈唐、叶陶利用目前绝好时机，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放手歼灭七十二师残部，二十师、八十四师（吴化文）全部，耿继勋部，完全占领运河以东、泰安以南、临城以北全区，同时以一部扫清泰安以西各县。如你们能完成上述任务，则必可保证粉碎鲁中敌军之进攻，否则仍将发生困难。你们正面则以全力寻求机会歼灭黄百韬部。”

　　同日鲁中国民党军继续向东向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东里店、沂水等地。

　　华东野战军原定以四个纵队歼灭进犯东里店的黄百韬部，因暴雨部队行动受阻，欧震兵团第九军与黄百韬部靠拢，遂放弃这一计划，部队转移至临朐地区待机。

　　7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陈唐要迅歼七十二师等部，然后过湖西与刘邓会师。

　　同日陈士榘、唐亮致陈毅、粟裕、华东局电，建议集中兵力放手打大歼灭战。

　　同日与陈毅、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电，提出：第二步拟攻莱芜并打援。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3日14时复电指示：“你们移至淄博待机。第二步行动待陈唐、叶陶攻占泗、曲、邹、滕后依当时情况再定为宜”。“目前时期内，仍须坚持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待敌主力疲困削弱后，再相机各个歼灭之”。

　　7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东里店战斗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

　　7月13日9时，与饶漱石、黎玉、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山东国民党军动向，判断“蒋顽全军东进决心已动摇”，“有大部西援之绝大可能”，提出陈士榘、唐亮兵团放弃攻泗水、曲阜计划，而以一部回师泰安，准备阻击第五军，主力迅速攻占汶上、济宁；叶飞、陶勇所部攻占邹县、滕县，第二、第六、第七、第九四个纵队原地集结待机。得知国民党军调整部署：第五军等五个整编师（军）停止东进陆续西援，第十一师等五个整编师（军）留驻南麻、沂水之线。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4日21时复指出：“你们近日对陈唐指示变化太多”。“正面敌军西援必十分谨慎，不敢冒险”，故陈唐、叶陶两部“目前任务是坚决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七城，并准备与你们正面配合夹击敌人。你们正面四纵目前亦应坚决歼击较为分散之敌”。

　　7月14日14时，与饶漱石、黎玉、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并告叶飞、陶勇、陈士榘、唐亮电，判断国民党军开始局部西援，决定乘敌军未全部后撤前，首先歼灭南麻之敌第十一师五个团，切断敌第九、第六十五、第六十四等师退路。7月15日14时，发出华东野战军围歼敌第十一师于南麻地区的作战命令。

　　7月18日晨，与陈毅、谭震林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及滨海、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南麻战役。敌十一师凭借密集的地堡群顽抗。因攻坚准备不足，又逢暴雨成灾，连攻三昼夜未克，敌人援军逼近，遂于7月21日主动撤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临朐地区休整待机。此役，我军以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消灭敌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四师共11万余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询问：歼击十一师结果如何？7月14日14时电所述作战计划是否已付诸实施？指出：“整个山东局面之改变主要靠你们这一计划成功，造成继续歼敌的有利条件。”陈毅、粟裕、谭震林于7月22日向中共中央军委等报告战役进展情况，“为了不被迫后撤，决于今晚停止攻击，把部队撤至临朐以南、东南、西南地区，休整补充后，再寻机作战”。

　　7月19日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华东扩大建立野战军主力的经验。

　　7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7月23日结束。会议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问题，决定全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解决的战略设想。

　　同日14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复陈士榘、唐亮同日辰时电，同意停止攻济宁，主力转入运河以西。“你们直受刘邓指挥，适时配合刘邓歼灭援敌”。

　　此电同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张云逸、饶漱石、黎玉。

　　7月22日得知国民党第八军进占临朐县城，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东野战军后方。陈毅、粟裕、谭震林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以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第八军于临朐城及其东南地区。7月24日晨下达作战命令。7月24日黄昏发起战斗。经过两天两夜恶战，多次攻城未能奏效，阻援方向为敌军突破。

　　加上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弹药失效，部队行动受阻。决定于7月30日撤出战斗。此役歼敌7000余人。

　　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电，提出为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华东局复电表示拥护中共中央7月23日电方针，提出“叶陶纵留内线一个时期较为有利”。陈毅、粟裕、谭震林于7月27日午时复电，表示拥护中央7月23日提出的新方案，并建议华野“再在内线歼敌一个月”，“在大兵未南下前，是否派出若干先遣队，首先进入大别山及闽浙赣”，“叶陶两纵，叶去陶留为妥”。电报说：“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十至二十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仅是捕捉战机问题”。而“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是能逼敌迅速回头，减轻正面压力及解放区人民痛苦，但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之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

　　7月25日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报告临朐之战将于今晚开始，争取于27日结束战斗。南北两线敌军已逼近临朐，我军战后转移方向有二：北移益都、张店线，争取休整一时期；东移诸城以西地区，水退后进击华中。请示：就全局考虑，以何着为宜？同日午时又电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已令叶飞、陶勇向西北与陈士榘、唐亮会合，并令陈唐以主力至兖州附近策应叶陶。华东局于7月26日复电，同意东进诸城、莒县山区整补。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27日复电，同意华东局意见。指示：“临朐战役后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以利尔后机动。同时，陈唐与叶陶会合作战，不要过（微山）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中共中央军委同日又电示：“按陈粟谭有午电，陈唐不出湖西而与叶陶会合，全力对付鲁中之敌，并吸引吴绍周等在鲁中，对于刘邓南出最为有利。叶陶可照中央梗（23日）电，在两个月后再行南出。”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布《华东人民解放军对蒋军官兵的态度与主张》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对携械来归者奖励标准》。

　　7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指示：“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其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电报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7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等电，报告：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当天酉时复电，提出直出大别山应注意的五点，指出：“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

　　同日辰时，与陈毅、谭震林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饶漱石、黎玉、邓子恢并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已放弃攻临朐，部队休整待机。电报说：

　　“我们接连几仗未打好，待检讨后，详细具报。”陈毅、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南麻、临朐等战的经验教训。粟裕起草的电报稿，从战略指导和战术两方面分析了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在战略指导上，主要是由于“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顽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陈毅、谭震林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粟裕当即另行起草一份短电，于8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表示：“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详报。”8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两电，指出：“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又说：“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城）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同日，华东局复粟裕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很大。

　　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样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8月1日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与陈士榘、唐亮所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在济宁附近会师，随即进入鲁西南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靠拢。

　　8月2日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敌我双方近况，其中说叶陶两纵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万余人，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伤亡16万人左右。

　　同日陈士榘、唐亮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敌长驱进逼合击，部队太疲劳，得不到休整。拟争取休整一星期。

　　8月3日午时，与陈毅、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拟成立华野西兵团，由陈士榘、唐亮分任司令员、政委。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集结郓城地区时，该五纵统归你们指挥，就现有力量从内线钳制敌人。”

　　8月4日陈毅、粟裕与谭震林分开活动：陈、粟率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由益都转移到淄博地区，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到胶东、滨海地区。谭震林临行前，托陈毅转交他给粟裕的信，陈毅认为此信“对粟有帮助”，于8月6日将此信交给粟裕。谭震林在信中说：“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并列举苏中战役、涟水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批评粟裕“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粟裕收到此信，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复信给谭震林。

　　信中说：“你和军长要我起草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报告军委（详未支电稿）。

　　草成后，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
 



第28章


　　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军长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此外在你来信中所提起的另外一些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我处理的，而是你自己处理的，这大概是你已经忘记了。因此对这些问题，我不得不加以说明”。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三电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令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午时电指示：“山东主力（陈唐、叶陶五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申时电指示：“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同日又电指示：“西兵团指挥机构，提议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亮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8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两电，指示：陈唐叶陶“五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五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

　　8月5日接到中共中央军委数次电示后，联系全国战局领会中央军委意图，认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外线，主战场已由山东转移中原，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也将由内线转到外线。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军委给予的任务，同时考虑到“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向陈毅提出三点建议：（一）请陈毅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的第二、第七、第九三个纵队组成东兵团，由谭震林、黎玉、许世友指挥，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建议华东局移渤海建立补给支前中心。得到陈毅同意后，当天24时与陈毅联名将上述建议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6日复电，“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同日午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表示“当遵命迅速西去”，说明建议陈毅一同西去和增调第六纵队的理由。8月8日，与陈毅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从胶济路北之桓台、广饶出发，准备经惠民、禹城、聊城前往鲁西南。

　　8月6日午时，陈毅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电，说：“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我本挽三人共谈，谭（震林）因东行，故谭未参加。谭临行遗书，此书临别我看了一遍，对粟有帮助”。“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中共中央于8月11日复电：“所见甚是，完全同意。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指出：“总的战略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指示：“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休整，并待粟裕到来”。“陈粟六纵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

　　同日国民党军以8个整编师18个旅的兵力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分进合击，同时趁雨后黄河水涨破坏黄河大堤，企图水淹刘邓军。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提前结束休整，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当天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等：国民党第五军等部昨日过运河以西，已与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接触。我两主力已向南转移。我即顺此态势南下。陈唐则第一步在陇海两侧，第二步在陇海路南，第三步转到鲁西南内线。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9日2时复电指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8月8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国民党军第五军已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对战，建议刘邓部协助陈唐叶陶打一仗再走。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0日复电指出：“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逼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城）巨（野）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指示：“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7日）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陈粟率六纵及军直到黄河北岸后，如邱（清泉）、欧（震）、罗广文已南进，即相机渡河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在鲁西南活动”。

　　8月9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华东局电，报告华野主力已转到西部作战，建议后方机关及时转移胶东、渤海、滨海。

　　同日辰时，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粟裕、谭震林电，通报刘邓军行动部署：我们已进至成武、曹县之线以南，今夜迫近陇海线后，休息一天，即进至陇海路南。到陇海路南后，有两个方案：如敌来得慢，则可出目的地；如敌尾我快，则可打一二个圈子，尽量争取先到目的地。

　　8月10日申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并陈士榘、唐亮电：根据敌情，陈士榘、唐亮部一时难以北返转入内线，建议继续随刘邓部进至陇海线或路南地区，待敌大部南移，再行北返转入内线，其行动由刘邓决定指挥。

　　8月11日与陈毅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北渡黄河，进入山东省惠民县境。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刘伯承、邓小平8月9日辰时，陈毅、粟裕8月10日申时两电，指示：“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六纵似宜开至聊城，相机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直接策应陇海南北，不宜分散使用，望按情酌办”。

　　8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提出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一）“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

　　8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致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陈毅、粟裕告王秉璋、张霖之电，指令陈（士榘）唐（亮）、王（秉璋）张（霖之）两部放手歼击由金乡南进之敌第三师、第五十八师。

　　8月15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陈士榘、唐亮克服急于回内线情绪，配合刘邓打几个好仗。

　　同日辰时，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询问刘邓、陈粟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6日复电指示：“我山东主力六个纵队及炮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找陈粟商量”。“（李）先念率赵（基梅）纵至聊城，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王宏坤纵队迅速完成整编，于本月底下月初受陈粟指挥，加入鲁西南作战”。

　　8月16日9时，饶漱石、黎玉、张云逸、曾山、袁仲贤致陈毅、粟裕、陈士榘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西兵团两个纵队东返对全局不利。

　　同日陈毅前往渤海军区处理后方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询问华野各部行动计划。粟裕于8月18日酉时复电，报告华野各部动态及对下一步行动计划。电报说：“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抽一部分敌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毛泽东于8月24日复电指示：“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榘唐、叶陶及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电报说：“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快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8月17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准备在陇海路南北与敌人回旋”。“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应“稍加整理，并待六纵到后才能渡河南进”。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9日复电，指出：陈毅、粟裕15日辰时、17日午时两电，“我们认为极为正确。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向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宋（时轮）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

　　同日发出给刘瑞龙、刘先胜等人的信，提出整理后勤工作、精简机关的六点意见。

　　8月18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鲁中、鲁南、滨海、苏北、苏中并渤海、胶东各军区，淮支首长，并致饶漱石、黎玉、谭震林、许世友、张云逸、邓子恢电，提出在全军转入反攻形势下，华东区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反攻的意见。

　　8月19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第六纵队、第十纵队电，指令他们开辟泰（安）西战场，控制运河西岸。8月20日又电示：集中四个纵队歼敌第五十七师一部或大部。8月23日午时再电示：“为更有效打开鲁西南局面，拟放弃对泰西之行动，而集中六、十纵、李（先念）部、王宏坤纵全部南下，与（陈士）榘唐（亮）会师，时间约在月底”，准备乘敌不意歼灭黄河以南之敌第五十七师、第六十八师或第五军大部。请陈士榘、唐亮部署在我黄河以北部队南渡之际，将敌军诱至黄河以南数十里处，以便我河北部队迅速突然加入战斗。

　　8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朱德、刘少奇和各战略区首长电，指出：由于刘邓、陈粟、陈谢等部的行动及陕北的胜利，“已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9）酉（10）戌（11）亥（12）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同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电，指示陈唐各部在陇海路拖住敌人，策应刘邓向大别山进军。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请陈粟迅速赶到鲁西南，直接指挥陈唐作战，以收两军配合之效。

　　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士榘、唐亮电，指出：“你们采取打小圈子的避战方针是绝对错误的”。

　　同日夜，陈赓、谢富治野战军八万人渡黄河南下，向豫西挺进。

　　8月23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华东局、东兵团、胶东军区电，通报国民党军将进犯华野供应基地胶东地区，提议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立即靠拢于铁路附近，集中力量先歼灭国民党军薄弱的一部，以打开胜利的序幕，保卫胶东基地。8月24日午时，谭震林致陈毅、粟裕并饶漱石、黎玉等电，建议东兵团主力以打敌第八十三师或第二十八师为主，以第十三纵队及八个地方团担任胶东区之阻击作战。8月25日，饶漱石、黎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毛主席电，提出集中四个纵队在胶东内线作战。同日辰时，谭震林致饶漱石、黎玉、许世友电：我们仍坚持打南面之敌。同日午时，陈毅、粟裕致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饶漱石、黎玉等电，提出：应坚决执行集中力量在胶东歼敌之方针。毛泽东于8月25日申时复饶漱石、黎玉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8月26日，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袁仲贤连发两电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九纵应即向十三纵靠拢，进行胶东内线作战准备，请谭震林提出东兵团作战计划。同日，与陈毅发出致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电，指出东兵团在胶东作战为宜。8月27日又电，请许世友、谭震林立即部署歼敌第二十五师于开高密途中。同日，饶漱石、黎玉致谭震林、陈毅、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对陈粟各电无意见。8月28日，饶漱石、黎玉致谭震林电，指出：二、七两纵宜在现地集结待机，配合胶东作战。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黎玉（转谭震林）、陈毅、粟裕电，指出：“华东局及九纵被迫留在胶东，震林率二、七两纵在诸城，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率九纵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指示：“震林在诸城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同日，与陈毅发出报毛主席并告饶漱石、黎玉电，说谭震林坚主南进，往复电商，致丧失战机，形成分兵局面。目前只能分兵应敌。8月31日，与陈毅发出致东兵团电：完全同意饶黎张曾30日电精神，二、七纵暂不南下。

　　8月25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并东兵团电，报告当前敌军动态和我军在鲁西南的作战部署。
 



第29章


　　8月26日酉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致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许世友、谭震林电，报告：国民党军正调动五个整编师企图进攻胶东，我拟集中东兵团四个纵队另两个师阻止敌人对胶东的进攻；西兵团则拟全力向鲁西南及陇海线行动，策应胶济线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8日复电指示：“饶黎、许谭均主张在外线作战，要他们转回胶东很勉强，且到内线确有被敌封锁不能出来之危险，不如在外线较为机动。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会合，在九、十月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你们现到何处，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

　　8月27日野司致陈士榘、唐亮电，同意集中力量歼敌第五十七师一个旅，并告：“我们约于月底即可渡河南下”。

　　同日刘邓野战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示：“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目前几个星期内是重要关头，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统一指挥陈、唐、叶、陶，歼灭与抓住几部敌人，直接援助刘邓，至急至要。”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等各战略区首长电，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并重”。“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

　　8月29日野司于晨、午连发两电给陈士榘、唐亮并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征询他们的意见。第一方案：陈粟率第六、第十和特种兵纵队渡过黄河以后，开个会，休息几天，再打第一仗；第二方案：陈粟率部渡河次日就发起战役，集中主力围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或整编第六十八师，同时以一个纵队钳制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8月31日，接到陈士榘、唐亮8月29日来电后，与陈毅复电指示：“你们作战企图太大”，“应即集中主力先求解决五十七师来援之敌”。

　　8月30日与陈毅联名发出南渡黄河、西兵团向北策应的作战命令：“为打开鲁西南局面，有力配合刘邓部队作战，决以六、十纵渡过黄河，由北向南配合西兵团由南向北扫清鲁西南之敌”，规定第六、第十两纵队于9月3日晚渡过黄河进至郓城地区，第一、第三、第四、第八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于9月4日晚进至巨野、郓城之间，华野指挥所于9月6日晚与各纵队在郓城地区会合。

　　同日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你们在惠民停留太久”。“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8月31日辰时，与陈毅发出报毛主席电，说明在惠民停留的原因，报告已定于9月3日晚渡河南下。

　　8月31日与陈毅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及六纵、十纵、特纵日夜兼程急进，于9月2日在山东阳谷、寿张地区渡过黄河，9月5日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率领的五个纵队会合于山东郓城地区。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提出过去一年战争总结和今后战争方针，指出：第一年作战“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第一年作战的胜利，是因为“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同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曾山、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邯郸局电，提出：为完成毛主席给予的在黄河以南、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的新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主力会合，连续歼敌，破击陇海路，并迅速向南伸张，支援刘邓，要准备打几个恶仗，更需党与群众工作的配合和广大游击战争的发展。为此请华东局调一批干部协助工作，建议中央统一处理整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毛泽东于9月3日复电指示：“作战方向及征调地方工作人员均很对。但有一点，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

　　9月3日在华野指挥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关于7月份作战检讨和今后反攻形势的报告。报告总结华野7月份作战的经验教训，指出：“敌人一贯吹嘘的重点进攻开始被打破了。我们几路分兵，迷惑了敌人，打乱了他的部署，尤其是我西路、南路兵团，能阻住敌人的增援，策应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全歼敌人九个半旅”。

　　至于南麻、临朐战役没有打好，主要原因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由于对当面情况估计不足，过分乐观，就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过低地估计敌人，造成了某些错误。“我们不能因为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就忽视我们在七月份所获得的胜利，更不能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只要我们虚心接受实战中的经验，努力提高自己，就能为今后的胜利打下更好的基础”。报告指出：“今后几个月正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期。转得好，反攻可以顺利开展；转得不好，则反攻会走一些弯路”。“由于我们今天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所以我们的反攻形势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把爱国自卫战争由解放区扩大到蒋管区，和敌人调边换防”。

　　9月4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并致饶漱石等电，报告：我们提早于9月2日晚渡河，4日渡河完毕，5日与陈、唐、叶、陶会合后再定作战计划。

　　同日野司于17时、19时连发两电给陈士榘、唐亮，说“我们率野指已至师家集”，陈唐及一、三、四、八及冀野十一纵应迅速北移，与我们会合，“再勿犹豫”。9月5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七个纵队及拨归陈粟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会合，集结在山东郓城沙土集南北地区。

　　9月6日与陈毅主持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着重阐述如何处理打与走的辩证关系，说明早打的必要性和取胜的可能性，指出：要扭转战局，争取主动，关键是打好一两个歼灭战。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首先歼灭较弱之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然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五师一部或大部。当天22时发出作战命令。

　　9月7日晨，发出致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刘瑞龙信，指示他迅速组织运输炮弹到前线。

　　同日指挥华野西兵团发起沙土集战役，经一日两夜战斗，于9月9日晨胜利结束，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9500余人，其中俘虏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官兵7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9月9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滕代远、薄一波、谭震林电，报告沙土集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计划：“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予五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日10时，发出歼灭第五军（即整编第五师）的作战命令。

　　9月10日华东局致谭震林并告华野电，指出：你们应放弃过早转华中意图。“陈粟与军委我们意见是一致的”。9月11日，陈毅、粟裕致谭震林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当打消远离胶济线转入鲁南或华中之意见”。

　　9月11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黎玉、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电，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指示：“俟对五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你们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9月1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收缩于巨野、郓城之间地区，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陈毅、粟裕判断敌第五师有待西援之敌到达后再犯黄河渡口或寻求报复与我主力决战可能，决定调整部署待机歼敌，除以第十纵队保持现有阵地、阻击五师、控制郓城外，其余各纵队集结菏泽、巨野地区休整，相机攻曹县，引敌南援择敌歼之。当天酉时将上述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3日复电指示：“文酉电部署甚好。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对五军、七十五师暂时不打很对。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

　　9月1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全歼蒋匪整五十七师的胜利，对于保卫山东解放区和山东人民起了重大作用，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及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中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胜利说明蒋匪在山东一再挣扎的重点攻势已宣告破产，蒋匪从此转为被动，我军从此转为主动。”

　　同日24时，与陈毅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电：依目前敌对胶东进攻之态势看来，胶东的部队似难持久。果如此数万伤残人员有遭摧残危险。为此，拟派两个纵队转至泰安以西打开局面，以配合鲁西南作战，亦可威胁济南，调转进攻胶东之敌。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5日15时复电指出：“我西兵团刚刚集中六个纵队，打了一个胜仗，若又分开两个纵队到运东，是否会减弱鲁西南作战力量”。“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打胜仗，只要再打两三个沙土集这样的胜仗，不但能调动胶东敌军，而且能保障你们及刘邓的后方通路。只要前面打胜仗，敌即无法断我后路。但我军在一个时间内，必须有一往无前、不要后路的决心”。

　　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战略区首长电，通报各战略区作战情况，指出：“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区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我陈粟西兵团已集中鲁西南，并已歼灭五十七师，奠定了该军扩大根据地至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在该区歼敌之有利地位”。“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估计只要陈粟、刘邓、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之后，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只要我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能歼敌一部（不论多少），就能改变该区形势”。

　　同日与陈毅联名发布命令：寻机歼灭敌第七十五师及第十一师一部于运动中，以调动敌军南援，打开鲁西南局面。

　　9月16日与陈毅联名发布命令：根据敌情变化调整部署，决定在国民党军未到鲁西南之前，以主力一部破击陇海铁路兰封至砀山段，以争取主动，打开战场，便利尔后歼敌。

　　同日16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

　　9月17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邯郸局、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电，报告华野西兵团状况和开展黄河以南工作的意见，建议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提出：“今后河南局势，不宜集中行动，应执行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的原则”，“如中央最近期内准备以一、四、六纵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拟将一、四纵开河北整补一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2日复电指示：“半年内不拟派一、四两纵去江南。同意你们提议将一、四两纵调往河北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再行南渡作战。望邯郸局与张（云逸）邓（子恢）会商，给以必要之兵员、弹药、资材等补充。”9月24日又电示：

　　“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

　　同日根据南北两路敌军对进企图夹攻我军于城武、曹县地区的态势，决定改变原定破击陇海线部署，首先集中主力分批歼灭南路之敌整编第十一师于曹县地区。

　　同日发出致参谋处长夏光、副处长王德并转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刘先胜信，指示：精简野直机关，充实战斗连队。

　　9月19日13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攻占曹县后，如敌不南援，则考虑切断陇海线。

　　9月20日与陈毅等发出致徐向前、滕代远、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我们未给王宏坤纵队作战任务，可负全责护送大批物资给刘邓。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2日复电指示：王宏坤纵队负全责护送物资给刘邓。

　　同日饶漱石、黎玉、张云逸、曾山致谭震林、韦国清并报中共中央及陈毅、粟裕电，指出：“你们近来常常顾虑敌人合击，并几次主张主力离开滨北滨海地区作战”，“我们深信过分估计敌人与过低估计自己并非你们本意，而是南麻临朐战斗遭受重大伤亡后某些部队高级干部一般反映”。9月22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谭震林、韦国清并饶漱石、黎玉、张云逸、曾山并中共中央电，表示对饶、黎、张、曾电“我们亦有同感”。“我们认为，二、七纵队并非兵员不充实，亦非战士不愿打仗，而最重要原因为干部情绪不高，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顾虑太多，变成犹豫，不能贯彻决心，到处怕敌人包围迂回，而又到处分兵钳制，于是在迫近胜利时，不能集中兵力求取胜利”。因此希望他们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指示，坚决向胶东之敌侧后进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30章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东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受晋冀鲁豫中央局及军区与政府的管辖领导，委托陈毅、粟裕代表晋冀鲁豫适宜指导。中共中央9月22日又电示：陈粟西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辖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及王秉璋纵队（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陈毅、粟裕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并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供给工作。

　　9月21日与陈毅联名发出分批歼灭敌整编第十一师的作战命令，决定钳制北路之敌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七十五师于成武、定陶以北地区，集中主力（一、三、四、六、八纵）首先分批歼灭南路之敌整编第十一师于曹县以北地区。9月22日夜发起战斗，激战两昼夜，未能奏效，敌援军逼近，有集中五个整编师迫我决战企图。陈毅、粟裕为保持主动，避免过早决战，决定放弃对第十一师的攻击，除留下两个纵队担负在鲁西南钳制敌人的任务外，其余主力部队分两路向陇海路以南进军，迅速发展豫皖苏广大地区。同日24时，发出向陇海路南进军的命令。从9月24日到9月26日，先后发出《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建立地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的决定》、《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新区地方工作的指示》、《关于南下政治工作致各纵队领导及各纵政治机关的信》以及准备沿途散发的“宣布本军主张”的布告，明确提出“发动群众和开辟地区，削弱与打击敌军主力两大任务”，要求全体指战员“学会打仗，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筹粮款”。9月26日，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六个纵队，在徐州与开封之间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

　　9月25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谭震林电，报告向豫皖苏进军的部署，决定分两路南进，以分散敌人注意。9月28日，向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已率六个纵队分两路越过陇海铁路，“从即日起，拟以半月至二十天时间，分路辗转活动于陇海、平汉、津浦与沙河之间，以歼灭该区内之保安团队、反动地方武装并以破击铁路为主要任务，以分散敌人，以及布置地方工作，了解地方情形并准备予尾追之敌以歼灭性打击”。拟以半个月行动完成此任务，再集中兵力打较大的歼灭战。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30日16时复电指示：

　　“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半个月时间太短”。又指出：“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复电说：“你们越陇海后，南面敌人已有强烈反应。

　　拟乘敌北进时，主力向黄麻及长江沿岸转进。”

　　9月27日至10月2日与陈毅指挥华野南下各纵队，在3000公里正面前进150公里，攻克县城13座和重要集镇几十处，切断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歼灭保安团等反动武装5000余人，完成战略展开，初步站定脚跟。9月30日午时、10月2日先后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

　　10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同时指示，扩大陈粟大军活动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10月4日又电示：“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个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

　　10月4日酉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张鼎丞、曾山、谭震林电，提出发展江南游击战争的意见，指出：“目前各区之游击战争，不在调动江北敌人配合江北反攻，而在发展与扩大自己”。“特别要准备在大军南下尚未建立巩固根据地时，尽可能分散安插大批伤病员及后方”。

　　10月5日与陈毅、唐亮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建议颁发“三大纪律十项注意”。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同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下一步部署：第一、第四两纵队到陇海路北整补，第十、第十一两纵队调陇海路南，第三纵队及苏北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旅去淮北向淮南发展，其余部队继续分散行动一个月，以发动新区群众和歼灭薄弱之敌。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7日10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部署”，“尔后各纵可照此办法轮番休整”。

　　10月8日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在10月2日开始的胶河战役结束，歼敌12万余人，收复掖县。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及各纵队电，指出：“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10月9日，华东局致许世友、谭震林并陈毅、粟裕、中共中央军委电，指示：我军会合，初战大胜，即收兵休整。陈毅、粟裕于10月12日复电，同意东兵团短期休整。

　　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两路指挥机构会合。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渤海区应归还华东局领导，陈粟军供给由邯郸局负责。

　　同日在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自卫战争第一年总结和第二年方针任务的报告。他说：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就是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都归我们开辟、创造、建设。

　　10月12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攻克皖北重镇阜阳、颍上、蒙城、涡阳等县城，歼敌保安团队一千余人。

　　同日豫皖苏区党委在安平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巩固老区，开辟新区，在原有三个分区基础上再建三个分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陈毅、粟裕并转曾生电，指示：东纵（即两广纵队）南调，先归王秉璋后归叶飞指挥。陈毅、粟裕于10月17日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已令两广纵队开鲁西南。

　　同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徐向前、薄一波并中共中央电，报告豫皖苏党委扩大会议情况，决定抽调部队干部参加组建新的分区和地方工作，建议保留豫皖苏军区。中共中央于10月17日致邯郸局、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陈粟10月13日电意见，豫皖苏军区不改变。

　　10月15日22时，毛泽东致陈毅、粟裕电，指示：“许谭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同时指出，“战局可能发展很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

　　10月16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两电，一电致薄一波、徐向前并中共中央，报告豫皖苏区工作及部队补给情况。“初步商讨结果，地方工作以实行土改和建设财粮为中心任务”。“估计再经过十月到十一月的分散整补，十二月初即可放手捕捉战机，进行较大之仗”。一电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华野外线兵团活动情况。叶飞、陶勇两纵至路北整补，拟半个月后即南调。王秉璋纵减员较多，允其休整半个月后，随叶、陶两纵南下。为迅速开展工作，除主力分散活动开展群众工作外，并拟分散两个团编入地方武装。毛泽东于10月20日12时复电：“迭获胜利，甚慰”。指示：“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10）戌（11）两月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亥（12）月初起，集中六个至九个旅，组成一个头等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明年一月以后，看形势再组成一个至二个各包含四个至六个旅的二等三等野战机动兵团，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直至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大体已经歼灭，群众分粮、分财、分田任务大体已经完成，人民武装已经发展，方可将全部二十个正规旅转为野战军。但仍须分属两三个野战兵团，最大之野战兵团，在至少半年内不要超过九个旅。因为敌已被迫分散，今后还将更分散，集中太大兵力，吓跑敌人，打不到运动战，但若集中不大不小之兵力，则不但可以大量歼灭守备薄弱及中等守备之敌，而且可以调动敌人打运动战。望本以上意图部署兵力及工作。”

　　10月17日午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报告新的作战部署：“我为分割敌人，与打通我南北东西之交通，尔后便于主力自由回旋于豫皖苏广大地区之作战，及有力配合陈谢部队平汉路之行动，决于本月底前后，以一、四、六、八、十、十一纵，配合地武，展开对陇海徐（州）、郑（州）段之破击。重点置于徐州至商丘，以利趁胜继续陷徐（州）蚌（埠）段，完全孤立徐州。”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4日14时复电指示：“陈粟决定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孤立徐州，甚好。惟集中兵力时，各新占区域应留下适当兵力，继续分散工作；破路时间以十一月上旬开始为好。”

　　10月21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华东局、邯郸局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开创豫皖苏地区的计划及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电，征询对发动平汉路战役的意见，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照刘邓巧电，三军同时破平汉”；二是“刘邓、陈谢两军为主，陈粟一部（在沙河以南者）为辅，担任破平汉，时间推迟至十二月上旬举行，陈粟主力则于十一月下旬举行大破陇海战役，断徐（州）郑（州）交通并吸引五军东援，以利平汉得手”。

　　10月23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邯郸局、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行动计划：留第六、第八纵队十八个团以上单位分散配合地方发展三个新区工作，集中主力于11月10日后发起陇海路破击战，并调动援敌予以歼灭。

　　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5日复电：同意23日电之部署计划。

　　10月24日辰时，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赵建民、张玺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朱德、刘少奇、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我们作战方针是尽量使战争引向陇海线以南，引向敌人主要交通线，迫使敌人去守护交通线及要点，以分散敌人兵力，便于我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进行群众工作与恢复建设根据地”。“此次集中兵力，不是全部南下，而是为了彻底破击陇海路及徐（州）蚌（埠）路，以巩固冀鲁豫和打通与豫皖苏区之联系”。

　　10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

　　“先破陇海路再破津浦路计划甚好”。

　　10月下旬华野外线兵团从各纵队抽调2000多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抽调2个师部和4个团的全套干部作为发展地方武装的骨干。到10月底，分散歼敌1万余人，解放了豫皖苏地区24座县城和广大农村。

　　10月为华东战场第一年画刊题词：“一年来自卫战争的事实证明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无比，更证明了美械装备并不能挽救反动统治及其反动军队的溃灭。”

　　11月1日20时，与陈毅联名发出陇海路、津浦路破击战命令，决定集中主力七个纵队，配合地方武装，首先实施对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的破击战，尔后乘胜转用兵力破击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以切断敌人徐州至兰封间联系，使我苏鲁豫皖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今后运动作战创造条件，并配合陈谢部队在平汉线行动。11月4日又令于11月8日发起战斗。

　　同日中共中央致陈毅、粟裕电：“关于先念部队情况电悉，甚慰”。

　　1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指示：“望以彻底破毁陇海汴（开封）徐（州）段为目标，进行充分准备工作，尤其要研究破路技术，开各种干部会，指示具体办法，于戌真（11月11日）以后发起破路，配合陈谢行动为盼。”

　　11月8日在华野指挥机关驻地陇海路北的九女集与陈毅分开活动。陈毅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先到华野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到惠民与华东局负责同志会晤，再到河北武安与邯郸局负责同志商讨华野部队供给问题，后来又奉命到西柏坡和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华野指挥机关。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越过陇海路南下，进至夏邑以北的彭大楼，指挥华野七个纵队展开陇海路和津浦路破击战。

　　11月9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华东局电，报告破击陇海路、津浦路计划：战役第一阶段，彻底破击陇海路徐州至商丘段，并歼击可能东援之敌；战役第二阶段，攻歼徐州外围之敌，并佯攻徐州，以吸引徐蚌线敌军北援，求得于运动中歼灭之，随即破击徐州至蚌埠段铁路。

　　11月10日发出致中共中央、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刘先胜、钟期光并各纵队各军区首长电，报告：对陇海路徐商段的破击战已于11月10日酉（17~19）时结束，攻克据点、车站、城镇10余处，俘敌旅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控制铁路200余里，并消灭援敌第五师1000余人。

　　同日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华东局电，通报：国民党军第九师将空运徐州。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当天电示许世友、谭震林：攻歼敌第九师、第六十四师，阻止他增援陇海线或石家庄。
 



第31章


　　11月11日蒋介石与白崇禧在南京召开苏、皖、豫、鄂、湘等省联防会议，部署对大别山区刘邓大军的围剿，决定以30多个旅围攻大别山，以20多个旅守备陇海、平汉两路要点，以11个机动旅在黄淮地区钳制陈粟大军。

　　11月13日毛泽东致林彪并告朱德、刘少奇、东北局电，指出：“南线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许（世友）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五军均已完全取得主动，一切困难均可克服。

　　敌已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地位”。

　　11月15日未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许世友、谭震林电，报告：对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的破击基本上顺利完成，已将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一纵队转移破击津浦路徐蚌段，并相机截歼北援徐州之敌。拟于战役第三阶段分散活动，进行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工作，对部队在政治上进行土改教育、群众工作和纪律教育，在军事上进行以攻坚、爆破和近迫作业为主的训练。

　　11月17日历时十天的陇海路和津浦路破击战结束，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11万余人，攻克县城9座、车站17个，威胁战略要点徐州，进一步沟通了豫皖苏与鲁西南的联系，迫使敌人抽调15个旅增援，其中包括用于围攻大别山的8个旅，并推迟原定11月20日开始的围攻大别山刘邓军计划。中共中央11月19日电：庆祝破击陇海大胜。

　　同日辰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并转陈毅电，报告徐蚌路破击战进展情况，由于敌人援军迫近，“对徐蚌段之破击已难完满完成任务”。判断“敌亦可能加强平汉线之防护。建议刘邓、陈谢军乘敌部署未妥之前，提早对平汉线之破击”。

　　11月20日戌时，发出致邯郸局并报中共中央（前后方工委）、张云逸、邓子恢、华东局电，报告部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工作情况、思想倾向及克服办法，针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完成对部队指战员的土改教育，纠正不愿打小仗、不愿打民团等现象；加强部队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发动指战员普遍参加群众工作；每个纵队分工负责一个分区作固定联系区，为该区提供干部和武装，每个新开辟区拨一个正规团作该区地方武装骨干；除在华野各部继续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外，建议华东局、邯郸局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到豫皖苏地区。中共中央于11月28日复电指出：粟裕20日电“所指各点是正确的”，即照报告布置实施，并指示：“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同时指示：“在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八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11月22日至25日主持召开有各纵队代表参加的中共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落实20日电提出的各项任务，决定：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在全军树立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坚决支持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斗争；从部队抽调2000名干部到地方工作，另抽调2个师部、3个整团和4个团的全套干部作为发展地方武装的骨干；确定各个纵队负责的固定联系区。

　　11月25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界首县，听取了界首县领导干部汇报，指示：界首处于豫皖苏区中心，战略地位重要，应当加强武装力量，决定从华野警卫团抽调两个半连200多人、10名干部，与界首县大队合并，组建为界首支队。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华东局、邯郸局电，指示：

　　加强陈（毅）粟（裕）区域领导。“明年秋冬或后年春夏陈粟主力出江南时，该机构即随军南进”。

　　11月29日与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华东野战军参加平汉路破击战的两个方案：（一）“我们集全力参加平汉破击。如是，对该路之破击多较彻底，且使三个野战军打成一片，对今后作战取得战略配合外，甚至可取得战役配合”。（二）“我即派小部（约五个团）参加平汉破击，其余仍继续破击津浦路。如是则可使敌两大南北运输均被截断，徐、汴均被孤立，且对打开淮北路东（两次派队东进均被迫撤回）和淮南局面，威胁长江和打通华中联系有帮助”。刘伯承、邓小平于12月1日复电：“同意你们第二方案，以五个团破击平汉路，余仍破津浦路”。

　　12月4日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电，询问：破击平汉路何时动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连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敌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12月7日得知蒋介石采取“确保中原”的战略部署，集中33个旅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直接指挥，围攻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决定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钳制敌第五军、第五十七师，主力转向平汉线许昌至郑州段，或攻开封，以调动南线之敌，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12月8日将上述部署上报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同时发出作战命令。

　　同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拟请陈毅来米脂一商。12月11日又电告粟裕：

　　约陈毅来陕北一谈。

　　1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电，指出：“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铁路之必要。”同日，陈赓、谢富治复电：“建议陈粟主力及我纵即刻出动，破击平汉郑州、信阳段”。刘伯承、邓小平复电提议：陈谢与粟同时破击平汉路。中共中央军委电询粟裕：以两个纵队协调陈谢破击平汉路是否可行？

　　同日8时，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为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起见，即决转向平汉线许（昌）郑（州）段，或攻开封（守敌不多，拟攻占其薄弱一部，监视其坚固之点，以便攻入城中，夺取其物资，以调动敌人），以调动南线之敌”。“唯时间须至元（13日）才能开始。陈谢部之行动如何盼告，以便密切配合”。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9日复电指示：“（一）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

　　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二）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

　　12月9日晨，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平汉路破击战计划，决于12日攻开封。中共中央军委当天复电指出：“意图及部署很好”。

　　指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同日20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仍按原计划攻开封。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0日复电指示：即照你原定部署执行，不要改变。

　　12月10日自孟良崮战役以后，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探索，认为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解放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为此，需要在作战、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改变数量上技术上敌强我弱的现状。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准备上报中共中央，但是没有立即发出。此后，经过四十多天的观察思考，并经平汉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可行的，方于1948年1月22日发出。

　　同日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遵令停攻开封，主力进击平汉路许郑段。

　　12月12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邯郸局电，报告：华野部队将于13日晚进入平汉路许郑段作战。同日发出平汉、陇海破击作战命令，决定组成三个兵团分别行动：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为第一兵团，由陈士榘指挥，破击平汉路许昌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开封段，并相机攻占许昌城；以第六、第八纵队为第二兵团，由王建安指挥，在睢县、柘城间阻击敌第五军和第七十五师西援；以第十、第十一纵队为第三兵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破击陇海路柳河至开封段，并相机攻克兰封、民权等城。

　　12月13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转陈赓、谢富治电，报告：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将于13日晚展开平汉、陇海破击战，预定破击三天，尔后视情况转攻开封或围歼西援之敌一部。

　　同日指挥华野五个纵队，与陈谢兵团配合，发起平汉路郑州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兰封段破击战，至12月22日告一段落，破坏并控制铁路近200公里，攻克许昌、新郑、兰封、民权等县城13座及车站、集镇36处，歼敌16万余人，切断敌人平汉、陇海两大军事动脉。中共中央于12月21日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庆祝破击平汉陇海两路大胜。

　　同日发出致华东局、邯郸局、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请转陈毅电，报告豫皖苏工作已布置完毕，“对淮北、淮南决采取逐步增兵方针”，并转报曾希圣对新四军第七师编散的意见。

　　12月19日丑时，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清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有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及陈谢必须进行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请陈谢提出配合意见，并请军委、刘邓予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复电：“完全同意粟皓丑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线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军”。

　　12月20日10时，发出致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我为继续配合刘邓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决令东边三个纵队继续东去破击津浦路徐蚌段，以调转大别山敌人”。但此间尚有四个纵队无仗可打，提出“是否可让敌三师等部北来（估计彼时五师也可能南下），我们协同作战，择敌而歼之”。

　　同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陈赓、谢富治电：“顷接陈谢二十日十四时电，主张你部四个纵队南下，打现到明港附近正北向新安店进之整三师（两个旅），然后向信阳前进。如你们同意向南，即可部署行动。似此，你们应不为从前划定之界限所束缚，而向整个平汉路及其两侧机动，以破坏平汉路及歼灭敌若干个旅为目标（希望能歼敌五六个旅）”。

　　12月21日发出致各纵队电：“为直接有效配合刘邓部队作战，更大量歼灭敌人，本军决以一部歼灭二十四师五旅及八十四师之后，相机围歼商丘之敌，摧毁其兵站基地，或破击津浦路，威胁徐蚌。主力南下，配合陈谢部，首先歼击由南向北增援之整三师、二十师等部，并解决郾城之六十六师十三旅，尔后依情况发展，再行南下歼敌，扩大平汉破击成果。务求达到击破蒋军对大别山之计划，以巩固我尔后南进基地”。

　　同日与陈士榘发出致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请陈谢提出歼灭整编第三师的作战方案。

　　同日陈赓、谢富治致粟裕、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邯郸局电，报告：“我已与粟沟通联络”，建议在西平与遂平间歼敌第三师。

　　12月22日午时，与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认为“我主力南下后，估计敌五师或七十五师可能跟随南下，同时在信阳、汉口间之八十五师、二十师等部亦可能北援。因此，我对三师之作战，必须迅速解决战斗，以便捕捉战机，继续歼击南援之敌”。决定由陈士榘率领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协同陈赓、谢富治部队，歼灭敌第三师于西平以南地区，“请陈谢统一部署并指挥对三师之作战”。

　　12月23日发出致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已到达陈谢指挥部）并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歼灭敌整编第三师的作战意见。

　　同日酉时，刘伯承、邓小平电示粟裕、陈赓、谢富治：“在四纵与粟部配合行动中，则陈谢即归粟指挥之”。

　　12月25日晨，统一指挥华野第三、第四、第一纵队，陈赓集团第四、第九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发起平汉路战役。经两日激战，全歼国民党第五兵团部及所辖整编第三师（缺在南阳的一个团）于西平以南之金刚寺、祝王砦地区，仅兵团司令李铁军率数十骑兵突围逃脱。然后乘胜南进，于12月29日围攻确山之敌整编第二十师，战至12月31日，歼敌整编第二十师一部，平汉路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5万余人，破击铁路800余里，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民权等城镇50余座，并且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地区抽调13个旅回援平汉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作战，创造了三军配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成功经验。其间逐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报告战役进展情况。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9日发出贺电：庆祝歼灭第三师。

　　同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12月底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转战和深入工作，陈粟大军歼敌7万人，攻克县城24座，帮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20余县的人民政权，发展地方武装6万人，与刘邓、陈谢两路大军共同完成了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豫皖苏、鄂豫陕、鄂豫皖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进一步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创造了条件。
 



第32章


　　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在晋绥解放区对敌斗争工作会议上作《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报告。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才，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际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才。像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才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

　　1948年41岁

　　1月1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平汉路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敌各路援军将至，决定放弃攻击确山，主力休整待机。

　　同日晨，与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针对江北国民党军动向，提出中原地区三支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方案：第一，继续执行原定方针，三军沿平汉线南下，威胁武汉，以调动敌人。第二，三军分开行动，陈谢部向西进入渭南，刘邓部第一纵队返回淮河以北地区，华野七个纵队全力向东破击津浦路。第三，陈谢留确山以西地区，或协同刘邓部第一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第十二纵队向西南行动，以吸引和分散敌人。同时建议许世友、谭震林部以一个或两个纵队转向陇海线东段和淮海地区行动，以策应苏北、苏中作战，保持我军在长江下游渡江跳板。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日复电指出，“大别山困难只有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二个至三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一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丁、八、十、十一纵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

　　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询问华野部队伤员处理、士气和民情等情况。

　　1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士榘、陈赓、谢富治电，指示：粟、陈两军争取休整两个星期，新的行动待看明情况后决定。

　　1月5日晨，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我们当遵令向南阳方向行动，惟各部装备较重，不适于山地作战，现在减轻装备以及部队之休整需时十天左右，始能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6日复电：你部及陈谢部争取休整半个月，休整期间调查南阳方面情况。接电后即率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部队在漯河以北、平汉路两侧地区休整。

　　同日在华野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去年一年的战争，我们只是在战略上争取了优势，今年我们要在数量上技术上争取得了优势。如果我们在各方面都完全取得了优势，那时候反攻的形势即可急转直下，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遵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1月8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邯郸局电，报告菏泽兰封战役战绩。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电，报告华野部队攻克许昌。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询问部队休整情况及平汉路以西作战条件。粟裕、陈士榘于1月9日申时复电，认为配合彭德怀、张宗逊行动较易奏效，部队正在进行准备，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向郑陕线行动，击破津浦线；二是向南阳、襄樊行动。毛泽东于1月10日复电指示：“两个方案都要执行。你们现在集中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休养兵力，提高士气及战术，整顿纪律（十分要紧），开干部会，二十五日以后执行向西南行动的计划”。“你们应召集陈（赓）谢（富治）开一次会，大致商定作战步骤。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放胆指挥”。电报说：“陈军长到此谈了你们的情形，我们认为是满意的。”

　　同日在河南省临颍县五里头主持召开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总结华东野战军1947年的战绩，提出1948年的六大任务，布置部队休整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整组织、整纪律、整制度）。1月12日，在华东野战军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新华社于1月17日报道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邯郸局、华东局、中工委电，指示：“为着在两三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赓）谢（富治）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德怀）张（宗逊）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作出三个阶段的作战部署：第一阶段，“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陈粟八、十、十一及四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一个月，然后以三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第二阶段，“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粟陈唐三个纵队并加一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陈粟之八、十、十一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二、七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陈毅于子虞到中央，约两星期后动身归队）”。第三阶段，“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请邯郸局准备粮食），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电，指示：“目前胶东敌力已减轻，拟留九纵、十三纵由许世友率领，担负胶东歼敌任务；由韦（国清）谭（震林）率二、七两纵待休整完毕后南下，担负苏北一带歼敌任务。此两纵暂时仍由你们指挥，待华中局恢复后，改归陈粟指挥”。饶漱石于1月20日致毛主席、陈军长电，建议由许世友、谭震林率七、九两纵南下，留韦国清率二、十三纵在山东作战。毛泽东、陈毅于1月21日复饶漱石并告粟裕电，同意许世友、谭震林率七、九两纵南下。1月26日，华东局报毛泽东主席、陈毅军长电，提出：山东局面尚未打开，七、九纵南下是否过早？毛泽东、陈毅于1月27日复电：请考虑七、九纵留山东在二三月打几个较大歼灭战再南下，还是二月份就南下苏北开展局面？

　　1月10日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电，提出对刘邓部行动的意见，其中说：“陈（毅）面称华野八个纵队相当充实，秋季可抽出三个纵队机动使用”。

　　1月12日与陈士榘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1947年12月战绩。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说三军应确定向西，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先行，大别山部队集结需十天，请粟裕提出作战意见并告之准确时间。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请考虑先机包围襄樊、老河口，歼灭运动中之五六师，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待五六师占均县后，再打南阳、汉水中段？粟裕于1月13日20时复电：部队正在休整补充，最快一个星期后才能行动。提出是否以陈赓、谢富治已派出之部队继续向西南活动，吸引敌人西去，华野部队于准备工作完毕后向信阳进击，以吸引敌人来援而歼灭之。中共中央军委当天复电：“同意你的意见，充分准备然后出动”，“粟及陈谢两军仍休整至二十五日”，“陈谢不要先出动”。同日又电示粟裕、陈士榘、陈赓、谢富治，提出粟陈、陈谢两军先机控制汉水中段的行动部署。1月14日又电示粟裕、陈士榘、唐亮并告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三军休整一个月，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1月17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东局电，报告豫皖苏地区工作情况。毛泽东于1月22日复电：“你的布置极为适当”。

　　1月18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于会后发给刘少奇征求意见。1月24日又电刘少奇，提出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其中说：“我起草了一个给粟裕的电报（按：即关于新区土改的指示），拟同时告知各区。”

　　1月19日陈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汇报华东野战军情况。

　　1月22日发出致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斗胆直陈”“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提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意见。他认为，“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豫鄂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拉锯的形势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作战方面，“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在建军方面，“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中共中央军委电台收到并译出此电是1月24日14时。毛泽东逐句圈阅，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等电：“粟养电悉。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十一师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而我们不能集结，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

　　同日发出致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敌企图沿平汉线北上及由太康向西挺进，我军休整计划及战备工作应提早完成。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日复电指示：准备对付敌人进攻是必要的，但以完成休整计划3月上旬行动为有利。1月24日又电示：先执行郑潼线战役，十、十一纵同时或稍后破击津浦路。

　　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的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是伟大变化的一年，也是战争最剧烈的一年，又是我军巩固壮大的一年，同时还是我军政治工作发扬创造的一年。“主要的创造是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对付近代装备的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如不怕飞机、坦克，抵御飞机、坦克），连续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山地与平原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牵制防御及攻坚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及最近开始的随军群众工作的一些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较之过去十年内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某些方面更加丰富了，有了新的创造，应当加以充分地总结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些经验和创造，就使我们有可能建设以近代装备进行近代作战中人民军队完整的政治工作。这将是我军取得对敌全部优势的重要因素”。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我们原拟乘粟（裕）、陈（士榘）2月行动、敌人略有调动时，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战局，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五个师主力寻我作战，而粟、陈已改变部署，先向郑潼段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我在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行分散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6日复电指示：“陈粟、陈谢两军本月休整，丑（2）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2、3、4）三个月包括作战间隙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三次至四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你们”。“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

　　1月26日在华野外线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论述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特点以及优势劣势的转化规律问题，指出：我们的反攻与苏联不同，无重工业生产基础，敌人在技术上数量上超过我们；也不能像国民党北伐时一样，革命性质不同，基本上是以乡村对城市，主要目的是发动群众改进社会制度，不是单纯军事性的反攻。

　　同日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陈赓、谢富治电，提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张（宗逊）作战方案：华野部队攻南阳或渡汉水南下攻四川。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7日复电，指示：陈粟、陈谢两军以配合刘邓作战为第一任务，2月份以向南阳、襄樊方向意义最大。

　　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2、3、4）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5）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
 



第33章


　　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粟裕于1月31日午时复电，提出渡江南进时间和路线的两个方案，同时重申子养电的基本观点以及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建议。电报说：

　　“职对于中原战局的认识，除已于子养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

　　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收到粟裕1月31日电，要预定当天离开杨家沟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并于亥时（21~23时）电复粟裕：“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后来，根据情况变化，又对渡江时间作了几次调整。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按照全军统一部署，进行整顿纪律工作，休整到5月15日为止。渡江时间也相应推迟。

　　1月27日前后陈毅在陕北杨家沟作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电，指令第十、第十一两纵队护送新兵给刘伯承、邓小平。

　　1月30日与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豫皖苏部队调整情况。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等电，决定韦国清率第二纵队赴苏北，与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会合，成立苏北兵团，“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

　　同日毛泽东电示粟裕、陈士榘、唐亮：“为了彻底完成部队的三查三整，大大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粟裕、陈士榘、唐亮部和陈赓、谢富治部休整时间可以延长半个月，至2月29日为止。

　　1月31日发出致华中工委并报华东局电，建议由陈庆先率第三十四旅进入淮南地区。

　　1月下旬陈毅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要求华野前委“以二个月至三个月时间进行整党工作，整党完成后，再择时召开全军党代表会议，采取古田会议精神，确定军队工作原则”。

　　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粟裕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在为陈毅饯行时，毛泽东将上述任命手令面交陈毅。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东局、粟裕、陈士榘、唐亮、刘伯承、邓小平并告中工委电，宣布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成员名单。

　　2月4日发出致陈毅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加强豫皖苏工作的建议，同时说明并未将干部和部队从地方收回。“世午电所报，恐为译电所误，特再声明”。

　　同日发出致陈赓、谢富治电，通报：一、四、六纵将开陇海线北。三、八纵留漯河、许昌，由陈士榘、唐亮统率。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3月底或4月初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6日复电，完全同意刘、邓建议。

　　2月5日毛泽东致饶漱石、康生、邓子恢并告刘少奇电：陈毅东返。调干部到粟裕处。

　　2月6日毛泽东致刘少奇并野后、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电：关于新区土改策略复粟裕电。

　　2月11日在华野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总结一年战绩，预测战局发展，提出六大任务。

　　2月16日中共中央致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粟裕电，请中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并提出修改意见。

　　同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其中说：“陈毅丑哿（2月20日）左右可到你处”，“陈毅还想请你们到粟裕部队向干部讲话”。

　　同日华野参谋日记载：“野直决定移黄河以北休整”。“晚上，粟司令在此达数小时”。

　　同日午时，发出致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并华东局、张云逸、邓子恢、陈士榘、唐亮电：邱清泉指挥四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向陇海路北进，企图索我主力决战。为不影响今后行动，决定调整部署，争取时间休整。

　　2月17日亥时，毛泽东发出致邓小平、李先念电，指出：“粟裕所部为敌五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榘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五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大约要卯月中旬或下旬方能出动。在此期间，榘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正好集中打几仗，然后当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当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和伯承会合，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个机动旅）”。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电，指示：（陈士）榘唐（亮）行动待伯承到达会商后决定，请粟裕提出两陈（陈士榘、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3月上旬作战方针意见。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陈赓、谢富治、粟裕转陈士榘、唐亮电，提出：为利于粟部及大别山部队集结，两陈于3月初开始行动。行动方向以向南阳、襄樊为好。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21日亥时复电，重申2月20日亥时（哿亥）电意见，指出：“粟部决移至黄河以北安全休整两个月，约辰（5月）初方能南下”。你们四个纵队集中补整，然后西进与陈唐、陈谢现有兵力会合，向汉水流域出击。“十、十一两纵完成护送新兵给你们的任务以后，应照我们哿电回至郑徐线以南，受粟裕指挥”。“陈唐、陈谢十一个野战旅在你们过路和他们会合以前，似以在平汉西侧寻机打较弱之敌，暂时不去南阳方向为宜”。

　　2月18日发出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并致陈士榘、唐亮电，提出刘邓、陈唐、陈谢三军作战的三个方案。

　　2月19日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宋时轮、王秉璋、张霖之电，提出：一、六纵攻考城、兰封，十、十一纵可否将七十五师诱至适当地带尔后配合三、八纵及陈谢歼灭之。

　　同日毛泽东电示邯郸局：望邯郸局协助粟裕部南下。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

　　2月20日午时，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张云逸、邓子恢、华东局电：“我们为安全休整，便于执行今后任务，决遵军委丑皓电示，将一、四、六纵渡河至濮阳周围地区休整。”

　　2月21日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部队渡黄河北上。华野参谋日记载：

　　“晚上出发，在李桥过河。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日月无光”。“野指［23日］黎明前抵开州（濮阳）东关进驻孙王庄”。

　　同日毛泽东致刘少奇并告陈毅、粟裕电，指出：应在粟裕部召开干部大会。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电，指示：两广纵队应留黄河以南。

　　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指示：粟部三个纵队应于黄河南岸休整。

　　2月28日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报告：第四纵队已到濮阳地区，第一、第六纵队即渡黄河，可吸引敌第五军、第八十四师向北。

　　3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刘先胜、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中工委、邯郸局等电，指示：“粟刘即令十、十一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粟刘所部依五军情况决定，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总以安全休整两个整月为目的”。

　　3月3日华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震奉命由山东到达濮阳孙王庄华野司令部。当晚，与张震谈话至深夜，强调指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渡江南进战略行动十分关注，称之为“第二个战略跃进”。所以，我们要加紧整训，迅速完成渡江准备。

　　3月4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所属野战部队组编为四个兵团：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编为第一兵团，粟裕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编为第二兵团，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编为第三兵团，陈士榘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编为第四兵团，韦国清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治委员。

　　3月5日7时，发出致叶飞、何克希、谭启龙、王秉璋、郭化若、皮定均、陈庆先电，指示：第一、第六两纵队应从敌人两翼转至敌后向北转移。第十、第十一两纵队今晚开始攻涡阳、太和。

　　同日午时，发出致饶漱石、陈毅（当时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并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华东局、张云逸、邓子恢电，报告：已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四纵队于2月27日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已令第一、第六两纵队从敌军间隙中北移，预计3月15日到达濮阳地区集结。干部会议须待各纵队到齐后举行。请中央指示南进后活动范围、工作地区和要求，并解决南进所需干部及武器、弹药、物资等问题。

　　3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邯郸局、粟裕、刘先胜、中工委电，指示：“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于两周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日又电示：“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3月8日，陈士榘、唐亮指挥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和陈谢集团第四、第九纵队发起洛阳战役，于3月14日结束，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六师（欠一个团）及保安团队等约2万人，俘中将师长邱行湘。

　　同日毛泽东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同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应令一、六纵迅速渡河至北岸。

　　同日8时，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第一、第六纵队已于2月5日晚跳出敌合击点，到达柳河附近。第十、第十一纵队2月6日全歼太和之敌。

　　同日酉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第一、第六纵队12日可开始渡河。

　　3月10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3月12日辰时，与刘先胜、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中工委（请转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邓子恢电，报告：第一、第六纵队已于3月11日渡河完毕。拟于3月15日召开纵队干部会议，然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队“三查三整”结束后，转入业务和技术训练。4月20日前后，进行南下前各种准备和行动部署。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要把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作为部队整训的主要内容，“教育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

　　3月13日陈士榘、唐亮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电，报告：洛阳之敌大部解决，俘敌八千余，毙伤两千余，决以主力彻底歼灭残敌。战斗结束后，拟以一部阻截援敌，主力转至洛阳以南地区休整待机。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14日亥时复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

　　3月15日发出致华东局电，提出对全国战局发展的认识（重申子养电基本观点）及南渡后方工作问题的意见。华东局于3月18日复电：你对战争发展的估计、后方的准备，原则上同意。

　　同日主持召开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纵队以上干部参加），并在3月17日会议上作自我检讨示范报告。会议确定处理“三查三整”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精神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除个别自暴自弃的蜕化分子外，应采取耐心教育与爱护的方针”。

　　同日许世友、谭震林致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张云逸、周骏鸣、粟裕、刘先胜电，报告胶济路西段战役战况。此役于3月11日发起，3月21日结束，歼敌整编第三十二师等部共38万余人，解放周村、张店、淄川等城镇14座。

　　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0日电示许世友、谭震林：“淄川攻克后略作休息，进攻昌潍得手后休整半月，待命进攻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届时渤海、鲁中部队参加此一作战，协助粟裕行动”。

　　3月19日陈毅、饶漱石致陈士榘、唐亮电，指示：阳谷一万新兵应平均分配给三、八、十、十一纵。并告：陈饶4月2日到粟处，然后分赴山东和陈唐处。

　　3月20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电：关于兵员补充的请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情况通报，指出：“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
 



第34章


　　3月26日发出致陈毅、饶漱石电，提出关于兵员补充和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意见。

　　3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并告中工委电，征求对成立华中兵团、豫鄂陕野战指挥部的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致中工委、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决定豫皖苏划归中原局。

　　4月2日与叶飞、金明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电：为彻底解决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存在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不好等问题，以打下南进之准备基础，请求延长休整时间至5月15日或5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4日复电指示：休整到5月15日为止，5月15日以后出动南下。

　　同日陈毅由西柏坡返回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濮阳，与粟裕会合，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同行者有饶漱石、康生等人。

　　同日苏北兵团致华东局、粟裕电，报告第二纵队南下后敌军动态及我军作战方案。陈毅、粟裕于4月12日复电，同意在海安、姜堰、曲塘线发动攻势，指示：可在苏中、苏北范围内机动歼敌。

　　4月10日陈毅致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曾山、谭震林、黎玉诸同志信，传达毛泽东对华东和粟裕的评价：“毛主席对各中央局的工作均表示满意，且要我顺便传达‘战争仍是华东打得好’（毛语）。在战役上，我特别介绍了粟裕同志的贡献，毛主席亦首肯。”

　　4月11日陈毅、饶漱石、康生、粟裕致滕代远、薄一波并中工委、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建议抽2万名新兵补充粟裕兵团。

　　4月16日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的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4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粟裕电，认为“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这个问题决定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4月17日主持组建渡江先遣纵队。渡江先遣纵队，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各抽一个加强营组成。

　　4月18日发出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再次“斗胆直呈”对目前战局的认识和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说明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理由，建议刘邓、陈谢和陈粟三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对敌人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游击兵团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对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在广大范围辗转游击，三线武装部队密切配合，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发展。“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电报最后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当时陈、粟正在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均将在会上作报告。因此，陈、粟于4月22日复电：

　　请求粟在24日作完报告后北来，陈不北上。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23日电示：

　　“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陈、粟于同日电复中共中央：“拟于明晚及后天作一天半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政策，并布置分组讨论，使会议不间断。我们两人于有（25日）晚动身北来”。4月25日，陈、粟从濮阳出发，经朝城、邯郸、石家庄，于4月29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4月30日，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去阜平县城南庄。

　　4月24日张云逸、邓子恢致中工委转中共中央军委电：“同意粟卯巧（4月18日）电对今后战况估计，在长江黄河间须有几个大歼灭战才能解决中原问题”。

　　4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电，提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及其他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到城南庄商定。

　　4月30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城南庄会议），着重汇报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一建议的依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5月5日，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5月4日华东局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苏北兵团以归陈、粟指挥为宜。

　　同日与陈毅电告张震等：“行动计划有变”。

　　5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关于中原干部配备的建议，其中说：“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5月7日毛泽东约粟裕谈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再三请求，陈毅仍留华野。

　　得知这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后，建议继续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前委书记职务由粟裕代理。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粟裕“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注：当时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两位副政委，均不在华野总部），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许谭兵团休整后向津浦线行动，“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粟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你们有协助他们作战并供给弹药及新兵之任务”。

　　5月10日与陈毅陪同朱德总司令离开石家庄南下，于5月12日到达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濮阳城东之孙王庄。

　　5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请即令陈（士榘）、唐（亮）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5月14日在濮阳孙王庄召开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欢迎朱德总司令。朱德作《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号召部队用“钓大鱼”的办法歼灭国民党第五军等主力部队。5月15日，朱德召开连排干部和战士代表座谈会。5月16日，朱德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

　　同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华东局、中原局及陈士榘、唐亮电，传达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以及中共中央的决定：“陈（毅）邓（子恢）粟（裕）参加中原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代理）。粟兵团南渡任务不取消，同意在中原打几个月仗作南下准备”。

　　5月15日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袁仲贤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山东兵团配合粟裕兵团行动的作战计划。5月16日又电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粟裕：

　　已抽调五个团补充粟兵团及十纵。

　　5月16日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传达毛泽东主席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

　　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并告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袁仲贤电，指示：许（世友）谭（震林）下一步作战统由陈毅、粟裕决定并指挥之。

　　同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山东兵团、陈士榘、唐亮电，提出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南渡黄河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的四个作战方案，并按第三方案预作部署，即由东阿、平阴间渡河后肃清肥城、长清之国民党守军，待五军增援泰安时于宁阳、东平间聚歼之；如五军不东援，则配合许谭兵团歼灭增援泰安之国民党军。5月20日，发现敌第五军主力南移，决定改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黄河，寻歼第五军等部敌军。同日，将一、四、六纵南渡后的作战预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同日，许世友、谭震林致陈毅、粟裕电，报告攻泰安并打援的作战计划，同时发出向津浦路兖州济宁段开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1日复电指示：

　　“我一、四、六纵可于二十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刘、邓担负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不能西援”。并指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5月21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对各个战场的作战问题提出建议，其中说：

　　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五六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

　　5月22日与陈毅联名发出致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电，拟创办华东妇女干部学校，安置外线兵团留在后方的女同志，使她们各有一项专业职能，培养成为将来的建设人才。1948年秋，妇女大学开学，章蕴任校长。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从战局着眼，以粟裕、陈赓谢富治、陈锡联三个集团鼎足策应为有利。如我高度集中，敌亦集中，难寻战机。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3日与陈毅作出歼灭第五军于鲁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首先令陈、唐率三、八两纵由许昌向淮阳转移，吸引邱清泉第五军南下。然后一、四、六和两广、特种兵纵队乘机渡黄河南下，力求歼灭鲁西南之敌一部，吸引邱清泉第五军回转北上。在第五军北移时，我三、八、十一纵尾敌北进，协同渡河南下各纵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同日辰时，将上述作战部署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并告许世友、谭震林、陈士榘、唐亮。中共中央军委即日复电指示：“你们以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之间渡河出击为好，过早则五军主力尚未到淮阳，许谭攻泰安亦来不及”。

　　5月24日陈士榘、唐亮率华野三、八两纵向淮阳方向转移。国民党第五军南下截击。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粟裕电：决以三个纵队攻确山等地之敌第二十八师，以调动敌第十八军南下。

　　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到达濮阳，协助华东野战军整顿精简后勤机关。

　　5月26日发出华东野战军歼灭敌第五军于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命令。

　　5月27日与陈毅发出致陈士榘、唐亮、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歼灭第五军作战方案，建议刘邓攻许昌钳制敌第十八军，许谭部及陈唐部应以敌五军之行动而决定自己之行动，务须不失时机捕捉第五军于增援鲁西南途中，许谭应以一个纵队为预备队待命进入鲁西南参战。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午时复电指示：“陈锡联兵团担负钳制十八军务使其不能东援之任务，望刘邓按情部署实行之”。“许谭兵团是否应以一个纵队进入鲁西南协助歼击五军，以八十四师、十二师是否向鲁西南增援五军而定”，“此事由粟裕按照上述情况，临时命令许谭办理”。

　　5月28日午时，与陈毅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作出调动敌五军回援鲁西南的作战部署：一、四、六纵控制成武、定陶、曹县后，造成直逼徐州态势，调动五军回援而歼灭之；许谭兵团乘敌收缩未及之时，歼灭泰安守敌，相机攻占汶上、济宁或兖州；陈唐兵团应以监视五军为主，待该敌回援时尾随其后，配合一、四、六纵夹击该敌于运动中。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9日复电指示：“俭（28日）电中关于粟陈唐六个纵队以歼灭五军为中心的部署是很好的”。“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

　　5月29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通过关于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陈毅代表华野前委作总结报告。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陈士榘、唐亮电：已抓住张轸于南阳以东地区，机会难得，陈唐应以主力进至平汉线坚决阻击十一师。

　　5月30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一、四、六、两广、特种兵纵队由濮阳出发，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向鲁西南之定陶、成武地区挺进。

　　同日陈毅与邓子恢带领4700名干部离开濮阳，于6月14日到达中原军区机关驻地河南省宝丰县皂角树村，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

　　同日申时，苏北兵团韦国清、陈丕显、吉洛致华东局并粟裕电，提出苏北兵团行动方案的建议。粟裕于6月1日复电，同意第一方案所提“主力分散游击”的原则，指出：“目前苏北兵团似不宜过分集中，否则减弱我沿江力量而便于敌人集中主力对付我一个目标。因此必须将兵团适当分散，但不是全部分散，而是抽出两个旅左右兵力分散至苏中沿江及淮北地区，配合地方兵团辗转于各分区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其重点兵力，形成苏北兵团本身的辅助战场，亦只有如此才能不使敌后人民受到过分摧残和得到人民的更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3日7时电示华东局、粟裕、苏北兵团：“在目前华中敌情紧张的情况下，苏北兵团应采取临时分散作战的方针，避开敌人主力追剿，配合地方武装游击以疲惫敌人，寻求歼灭分散的敌人之战机”。
 



第35章


　　5月31日华野渡江先遣纵队在濮阳正式组成。与陈毅联名发出关于渡江先遣纵队组成与任务的指示，决定以孙仲德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饶守坤为副司令员，率领先遣纵队先行南渡，开展江南游击战争；由谭启龙、孙仲德、饶守坤、李步新、宋日昌组成江南工作委员会，以谭启龙为书记，统一领导浙赣皖闽各地工作。

　　同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电，同意他们率三、八两纵全力拖住敌第十八军，以配合刘邓军作战。

　　5月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等单位获得开封国民党守军重要情报，包括开封城防图，及时送到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

　　5月下旬分析中原战场敌我态势，认为寻歼第五军虽有一定条件，但是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兵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不能稳操胜券；而开封敌军守备力量相对薄弱，且处境孤立，攻打开封，我军不仅有必胜把握，而且可以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机。因而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腹案。

　　6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得知华东野战军主力渡黄河南下，急令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又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及第六十三师一个旅到鲁西南地区，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鲁西南地区。

　　6月2日午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并许世友、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报告：华野指挥机关和三个纵队将于今晚渡过黄河，先头部队到达成武地区。敌五军已先我到达鲁西南地区，我军主力不易集结。为争取主动，俟机歼敌，“拟暂在成武周围集结，以地武一部控制定陶，待陈唐、许谭具体动作了解后，再依我能集结兵力决定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3日复电指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

　　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个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同日午时又电指示：“你们暂在成武地区待机是正确的”。“陈唐钳制十八军是临时性任务，不日即可归建。你们举行大战役时，应待陈唐归建以后”。

　　同日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示：在歼灭张轸兵团后，能否吸引敌第十八军向南，并解除陈士榘、唐亮任务？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陈士榘、唐亮先以全力保障南阳方向作战。

　　6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士榘、唐亮电，指示：陈士榘、唐亮应以全力抓住胡琏之第十八军，保障刘伯承、邓小平南阳方向作战。

　　同日与张震电示陈士榘、唐亮：配合刘邓行动，待命北返。第十一纵队归此间指挥。

　　同日宛东战役胜利结束，歼敌12万余人。刘伯承、邓小平电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南阳东被围之敌已解决，解除陈士榘、唐亮阻击任务。

　　6月4日未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为协同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歼灭邱清泉兵团，请即率第三、第八纵队从现地经周家口、西华、太康进至睢县地区待机。

　　6月5日未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电，报告：敌第五军密集不易分割，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拟以一个纵队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阻击敌人，选择敌人薄弱点予以打击，或以一部正面佯动，主力南越陇海路，吸引邱清泉兵团守敌至黄泛区，会合陈士榘、唐亮部，歼灭第五军或第七十五师，依情况变化再定。

　　6月8日在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山东省郓城县玉皇庄召开渡江先遣纵队团县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渡江准备及到达江南后的工作。

　　6月9日辰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以攻城打援战法歼灭第五军的五个作战方案，请陈士榘、唐亮研究并提出修正补充意见。其第一方案是“以三、八纵佯攻商丘，吸引五军主力回援”；第二方案是“以三、八纵佯攻开封，吸其增援歼灭之”。陈士榘、唐亮于9月10日复电，认为“一般以避开鲁西南转入敌之侧后，调动敌于运动中歼击为有利”，并提出进迫商丘、包围开封求歼援敌两个方案。

　　6月11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决定于今晚集中主力歼灭第七十五师。此战后本为续歼五军良机，但兵力不足，很难定决心。

　　6月12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电：邱清泉调整部署，采取守势，我不便下手，拟仍在菏泽巨野线以南待机。

　　同日与张震发出致陈士榘、唐亮电，决定仍集中主力首歼第七十五师，尔后会攻第五军。战役发起时间，以陈士榘、唐亮何时到达指定位置始能决定。

　　6月13日申时，与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分三步歼灭第七十五师、第五军和第八十三师的计划，决定于6月16日晚完成对第七十五师的分割包围，发起歼灭第五军战役。此电发出后，发现第五军与第七十五师靠拢，第八十三师先于陈、唐到达金乡，决定放弃上述计划，主力南下另寻战机。陈、唐即在原地侦察开封敌情，“尔后或由你们奔袭开封歼灭守敌，或佯攻吸敌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6月14日未时，与张震联名将这一部署电告陈士榘、唐亮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5日复电指示：“我们意见只要陈唐到达曹县，粟张主力即应攻歼七十五师。此次战役的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

　　6月14日华野司令部作战股股长秦叔瑾日记：“决定以陈唐兵团攻占开封，一兵团阻止敌人增援，然后集中主力歼灭敌人于兰封及其以南地区”。

　　6月15日10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电：“决定以陈唐兵团于十六日晚包围开封（守敌为六十六师十三旅及两个保安旅）而攻占之。我们率一、四、六纵即于同晚转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以阻击五师等部西援，掩护陈唐完成攻歼开封守敌任务。而后待机围击邱（清泉）匪之一部，或向南歼击十八军于运动中”。同日12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作战部署命令。

　　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张震电，询问：目前作战方案，先打七十五师后打五军，或打十八军，何者为宜？

　　同日许世友、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张震、华东局电：决心攻兖州，如情况不允许则袭歼韩山与龙山之敌七十七旅。同日又电报告：放弃攻兖州计划，执行袭歼七十七旅方案。6月17日再电报告：以七纵、鲁中部队猛攻兖州，其他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许、谭仍应攻兖州，以援助粟、张，不要去打七十七旅。

　　同日韦国清、吉洛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就近在新海段发动攻势，然后再向运河线进击。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韦吉主力究应如何行动，望粟、张决定。6月18日，粟裕、张震致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

　　韦吉可乘敌西援未定，集中兵力选其弱点攻击。6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韦国清、吉洛：你们应遵照粟张电打敌弱点，我们要你们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

　　同日午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电：“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乃以陈唐率三、八纵队于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以一、四、六及十一纵阻击西援之敌，配合正面作战，以上述动作错乱敌人部署，于运动中歼其一路。“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当天晚上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完成对开封的包围。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7日9时复电指示：“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请刘邓确实钳制十八军及四十七军”。

　　6月17日与张震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并告陈士榘、唐亮电，报告开封战役进展情况，提出攻城打援的三种可能和相应对策。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提出：“我们意见，战役第一步应以保障攻开封之敌为主，第二步再看情况或打邱（清泉）沈（澄年），或打胡琏”。电报说：“我们已急调一、二、三、四、十等五个纵队全力阻击十八军及二十八师、八十五师等部，并寻歼其一部，陈唐对南面可勿顾虑”。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9日复电指示：邱（清泉）沈（澄年）集团如集中来援，以打胡琏为宜。

　　6月18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进入开封城的工作指示，指出：“此次进入开封，是我军反攻后进入省会的第一次，对全国人民影响极大，也是全军执行城市政策最严重的一次考验与锻炼。全军必须上下一致，严明纪律，表现人民解放军保护人民的高尚品质及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的决心。”

　　同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报告围攻开封战斗开始，以及主力南下陇海路后鲁西南敌军动态。

　　6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张震、陈士榘、唐亮并告中原局、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电，指示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

　　6月20日与张震、钟期光一起，由华野指挥部去开封前线司令部，决定留足够兵力歼灭龙亭之敌，其余部队撤出开封，为聚歼援敌作准备。途中翻车。

　　粟裕代替司机驾车到达目的地。

　　同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鲁西南阻击战经过及经验教训。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

　　“我们下一步作战计划，拟以攻歼郑州之四十七军为主要目标，并适时调动张轸（包括十八军约十万人）向北增援，或邱（清泉）沈（澄年）等部向西增援，而寻求一路分别割裂歼灭之，其中又以打张轸一路为主”。“战役部署：甲、以陈谢指挥四、九、一等三个纵队为攻郑州兵团。乙、以陈锡联指挥二、三、六等三个纵队为对张轸兵团。丙、粟裕主力（包括十纵）位于开封周围地区监视邱沈等部，准备以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及特纵歼击张轸兵团，或以全力歼击邱沈等部”。6月21日巳时，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复电，同意攻歼郑敌同时打援的部署，建议打援以东路为主，“佯攻徐州，吸敌回援，分散邱兵团，而集中歼灭其中一路较好”。同日亥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提出：“如执行我哿（20日）电攻城打援之计划。无论打沈邱，或打张轸、胡琏，均觉敌人很集结，每一路均在六个师以上，且多至七八个师。举行此空前战役，可能打成僵局。我们再三考虑，以争取休息整补一短期，或执行原方案，或看情况变化调散敌人，争取歼敌新机”。22日，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复电，同意休补一短时期，待机歼敌，拟于23日晚调整部署。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攻郑无确实把握，则应照刘陈邓马亥（21日亥时）电放弃攻郑计划”。“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

　　6月21日亥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华东局、华北局并许世友、谭震林、韦国清、吉洛电，报告开封战斗已于本日23时结束，拟诱歼郑州东援之敌。此战全歼开封守敌3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共歼敌约4万人。6月22日，华东野战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颁布安民告示，公布政策与法令，并召开社会名流会议成立开封“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于6月23日发出贺电：“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三万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6月23日中原局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请中央批准豫皖苏分局委员名单。

　　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4日复电，同意中原局提出的豫皖苏分局委员名单，并任命“粟（裕）兼军区司令员”。

　　6月24日19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电，报告拟于6月26日自动放弃开封，待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重占开封兵力分散并向南进犯时，聚歼该敌于杞县南北地区，或截其后卫于民权附近。因此，部队均以战备姿态作三五天休补即投入战斗，而不能作较长期休息，如过迟敌各路会合，战机不易捕捉。建议刘陈邓指定南线部队一部监视吴绍周、胡琏两兵团，在北线发起战斗时即以有力一部钳制吴、胡北援。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5日10时复电：“部署甚好”。

　　6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达、曾山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电，认为“南北两部敌军均很集中，我北面分割邱（清泉）黄（百韬）只能作战术分割，无法避免与敌十一个旅以上接触，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而南面阻击亦将很吃力，须付出很大的代价，顾虑到不利情况，造成僵局，似以别作分散歼敌办法为好”。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6日3时复电指出：“蒋（介石）白（崇禧）似均判断我粟陈张南进与刘邓会合打十八军，故令邱（清泉）区（寿年）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况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于6月27日辰时复电：“仍以按我们巳有（6月25日）电意见先求拉散敌人，而后寻歼一路为妥”。“如华野俭日（28日）发起战斗，此间已来不及布置。但是如果你们不依靠此间帮助下，能够打这一仗，亦可根据你们当前情况加以确定”。

　　6月26日未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北局、中原局、华东局电：决定于25日亥时（21~23时）放弃开封。“拟待邱（清泉）兵团入汴后，以三、八纵分割邱（清泉）、区（寿年）之联系，以一、四、六、十、十一、特纵、广纵队歼灭区兵团于杞县以南。如邱入汴后，区又迟迟不进时，则我向北跃进，求得歼灭区兵团一部或大部于民（权）兰（封）杞（县）睢（县）地区”。同日16时，发出歼灭区寿年兵团的部署命令。根据战场态势，预定6月27日或28日发起战斗。
 



第36章


　　同日19时半，许世友、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津浦路中段战役下一步作战三个方案。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7日3时半复电指示：“只有在估计打韩仓兼打济援确有把握时，采取第一方案为最有利，否则应采取第二方案或第三方案”。“惟七纵及鲁中部队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同日申时又电示：“许谭率三个纵队照粟张前电提议，攻击临（城）、韩（庄）、枣（庄）、峄（县）、台儿庄及其以南一带，威胁徐州。这样对于配合粟部作战较为有利”。

　　6月27日申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将于6月28日发起歼灭区寿年兵团战役，华东野战军可能集结的兵力已全部用上，无法抽出部队对付南面援敌，恳请刘陈邓以有力一部钳制胡琏、吴绍周北援。同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复电：“我们决以一部监视整编第十八军，主力进攻北进之吴绍周兵团，吸引十八军回援。”

　　同日发出华东野战军聚歼区寿年兵团的部署命令，决心乘邱清泉兵团进入开封兵力分散时，分割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联系，而突然集中兵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一部或大部于睢杞地区。

　　同日国民党军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开封攻击前进，企图夹击华东野战军部队于开封地区。邱清泉急于西进，区寿年动作迟疑，两兵团拉开40公里距离。粟裕抓住战机，决定发起睢杞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当天晚上，率领华野指挥所进至杞县西南之小湖岗，指挥华野主力插入邱、区两兵团之间。

　　同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连发两电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报告华野将于今晚发起对区寿年兵团之作战，请令陈锡联纵队监视并迟滞张轸、胡琏两兵团，以有力一部钳制第十八军。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指出：粟部在现地有随时歼敌机会。只要十八军不过黄泛区向东，机动地区是宽大的。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我监视并吸引十八军回援，以保障粟部作战。

　　6月28日未时，发出给各纵队的指示，指出：“为要达到歼灭敌人，必须分割包围，由四面八方向敌人攻击”，规定各纵队实现这一目标的作战任务。6月29日，完成对区寿年兵团的分割包围。

　　同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准备歼灭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南，请华北局准备船只、担架运送伤员。

　　6月29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通报：区寿年兵团已被完全包围，拟逐次攻歼。指出：许谭兵团目前应采取主动，在国民党军援兖州部队未集中前攻占兖州，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北援。如兖州短期难攻下，则以主力南下威胁徐州，求得歼灭敌第二十五师一部或大部，转头再打兖州。

　　6月30日午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报告：已于6月29日歼灭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新二十一旅两个旅部及两个团，预计7月2日可全歼区寿年兵团。“因我兵力已全用上，对胡琏北援顾虑甚大，恳请尽力滞留”。为使徐州、商丘之敌不能西援，请军委令许谭兵团以有力一部迫近滕县，求得歼灭第二十五师一部，威胁徐州。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现在是打歼灭战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区兵团五个旅于睢县地区，吴绍周必兼程北进，如果你们集中全力于运动中围歼该敌，可能打一大胜仗”。同日又电示许世友、谭震林：你们率七纵火速南移，首先围攻滕县，抓住二十五师，阻其西援。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复电：“吴绍周三个师敌刻占西平、仪封镇之线，我因部队未到齐，拟于明东（7月1日）夜发起战斗，以调动十八军回援”。同日，许世友、谭震林复电，提出攻下兖州及南下滕县、临城间扭回二十五师的部署。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于7月1日复电，同意许谭兵团攻占兖州，以主力迫近徐州。由于睢杞方向战事吃紧，由苏北经徐州北上增援兖州的第二十五师转而南下增援睢杞，华野山东兵团乘势再度包围兖州。

　　同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电示苏北兵团：在解决涟水之敌后，应即向运河线攻击，造成会攻徐州之趋势，迫敌分散，以利今后作战。

　　7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二十五师艳日（29日）开始车运，估计本日可达商丘、柳河之线，许谭拖住该敌已来不及，你们于完全解决六旅及新二十一旅之后，应速以一部防御二十五师，主力则继续歼灭区兵团。十八军距你们尚远，本日刘陈邓发起对吴绍周作战，吸引该军援吴，故南面顾虑不大”。

　　同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华北局、华东局电，报告：已歼灭区寿年兵团两个旅，定于今晚发起对区兵团总部及第七十五师师部的总攻。对第七十二师的攻击，由于敌援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三快速纵队靠近，须推迟到7月3日才能完成任务。同日指令冀鲁豫独立旅南下，归第十一纵指挥，参加对黄百韬第二十五师的阻击。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歼敌两旅极为欣慰。只要你们今晚总攻获胜，剩下七十二师迟一天解决并不要紧。战况紧张，你们调冀鲁豫独一旅、独三旅过路参战是完全必要的”。

　　同日20时，下令总攻龙王店区寿年兵团部。经两日激战，于7月2日5时全歼区寿年兵团部、第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一个团，俘中将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少将师长沈澄年等将领。同日晨，将上述战果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许世友、谭震林。

　　7月2日1时50分，令第一纵队：为执行下一步作战任务，围歼敌第七十二师于铁佛寺地区，叶飞率第一、第三师即开龙寨一线，防止该敌突围。

　　同日签发华野首长给全体指战员的信，指出：战役已进至全战役重要关键阶段，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可以全歼守敌，改变中原战局，进而掌握主动权。

　　号召全军继续努力，全歼敌人，争取战役圆满胜利。

　　同日15时，收到第一纵队报告：帝丘店之敌第二十五师突破我第十一纵队阵地，占领马口、楚庄，与我第一师战于王楼、柴寨之线。即令第六纵队、第四纵队跑步向东攻击前进，与第一纵队第一师取得联络，坚决截断敌第二十五师与第七十二师靠拢。同日19时又令一、四、六、十一、两广纵队于今晚完成对敌第二十五师的分割包围，准备明天发起攻击。

　　7月3日辰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两电：一电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报告华野主力已于今天拂晓将第二十五师包围于帝丘店、马口地区，今晚将以两个师攻击被包围的第七十二师和第十六旅两个团。一电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攻歼第二十五师和第七十五师的战斗需至7日始能结束，得悉胡琏指挥第十八军等部昨经商水北来，企图解邱清泉兵团之围，并夹击华野部队，恳请以有力一部钳制胡琏部敌军，使其在8日以前不能到达太康地区。

　　同日辰时，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饶漱石电，提出山东兵团行动方针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南下攻击临城、韩庄，威胁徐州为上策；以一个纵队南下，主力继续打兖州为中策；全部打兖州为下策。“我以为执行上策为有利”。

　　同日午时，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张震、华东局电，提出山东兵团下一步作战两个方案：一是集中全力打兖州，攻占兖州、济宁、汶上；二是全力南下，相机攻取临城、韩庄，威胁徐州，直接配合中原作战。7月4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目前徐州方面对于你们已无威胁”，“似不如同意许谭刘江（3日）午电意见，集中兵力攻克兖（州）济（宁），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并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下作战，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这是上策，不是下策”。你们“暂时不打邱兵团，不进行严重的作战”。在攻歼第二十五师和七十二师的战斗结束后，全军休息若干天，然后或者立即进入大休整，或者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粟裕、陈士榘、唐亮于7月5日晨复电：拥护中共中央军委7月4日电指示，许谭兵团速攻兖州、济宁。

　　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6日丑时电示：“许谭即照粟陈唐微（5日）晨电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攻克兖、济，歼灭十二师并准备歼灭八十四师南援部队。你们于兖州将克未克之时，注意以一部兵力监视济宁之敌，不使该敌跑掉，以利续歼”。同日又电示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华东局、中原局：“关于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争取在雨季以前攻克兖州、济宁、汶上诸点，全歼十二师及其他杂部，并争取歼灭从北面来的援敌，打通山东和粟部的交通，孤立济南，以利雨季后你们兵团放手南进或西进，更有力地配合粟部打大歼灭战。粟、陈、唐、张和我们意见已完全一致，希望你们本此方针精心组织此战役。”

　　同日13时30分，令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转告各部：严令各部迅速动作，不准停留，求得于白天迅速聚歼第二十五师于帝丘店东西地区。

　　同日率华野指挥部经龙王庙转移到混子集。指令作战科科长孙公飞等带领机关人员转移陇海路北。又令将从俘虏中查出的区寿年、沈澄年等国民党军将领押送到华野指挥部。

　　同日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华野后方办事处主任魏国禄等电，报告原有及缴获弹药消耗殆尽，请求补发两个基数的弹药。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6日电示聂荣臻、滕代远及杨立三等，请速发弹药给粟裕，先送急需的七种。

　　7月4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韦国清、陈丕显等电，提议山东兵团与苏北兵团对徐州造成钳制攻击之势。

　　同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望“决心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借以拖回十八军，保障粟陈唐张取得完全胜利”。同日12时，又电指出：蒋介石企图从各方面增援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阻止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北援，以保障粟裕部南边安全极关重要。胡琏部今日已到商水（周口），我四纵既已追上，应从正面阻止胡琏北进。对郑州可能东援之敌，亦望严令九纵阻击，不使东进。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我全力保障粟部作战。

　　同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局、华东局并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告：因月余以来连续作战，部队伤亡和消耗很大，决定于7月5日、6日集中全力歼灭黄百韬兵团，结束此战役，尔后进行较长时期整补，待机歼敌。

　　7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胡琏三四日内可进抵睢县以南，建议华野歼第二十五师后休整。同日又电：“我们原定部署是按粟陈要求，使胡琏在虞（7）日不能超过太康，此着仍属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琏，恐已困难，当尽力争取之”。“粟部已全部使用，无预备队，且颇疲劳，我们认为须保持锐气，才可避免在新情况下陷入被动，此点请军委考虑”。

　　同日未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已令第四纵队今夜全部进至周口、商水以东投入战斗，阻止胡琏部第十八军北援。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主力今夜进至东洪桥地区，按原部署对吴绍周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6日丑时复电：“为保障粟军胜利，你们行动有二方案：（一）全军（一、二、三、四纵）尾敌北进，直达睢杞地区。（二）以四纵尾十八军北进直达睢杞，以一、二、三纵歼灭吴绍周。以上方案择一施行。如果不取第一案，则必须取第二案。务使十八军于午灰（7月10日）前不超过睢杞，争取歼灭七十二师（是否续歼七十二师，由粟裕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并使粟军于战役结束后有十天左右喘息时间，北移休整，立于主动地位（此点甚为重要），是为至盼。”

　　同日申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

　　敌第十八军今日13时占领周口，我匡斌（豫皖苏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部三个小团在周口、淮河线布防阻击，争取使该敌明日不能超过淮阳，陈（赓）谢（富治）一个旅正向周口尾击。陈谢两个旅已抓住吴绍周兵团第二十八师一部，并协同第一纵队一个旅将吴绍周部割断。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6日申时复电指示：“（一）你们已割裂二十八师、十师各一部加以攻歼，并有陈谢一个旅向周口十八军尾击，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将已被割裂攻击之敌解决后，再行割歼敌一部，如你们能在数日内歼敌两个旅，则可能拉回十八军。（三）陈谢尾击十八军之一个旅，应紧随十八军直至淮阳、太康及其以北，如该敌回头援吴则阻击之。（四）望粟陈唐以一部进至淮阳地区，协同匡斌四个小团阻击十八军，如无正规军可派则派地方军，保障一星期内外该敌不超过睢杞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日复电：我以坚决的进攻作战实现拖住敌人，否则即全力尾敌北进。

　　同日12时，发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署命令，决定集中第一、第四、第六、第八4个纵队主力及特种兵纵队3个炮兵团，围歼困守帝丘店的黄百韬兵团。

　　同日对困守铁佛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展开政治攻势，于7月6日发出致第七十二师官兵的紧急文告。

　　7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唐亮、钟期光电，提议歼灭第二十五师后就地休息，视情续歼第七十二师或收兵休整。同日又电询问：续歼第七十二师有无把握？

　　同日6时40分，指令冀鲁豫独立旅向南急进至太康，伪装主力部队番号，控制龙集、潮庄之线，阻击敌第十八军北援。

　　同日7时10分，指令第十纵队加强南面警戒。

　　同日13时，指令第三纵队派出1个团、2个骑兵区队，侦察西线敌军动态。

　　同日16时45分，南面援敌第十八军越过淮阳进入太康境内，东面援敌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进至杞县柿园、谢寨地区，西面援敌第四十七军两个旅进至开封，形成对华野部队三面围攻之势。

　　同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电：白崇禧令胡琏率第十一师单独北进，7月8日可到太康。“我主力北进，张轸五个师（八个旅）亦北进，则我更难机动。而我一、二、三纵弹药极缺，打不起消耗仗”。
 



第37章


　　同日申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华北局电，报告睢杞战役战果和当面敌情，已歼敌第七十五师等部约12个团4万余人，判断“敌有东西齐进夹击我之企图”。“我们原拟全歼黄百韬兵团，估计要齐（8）日晨始能解决战斗。歼灭该敌，均具有信心，惟势将被迫与援敌作战，对我不利。故决定放弃歼黄计划，本晚就现态势抢运伤员（伤亡近万，因无担架，堆集一线仍多）与战利品，虞（7日）晚向北转移，争取调整组织与弹药补充待机。”

　　同日24时，指挥华野各部撤出战斗。睢杞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余人。

　　7月7日未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电，指出：国民党军张轸兵团受我军威胁，第二十八师及第三师一个旅被迫南援，第十八军三个旅停止于周口地区。

　　你们南面是安全的。只要你们能够对付东西援敌，在原地再顿几天是可能的。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于同日酉时复电，报告援敌动态和我军决策：白崇禧以豫东作战关系整个中原之安危，令胡琏兵团兼程北上，令张轸兵团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昨天中午第十八军先头部队已到淮阳西南的李集。同时，刘汝明兵团与邱清泉兵团亦有东西夹击我军企图。“根据上述情况，加以我们部队作战近月，已很疲劳，且组织尚未整理。为应付可能的敌人乘我疲劳后之进攻，故决放弃对二十五师（要齐日午才能解决战斗）等部之作战，即现北撤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定）陶地区，争取休整”。7月8日午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在来电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望你们于十天内完成再战准备（整理组织，补充弹药，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7月8日11时，发出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的部署命令。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向鲁西南开进，于7月11日到达山东单县。为摆脱邱清泉兵团尾击，决定留第十一纵队在单县附近，华野指挥机关率第四、第六纵队进至定陶周围，第一、第三纵队越陇海路南下，第十纵队进入豫皖苏地区，成互为犄角之势，保证部队休整。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华野既已收兵，白崇禧令第十八军回周口，我拟移平汉路休整。

　　同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电，指出：

　　“白崇禧七日四时令胡琏按原计划北上，张轸在击破我军后亦兼程北上，此情你们谅已获悉”。“如果胡、张继续北进企图集全力先击破我粟部，则你们应率全军北进援助粟部；如果胡、张停止北进则你们亦可停止北进，惟正式休整计划须待蒋介石全般部署明了后方能决定”。“总以使粟部取得喘息时间，立于主动地位为原则，此种时间大概要十五天”。

　　7月9日酉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电，报告一个月来战况、北撤经过和部署，建议增建辎重担架部队。“睢杞战役我本可全歼区（寿年）兵团，因二十五师迫近，为乘其立足未稳，故放弃对七十二师之攻击，改而歼黄（百韬）兵团。因部队疲乏，三面援敌迫近，我无新生力量增加，故仅歼黄兵团三个团部，撤出战斗，以期稍事整补再战”。在北撤过程中，本已从容离开战地，但因担架队少且缺乏战斗经验，部队被迫掩护作战，还要自己抬运伤员，致损失伤员数百名。“鉴于此次教训，辎重担架部队甚为必要”。

　　7月10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渡江先遣纵队孙仲德、马长炎部一个连已渡过长江。

　　7月11日中共中央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发出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五万余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包括开封、睢杞战役在内的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共9万余人。

　　7月12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援助许（世友）谭（震林）兵团攻兖、济的部署。

　　同日黄昏，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发起兖州战役，于7月13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第十二军，并于7月16日迫使济宁、汶上守敌逃走，济南援敌北返，乘势歼其后尾部队第八十四师一部，共歼敌63万余人。7月18日，兖州战役胜利结束，使国民党军驻守的济南陷于孤立。

　　同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原局、华东局电，报告6月初至7月半华东野战军部队情况。

　　7月13日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改变原来要粟裕兵团在中原地区作战4个月至8个月的决定，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同日与唐亮、钟期光一起到成武县阎楼，参加渡江先遣纵队南征誓师大会，就先遣纵队的工作方针、任务、步骤以及干部调整、统一领导思想等问题作指示。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计划，提出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3个旅（师）左右，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指示各解放区战场发起秋季攻势。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许世友、谭震林、华东局电：“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裕）陈（士榘）、韦（国清）吉（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同日寅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中原局、华东局电，指出：“估计敌人似将利用你们疲劳，集中力量向你们压迫，使你们不能安心休整。似须以有效行动分散敌人，你们则乘敌分散之际，歼灭几部敌人，方能实行大休整（许谭、韦吉亦然）。此种分散敌人的行动，似以许谭攻击济南为最有效”。又指出：“目前许谭不宜和你们集中行动，若许谭加入鲁西南，将迫使邱（清泉）、黄（百韬）集中，不易求得歼击机会”。

　　7月15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敌军动态和华野部署：邱清泉兵团由定陶向北进犯，黄百韬兵团进至成武及其以南地区，第四十七军在菏泽临濮集地区破坏黄河渡口阻止我军物资北运。决定于7月16日晚率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四、第八两纵队越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永城以北的陈集地区。

　　7月16日子时，中共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指示：“你们歼灭八十四师后除以一部兵力歼灭济宁、汶上之敌，并负责扼守运河要点阻止可能之敌东渡以外，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

　　同日子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电，指出：“如果济南敌人不强而我军又能于短期（例如十天左右）完成攻城准备，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我攻济南时，判断邱（清泉）兵团可能取道郓（城）巨（野）东进北援，而黄（百韬）兵团则将设法返回徐州”。为此提出阻击邱、黄两兵团北援济南、东援徐州的方案。

　　同日午时，中共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华东局、中原局电：“攻克兖州又歼八十四师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有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

　　同日午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野苏北兵团：“目前二十天至一个月内，应不惜疲劳与减员再打几个小的及中等的仗，在可能条件下争取攻占睢宁、灵璧及该区某些据点，控制徐蚌以东、陇海以南广大地区于我手中，配合粟军威胁徐州，援助许谭夺取济南，不要马上进行休整”。

　　同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复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许世友、谭震林电：“军委寒寅（14日寅时）令许谭兵团即进攻济南两电均悉。如果该部署主要是为了分散敌人，以帮助我们赢得时间休整，则我们意见不必如此。因此间各纵除四、八两纵外，疲劳已大体恢复，仅弹药尚未得到补充，正争取分别补充中，半月至二十天内大致可完成。即或黄（百韬）邱（清泉）兵团仍全力转向我们，我们亦可采分散或犄角形势，以争取休整”。“以许谭本身和今后作战需要，目前亦以留兖济休整为宜”。“目前如即以许谭一部抢占济南机场，则恐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且势必迫敌北援，如是兖济仍有被敌占去可能。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得手。如以许谭专任攻济南，兵力虽可，但时间需长，敌仍可能来援。如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则许谭专任打援，亦感兵力不够。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属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速决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转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属极大可能”。

　　同日未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许谭在现地休息一、二天，应不惜疲劳减员迅即北上包围济南，并争取于十天内外攻克之。粟陈张率四、八纵（17日）晚攻占砀山、黄口线并准备歼灭黄兵团，计划甚好”。

　　7月17日许世友、谭震林于午时、酉时连发两电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粟裕、陈士榘，决定于7月22日攻击济南，请求粟陈兵团全力支持攻济，拖住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17日酉时复电指示：“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看粟陈唐占领砀徐段及他部击破徐蚌段后，邱兵团动作如何，再定是否提早攻击济南。”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又电示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按照粟部情况目前难于进行作战，雨季又到，你们各纵应即进入休整”，“粟、陈、唐、张所部亦照此休整，韦吉所部何时开始休整由粟、陈、唐、张规定令行”。“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7月26日又电示：“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入休整是正确的”。

　　“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第五军”。

　　7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照我军现在态势，以集中全力加上华野一、三纵队，先歼胡琏一两师为有利”，“请粟陈张令睢杞地区之一、三两纵第一步移通许地区休整，并准备适时西进，参加这次战役”。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复电指出：“你们争取歼击胡琏一部是好的。惟粟陈唐张所部甚为疲劳，又未补充弹药，未知能否调一、三两纵向西参战。如有困难，则你们须准备独力作战。”同日又电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一三两纵向西参加作战甚有必要”，询问：“该两纵能否西移？”7月21日，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复电：

　　一、三纵可负担部分突击任务，惟连队干部伤亡太大，弹药未得到补充。

　　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询问：所购柴油引擎南渡时是否适用？粟裕于7月26日复电说明，柴油引擎可改装木船为机帆船，供渡江作战使用。柴油需购买，汽油可从敌方缴获，以购买汽油引擎为好。如买不到汽油引擎，亦可买一部分柴油引擎。

　　7月24日陈毅致粟裕、陈士榘并报中共中央电，对华野负责人以“军事观察家”名义就豫东战役发表的评论（指新华社1948年7月17日播发的《华东军事家评开封及豫东大捷》）提出批评，指出这个评论没有具体提到中野部队在南线钳制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在西线钳制郑州敌人的作用，陈士榘总结洛阳战役经验时过分夸大炮火作用，第三纵队与友邻部队接触中表现骄傲，希望他们在雨季整训中注意检讨。粟裕、陈士榘、唐亮于7月28日辰时复陈毅并报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所指各点完全接受，拟在雨季整训中进行检讨、教育。

　　同日酉时，与陈士榘、唐亮电示苏北兵团：“你们必须遵照军委以五个旅集结作战之指示”，以战备姿态进行休整，“在思想上与组织上均须有进入淮北地区作战，配合西兵团于陇海南北歼敌之准备”。

　　7月26日签发华野部队休整计划。7月27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四、第八两纵队进入安徽涡阳、亳县地区休整，第一、第三两纵队进至河南太康、杞县地区休整，第六、第十两纵队进至山东汶上、济宁地区休整，许世友、谭震林兵团集结于泰安、兖州地区休整。

　　8月3日晨，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电，提出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的作战部署。

　　同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为挽救“战局危机”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将战略重心置于黄河、长江之间，决定将中原战场的机动兵力组建为4个兵团，加上原有3个兵团，共7个兵团，即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张淦的第三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

　　8月5日在渡江先遣纵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先遣纵队开始独立地执行南进任务，提出在长江沿岸开展游击战争的四项原则：造成部队的热情；造成群众的热情；造成敌军内部恐慌；造成敌人统治机构内部恐慌。

　　8月6日率华野指挥机关自安徽涡阳出发去河南太康第一、第三纵队，然后率第三纵队去鲁西南定陶地区。

　　8月10日4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许世友、谭震林、韦国清、吉洛电，提出雨季休整后的作战方案：“集中华野全部（包括许谭、韦吉共约三十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方针”，并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认为以执行第三案为最好”。这个第三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使攻坚与打援有重点地进行，以达一箭双雕之目的”。“此役如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对下一步全军转到陇海以南亦较有利”，“对下一步孤立徐州作战的目的实行的可能性亦较大”。我们拟于15日赶往兖州，与许世友、谭震林商定下一步作战问题。

　　8月11日谭震林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建议下一步作战佯攻济南，吸引邱清泉兵团到兖州一线歼灭。
 



第38章


　　8月12日19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电，指出：“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电报说：“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在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

　　8月14日中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同日王建安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西兵团电，提出攻济战役发起时间最好在9月中旬。

　　8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九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九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

　　8月16日与陈士榘、唐亮、张震一起去兖州，与许世友、谭震林会商下一步作战计划。

　　8月20日申时，与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袁仲贤电，报告：我们已于本日到曲阜与谭震林会面，同时到达的还有第三、第六、第十纵队参加开会的干部。西兵团各部，除华野指挥机关已进至济宁东北地区，第三纵队进至金乡、嘉祥地区外，其余各纵队均在原地休整待命。在陇海路以南的第一、第四、第八纵队待决定行动后再北移，以免引起敌人警惕，影响下一战役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复电指示：“关于攻济及打援的作战计划由你们会商电告”。“关于作战时间，提议在申删（9月15日）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申删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申删以前进入指定阵地”。

　　8月22日华野司令部电示各纵队，分配对敌侦察任务，并布置了解运河、汶河两岸地形。

　　8月23日午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韦国清、吉洛电，报告敌我兵力情况，认为“不论打援与攻坚均感兵力尚非绝对优势”。“因此，建议将苏北兵团全部（除三十四旅）调来参加此次大战役”。同时提出，“两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如感到苏北必须留适当部队，则以三十三旅留苏北亦可”。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4日丑时复电：“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酌留三十三旅、三十四旅在苏北”。8月25日，韦国清、吉洛与陈丕显分别复电，报告苏北兵团北进计划。

　　8月24日与谭震林发出致第三、第六、第十、第十一纵队指挥员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令华野第三、第六、第十、中野第十一各纵队提前结束整训，争取时间布置阻援打援，在运河以东以西两个防御地域，每个地域布置三至四个防御地带，每个地带能有三个旅的正面和十里左右的纵深防御。

　　8月25日午时，与谭震林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攻克济南信心甚高。

　　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谭震林：请许世友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粟裕、谭震林于8月28日复电：已令许世友回部参战。（注：许世友当时在胶东地区疗养）8月25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孔府主持召开有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济南战役的指示，制定攻济打援作战部署。在讲话中指出：“打下济南，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将使战局推进一步。去年一年东兵团不能到外线作战，打下济南后可出四至五个纵队，中原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将占优势。再打一二个睢杞战役那样的大仗，将使敌人在中原全部转入专守防御。十一月把战争推向长江沿岸，造成随时可以渡江的条件。”

　　8月26日3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指出：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

　　同日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转陈锐霆电，请在西柏坡的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于9月1日赶到兖州。

　　同日华野司令部发出豫皖苏、江淮、华中各军区配合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

　　8月27日晨，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鉴于敌我情况变化，济南战役关系战局及政局甚大，建议采取稳打方针，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两至三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于第一阶段歼援敌六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三至四个纵队）攻占济南，仅以一部担任阻援。如此才能争取攻济时间，才能保证打援无问题。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8日丑时复电指示：“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同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转告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配合华野9月作战的几个方案，并指出：“我们认为，依据刘邓各纵本身情况及对付张轸、孙元良各部之任务，似以按兵不动，待你们大打，济、徐吃紧，张轸、孙元良被迫行动，然后于运动中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再歼二部三部，较能保持主动。若和你们同时动作，一击不胜，反为不利。”

　　8月30日1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粟陈唐9月15日左右开始行动。

　　同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谭震林电，询问苏北、鲁南、冀鲁豫部队及俘虏情况。粟裕、陈士榘于9月3日午时复电报告部队及俘虏情况。

　　同日晨，由曲阜返回华野司令部，召开部处长会议。

　　8月31日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电，报告经华野纵队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制定的作战方案：“作战任务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至少三至四个旅），并坚阻援敌不能迫近济南，以使攻坚集团有足够的时间攻占济南，以争取第一种可能之实现”。

　　“作战方针，拟定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攻坚集团以第三、第九、第十、第十三纵队及渤海、鲁中纵队共43个团组成，分为东西两个兵团，自济南东西方向实行攻击；打援阻援集团以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中野）、第十二纵队以及鲁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共76个团组成，分为打援阻援两个集团，在徐济线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打援，在鲁西南地区阻击增援济南之敌。攻坚战斗，拟于9月16日开始发起。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日复电：

　　“完全同意未世（8月31日）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同日发出致冀鲁豫军区、华北局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集中可能集中的兵力参加攻济打援战役。

　　同日12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叶飞、刘培善等并转第四纵队、豫皖苏军区电，下达打援作战部署。

　　同日电令阻援集团各纵队构筑阻援阵地，架设可通行炮车的桥梁，第六纵队控制南阳镇、独山湖地区。

　　9月2日签发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力攻歼济南守敌，夺取济南，并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指定攻城集团由许世友、王建安指挥，阻援集团由陈士榘指挥，打援集团由华野司令部直接指挥，“谭副政委于战役开始即返野司共同主持统一指挥”。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电，指出：苏北兵团和叶飞等部开始北移后，徐州之敌可能以一部兵力空运济南，“你们须密切注视此种可能情况，并预先考虑当发现此种情况时，是否提前发动攻占机场”。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指示：中原野战军“必须准备在必要时向豫东前进，策应华东野战军”。同日申时又电：“我们同意你们打熊绶春之部署。此役能胜，就是给粟谭陈一个大帮助。”

　　同日韦国清、吉洛致粟裕、陈士榘、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苏北兵团仍于临沂、郯城间西渡沂河。同日午时，粟裕、陈士榘复电同意。9月4日又电示：敌已发现苏北兵团北移，应不失时机北转。韦国清、吉洛于同日酉时电建议：如敌进攻时，先应付其进攻。9月5日午时，粟裕、陈士榘复电指示：

　　尽量避免在南面同敌人作战。9月6日，韦国清、吉洛再电建议：将敌拖至沭（阳）南分散歼灭。9月7日戌时，粟裕、陈士榘电示韦国清、吉洛：苏北兵团应暂时放弃在苏北单独作战的打算，想各种办法争取时间北来。9月8日又电：

　　苏北兵团应分路快速北上。9月9日午时再电：苏北兵团迅速到达集结位置。9月15日，韦国清、吉洛率第二、第十二两纵队渡过沂河，到达苍山地区。

　　9月6日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转移到山东宁阳西北十里之大柏集，决定在此地指挥攻济打援战役。

　　同日华东军区致各军区电：山东各地配合济南大战的部署。

　　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粟裕、陈士榘电：攻济需要许世友指挥。

　　9月8日晨，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各纵队并报华东局、中原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攻济战役将于9月16日发起。为使援敌调动不灵，第一、第八两纵应分路北来，豫皖苏、江淮、华中即展开破击、袭扰战。

　　同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检查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的任务。会议于9月13日结束。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说：“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的。”同时指出：

　　“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二百四十九个旅，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人（北线九十九个旅，六十九万四千人，南线一百五十个旅，一百零四万八千人），在其后方者，仅有三十六个旅，二十三万八千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说：

　　“明年不能渡江，而不是不需要渡江。那么就得在长江以北打，因为蒋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

　　同日与陈士榘联名发出致陈丕显、饶子健、曹荻秋电，指令江淮军区两个旅破击徐州至运河站铁路。

　　9月9日午时，与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签发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号召：“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把战局向前推进一步，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同时报请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审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9月14日复电：

　　“同意你们所发布之济南战役动员令”。

　　同日参加攻城部队西兵团召开的第三、第十和两广纵队作战会议，并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9月10日晨返回华野指挥机关驻地大柏集。

　　同日辰时，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第三、第十纵队攻占西郊机场感到吃力，建议从攻城部队东兵团抽调第十三纵队全部至少一个师，协同西兵团完成迅速攻占机场任务。

　　同日午时，谭震林、王建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有空运济南动向，“果如此，战役部署似应以打援为主，求得连续歼灭援军后再转入大举攻城为妥当”。粟裕于9月10日复电：

　　“在未确实查明八十三师空运济南以前，仍按原计划于十六日晚开始攻击济南为宜”。

　　9月10日午时，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接世友同志齐（8）日九时自华东局来电，建议将攻济西兵团之两个纵队中抽一个纵队至铁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我们意见攻济战役之能否成功，正如军委所示，在于时间的取得。而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因此曾建议第十三纵队增加一个师或全部协助第三、第十纵队完成迅速攻占机场之任务，“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及商埠”。

　　“我们同意世友同志集中兵力之意见，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

　　9月11日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
 


第39章


　　敌八十三师有增援济南之可能，济南守敌将达到13万人，我攻济作战方案须重新研究，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迅速攻占济南机场，查明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2）以一个兵团向徐州外围攻击，配合第一、第八纵队及地方部队对陇海、津浦铁路的破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吸引敌人注意力于徐州，尔后适时发起对济南的攻击；（3）按原计划攻击济南，吸引援敌北上，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3日丑时复电指示：“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同日酉时，粟裕电复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我们已决定不论八十三师之一个旅是否已空运济南，仍按原计划于十六日晚开始对济南之攻击”。

　　同日许世友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部署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中共中央军委当天复电指出：“你已到前方，甚慰。你所说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9月16日农历中秋节。晚，指挥发起济南战役。经一昼夜激战，西兵团歼灭济南外围长清、齐河守敌，迅速迫近济南西郊，并以炮火控制机场，迫使敌人中止空运；东兵团一举攻克济南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敌军阵地，乘胜向城区进攻。

　　9月17日蒋介石电令王耀武“抱定与济南共存亡的决心”，同时令徐州“剿总”以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北援济南，以第十二、第十六两兵团阻止中原野战军东进。

　　9月18日决定接受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起义，命令他立即撤出机场阵地，同时指令攻济部队西兵团向吴部迫近。9月19日晚，吴化文率领三个旅两万余人起义，交出机场及周围防区。华野攻城部队西兵团乘机疾进，于9月20日拂晓占领机场东面商埠以西敌军外围阵地。同时，东兵团主力迫近济南外城。

　　9月20日晨，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宋时轮、刘培善、萧望东、曾生、雷经天、姜茂生、孙继先、丁秋生、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如吴化文部确实于昨晚起义，我军应乘机向商埠及城区猛攻，以扩张战果。“直到现在，南面援敌尚无动作。因此决令调叶飞纵队北开加入济南作战”。同日又电：为对付援敌，决定叶飞纵队仍加入打援作战，攻城部队以现有兵力解决济南之敌。

　　同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刘培善、萧望东并报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电，指令攻城集团指挥员：

　　“吴化文既已起义，且我军已完全控制商埠以西（包括机场）以南、西南及城东和东南阵地（仅千佛山、马鞍山、四里山等地仍有敌固守），则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态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则全力攻城”。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许世友、谭震林、华东局、华北局电，指出：“吴化文起义后，我军进一步攻城达到最紧急情况之时，王耀武有可能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向天津或向青岛或向临沂等处逃跑。你们在部署上必须预先估计到此种情况，从各方面布置，勿使敌人漏网，到达全歼目的。”同日又电示：“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薛城）待命援济”。“你们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兵力于邹（县）滕（县）地区，准备歼灭邱兵团”。

　　同日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电：判断国民党军已放弃南犯中原计划，企图在鲁南与我军会战。攻济作战，以现有兵力似可解决问题，决定集结九个纵队于打援方向。建议中原局以一部佯攻郑州，或以主力攻击黄维兵团弱点，“总以能拖住黄维、孙元良两兵团不能进入鲁西南、鲁南参战为好”。

　　9月21日酉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报华东局并中共中央军委、许世友、谭震林电：商埠大部被我占领。

　　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接管济南的工作指示，指出：“此次济南战役，我们不仅要坚决的攻占济南，在军事上取得伟大胜利，而且要完善的接管济南，在政治上取得伟大胜利。”决定以谭震林、曾山等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调配大批接管干部，组建了由三个团组成的警卫部队，颁发了入城政策纪律“约法七章”和“十项规定”。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电，指示：“刘峙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兵团北援，望充分注意阻援及打援”。“我军最大兵力应迅速集中兖（州）邹（县）滕（县）及其以东地区”。“攻城第一阶段虽获顺利发展，但第二阶段可能费大力气，千万不可轻敌”。

　　9月22日连发三电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下达攻城、打援集团，作出全歼济南守敌并防其突围以及阻援打援的作战部署。

　　同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华东局：“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除正规部队由许谭王及粟陈唐张负责外，华东局应立即布置通往临沂、枣庄、青岛、运河、鲁西南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的节节堵击，是为至要。”9月23日，华东局发出致各军区电，作出防止济南突围之敌逃窜的部署。

　　同日18时30分，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总攻，于9月23日攻克外城，9月24日突破内城，全歼济南守敌。王耀武化装潜逃，刚刚逃到寿光县，就被当地民兵活捉了。在阻援打援战场上，敌军迟迟不敢北进，我军不战而胜，实现了中共中央军委设想的最好可能，即“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济南守军10万余人（包括起义2万余人），俘虏王耀武以下国民党军将领23名。9月24日酉时，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电，报告我军已完全占领济南，全歼守敌，攻济战役全部结束。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贺电，指出：“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与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并告粟裕、谭震林等电，提出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要求全军共歼敌正规军116个旅左右，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指出：“如能完成这一任务，即可开辟第四年大举南进的道路。”电报中说：“华野此次战役（济南战役）后，必须有一时期休整，那时拟请陈毅同志回至该部，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10月15日，毛泽东复陈毅电，“同意暂时不去华野”。

　　9月24日7时，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电，建议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电报说：“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戒备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供应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并告：“饶（漱石）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25日9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望你们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同日申时又电示：“请将徐海铁路沿线及沂河区、峄台区、东海灌云连云港区、两淮区之敌情电告。”同日下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电：“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同日19时，中共中央军委再电指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要求他们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同日指令华野渡江先遣纵队从现驻地安徽涡阳出发，以三天行程进至安徽凤台地区，隐蔽待机南渡。10月5日，渡江先遣纵队渡过淮河，到达定远、凤台、怀远地区，与江淮军区第四分区部队会师。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略，确保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双十字架，阻止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

　　9月26日辰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复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陇海线及淮海区敌情。

　　9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饶漱石：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

　　同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并转发苏北工委及苏北军区、饶漱石、粟裕、陈士榘、唐亮、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电：“自中央一月七日指示后，华野前委并未按时向军委作综合报告，亦未声明理由请准延缓或免做，是何原因？望电复。

　　你们三处九月份综合报告何时发来，亦望告。”

　　9月28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饶漱石电，指出：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7天到10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电，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准备，方能开始行动”。“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10月20日左右。

　　9月30日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冒雨由宁阳转移到曲阜。10月3日，粟裕与张震一起由兖州经泗水到曲阜。

　　同日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官杜聿明携带他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到南京，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祝同要他到北平当面请示蒋介石。10月3日，蒋介石与杜聿明面谈后批示：“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

　　10月1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日程确定为：饶漱石作报告并传达中央关于反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决定，分组研究编制、战术、后勤工作，下一步作战方案和部署。

　　10月3日中共华野前委发出半个月休整工作要点，要求各部分别总结战斗经验，整顿组织，调整干部，溶化俘虏，补充弹药和冬服，进行攻坚打援战术教育，并进行下一步战役的初步动员。

　　10月4日在曲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济南战役胜利的原因和意义，指出：“济南解放战，集中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强大，特别是攻坚能力的强大”。“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于很短时间内亦能歼灭大量敌人”。“说明了我军愈战愈强，敌人愈战愈弱，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影响，都已经发生了而且将继续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正日益走向最后失败，我们正日益走向全国胜利”。

　　10月5日主持召开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10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粟裕并告饶漱石：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并应有一段时间专门讨论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动员工作及后勤工作诸问题。电报指出：“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这次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先后三次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会议于10月24日结束。

　　10月6日电令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加强对新安镇、郯城、马头地区之敌的侦察、监视，策应鲁中南军区对临沂的攻击。电令冀鲁豫军区和第四、第八纵队查报黄河决堤处情况，并视水情调整部署。

　　10月8日10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豫皖苏、冀鲁豫、江淮各军区并报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华中工委、中共中央军委电，部署各军区配合淮海战役的作战行动。

　　同日华东野战军全军攻坚战术技术研究会在曲阜召开，历时八天，于10月15日结束。10月22日，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张震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报告会议情况。

　　10月9日主持召开淮海战役第一次作战会议，讨论经华野前委两次会议研究提出的三种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以及五种可能的战场情况变化，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即就黄百韬兵团现势，以新安镇为中心，集中华野主力进行分割、包围，全部歼灭之。预计10月25日前后发起战斗。10月12日子时，与饶漱石、谭震林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同日亥时又电报告：因棉衣要到10月20日才能发齐，建议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10月28日左右。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关于制订淮海战役作战计划问题。

　　同日临沂国民党军队弃城逃窜。我鲁中南军区部队收复临沂。
 


第40章


　　10月11日酉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及淮海战役之后的作战计划，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同时“以五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华野于10月12日亥时收到此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于10月13日午时复电说：“接到军委酉真（10月11日）电，我们感到有如下好处：（一）我们兵力规定全部展开避免拥挤，给徐州敌侧背威胁大，增大敌人顾虑，减轻我对敌正面抗击、阻击压力。（二）便于粮食补给、后方交通运输。”10月14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12日子时、12日亥时、13日午时三电，指出：“你们文子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元午电同意我们真电意见，即可改正此项缺点。”

　　电报对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作出具体部署，指出这些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并指示：“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十一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为适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指出：“蒋令孙元良3个师东进，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复电：“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一、三、九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四纵十八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3日14时复电：“望令陈锡联陈赓率一、三、四、九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报中共中央军委：“我们原定十八日夜开始进攻郑州，求歼守敌并调动孙元良兵团西援，配合华野淮海作战。但现在孙元良兵团仅调民权附近，杜聿明兵团集结商丘周围。在我攻郑开始后三四日，孙兵团即可赶到增援，杜兵团亦可尾同前来。如此，则我攻城未下，打援无力，势必被迫退出战斗。而杜兵团又可及时东返，于华野帮助不大。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作战开始前五日开始行动。”10月14日21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出：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电，通报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我攻克济南后下一步作战方向的判断：“我陷济南后，可能：一、北上平津，先取唐山；二、西攻郑州，先取南阳；三、南攻徐州或蚌埠。徐州易守，蚌埠难守。敌国防部多数人意见，重兵驻守南阳、信阳、黄川、蚌埠四点。”

　　10月14日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争取冯治安部起义的方针政策。包括利用起义后有利形势的行动部署和对付不起义部分的方法。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5日申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冯治安部的方针，望作具体布置，并且要快。”

　　同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电，询问华野各部位置及行动计划以及战役发起时间等七个问题。电报说：“刘陈邓要求你们二十五日打响，你们主张二十八日打响，我们顾虑攻济各部迟到不利，主张十一月五日开始长临邹线分路齐头南进，究竟以何者为宜？请复。”10月15日申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复电，详细回答了中共中央军委所提问题。

　　同日晚，主持召开淮海战役第二次作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军委10月14日丑时电示，并于10月15日申时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并中原局：“均认为，一面集中兵力围歼黄匪，同时展开主力一部，自各方进迫徐州外围要点，滞留迟阻援敌于运河右岸徐州间地区，以此种攻势钳制手段，争取余裕时间，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歼敌顺利的部署方案为最妥慎。大家均拥护军委此种指示”。同时提出七点补充方案，部队于10月31日前进至邹县、临沂线集结位置，11月5日突然发起攻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7日丑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删申（15日申时）电各项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10月15日酉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道路，并使你们误认其将收复济南，因而仓促部署应敌，不得休整，并不敢出苏北”。“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望将九、广两纵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成地区应付该敌”，“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

　　10月16日巳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敌人拟进犯鲁西南并继占菏泽、郓城地区，以破坏我攻郑州、开封计划，使我军误以为其重占济南。我为不受敌人行动影响，决定以九、广两纵、冀鲁豫地方主力进入鲁西南地区，加强对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监视与阻击行动。同时电令第九纵队、两广纵队进入鲁西南地区。

　　同日华野司令部发出致各纵队电，布置淮海战役前各部侦察任务。

　　同日辰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现黄维兵团三个师正掩护军需品送南阳，七师已南调商水对付我王宏坤部，而华野作战又在二十天以后，如果我们推迟攻郑时间，可能丧失这个较好战机”。“因此，我们决心在黄维兵团尚未回头时攻取郑州，并拟于明（十八）日夜由禹襄地区开进，二十一日夜进攻，求得五天或七天内攻克”。同日未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你们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因为你们不但要顾到黄维可能北援，并要顾到孙元良可能西援”。“不论刘陈邓何时攻郑，粟谭方面按照删申（15日申时）致军委电所定计划行动不变”。

　　同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原定开始实施杜聿明提出的“以攻为守”的作战计划，从今日起，沿徐州至郑州线分三路向鲁西南进攻。由于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东北战事吃紧，蒋介石令杜聿明停止执行北进计划，而与他一起去沈阳布置退却。

　　10月18日戌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聂荣臻、薄一波电：攻郑时间提前到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9日3时复电：同意提前攻郑。10月22日又电示：“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乡）、鱼（台）、成（武）、单（县）与刘邓协力作战。”

　　10月19日陈毅、邓小平率领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向陇海路挺进，于10月22日解放郑州，全歼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

　　10月20日主持召开淮海战役第三次作战会议，根据敌情变化调整作战部署。会议认为，敌人虽然发现我军有向淮海地域作战企图，但并未察觉我军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目的，因此决定原定作战方针不变，而对具体部署加以调整。为隐蔽我军主力行动企图，决定首先以第三（原定第九纵队尚在济南以东）、两广纵队加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提早进入鲁西南地区，向陇海线商丘至砀山段暴露佯攻，造成进攻徐州态势，以迷惑钳制敌人。同时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阻援兵力，以保障主力迅速围歼黄百韬兵团。其余主力10月25日以后再行开进。粟裕在会上说：“我采取中央突破，集中全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再以四个至五个纵队向贾汪攻击，以攻势钳制迷惑敌人，我再破徐蚌路，再加鲁西南向徐州扰乱，造成攻徐态势，可以迟滞敌人在徐州及其东西地区。徐敌发现我集力搞黄兵团时，黄兵团已快解决了。”10月21日午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13时复电指示：“完全同意你们马午（21日午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

　　10月21日辰时，与饶漱石、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电，报告：经与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商谈，请求增加淮海战役参战部队携带弹药基数。

　　10月22日与饶漱石、谭震林、张震、钟期光等乘火车去华东局驻地济南。

　　同日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致饶漱石、粟裕并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重点地使用兵力。电报说：淮海战役的组织，要估计自己力量的集中，如兵力分散，主攻方向很吃力，应将一、四、六、三、八、十、鲁中南纵队集中对付黄百韬兵团，以十一纵、鲁西南两个警备旅钳制邱清泉兵团，以两广纵队放临城附近钳制佯动，以东线兵团七、九、十三纵对付台儿庄，苏北兵团放窑湾向徐州方向挺进，这样兵力又集中，又有重点，指挥又统一，攻坚有重点。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3日19时电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王建安的建议值得注意。打黄百韬是一场大战，必须集中主力。你们过去的部署，以几个较弱的纵队放在黄百韬方面，而以几个较强的纵队放在其他方面。现在尚有时间调整部署，如时间不足宁可迟几天发起战斗”。10月26日3时又电示：“一百军两个师均已增至新安镇并隶属七兵团，黄百韬手里已有八个师，李弥五个师已集结运河车站及运西李家集地区，黄、李共十三个师连接在一起。你们原企图以两个纵队歼灭运河车站之两个师，控制运河正面阻敌，恐将感觉困难”。“关于应当使用强力部队，而不应当使用第二等部队于主攻方面，前已电告，如此须有几天时间重新调整部署。

　　为了确保胜利，宁可推迟几天发起战斗，不要仓促从事”。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于10月27日9时复电，说明“王建安建议各点，我们在二十一日部署前曾考虑过”，用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五个纵队人数较其他各纵充实，打阻击战较有经验，可以完成歼灭黄兵团任务；同时考虑到，第一阶段担任阻援任务的七、十三、四、八纵队，经过第一阶段作战消耗后，仍能担负第二阶段歼灭邱、李两兵团各一部之主攻任务。“刻奉宥（26日）3时电后，因敌情变化，当重新研究适当修正部署”。同日20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你们研究修正部署后望即告。你们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

　　10月23日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签发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包括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及鲁中南主力），首先歼灭据守新安镇为中心之黄百韬兵团（包括二十五军、六十四军、六十三军、一百军各部），并求歼徐州外围韩庄、台儿庄、贾汪地区之冯治安一部或大部，尔后视情况发展，进击两淮、高宝及新海，或再歼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李（弥）兵团之大部或一部；乘胜扩张战果，西进津浦，南逼长江，打烂蒋匪之华中防御体系，迫敌完全转入防御”。命令规定各纵队于11月3日向指定地域开进，预定11月5日发起战斗。此令于10月24日夜油印，10月25日拂晓发出。

　　同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

　　“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漱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戌微）发起战斗。”

　　10月24日开封国民党守军弃城逃窜。我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

　　同日午时，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转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电，提出中原野战军东进作战方案：计划10月27日以主力占领开封，休息一天，再以五天行军于11月2日进至商丘南及西南地区。东线打响后，再视情况决定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5日3时复电指示：“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达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同日申时，陈毅、邓小平复电，建议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6日复电同意。10月28日又电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10月28日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刘伯承、李达、陈毅、邓小平电，报告徐州敌情和对我军行动的估计：敌人认为我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配合刘邓攻打陇海路徐汴段，然后插向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威胁蚌浦。估计我不会由徐州以东发起攻势。最怕我由东西两翼南下攻击。徐州“剿总”拟采用“一点两线”部署：以徐州为核心点，东线为陇海路徐海段，南线为津浦路徐浦段。

　　同日戌时，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报告：“本日与谭（震林）王（建安）共同研究，估计我各路发起攻击后，蒋匪可能依现态势固守，以达成于外围消耗我军保卫徐州之目的。其次，则将李、黄兵团集结固守几点，互相声援策应。如发现我主力出击新（安镇）海（州）段，黄匪集结固守新安镇为核心，李弥以运河、碾庄守备，机动甚大。
 



第41章


　　因此在部署上拟不作更大变动”，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提出如下建议：“（一）以三纵、广纵及冀独一、三两旅出击鱼台（可能逃跑），攻占丰县、敬安镇，前锋迫近徐州西北郊。另以一部佯攻砀山，钳制邱兵团一部。以七、十纵队攻占临（城）、韩（庄）、贾汪，控制利国驿后，迫近徐州东北。以十三纵一部包围台儿庄，其主力控制于宿羊山及其以南，并以有力一部进迫曹八集线，威胁李弥之左侧背。如七、十纵得手后，即以七纵担任贾汪钳制，迫近徐州，正面阻敌；十纵则东移，协同十三纵对运（河）西李弥部之作战。另以华中十一纵沿运河右岸（西岸）猫窝向运河站（河西）赵墩线攻击。江淮军区两个旅向赵墩、碾庄线攻击。造成我南北聚歼李兵团、攻略徐州之姿态，以便我运（河）东作战。以上各部均于虞（7日）晚发起战斗。（二）运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战斗第一步必须开辟战场，布置阻援阵地，分割敌人，使其不能集结，或靠近李兵团，或东窜新（浦）海（州），而便于第二步全歼黄兵团”。“第二步即以一、二、六、九、十一（王秉璋）、鲁中南纵共六个纵队，分割歼灭新安镇及阿湖之敌。四、八纵除以一个纵队正面阻敌，抽出一个纵队包围六十四军。特纵则依各纵任务配属运东各纵参战”。“如我军南下，黄兵团集结新安镇近郊时，即以一、六、鲁纵及二、九纵会攻新安镇，但还可实施战场分割、包围、攻击。我可力求秘匿，突然奔袭，达到使敌不能收缩避战。运东各纵统于齐（8日）晚发起战斗”。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30日寅时复电指示：“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之必要时间，极为重要。”同时指示：

　　“你们后方各事如尚有未处理完毕者，宜交与适当之同志去处理，以便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

　　10月29日与张震、钟期光由济南返回曲阜华野指挥机关。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野前委诸同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陈毅、邓小平电：“我们收到并阅悉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

　　同日下午刘瑞龙到达华野指挥部驻地曲阜孔府，向粟裕转达了陈毅关于华野执行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决定中应注意问题的意见。粟裕简要介绍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和决议。

　　同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采取“守江必守淮”的方案，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两侧作攻势防御，并提议由白崇禧担任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中原地区作战。白先表示同意，后又拒绝。

　　10月30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饶漱石电：“漱石同志：自中央子虞（1月7日）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8月14日）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饶漱石建议粟裕向毛泽东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当时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粟裕没有写这个检讨报告。11月9日，在紧张的战役指挥中，粟裕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作为向中央主席补作的九月份综合报告”，同时请求将11月份综合报告推迟到此次战役告一段落后再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电：请陈邓部进至萧县地区。

　　10月31日晨，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电，报告：“职已返抵前方”，“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晚同时发起战斗”。建议：

　　“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17时半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于11月2日午时复电说：“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同日华野司令部通知各纵队：仍按预备命令于黄昏后开始行动，任务不变。

　　同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为继续吸引白崇禧部向南，已令王宏坤指挥二纵及桐柏、江汉两军区部队主力，对平汉路信阳至孝感段连续破击。

　　同日亥时，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电，决定中野第一、第三、第四等三个纵队于11月6日集结永城地区，11月8日晚与华野同时开始战斗，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电：

　　“同意陈邓世亥电，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同日国民党军华中“剿总”电令黄维兵团东移，于11月10日到太和、阜阳集中，准备参加徐蚌会战。

　　11月1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电，指出黄百韬兵团的部署“有利于你们分割包围”，“你们似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粟裕于同日酉时复电，报告黄百韬兵团指挥所正西移新安镇，其所属各师亦多向西移。“因此，我们仍按原计划开进，并仍准备于敌情变化随情况之需要而略为调整，但运西各纵任务不变，对截断黄、李兵团联系，亦为战役开始后首先应达到的要求”。

　　同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粟裕电：已令第六纵队并指挥豫西六分区主力钳制黄维兵团，以配合东路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并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指出：“我华野戌齐（11月8日）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11月8日）至戌巧（11月18日）十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十天内邱兵团不能东援。但你们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六纵必须立即尾黄维东进外，十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二纵尾黄维东进。”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自1949年1月起，全军团和分区以上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军，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全军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个一级军区。

　　11月2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曲阜向淮海前线开进。

　　同日未时，与谭震林、张震联名发出致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同意他们11月1日电所报作战方案，指出：“因丰、鱼地区水大，不便攻击，可首先集中主力攻歼砀山守敌（六十八师等部），尔后继续沿铁路两侧由西向东威迫徐州，拖住邱兵团，不敢大胆东援，借以配合主力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3日亥时电示陈毅、邓小平：“因邱兵团已缩至徐州附近，丰、鱼有水不利攻击，粟谭已同意三纵攻砀山刘部，如孙元良部在永城一带，你们似以先打孙再打邱为宜”。“攻击时间似与华野同时或早一天为好”。

　　同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1月3日酉时，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电，建议陈邓主力截断徐州至宿县间津浦铁路。电报说：“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心淮海之南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

　　同日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携蒋的亲笔信及“放弃徐州，固守淮河”的方案到葫芦岛，征求杜聿明意见，并请他到蚌埠指挥。杜表示同意，但要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才能赴蚌埠。

　　同日晚，发出淮海战役预先号令。

　　11月4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陈士榘、张震：“苏北十一纵宜速开宿迁以北，并派部早日向碾庄、大庙线扰击，吸引八军向南应付。”同日9时，粟裕、陈士榘、张震致韦国清、吉洛电，对苏北兵团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作出布置，指出：“总之，十一纵（胡炳云、张藩）作战任务应使用于运西战场，以便与七、十、十三、江淮部队造成围歼李弥兵团及攻击徐州之态势，坚决阻击李邱兵团之东援，使我取得时间，全歼黄兵团。”

　　同日辰时，发出《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于11月6日夜由集结地出击，于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同日巳时，与谭震林发出致第三、两广纵队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决定于11月8日晚按原计划发起战斗，并于7日晚分别袭歼郯城、马头、邳县、岔河、峄县守敌，以扫开前进道路，控制渡口架桥，并二路开进投入战斗。三、广两纵并冀鲁豫军区武装亦应于6日晚同时向砀山外围之敌发起战斗，以免暴露我主力企图。

　　同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布置“徐蚌会战”。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剿总”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的意图，决定将部队集结于津浦路两侧地区，放弃海州、连云港，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

　　11月5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电，询问：“在黄维大约十七日左右可到蒙城的条件下，你们与三纵协同攻刘汝明有利，还是以三纵钳制刘汝明，你们单独攻蒙城有利，还是直接打宿县有利？”同日23时，陈毅、邓小平复电：“我们决心先打刘汝明”。11月6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复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同意你们三五天内首先解决刘汝明的方针”。

　　同日16时，发出致季平信，谈华野随营学校领导问题。

　　同日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令李延年所部四十四军撤出海州、连云港，归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指挥；令黄百韬掩护四十四军西撤。

　　11月6日晨，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至山东临沂。各纵队已全部展开，进入攻击准备位置。获悉敌第四十四军有向西撤退到新安镇可能，潜伏于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更趋积极等情况，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攻击。当天戌时，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等。电报说：“淮海战役决仍按已定方针执行”，今晚即以鲁中南、第六、第七、第十纵队扫除前进方向之敌，以第三、两广纵队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县、砀山线前进，扫清外围之敌。令淮海、滨海地方武装配合苏北兵团一部接收新海，控制连云港，使第四十四军不能迅速与黄百韬兵团配合作战。对黄百韬兵团，11月8日晚“完成分割包围，展开攻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7日20时复电：“完全同意鱼戌（6日戌时）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同日寅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陈毅、邓小平电，指示：“你们对冯治安部之抵抗者及游移不决者，应取坚决歼灭手段，以便迅速夺取临（城）、韩（庄）、峄（县）、台（儿庄）、贾（汪）、柳（泉）地区，威胁徐州。仅对其决心起义者，则取超越前进方法，将其留在后面。”

　　同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电，指示：“从八日起，望你们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战况一次。

　　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报告酌量发布新闻，以励士气。”

　　同日华东局致中共徐州市委并粟裕、唐亮、谭震林、王建安电：在淮海战役作战期间，徐州市委直接受华野前委领导。

　　同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布置于11月7日向西撤退。

　　11月7日得知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确已撤离新浦、海州、连云港，隐蔽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即将率部起义，又得到徐州敌军正布置南撤的情报，联系辽沈战役胜利后的全国战局，分析战争发展趋势，认为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这样更有利于今后的渡江作战。从9时到13时，与陈士榘、张震连发三电：一电给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告谭震林，建议陈、邓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津浦路徐蚌段，力求控制一段或游击控制。二电给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由华东局派人统一组织领导接收新浦、海州、连云港工作。三电给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指令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乘冯治安部起义迅即直出陇海线，会合苏北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分割包围李弥兵团，截断其向徐州退路，并逐次歼灭之；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歼灭刘汝明部后，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使李弥、邱清泉两兵团不能南撤；“我运东部队解决黄兵团后，即以一部加入运西，歼灭李（弥）兵团，主力则协同中原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可能回撤）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可能收缩蚌埠），或者夺取徐州，当依实况再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8日7时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很好。”陈毅、邓小平、陈赓于11月8日10时复电：豫皖苏三个团原定七日夜开始破击宿县南北铁路，尚未得报告。我主力即出宿县及其以北。
 


第42章


　　同日晚，与张震彻夜长谈，提出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他们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一是“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二是“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认为迫使蒋介石采取第一种方针对我更有利，建议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他们将上述分析和意见写成题为《对敌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的电报，于11月8日辰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并华东局、中原局。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9日亥时复电：“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同日华野第四、第八纵队攻克邳县。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攻占韩庄、万年闸，包围台儿庄。苏北地方武装进占新浦、海州，并于11月8日占领连云港。

　　同日从凌晨3时半开始，黄百韬兵团按第一百军、第六十四军、兵团部、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四军的顺序，经运河车站向徐州撤退，第六十三军经窑湾过运河。

　　11月8日华野鲁中南纵队攻克郯城，全歼守敌山东保安旅王洪九部2000余人。

　　同日9时半，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指出：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有向运河以西撤退模样。“我们除令各部以猛烈动作迅速截歼，并令苏北十一纵迅即北插赵墩，务使黄兵团不能通过运西外，请谭王即令七、十、十三纵迅速以全力南下铁道线，使敌无法西撤，并建议豫皖苏部队迅速破击徐蚌路”。

　　同日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电，报告：已查明黄百韬兵团分批西撤，并作出围歼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西南、运河以西地区的部署。华野各部奉令行动：第四、第八纵队由南向北直插运河车站，侧击黄百韬兵团。第一、第六、第九纵队沿陇海路南侧向西勇猛追击黄百韬兵团，第一纵队包围第六十三军于窑湾地区，第九纵队歼灭六十三军一个团于堰头地区。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向曹八集、大许家之线进击。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经宿迁、睢宁向徐州东南迂回堵截黄百韬兵团。

　　同日何基沣、张克侠率冯治安部3个半师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

　　同日21时，陈毅、邓小平致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蒋介石究竟只撤退邱（清泉）、刘（汝明）两部，还是整个放弃徐州，不日即可判明，应加注意，你们所得情况望即告。如判明蒋军系整个南撤，即设防淮河时，如有可能，你们能派部队举行追击，迅速进至淮南路东”。

　　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出：“刘峙六日部署，现正执行，并非总退却”。指示：“粟陈张应迅速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否则该敌可能西撤”。

　　同日黄百韬兵团兵团部及第六十四军、第二十五军撤到运河以西之碾庄圩地区。

　　同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电令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集中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向徐东进攻，援救黄百韬兵团。刘峙令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兵团加速向徐州收缩，令孙元良兵团由蒙城、宿县开往徐州。黄维兵团奉命由确山、驻马店向徐州地区开进。

　　11月9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经运河车站前进至陇海路以南的花庄。与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通话，指示他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围歼敌第六十三军。又在运河铁桥桥头召开紧急会议，组织部队抢渡运河，追击黄百韬兵团。

　　同日辰时，作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署，令第十一纵队、江淮独立旅在运河以西抗阻，苏北兵团主力向窑湾进击，第九纵队由新安镇向西追击，第六、第八纵队由马圩以北向西追击，第四纵队由徐滩过河向西追击，第一纵队由马圩向窑湾追击，第七、第十三纵队进至大许家、曹八集后继续向单集、双沟前进。

　　同日9时，发出致谭震林、王建安及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和江淮军区首长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电，指出“黄（百韬）兵团主力确已撤至运河以西”，已令运东各纵不分昼夜渡运河西进，苏北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已接近赵墩及其以南地区，指令第七、第十三纵队通过冯治安部防区急行军前进，直插大许家、曹八集、苑山之线，截歼黄百韬兵团于徐州以东及东南地区，第十纵队沿徐济铁道向徐州逼近。建议陈邓令豫皖苏军区截断徐蚌段津浦路，以阻延敌人南撤。11月11日，华野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通过冯治安部起义部队防区，迅速插入徐州与运河之间，攻占大许家、曹八集，歼灭第一百军之第四十四师，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往徐州通路。

　　同日巳时，签发华野首长政治动员令，指出“此战为我主力在江北大量歼灭敌人有利时机，各部应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地实行敌人跑到哪里我追到哪里，直到将其歼灭为止”。“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则应完成包围，绵密组织火力，在统一号令下（纵或师），一举歼灭之。应将运动之敌、驻止之敌，打法严格区分，尤其各级指挥员更须注意”。号召全军：“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并继续向徐蚌进军”。

　　同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告：“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李弥、黄百韬、孙元良三兵团正在调整部署，“如我能实现分割，可能破坏其计划，实为歼敌良机”。

　　同日16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谭震林、王建安电，指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

　　同日16时，陈毅、邓小平电告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

　　“判断邱（清泉）兵团仍在黄口周围地区，黄（百韬）兵团撤运河，李（弥）兵团撤双沟、房村，究系收缩阵地或展开向南总退却，尚待查明。我们率三、四、九纵正向津浦线运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0日3时复电，指出“敌之部署是固守徐州、黄口、宿县”，“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同日刘伯承到达河南省柘城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11月10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两电：一电指示陈毅、邓小平：“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

　　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一电指示粟裕、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敌七兵团、十三兵团均向徐州撤退，你们是否已将该两敌包围歼击并切断其退路，尤其是七、十、十三纵及苏北十一纵，应乘十三兵团慌忙撤退之际，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该敌，至要至盼”。

　　同日10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为全歼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圩地区而调整作战部署，要求各部立即行动，指出：“战役第一步应以完成包围黄兵团，不使其西逃为主要任务。待我包围后，则分割聚歼。如敌西逃，各部应不受战斗地境限制，坚决追歼之。”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1日亥时复电指出：“粟谭陈张灰日十时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

　　同日1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令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直下双沟、灵璧，切断黄百韬兵团退路。

　　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3时、16时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前电说：“我明（真）夜以三个旅进至徐宿线破路”，“黄（百韬）兵团现已大部西撤，华野主力似应由东北向西南插至徐宿线以东”；后电说：“我们现在永城以北，遵命于明（真）夜南进宿县”。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1日4时复电指出：“你们真（11日）夜向宿县前进甚好”。“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

　　同日21时，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刘峙误认华野有六个纵队从金（乡）、鱼（台）、成武南下，故令邱兵团担任西面防御。因此我十纵宜从贾汪进至徐州西南，向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防御，必要时可使用向南参加堵击黄兵团”。“如陈邓各纵今日或明日能到宿县，正好打着孙元良，并堵住黄百韬的逃路”。

　　同日华东局致华中工委转苏北、江淮军区、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示华中各地部队统受粟裕、谭震林指挥。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官邸会议，指令杜聿明立即赴徐州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指挥徐州战事。同日发出“戌灰防挥督电”，指令黄百韬兵团“固守待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进，“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刘峙致蒋介石电，提出：“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限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蒋介石于11月1日午时复电，指责刘峙“所呈作战方针过于消极”，令他“集中全力迅速歼灭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11月11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花庄西进至运河以西九公里的议堂。议堂，传说东汉末年曹操曾在此地议事，因而得名。

　　同日7时，与张震发出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电，指出邱清泉兵团已到徐州，黄百韬兵团有借助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策应，向西或向西南突围可能。为此调整部署，指令各部“即依此部署，对各当面之敌紧缩包围圈，各个分割，以便聚歼”。谭震林、王建安移至不老河边统一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陈士榘随第九纵队西进，统一指挥第六、第九、第四、第八各纵队。“我们今晚进到运河边，拟续移古邳以西地区指挥”。

　　同日华野各部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将黄兵团四个军包围在碾庄圩地区。在追击过程中，歼灭黄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百军和第二十五军各一个师。

　　同日申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指示：“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三、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蚌路后，迅速移至永城、商丘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

　　同日毛泽东发出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电，指出：“我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了上述论断。

　　同日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杜聿明指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驰援黄百韬兵团。

　　同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决定以位于蚌埠地区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六军以及由东北南撤的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组成第六兵团，任命原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为兵团司令官。

　　11月12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碾庄以南的过满山。军委电示，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要后撤十里。当即决定南移十里到土山镇。

　　同日作出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截击徐州之敌南逃的部署。令第九纵队依靠新庄、前后板桥实行近迫作业。于10时、12时连发两电给华野各部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12时复电指示：“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清泉）李（弥），歼灭黄百韬，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你们应估计到，万一十五日以前不能歼灭黄兵团，而邱李援兵又已迫近的情况，妥善部署歼黄阻援的兵力”。“在邱李业已东进的情况下，请刘陈邓考虑可否将华野三纵使用于徐州以东，和韦（国清）吉（洛）一起攻击邱李之后尾”。

　　同日华野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纵队开始围攻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第一纵队在第十一纵队一部配合下，歼灭黄百韬兵团之第六十三军主力于窑湾。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在大许家、侯集间布置阵地，正面阻击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第二、第十二、鲁中南纵队及中野第十一纵队经宿迁、睢宁向徐州挺进，侧击邱、李两兵团。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两广纵队进击津浦铁路徐宿段，并逼近徐州，第四纵队在夹沟地区歼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一部。豫皖苏、豫西军区部队攻占固镇。冀鲁豫军区两个旅从西北方向逼近徐州。

　　同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部队在徐州以东集结。

　　11月13日晨，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邳县土山镇东南之火神庙，距碾庄前线约15公里。

　　同日3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西移永城，对付黄维”。“黄百韬兵团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为要”。
 



第43章


　　同日6时，中共中央军委致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出：“徐蚌铁路已被我中原部队切断并控制，只待黄（百韬）孙（元良）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指令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两纵队“务必于十四日，至迟于十五日，赶到太（和）、阜（阳）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

　　同日9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开始向东攻击。

　　同日14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韦国清、吉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告谭震林、王建安电，指出：“杜聿明率邱李兵团东援，正与十纵激战中”，其先头部队正进犯大许家、曹八集，并企图由东南迂回。

　　“目前华野必须集中精力解决黄（百韬）兵团全部，尔后全力对付邱（清泉）李（弥）”。“如我已将黄匪主力歼灭后，即诱敌至曹八集以西地区，韦吉兵团应不失时机由西南向东北攻击，截断邱李兵团退路，求歼该敌于大许家、曹八集地区”。

　　同日酉时，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陈赓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报告：对黄百韬兵团之包围已紧缩到十里直径之范围。决定于今晚歼灭碾庄正西、西南、西北之敌第二十五军、第一百军之第六十三师、第四十四军，14至15日晚再围歼碾庄黄百韬兵团兵团部及第六十四军，以吸引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而歼灭之。尔后由第一、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之坦克部队组成一个强力兵团待机使用，或攻徐州，或协同中原野战军打黄维，或加强谭震林、王建安和韦国清、吉洛所部歼灭邱清泉、李弥。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23时复电指出：“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13日酉时）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之间阻绝阵地。同时，士榘指挥各部歼灭黄匪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

　　同日23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示：“现邱清泉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

　　同日晚，华东野战军部队开始总攻碾庄圩黄百韬兵团。

　　同日华野第二纵队在睢宁地区包围国民党军第一○七军，迫使该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和第二六○师投诚，随后又在中野第十一纵队配合下全歼该军第二六一师于潘塘地区。

　　11月14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韦国清、吉洛、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目前是继续歼灭邱（清泉）兵团的良机，望令正面阻击部队向东撤退，让邱匪深入。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后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

　　同日9时，与陈士榘、张震发出致谭震林、王建安电，分析围歼黄百韬兵团进展不快的原因：（1）敌地堡、交通壕结合，不宜爆破，再加敌人连续反击。

　　（2）敌收缩一团，分割不易，必须逐庄攻击。（3）我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炮火无统一指挥。提出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歼黄部队或统一指挥打援部队两个方案，征求他们的意见。当天晚上，在土山镇召开有歼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议题是调整部署，改进战法，明确指挥关系，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六个纵队作战。粟裕在讲话中指出，黄百韬兵团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的战法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和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组织好步炮协同。11月15日13时，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同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并邓子恢、李达电，分析黄维兵团动向，提出三个作战方案，认为“如敌出永城或宿县，我集中一、二、三、四、六、九纵及华野三、广纵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如华野一时尚难歼灭黄百韬主力，而我们又不能以四纵及华野三、广纵拉住邱、孙兵团，则只能以一、二、三、六、九纵五个纵队除留一部于宿县外，全部担任阻击黄维之任务，以待华野消灭黄兵团再定行动”。“我们一切须俟华野战况决定，请军委核示方针”。

　　同日10时30分，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告韦国清、吉洛电，提出：“被围歼于碾庄之敌，因其工事已经做好，六十四、二十五两军较为顽强，我因渡运河，炮兵赶到过迟，估计尚需三个晚上时间才能最后解决，因此，放邱李两兵团深入大许家线，不宜过早”。

　　同日13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11月13日、14日战况。

　　同日华野部队攻克碾庄外围之彭庄、大兴庄、秦家楼、曹庄，歼敌第一百军大部及第六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各一部。

　　同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督战，严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刘峙、杜聿明令第二线部队第七十四军经潘塘迂回攻击大许家华野侧背。

　　同日22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如果需要增加生力军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宜以中野第四纵队、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必要时加入中野第九纵队，归粟裕指挥，以保证徐东作战胜利。

　　11月15日签发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击令。

　　同日发出电话令：苏北兵团率鲁中南、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由双沟地区向徐州东南地区急进，切断邱清泉、李弥兵团退路；第三纵队由徐州以南向机场穿插，与苏北兵团取得联系，向机场及其以北地区攻击前进。

　　同日6时，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4日10时电和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14日10时30分电，指出：“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再打邱（清泉）李（弥），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

　　同日12时，发出致第三纵队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判断黄百韬兵团有突围可能，苏北兵团来不及北进，“为此请三、广两纵主力于今晚由徐州东南机场附近柳集西北大胆猛进，以完全截断邱（清泉）李（弥）退路，勿使逃回徐州。此着甚为重要，望孙、丁以坚决、果敢、勇猛动作达成此重大任务，至要”。同时说明：“我们令三纵执行此令，有不合，但以时机促迫来不及请示”，“请求刘陈邓待两天后，我们当以三、广两纵西调，供刘陈邓使用”。同日1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出：“华野三、广两纵暂时使用于徐州附近是对的，将来使用方向依情况再定。”同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电：“三、广两纵归还华野建制”。

　　同日15时，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电：已歼灭黄百韬兵团之第一百军全部，第四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各约半，第六十四军五分之二，现只有四个旅兵力占据以碾庄为中心的12个村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主力不敢猛进。“正面阻击及歼灭黄（百韬）兵团，均无问题”。

　　为不让邱清泉、李弥兵团退往徐州，已令韦国清、吉洛率四个纵队向徐州以东及东南攻击，以撕开邱、李兵团与徐州之距离。“为辅韦吉来不及，未经刘陈邓许可，我们即已令三纵（孙继先、丁秋生）今晚即向徐州以东及东南攻击，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3时复电：“似宜推迟一二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同日黄维兵团到达阜阳。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沿津浦路向宿县攻击前进。

　　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及第九纵队一部攻克宿县，歼敌12万余人。

　　同日凌晨，韦国清、吉洛指挥的四个纵队在潘塘地区与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第七十四军及第十二军一部发生遭遇战。同日9时30分，韦国清、吉洛等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在潘塘一带穿插未成，拟调整部署。同日14时，粟裕复电指示：韦吉各纵停止攻击，使敌大胆东进。

　　同日9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报告：将于18日晚总攻黄百韬兵团余部所在地碾庄，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粟裕到西线韦国清、吉洛处指挥歼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当天晚上即率华野指挥机关西进至双沟东北之小楼。同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电，指出：“刘峙几次告黄百韬，均判断我军要逃跑，要黄等候援军，协同击溃我军。但据韦吉报告，他们删（15日）晚已向邱李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三纵，于明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七纵、十纵、苏十一纵亦同时于明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巧（18日）晚谭王向碾庄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同日18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指出：“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阙汉骞等部共计二十五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同日黄昏，华野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对据守碾庄的黄百韬兵团余部发起总攻。

　　11月17日华野阻援部队主动后撤，大批俘虏送往后方。刘峙、杜聿明误认华野全线溃败，下令追击，并于18日发布“徐东大捷”战报。

　　同日未时，与陈士榘、张震电令韦国清、吉洛：指挥苏北兵团及三、广两纵于今晚发起战斗，截断邱清泉、李弥兵团退路。

　　同日2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电：“预定作战部署，是以九纵并指挥独立旅位于津浦沿线，阻击可能北进之敌；以一、二两纵位于蒙城东西地区，对黄维防御；以六纵并指挥刘金轩部共三万人，组织第一突击队，位于涡阳，拟出黄维侧背歼敌；以三、四两纵共五万人，组织第二突击队，位于宿县西南，或打刘汝明，或打黄维”。

　　11月18日辰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联名发出致华东局并华东军区、华中工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为便于连续作战，建议渤海纵队南调至运河线集结待命，由淮海区抽调三个团充实第十二纵队，华东已动员之新兵到台儿庄集结以补充部队。华东局于11月19日复电同意上述建议，并决定由胶东地区抽调七个基干团补充主力部队。

　　同日8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17日战况：“邱、李东援部队进程甚缓”，15日晚“我对碾庄停止攻击及白日俘虏后送，敌机发现，误为我总退却。但邱、李主力仍无大进展”，“估计邱、李已不敢大胆东援，纵敌东援歼灭可能不大（我们当尽力争取）。如敌仍龟缩不进，我即以正面与韦吉同时出击，求得于徐东及东南地区歼灭邱、李几个师”。

　　同日21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为便于我各个歼灭援敌，应适时转用兵力，请你们周密谨慎地部署对碾庄之总攻，求得于马（21日）晨全歼该敌”。“如能如期完成，则你们应抽出三个纵队待命隐蔽南下打援”。“建议中野在黄兵团未全歼前，以一部负责对李（延年）刘（汝明）北犯之阻击”，以使华野“争取时间首歼碾庄之敌，尔后再转移一部南下，配合中野歼灭刘（汝明）李（延年）或黄维。在黄百韬未全歼，对邱李出击正进行时，同时兼顾，恐都成胶着状态”。11月19日17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电：“顷接粟陈张巧二十一时电，知华野全军用于北线打黄邱李，目前不能分兵协力中野打南线之敌，应即照粟陈张部署实施。请刘陈邓适当应付南线之敌。但请粟陈张注意对邱李各军不要打得太多，以先歼一部为宜。”

　　同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对于南线刘汝明、李延年、黄维三兵团的作战，“完全同意刘陈邓办法”，以第一纵队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第二、第六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以第九纵对付刘汝明，以第三、第四纵加华野第一纵队对付李延年。谭王指挥的华野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纵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11月19日10时致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又指出：“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同时指令华野集中八个纵队“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之作战，以歼其四、五个师为目标”。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1月19日16时复电，提出执行中共中央军委18日24时电意见：“我一纵已于巧亥（18日亥时）投入西线出击邱李兵团之作战，暂难抽出”，决定调王秉璋、张霖之第十一纵队、第十三纵队即赶到古城、朝阳集待命，协同刘陈邓之三、四纵歼灭北进之李延年部于大店地区。同日申时又电报告18日总攻碾庄战况及19日攻击部署，并报：“十三、王张十一纵拟南去参加刘陈邓作战”。
 



第44章


　　同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到达蒙城，向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发起攻击。

　　11月19日9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报告：“黄维兵团十八日主力三个军进至蒙城东北地区，正向我一纵攻击中”。“我们的打法需从整个会战和三五个月时间着眼。如华野能于二十日夜以前解决黄百韬，战局即可过关。届时如果已将邱李包围，自应继续歼击。如果邱李缩进徐州，或仅包围一部，则我应歼灭已包围之部，主力位于徐州以南、以东休息，抽出四五个纵队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运动之敌，而后攻击徐州。

　　如果于歼黄百韬后，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李，以六七个纵队打击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同日19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我们十八日二十四时电和十九日十时电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是一致的。本日下午接粟陈张十八日二十一时电，以华野全军使用于打北线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我们早几天亦有此主张），并且已经部署好，所以我们于本日下午复电又认为可以按照粟陈张部署实行，而将对付南线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全责委托刘陈邓。

　　现接刘陈邓十九日九时电，知刘陈邓以全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五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迅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

　　同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军委巧（18日）二十四时电、粟陈张巧二十一时电均悉”。“我们决心先打黄维的理由已详皓九时电”。“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加以部队必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做三、四个阶段，每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胜利。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

　　同日电示华野先遣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坚持淮南游击战争，协同江淮军区部队破袭津浦路徐蚌段，切断徐州之敌南逃、宁汉之敌北援通路，钳制李延年、刘汝明向西向北增援的行动。

　　同日国民党徐州“剿总”令黄维兵团向宿县进击。

　　11月20日2时，华野五个纵队攻克碾庄圩，歼灭黄百韬兵团兵团部及第二十五军军部一万余人。黄百韬率残部逃至大小院上。粟裕指令攻碾庄部队继续攻歼大小院上之敌第六十四军。

　　同日2时，与陈士榘、张震复中共中央军委19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日17时电：“我们完全拥护军委指示对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并决定于20日晚派王张十一纵、十三纵南下，21日晚尚可从攻碾庄部队中抽1个至2个纵队南下，参加歼灭李延年作战；尔后再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队中抽出2个或3个纵队，加入对黄维兵团作战。对邱清泉、李弥两兵团，难于截断其退路，只能争取歼其一部，故只使用8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1日5时复电指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

　　同日20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据刘陈邓皓十七时电，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必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十一纵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六十四军）对付李延年。”

　　同日亥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提出执行中央军委和刘陈邓19日电示的部署和建议：部队十余天来全部参战，连续行动、追击、攻击，“确已相当疲劳，但士气仍高。如能争取短时日休整补充，继续战斗当更好，惟需视情况允否而定”。“我们原拟在七兵团尚未解决，邱李积极东进情况下，争取分割包围其一部（二三个师），但目前已不可能”。“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决定由韦国清、吉洛率第二、第六、第十一、第十三等纵队于今晚南下进至大店地区待命，以原负责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八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钳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21日15时复电：“完全同意二十日亥时电部署”。

　　11月21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陈士榘、张震电：“黄维主力尚在涡河南北两岸，近以小部作试探搜索战斗，其行动极谨慎，队形密集，其意图似在等候八十五军及快速纵队到达后，再行前进”。

　　“请粟陈张令十一纵、十三纵即开时村以南仁义集以西地区待机，因为如正面敌迟迟不进，而李延年前进较快时，我们可能先打李延年或刘汝明”。

　　同日18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军区并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覃健、陈玉生电：“当碾庄攻克后，我遂决定转移部队于南线会战，以歼灭李延年兵团”。“按照军委二十一日五时电令，决定以七个纵队监视徐州近郊之邱、李、孙兵团，采取逐次削弱，坚决阻击其南窜，以保刘陈邓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与南线我军歼灭李延年兵团”。并作出具体部署。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23日辰时复电：“完全同意马（21日）十八时电部署”，“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3日亥时复电：“我们和刘陈邓一样同意粟陈张马十八时电部署。

　　不管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前进或停止，这个部署都是好的，敌前进则可歼李刘大部、黄维一部，敌停止则可取得短时休息”。同时指出：“目前应捉住徐敌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两敌，待机歼敌”。“如十天以后徐蚌区域还无战机可寻，在不妨碍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派出一部兵力攻占两淮的意见”。

　　同日酉时，与陈士榘、张震电示第十三纵队、江淮部队首长：迅速攻占灵璧，尔后集结待命，准备参加围歼李延年兵团的战斗。

　　同日黄昏，华野部队对大院上之敌第六十四军发起攻击。

　　同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部队被华野部队阻止于大许家以西地区，与黄百韬兵团相距15公里。黄维兵团进至浍河南岸南坪集。

　　11月22日17时，华野部队全歼敌第六十四军，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毙命，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此役全歼黄百韬兵团5个军10个师11万余人，给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并争取冯治安部3个半师2万余人起义。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电：“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指出：“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发出《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电》。

　　同日率领华野前指西移谢家圩，“便于指挥对蚌埠方向的阻击作战和阻止徐敌南援的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速调粮食供应前线。

　　同日22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韦国清、吉洛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电：“为防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东西靠拢北进或沿铁路北犯”，令第二、第十一纵队分割黄维与李延年、刘汝明之间的联系，第十三、苏十一、第七纵队先后南下准备协同第二、第六、第十一纵队截歼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11月23日22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黄维兵团之第十八军向中野南坪集阵地发起进攻。“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秉璋）张（霖之）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1月24日午时复电：“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对徐州方面则以七个纵队（一、三、鲁中、十二纵为一线，四、八、九纵为二线）全力阻其南援”。“除王张十一纵请钧座直接调用外，仍请令二纵控制西坡寺两侧，担负阻击刘李兵团。我们正令六、七纵及苏十一纵兼程向宿县急进，准备加入歼灭黄维之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4日15时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1月25日巳时复电，表示“我们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并作出具体部署：由韦国清、吉洛指挥第二、第六、第十三纵队及江淮部队两个旅坚决阻击李、刘兵团向西向西北增援，“使李、刘兵团远离黄维与宿县地区”；“除王张纵已由中野指挥，参加向黄维突击外，另再调七纵、苏十一纵加入对黄维之作战”，“十纵亦可于明宥（26日）晚赶到宿县以东地区作预备队”；“一、三、四、八、九、十二、鲁纵、广纵等留北线，负全责阻击可能南援及沿徐（州）萧（县）路向西南增援之邱、李、孙兵团，并统归谭王指挥”。

　　同日中野第四纵队与黄维兵团一部在浍河南岸南坪集地区激战。

　　同日蒋介石电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南北夹攻打通徐蚌线：北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向符离集进攻，南线刘汝明、李延年、黄维三兵团向宿县进攻。

　　11月24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我主力按原计划今（24日）夜出击，但我在宿县、蕲县集之线及蕲县集以南，仅秦李九纵及王张十一纵，东面兵力较弱。因此请粟陈张至少以三个纵队今（敬）夜赶到西寺坡车站、胡沟集、蕲县集地区，并以一个纵队进至蕲县集以南，断黄维与李刘联系，并准备以强大部队由浍河以南地区向西出击，向西歼敌”。

　　同日拂晓，中野第四纵队主动放弃南坪集阵地，诱使黄维兵团北渡浍河。

　　中野各纵队全线出击，至25日晨，将黄维兵团围困于双堆集地区。

　　同日11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请令各纵兼程南进，主力（包括六纵，不包括王张纵）控制宿县、桃园集、蕲县集及其西南二十五里之大营集一线（线上均属华野），置重点于桃园集、蕲县集以东地区，并控制宿县、水池铺沿铁路线待机作战，或参加打黄维，或消灭李延年西援之敌，视情况决定”。

　　同日21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唐亮并邓子恢、李达电：“我昨晚出击及正面顽强抵抗，结果黄维全线动摇，刘峙令其向东南突围，刻敌已将浍河以北主力全部退过南岸，其突围未逞，全部在南坪集东南纵横二十里地区被我合围，极为混乱，正激战中，估计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望粟陈张唐即布置歼李延年作战”。

　　同日面示第七纵队副司令员詹才芳：第七纵队于11月26日进至张桥、桃园集、蕲口集一线，控制蕲口集大桥及运粮河阵地，截断黄维与李延年联系。

　　同日华野第十三纵队和江淮军区部队攻克灵璧，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军第二三八师。

　　同日顾祝同到达蚌埠，传达蒋介石命令，督促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沿津浦路向北进攻。徐州刘峙、杜聿明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沿津浦路向南进攻。

　　11月26日5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本日晨，黄维兵团已被完全包围，“已令各纵逐步收缩，达成全歼此敌”。同日20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们除使用华野的二纵、王张纵外，十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粟陈张对李延年如有歼击机会，以抓歼其一个军左右的兵力为好。总之，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为适宜。在黄维全部解决并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联系，孤立蚌埠，同时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1月27日9时复电：已令两个第十一纵队、第七纵队和特种兵纵队5个炮兵连统归中野指挥，参加歼灭黄维之作战；第六纵队已分开李延年兵团与黄维兵团的联系，配合第二纵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以第十、第十三纵队位于三铺、大店集一线待机，以应付战役意外情况。同日14时又电提出，如以中野6个纵队加华野2个纵队和特纵炮兵，围歼黄维兵团兵力已够用时，提议集中华野4个半纵队加江淮2个旅对李延年采取攻势钳制，以有力保证中野围歼黄维的作战。

　　同日午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为保证南线歼击黄维及李延年兵团之作战，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九个纵队（包括由济南南开之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及鲁中南、淮北地方武装，担任紧缩包围徐州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坚决阻击南援之敌的任务。

　　同日22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电：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东西不到20里、南北10里左右的六七个村庄中，敌人多次企图突围均未得逞，“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7日8时复电：“华野十纵现在何处，我们认为仍应迅速开至南坪集附近为预备队”。
 



第45章


　　同日率领华野前指经时村、灰古、顺河集到达周家砦。

　　11月27日8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请粟陈张准备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其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

　　同日14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告谭震林、王建安电：为有力保证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决定集中第六、第二、苏北第十一、第十纵、第十三纵、江淮两个旅，围歼任桥集地区之敌第九十九军、第三十九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27日辰时复电：“同意你们歼击李刘部署。苏十一纵即归你们指挥，王张十一纵、七纵及炮兵仍参加歼黄作战”。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得知华野部队南下，灵璧失守，任桥地区之敌即于26日晚向浍河以南撤退。华野部队迅速发起追击，因受河流阻隔，仅歼其后尾第三十九军两个团。

　　同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电：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十余村庄，黄兵团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今晨率部起义，歼灭黄维兵团“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的部署”。“此后七纵、苏十一纵（王张十一纵除外）即归粟陈张指挥”。“中原各纵（包括王张十一纵）于明天完全解决黄敌后，须要相当时日处理战后事宜，今后战略方向，请中央决告”。

　　同日与钟期光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华东军区、中原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上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作战与部队情况的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日复电指出：“戌感（11月27日）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甚好，望本此精神继续指导追歼徐州逃敌的当前战役，期获全胜”。

　　11月28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指出：“假如今（二十八）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

　　“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请你们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短期休整之前，立即考虑下一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向我们提出意见，多少兵力打徐州，多少兵力出蚌浦”。

　　同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电：“敌之基本企图仍以向东南突围，但突围不成，则只有死守待援”。我军伤亡不过6000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七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9日6时复电指出：“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可靠的”。“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

　　同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电，指示：“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二、六、七、十一、十三等五个纵队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又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

　　同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放弃徐州，徐州“剿总”转移到蚌埠，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撤到淝河以南，杜聿明率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向涡阳、蒙城附近转进，解救黄维兵团。

　　11月29日凌晨，主持华野司令部会议，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徐州之敌有不待黄维被歼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判断敌人突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南渡长江，转向京沪；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同时解黄维兵团之围。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因此决定把北线主力集中放在防止徐州之敌向西南逃窜的可能上。

　　同日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于10时、16时、21时30分连发三电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阻击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进战况和徐州敌军动向，判断“敌人重心放在东面”，“邱、李、孙援黄只是附带的，逃脱被歼是主要的”，估计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撤退可能，“建议目前应以坚决迅速完成对邱、李、孙三部之确实包围，不让他逃跑”。

　　同日申时，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表示“完全同意中野俭（28日）十七时、军委二十九日六时电示，并补充如下意见”：“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就便南撤，或乘我主力围歼黄兵团未解决战斗，及李、刘兵团南撤我主力南追之机，即集中二等部队向我攻击，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故我中野、华野目前阶段，均宜以全力争取实现续歼黄、李、邱之方针”。“在黄维未基本解决前，以阻击徐之敌保证围歼黄维作战为主。只有黄维大部解决后，再视机诱敌南下，以便聚歼敌主力于徐州外围地区”。为此调整部署：“南线各部，除十一纵（王张）、七纵、特纵配置中野参战外，其余二、六、十及苏十一纵，即集结宿（县）、灵（璧）、固（镇）及宿县东北地区待机，准备适时增加必要兵力，最后解决黄维。同时准备诱引邱、李、孙兵团沿铁路东侧南下至唐河北岸地区，会合北线各纵，由两翼出击，求歼敌于徐州夹沟西侧地区。如敌向东南突围时，我亦可适时机动截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30日17时复电指出：“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12月1日辰时，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复电：“据俘供及各方判断，敌已决心放弃徐州，企图以邱、李、孙倾巢南犯”。认为“在黄维未受我歼灭打击时，北线之敌倾巢南犯，我甚费力”。“我势必尽力保证攻歼黄维之安全，敌仍有一路突出之可能，现正研究部署中”。并报告：“我与刘陈邓、谭王均沟通电话”。

　　同日粟裕与陈毅通话，报告追击杜聿明集团情况。陈毅打断他的话，要他首先介绍打黄百韬的战法。粟裕说：“近迫作业啊！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他。”陈毅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

　　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看好。”刘伯承把这一部署比喻为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同日杜聿明下令撤出徐州，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于30日白天发动佯攻，入夜开始撤退，李弥兵团主力掩护至12月1日夜再撤。实际上各部并未完全照令执行，有些部队（包括李弥兵团主力）在30日白天就开始撤退行动。

　　11月30日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野第十三、第六、第十纵队和苏北兵团首长电，指出：“据息，徐州敌已开始空运撤退＇剿总＇机关人员，积存物资已分配各兵团携带，似有相机放弃徐州，集中邱、李、孙兵团倾巢南援黄维（就便南撤）或向两淮、武汉突窜可能”。“为保证中野歼灭黄维与相机截击可能南援或向东南、西南突窜之邱、李、孙兵团，除北线各部任务、部署不变，七纵、特纵仍参加中野作战，南线各部队除以一部监视阻击蚌埠可能再次北援之敌外，主力即北返宿县、大店集、朝阳集、渔沟集地区集结待机”。“各纵转移行动，一律于夜间隐蔽行之，免暴露企图”。

　　同日华野前委、华野政治部发出关于全歼当面敌人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

　　同日晚，华野第十二纵队第一○五团攻入徐州飞机场，发现机场内已无敌军，当即将上述情况逐级上报。

　　12月1日华野指挥机关从各种情报渠道得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开始从徐州撤退，向西南方向逃跑。粟裕立即组织指挥华野11个纵队及豫皖苏军区部队追击、拦截，指令渤海纵队进占徐州。他说：对杜聿明要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

　　同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发出两电：一电给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及华东局，指出：“我们估计当黄维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另电给华东军区、苏北军区，指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被孤立于徐州附近的邱李孙三兵团有向连云港或两淮逃跑之可能。除令粟谭注意外，请你们对地方兵团方面预先有所布置，务使敌人不能向该两个方向逃跑”。

　　同日12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豫皖苏分局和军区负责人宋任穷、吴芝圃、张国华、毕占云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徐州之敌已于陷（30日）西窜，我各纵正追击中。因我主力在徐南及东南，较敌晚一天行程，追击不及”，豫皖苏各地方部队立即在砀（山）、夏（邑）、商丘、柘城、兰封线布置，阻击迟滞敌人，并控制涡河、沙河船只渡口，利用可能迟滞敌向西南逃窜之一切障碍，阻延敌人。“除坚决阻击敌之逃窜外，并应将敌到达位置随时急电报告我们，以便主力会歼”。

　　同日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徐州之敌昨晚开始向西及西南突窜，第十三兵团、第二兵团已进至萧县地区，华野九个纵队已向永城、萧县、夏邑及徐州、萧县间急进截击，以三个纵队沿涡河北岸西进占领涡阳，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布防截击，以渤海纵队进占徐州，第六纵队警戒蚌埠之敌，第七纵队仍参加歼灭黄维兵团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日7时复电指示：“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同日22时，华野渤海纵队进占徐州。中共中央于12月2日电贺徐州解放的伟大胜利，指出：“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是匪首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巨大军事基地，徐州的迅速解放，对于全国战局极为有利”。

　　12月2日率领华野前指进至宿县以北之草庙圩子。

　　同日亥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指令第十二纵队“务必沿徐州敌向西的退路跟踪猛追，并防敌在无法西窜时再向徐州回窜”，第一、第四纵队“集全力由敌左侧后以勇猛动作，不怕伤亡，挺入敌纵深向敌截击，务将敌行军队形截成数段，而各个歼灭之”；第三、第八、第九纵“应尽最大努力以强行军速度绕到敌人先头，以截住敌人向西逃窜，并于截住敌人后即迅速设法分割敌人”。

　　同日蒋介石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西进攻，救援黄维兵团。

　　12月3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发出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判断敌似采取集团滚进、稳进突窜方针，既已被我滞阻于萧（县）、永（城）以北，砀（山）、永（城）以东地区，则有被迫现地固守寻机突窜可能”。“我决即乘敌立足未稳阵脚混乱之际，坚决截堵其向西南突窜道路，压迫其向北、向西北，并先集中主力楔入其纵深，割歼其后尾一部，尔后再分批逐次各个歼灭之”。为此规定各部第一步作战任务。

　　同日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两电：一电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因情况变化急迫，我决全力对付杜聿明所率之邱、李、孙兵团”，“对蚌埠北犯之敌无力兼顾”，“建议除王秉璋纵队遵令归还钧部建制外，另以六、七、十三等三个纵队及特纵大部均直接归钧部直接指挥，参加对黄维之攻击及阻击李、刘之北援”。另电致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此一战斗规模甚大，除对蚌埠警戒之六纵及归中野指挥之三个纵队外，我所有兵力全部展开，我们将尽力完成军委所予歼灭邱李孙之任务”。为适应作战要求，请求华东军区急送炮弹、补充新兵。12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先后复电，对弹药等物资供应运输作出决定。

　　同日戌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复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邱李孙兵团主力尚未西窜”，指令第十、第十二纵队仍照今日午时电部署进击，第十一纵队向亳州东南前进，第一、第四、第十二纵队迅猛向西攻击。

　　同日亥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邓子恢、李达电，报告围歼黄维兵团战况：“敌总计损失约三万左右”，“尚能作突围者不过六个团”。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即有重点的多面攻击。因敌紧缩顽抗，尚须时日才能全歼该敌”。

　　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4日16时复电指出：“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

　　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同日蒋介石派空军空投给杜聿明的手令：“着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进攻，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派李以携亲笔信到蚌埠，指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进救援黄维兵团，并派其次子蒋纬国率战车第二团加入南线作战。杜聿明令邱清泉兵团向睢溪口方向攻击，李弥、孙元良两兵团担任侧后掩护。

　　12月4日3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告韦国清、吉洛电：“此次对邱李孙作战，我各纵应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分离各军，以利歼击。这就是东北打廖兵团的办法。务必不要使敌集结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

　　同日拂晓，华野各部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之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并在追击中歼敌近两万人。

　　同日12时，签发华野司令部致各纵队电令：“宜力求于敌运动混乱中割歼敌人”。

　　同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李延年兵团七个师北犯，“望令六纵加强阻击，务必不使该敌北进过远，妨碍我解决黄维”。华野第六纵队奉命顽强阻击越过淝河北犯的李延年兵团。

　　同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调查蒋介石船运两个军到浦口是否属实。
 



第46章


　　12月5日率领华野前指进至睢溪口以北之襄王城。

　　同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为防止蚌埠方面敌人向你们战场前进的威胁，你们应令六纵及其他可用兵力（例如苏北两个地方旅前准备出淮南者），预先构筑多层坚强防御阵地，此点万不可大意”。

　　同日午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并邓子恢、李达电：“因七纵、十三纵入阵地做工事，故推迟一天，决于明（六）日午后开始总攻击，尔后一直打下去，直到消灭黄维为止”。“最近三日仍以华野六纵及我们二纵（四个团能作战）钳制李刘”。

　　同日13时，签发华野司令部致各兵团各纵队电令：集中12个纵队、2个独立旅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围歼杜聿明集团。

　　同日根据蒋介石命令，华中“剿总”增援淮海战场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在武汉登船东运。

　　同日刘汝明兵团到达津浦路东侧的仁和集附近。

　　12月6日辰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野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为了增强南线兵力，以阻击李、刘由蚌埠北犯，决调吴化文部南开参战。此举对南线作战固有利，对改造吴部亦有利”。华东军区于12月8日复电：吴部即遵前委令南下参战。

　　同日辰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告：杜聿明集团现收缩于永城、萧县边纵横约20里地区，“我由追击截击部署调整为围攻部署，微（5日）晚就现态势调整，重点以不让敌向南向东南突围，西面控制薛家湖、永城两点，无论如何不能在两点之间放松，我仅以小部与之对峙”。“依目前情况，杜聿明向南突破可能不大。我调整部署后，本晚即实行攻击，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使我担心者惟六纵正面太宽，有刘（汝明）李（延年）突破该纵防线之虞，势将影响钧部对黄维之作战。因此，除中野二纵加强六纵外，建议张国华所率之五个团大部或全部南下加入对刘李之阻击作战”。“为防止邱、李、孙向西南逃窜，我追击不及，建议邓（子恢）李（达）处所集中之部队，能抽出五至十个团至商水、项城线待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2月7日辰时复电：“我们已调张国华率五个团九千多人东来参加阻击刘李作战”，“同意粟陈张所提邓、李抽调部队在商水、项城线设防，请邓、李具体计划部署”。

　　同日华野各部围攻杜聿明集团，多处突破杜聿明集团阵地。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开会，决定入夜分头突围。孙元良兵团不待邱、李两兵团一起行动，单独向西向西南突围，被歼大部，万余人退回包围圈，孙元良只身逃脱。

　　同日16时30分，中野及华野一部对黄维兵团发起全线攻击，歼敌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各一部。

　　12月7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已从徐州抽出渤海纵队一个师南开参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作战，并令昨晚越过淮河的江淮军区两个旅迅速向明光及蚌埠进击。

　　同日与张震一起到襄山观察围歼杜聿明集团战场情况。

　　同日黄维派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到南京，请求蒋介石批准突围。蒋介石同意突围。

　　同日亥时，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电，建议：“为了不给敌喘息时机，淮海战役结束后，休整一周左右时间，即渡淮进行江淮战役，求歼蚌埠地区之敌”。

　　12月8日主持起草敦促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投降书，以陈毅、粟裕、谭震林名义发出。1949年元旦，再次主持起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的劝降信，以陈毅、粟裕名义发出。

　　同日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决定调整部署：先集中力量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由陈士榘参谋长带领第三、第十一、鲁中南等三个纵队南下参战。对杜聿明集团，以第一、第四、第九纵队，第十、第十二纵及渤海纵两个师、冀鲁豫独立旅，第二、第八、两广纵队，分别组成三个兵团，采取攻势钳制，阻其南窜。

　　12月9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电：“截至现时止，我六、七、八共三天攻击，已使敌防御体系开始残破，如陈谢集团能于三四天内将双堆集东北之杨围子、杨庄地区攻占，则黄维兵团直属队即完全暴露，尔后作战当更易奏效”。“对李延年，我已有华野六纵及渤纵一个师、中野二纵（四个团）及张国华五个团（约万人）共五万余人对付，当无大问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0日3时复电：“对黄维的攻击逐步奏效，对李延年的钳制亦有办法，甚慰。尚望鼓励全军全歼该敌。”

　　12月10日晨，接陈毅电话，谈歼灭黄维作战进展情况。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告华野围歼杜聿明集团并防止邱清泉李弥南进、阻止李延年、刘汝明北援情况，估计全歼杜聿明集团尚需半个月至二十天时间。“据密息，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才能挽回危局等情。目前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够，不论杜之建议是否能实现，即宋希濂兵团赶到，则南线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之部队即可能出乱子。为此，我们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解决黄维后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接到此电，立即通过电话与粟裕等商定，由华野再抽第三、苏十一、鲁中南等三个纵队及炮兵一部参加歼黄作战。当天晚上，华野陈士榘参谋长率领三个纵队和炮兵一部南下，前往双堆集地区参战，并于同日未时电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出发之前，粟裕特别交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留，全部交给中野。

　　同日华野以十个纵队采取南面阻击、东西两面夹击的战法，攻击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

　　12月11日在睢溪以北的襄王城子签发命令，指令华野各部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局部攻势和局部钳制，坚决阻止其向南或东南突窜或东缩徐州，并抽出一部兵力南下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

　　同日下午，在华野直属机关科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淮海战役是一场战略决战，不仅要解决江北问题，而且要基本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等电，从战略决战全局考虑，使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互相配合，提出：“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同日邓子恢、李达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通报豫皖苏地区筹集粮款情况，建议组成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统一计划分配。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2月5日复电，指出：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和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130万人，每天共需加工粮280万斤。今后三个半月，尚需加工粮29400万斤。为了有力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由统一支前机构在总前委意图下通盘筹划”，在供应制度上实行五个统一：斤两统一，粮票统一，粮食折合率统一，粮弹运输能力统一调剂，新区就地借粮政策统一。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建立统一的支前机构，统筹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复电指示：“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如你们认为有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支前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华东局于12月21日复电，同意召开四个地区支前代表会议，并指定傅秋涛为代表。总前委委托华野副参谋长刘瑞龙主持召开联合支前会议，会议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举行。1949年1月3日，刘瑞龙向总前委报告联合支前会议情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于1月10日复信：“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

　　同日华野各部继续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压缩包围作战，歼灭李弥兵团第八军、第一○五军各一部。

　　12月13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并告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电，指出：“东北主力入关，正在部署切断北平、天津、塘沽数点间的联系，准备攻击平、津、塘（唐山敌人正在撤退）。如果敌人别处无路可逃，而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走时，你们即须担负阻击之责，以便配合我追击大军歼敌于济南一带黄河北岸。你们在济南一带尚有多少兵力可用，能否堵住黄河南岸，吴化文部现在何处，何（基沣）张（克侠）部可否用于此处，望预先筹划电告。”12月3日酉时，粟裕发出致华东局、华东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已令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集中全力赶修津浦铁路临城至滕县段，以便必要时调兵至济南，堵击可能南窜之傅作义部队，建议将何基沣、张克侠部队调至济南附近，必要时并可从胶东抽一部兵力到济南。

　　同日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已歼灭杜聿明集团三分之一。为防止敌人向南突围，拟截歼其先头部队一部。

　　12月14日巳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杜聿明集团集中主力向南突围。如果对黄维作战顾虑减少，拟选择一袋形阵地，让敌大胆南进，求得在运动中分割歼灭敌人。但是万一被敌人突破我正面阵地，势将影响对黄维作战。因此，请指示歼灭黄维作战尚需多少时间。

　　同日11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粟裕于当天亥时复电，报告围歼杜聿明集团情况及调整后的作战部署。电报说：“本来我们拟将敌稍向南放，以便于运动中歼灭该敌，但以黄维兵团尚未解决，恐于放敌南进时出乱”，为此已于今晚调整部署：以第二、第十一两纵正面阻敌，以第四、第十两纵由东向西攻击，以第八、第九两纵由西向东攻击，“形成对向南突击之敌的钳形攻势，以减弱其向我之突击力南伸，争取时间达逐渐歼灭之目的”。毛泽东于12月16日1时复电：“寒亥电悉，部署甚好”。

　　同日17时，签发华野司令部致各兵团各纵队首长电：划分对杜聿明集团作战部署战斗分界线。

　　12月15日为防敌机空袭，率领华野前指转移至张庄砦。

　　同日酉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两电：一电给华野各兵团各纵队，作出阻止杜聿明集团向南突围的部署。另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报告华野先遣纵队配合淮海战役作战情况。

　　12月16日零时10分，华野前指接到中野电话：黄维兵团已全部解决，前面枪声稀疏，估计漏网不多。黄维等乘坦克突围，被华野第十三纵队俘获。从11月24日至12月15日，历时22天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十余万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12月18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同日率领华野前指转移到萧县西南的蔡凹。

　　同日辰时，与陈士榘、钟期光、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并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由华东局、军区首长予参战部队慰劳，平均每人（指战员）能分到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7日复电指示：“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华东局于12月18日复电：“完全同意并经军委决定”。

　　同日8时，毛泽东致粟裕电：“请告你们附近的大回村、五户、张集之线至李延年所到达的何集、包家集之线多少华里”。粟裕于同日23时复电报告：

　　“李延年部十五日位于包家集、龙王庙（均不含）以东，屯集以南地区，距五户、张集、大回村线有一百九十华里”。

　　同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黄维已全部歼灭，由蚌北援之敌可能后撤或迟缓前进。我可争取余裕时间围歼杜邱李匪部。因部队自淮海战役开始后，转战月余，十分疲劳，拟就现阵地休息三天，仍以小部队监视包围敌人”。同日亥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2月17日22时复电：“遵令休整十天，消除疲劳，溶化俘虏，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及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作为十天中心工作。但据息，敌有突围企图，我们仍随时准备于敌突围中，乘机歼灭之”。签发对杜聿明集团的政治攻势指示。

　　同日粟裕要新华社记者庄重起草广播词，庄重起草后，粟裕看了两遍，在稿上批示：“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毛泽东当天看到广播词，并作了修改，要新华社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播发。

　　同日签发华野首长通令，表扬部队积极自主协同作战精神。

　　同日蒋介石决定部署长江防务，令李延年兵团主力由包集退守淮河。李延年兵团星夜南撤蚌埠。

　　12月17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黄维已歼，李延年南撤，局面甚好。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是否可行，盼复。”刘、陈、邓即日复电：“刘、陈、邓今（十七日）夜到华野，会商一二日，刘、陈二人即北来”。

　　同日晚，在蔡凹主持召开华野纵队以上首长会议，部署部队休整、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下一步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粟裕在讲话中指出，对杜邱李，一种是打，一种是放。给以更大压力、更大杀伤，迫他突围，然后截断他，把他打乱。仅仅放他，要增加困难。死老虎要当活老虎打，防止盲目乐观、骄傲轻敌情绪。对敌政治工作要特别重视。打政治仗，要做出成绩。
 


第47章


　　同日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到达蔡凹，与粟裕、谭震林会合，举行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于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已胜券在握，会议着重讨论了未来的渡江作战和部队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张震负责起草渡江作战计划。会议于12月18日结束。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去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同日蒋介石电令杜聿明派人到南京面授机宜。杜派其参谋长舒适存携带他的“上中下三策”，当面请示蒋。蒋决定：“集中力量，在空军投掷甲种弹（即毒气弹）及轰炸掩护下，突破一方，实行突围”。

　　1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休息十天。

　　同日签发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部队情况简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2月22日批示：“报告内容甚好”，并转发东北、华北、西北各野战军及兵团首长参阅。

　　同日24时，签发将杜聿明集团诱迫至预定地区聚歼的命令：“为迅速全歼杜匪邱李兵团残部，决就现地继续包围监视敌人，主力争取七天（自本日起）休整，作充分战斗准备，迫使敌人向西突围，预定诱敌至永城、会亭集、夏邑、太平集、韩道口、薛家湖、孟集之间地区聚歼之”。

　　12月19日决定调整围歼杜聿明集团部署，防止敌人突围。

　　同日杜聿明根据蒋介石指令制订突围和陆空协同计划。

　　同日夜，风雪大作。直至12月28日，连降十天大雪，蒋军空投被迫中断。被围蒋军饥寒交迫，纷纷向解放军投诚。

　　12月20日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军委颁发统一的臂章，建议在徐州赶制十万顶军帽发给尚穿着蒋军服装的“解放战士”以资识别。1949年1月12日，华东财办电告未能及时制送十万顶军帽原因。

　　12月21日丑时，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指示：“你们应令中野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之际，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粟谭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应以一部抗击之，待我完成休整计划并重新部署以后再举行攻击”。

　　12月22日辰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签发致华野各兵团各纵队电：“奉军委指示，我们应坚持休整十天（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争取整补外，在此期间内，如敌突围，坚决堵击歼灭之”。指出：“邱清泉、李弥似仍求向南突围，将在空军掩护下施放毒气突围，并挑选敢死队配合战车突破我防线”，为此要求各部队采取歼灭突围之敌的相应措施。

　　同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并告邓小平、张际春：“五十四军撤回南京，刘汝明开合肥一带，李延年第三次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1月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同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杨成武、李天焕、华北局：“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

　　同日陈赓、谢富治派参观团到华野。

　　12月23日2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提出对刘汝明的方针。

　　同日华野第四纵队值班参谋报告：敌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普遍不愿再打，敌官兵纷纷来降。我利用俘虏送去的饭争相抢食，把宣传品留下，饭桶送回。敌我前哨相距50米，我喊话敌清晰可闻。

　　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发表的谈话，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头等战争罪犯。

　　同日华野前委电示各兵团各纵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延长休整十天。各兵团应继续完成各项准备工作，调整部署，深入动员，总结政治攻势新经验，并继续巩固新兵，溶化俘虏。华野政治部于12月26日发出关于抓紧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8日13时电示粟裕、谭震林并告邓小平、张际春：“你们子微（1月5日）是否开始攻击，要看十天内敌方情况发展而定”。“你们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在你们面前摆着三种可能性：（一）强攻解决敌人；（二）半瓦解半强攻地解决敌人；（三）敌人由瓦解发展到集体投降。请你们密切注视敌方动态，并随时告诉我们”。并告：“刘（伯承）陈（毅）二同志已到此间。”

　　12月27日签发华野前委亥感电。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9日复电：

　　“亥感电悉。我们认为你们这种加强纪律性的态度和办法是正确的，并已将此电转发全军参考”。

　　12月28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邓小平、张际春电，根据南线敌人动向，“判断蒋介石有放弃江淮、撤守江防最大可能”。

　　建议：如中野得到完满补充，消除疲劳，完成后勤准备后，可提前发起江淮战役，以保护浦蚌段铁路运输，使我军迫近江边休整，以更充分直接准备渡江作战。华野可先抽两个纵队协同中野作战，主力待全歼杜聿明集团后南下参战。邓小平于12月30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并粟裕、谭震林电：“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据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即有亦在南京、武汉附近，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出动，似较妥善”。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复电指出：“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12月29日华野各纵同时炮轰杜聿明集团军以上指挥机关和前沿阵地。

　　同日雨雪停止，国民党军空军恢复空投，不少空投物资落入华野部队阵地。

　　12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所写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2月31日发出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报告《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作为经中央允许推迟的11月份综合报告。

　　同日亥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张际春、华东局并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为使敌人更加困难，动摇恐慌，迫敌提早投降和突围，全歼该敌，我们建议应乘此敌人饥寒交迫、体力极大减弱，及在我政治攻势影响之下，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之际，发起一次攻击”，“以期进一步压缩敌人包围圈，使敌机场在我炮火瞰制下，完全失掉作用，不能降落，空投亦不易掷中，并继续开展政治攻势，迫敌向我投降”。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2日2时复电：“同意你们世亥所提作战意见，望即照此实施”。

　　1949年42岁

　　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保存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月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所写评论《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利用和平谈判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

　　同日要新华社记者庄重起草第四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审阅后以陈毅、粟裕名义发出。

　　1月2日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在蔡凹联名下达华东野战军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决定于1949年1月6日16时发起战斗，首先分割攻歼李弥兵团残部，压缩对敌之包围圈，尔后乘胜扩展战果，攻歼邱清泉兵团残部，以获得淮海战役全胜。

　　1月3日蒋介石电令杜聿明突围。杜聿明决定待空投足够粮弹后实施。

　　1月4日亥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邓小平、张际春、华东局电：“我们决于一月六日开始对邱、李部之围歼战”。

　　同日周恩来与陈毅商议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复华野前委电，指出：当前你们应“仍将一切工作中心放在歼灭杜聿明的战斗上，不忙提及其他任务”。1月5日子时，粟裕签发华野前委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电：1949年六项任务并未下达，目前仍集中力量歼灭杜聿明集团。为促成敌人更加动摇，除继续政治攻势外，决于明（六）日发起军事攻击。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余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及孙元良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俘徐州“剿总”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潜逃，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于1月10日胜利结束。1月10日9时半，粟裕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中原前后方、华北局、华东局电，报告已全歼杜聿明所部。1月11日申时又电报告：杜聿明已被华野第四纵队俘虏。

　　1月14日再电报告：邱清泉已证实被我击毙。至此，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共555万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歼灭一个“剿总”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人。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指出：“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月9日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电，报告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战斗经验。

　　1月10日发出子灰电。毛泽东于1月12日复电：“粟裕同志：子灰（1月10日）电悉。同意你推迟做一月份综合报告。”

　　1月11日在华野司令部驻地赵山头主持召开华野前委会议，讨论整训期间军事、政治、后勤工作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确定改编为四个兵团、一个特种兵纵队以及兵团干部配备初步方案。

　　同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1月12日午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建议以第六、第七、第十三纵队配合江淮部队两个旅南下，肃清国民党军杨干才（第二十军军长）、刘汝明部，控制蚌埠至浦口段铁路。尔后以一个兵团在以蚌埠为中心地区休整，另在两淮、宿县徐州间、贾汪各以一个兵团休整。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13日13时复电：“同意文午（12日午时）电部署”。1月19日，华野第六、第七、第十三等纵队渡淮河南进，会同华野先遣纵队和江淮军区部队，从本日到25日，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等14座城市及江淮之间广大地区，大军直逼长江。

　　同日未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赵健民、副参谋长何光宇并报华北局、中共中央军委电：“此次冀鲁豫各部参加淮海战役，予野战军以有力配合，战绩卓著。现当面战役结束，部队进入整训，特解除你们作战任务，自择地方休整，并请代致参战全体同志慰意”。

　　同日签发华野前委关于部队整训期间工作原则的指示和休整计划纲要。华野政治部发出关于整训期间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作为谈判基础的八项基本条件。

　　同日晚，在华野指挥机关驻地黄山窝主持召开华野前委会议，深夜1时结束。

　　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11月1日关于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决定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各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1月上旬，周恩来在西柏坡分别与刘伯承、陈毅、薄一波、饶漱石等研究中原、华东两野战军的编组和干部配备问题，并决定由陈毅赶回前方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1月22日，陈毅到达徐州附近，并与粟裕会面。1月26日，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通过编制方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4个兵团、第二十至第三十五等15个军和两广纵队，以及直属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和教导师，共58.1万人。当时陈毅常住总前委，他在第三野战军的职务仍由粟裕代理。2月9日，粟裕、谭震林联名发出公布第三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的命令。

　　1月17日签发华野司令部致各兵团各纵队电，决定召开山地、河川战术研究会议，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并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

　　1月18日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军事，会同华中“剿总”白崇禧，负责长江防御。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月25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开会，布置长江防务，决定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待机反攻。

　　1月19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并在1月20日的会议上作题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指出：“此次贾汪会议的唯一目的，则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月22日，陈毅到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月8日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拥护中央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1月26日，会议结束，陈毅去河南商丘总前委。

　　1月26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华中工委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电，指示：“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1月27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1月28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东野战军解除渡江先遣纵队单独渡江的任务，于合肥集结待命。3月初，渡江先遣纵队奉命开赴蚌埠改编。
 



第48章


　　1月30日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总前委电，提出准备南渡和布置江边侦察工作，建议枞阳镇上游由中野负责，下游由华野负责。

　　1月31日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2月1日出席华东慰问团在徐州召开的慰问大会，代表华东野战军接受锦旗并发表讲话。

　　2月2日华中工委致中共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电，报告苏北沿江一带敌情，建议派适当部队首先扫清敌人江北之桥头堡，以便充分进行渡江准备工作。

　　2月3日华野前委致华东局并中共中央电，提出对今后支前工作的建议。

　　同日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及华东、中原、东北三野战军首长电，指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应针对这两种可能，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如果“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抵抗的方针，则我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国民党“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三月即行渡江”。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华中工委、中原局：在渡江作战中利用敌军内应。2月7日又电示：速派人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接洽。

　　2月4日发出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的电报，报告淮海战役以后华野部队的主要情况，作为1949年1月份综合报告，并说明：“该报告本应早日呈上，但淮海战役结束后随即召开全军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全军整编和休整以及全军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并听取陈军长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会后因病迄今始愈，因此一月份综合报告直延至今日，特申请原宥。”

　　同日未时，与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致各兵团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转达中共中央2月3日电指示，要求“各部应加速完成整编与渡江准备工作”，侦察部队应于2月10日以前由现地出发进行江边侦察。

　　同日陈毅、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因此，我们对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应当加紧进行”。“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建议先抽派林（彪）、罗（荣桓）部五个军、六个纵队计四十万人，目前即南开至安阳、新乡休整，提前南下，担任于华野、中野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以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8日复电指示：“你们抓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2月9日又电告：根据东北野战军休整等情况，初定该部四月上旬由铁路先运二至三个军约12万至18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武汉。

　　2月8日下午，与谭震林一起离开徐州赴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参加讨论渡江作战问题的总前委会议。总前委委员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兵力部署，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佯动外作为总预备队。战役突破重点地点，预定为芜湖至安庆地段；对于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要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心和部署。2月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将会议结果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11日复电：“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饶（漱石）康（生）曾（山）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2月8日）电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三月半为止）部署一切”。“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同时指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2月12日又电示：华东局会议应讨论苏浙皖鲁及宁沪杭地区主要干部配备问题。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徐向前、周士第电，指出：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2月12日晚，在徐州西南的大北望华野作战室，对华野司令部参谋处作战股股长秦叔瑾谈渡江作战设想。他认为，大军渡过长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达到大量歼敌有生力量。为了加强突击力量，更好地发挥部队的优长，决定将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上述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赞同。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他要秦叔瑾根据这个设想起草作战预备命令。

　　2月13日中共中央致小平、陈毅并告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电，认为邓、陈2月6日关于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极好”，指出“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中野及中原局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二月十八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即可”。

　　2月14日饶漱石、康生、曾山与刘伯承、邓小平到达徐州。

　　2月15日出席华东局在徐州召开的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和渡江作战的支前工作，以及干部配备问题。

　　会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宋任穷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苏浙皖鲁及宁沪杭地区主要干部配备方案，“建议华野各主要负责同志同时兼任华东军区工作，粟裕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南京市以粟裕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2月18日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传达和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城市工作和新区政策的指示，检查和进一步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会议于2月21日结束。

　　2月19日晚，三野前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设想。2月2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签发《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确定了渡江后东西对进的部署，调整了东、中两集团战斗序列，规定了各部开进时间和路线。2月下旬，第三野战军主力陆续南下，3月中旬到达安徽、江苏两省江北地区，进入渡江准备位置，待命发起渡江作战。

　　2月22日总前委决定：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率总前委和华东局机关进驻安徽合肥附近，统一指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渡江作战；粟裕率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进至苏中泰州以南地区，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随第七兵团行动，指挥中集团作战。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宗仁的代表达成非正式协定，以中共中央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2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三月中旬或下旬，你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三月十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3月1日，粟裕与张震复电，决定以三个军、两个榴弹炮团执行这一任务，于3月10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发起战斗。

　　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3日复电指出：“准备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之目的，是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之谈判。此项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大约在三月下旬”。“现在各部均只作准备，不要行动”。3月17日2时又电示：“我们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四月十日，而和平谈判之日期则应在四月一日或四月五日，以便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开始谈判十天或五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责任。因此攻占浦口、浦镇的时机应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的那一天，或者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后一天而不要过早”。“攻击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至于浦口、浦镇以外沿江各点之攻占，则由你们自己规定攻击时间”。

　　2月28日因在淮海战役中屡发美尼尔氏综合症，战后病情未见好转，三野前委决定送粟裕到济南疗养。同日，三野前委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饶漱石、谭震林并报华东局、总前委电，报告：粟（裕）脑病进步甚慢，决于今日离队赴济南休息，军中职务由张震、唐亮、钟期光同志共同主持。粟至济南休息后，拟于3月20日左右赶赴前方。经中共中央批准，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月1日，粟裕去济南。

　　3月1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总前委电，决定以第二十六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并配属两个榴弹炮团，执行攻取浦口、炮轰南京的任务。为分散敌人注意力，令第七、第九、第十兵团同时攻击当面之敌沿江桥头堡垒，开辟突破江防道路。各部于3月1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发起攻击。

　　请军委指示发起战斗时间。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3月13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今后解决剩下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3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组织人事问题座谈会，决定华东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3月17日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由西柏坡到济南，探望在那里疗养的粟裕，并一起商谈军事问题。3月18日，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我们再三考虑结果，认为攻击浦口与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其中间隙不宜超过七天以上，以三四天为最好”。“因此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四月一日（卯东）开始，以便与十号（灰）渡江作战相含接”。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19日2时复电指示：“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

　　同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发出致各兵团首长、华中工委、安徽省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为配合和平谈判，开辟渡江作战攻击道路，造成下一步作战有利条件，决定以第九兵团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第七、第九、第十各兵团同时攻歼江北桥头堡守敌，控制内河入江出口，搜集船只，疏通河道，修筑码头，进一步开展渡江作战准备工作，要求各部于3月20日以前完成战斗准备，待命统一发起攻击。

　　3月21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率总前委和三野指挥机关由徐州南移，于3月23日进驻蚌埠东南11公里处的凤阳县孙家圩子。

　　3月25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召集三野各兵团负责同志会议，听取张震关于三野渡江作战准备工作情况，以及粟裕赴济南疗养前主持制定的渡江作战方案，决定2月20日所发预备命令不变，同时决定以华东军区机关一部加三野指挥机关一部组成总指挥部，总前委设于总指挥部内，统一指挥二野、三野渡江作战。3月26日17时，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第二野战军电，报告会议情况和建议。电报指出，三野各部“各项准备工作尚好，惟感原定的十三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删）黄昏发起渡江”。“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对敌人江北桥头堡区别处理。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9日复电：

　　“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3月28日与饶漱石、张云逸、舒同一起自徐州到达三野指挥机关驻地孙家圩子。同日15时至19时，听取张震关于兵团首长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对整个渡江作战的设想，指出：在我百万大军直逼长江、拥有战略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宽大正面同时展开强渡与重点突击相结合的打法。决定三野指挥机关东移苏中泰州地区，加强东集团方面指挥，将主渡方向选择在苏中地区，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3月30日晨，与陈毅、谭震林、张震联名签发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3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示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尽快拟定电告。渡江作战的号召15日以后才能公布，内部动员口号请速电告备审。

　　3月30日陈毅为三野前委起草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告二野电，报告三野渡江准备的军政动向。电报中说：“华野前委由粟（裕）主持，即东移苏中，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巢（县）无（为）王（建安）宋（时轮）两兵团（由谭震林同志统一指挥）。

　　中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纲要》提出，“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第49章


　　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分为东、中、西三路，由三野四个兵团组成的东、中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

　　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1日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南下，于5日到达江苏省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4月7日，电报中共中央：“职于东（1日）晚在蚌埠与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分开，率原华野司政各部东来，前日已抵泰州附近，野直全部周内可到。刻正召集八、十兵团各军了解情况，并具体布置渡江作战行动”。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颁发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

　　4月5日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谈渡江作战的三个设想：第一，“在我大军渡江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用战斗去解决问题”。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当我大军渡江成功之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战役包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的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4月6日主持召开第八、第十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检查各部队渡江作战准备工作，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部署。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此次渡江作战是最后一次大仗。敌人现集结江岸的番号兵力等于淮海战役的总数，但大部分是歼后重建，战力很弱，但我们仍应当强敌打。”他分析战役发展趋势，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芜湖、南京之敌阻止我第七、第九兵团东进，南京、上海之敌切断我第八、第十兵团，夹击我军于京沪之间；二是京沪之敌整个东撤上海、杭州、衢州，阴谋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三是我军插得很快，切断京沪陆道，将敌人东西扯断，使其无法收缩逃窜，将敌包围于京沪地区分割歼灭之。我们应该争取第三种可能，准备应付第一种可能。“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4月8日，与张震联名将会议结果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并告第七、第九兵团首长。同日酉时，将第八、第十兵团作战部署电告第八、第十兵团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和第七、第九兵团首长。

　　4月7日总前委致二野、三野及七、九兵团电，询问：先期夺取江心各洲是否为渡江作战所必需？如先期夺取可否在十三、十四两夜施行？粟裕与张震于4月8日复电指出：七、九兵团先期夺取江心各洲对我不利，对必须夺取者也不要过早，以十三四日为宜。4月9日，总前委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七、九兵团于13日攻占江心洲才能放船入江。

　　4月10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同日，粟裕、总前委、刘伯承等先后复电。粟裕的复电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即进入梅雨季节，如推迟一个月渡江，江水上涨，我军现有三分之二的内河船只难于在江中行驶。“我们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强渡，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而（南）京镇（江）之间则船只较少，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总前委的复电说：“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迟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复电说：

　　“以按原定计划之时间于卯删渡江为宜。推迟，则诸多不利”。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电示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同日6时又电示：“一切请照十一日五时电办理，并请你们迅即表示意见”。总前委于同日19时复电：“从军事上说，以二十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二十九日以后为好”。4月12日，粟裕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总前委电，表示同意总前委意见，渡江时间不要再推迟至4月22日以后，而以4月20日左右为最好。

　　同日与张震等到南通等地检查部队战前准备情况。

　　4月11日未时，饶漱石自北平发出致总前委电：“和谈确有进展，但前方同志应从准备战斗渡江出发”。陈毅、邓小平于4月12日10时批注：“此电转谭（震林），请注意对部队推迟一星期渡江事，不以谈判为理由，而以友邻未准备好为理由，以免松懈战斗准备”。

　　4月12日总前委致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要求各部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4日复电指出：“总前委卯文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4月13日9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已遵令停止对敌攻击，而敌军仍向我扰犯，如今晨敌舰艇十一艘向我三江营炮击一小时。请示如再发生类似情况，是否可以还击。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4日复电指示：“前线保持平静的时间，请由十六日延长至二十日。在此时间内即使敌方发炮，我方也不要还炮。”

　　4月14日13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

　　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4月15日5时又电示：“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总前委于4月15日9时复电：“我们意见，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卯号（四月二十日）行动，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6日8时复电指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4月17日3时又电示：“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4月15日，粟裕、张震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请示：除军委已批准围歼老洲之敌外，是否可以同时攻占永安洲？中共中央军委于同日18时复电：“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

　　4月15日召集三野司令部、政治部干部会议，听取对第八、第十兵团各军出击作战准备工作情况汇报。4月16日，与张震联名将准备工作情况报告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军委、二野。

　　4月17日1时，总前委于1时、15时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二野、三野，报告对于渡江作战时机的意见。电报说，“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二十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地点都暴露了”。

　　“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

　　同日午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根据敌我双方情况，要求渡江作战时间仍以4月22日为好，不要再改换，时间拖久不利。

　　同日戌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定于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

　　4月18日9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

　　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须的，我们早已同意了。”

　　4月19日辰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表示：“完全同意肃清江心洲后连续攻击强渡，决定于二十一日夜同时发起登陆作战。”

　　同日在白马庙三野指挥部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听取第八、第十两兵团关于渡江作战部署的汇报，并作会议总结。在总结讲话中，着重阐明了渡江作战的意义及其与和平谈判的关系，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等于最后挖取敌人心脏，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央争取和平渡江，以便减少破坏，但可能性较小。二中全会指出，今后解决中国问题，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和谈是为了增加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不是对国民党有什么幻想，而是想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将敌人各个击破”。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偏向：一是不相信和谈，说老早就估计没有结果；二是过分相信和谈，松懈战斗意志。他进一步明确了各部的任务、部署和要求，再次指出战役发展的三种可能情况，“现在应假定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争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同日下午2时到3时，两次打电话给主攻江心洲的部队，询问战斗准备情况，是否需要配合。部队指挥员报告：“准备好了，很有把握。如果有炮火支援，可以少些伤亡，早点结束战斗。”粟裕说：“好！我们用炮团支援你们。”4时20分，炮兵就打响了。不到一小时，部队就完成了攻占江心洲的任务。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同日9时许，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溯江而上，闯进三江营以南江面，并炮击北岸三野部队阵地。三野炮兵奋起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伴侣号向下游逃去。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又率伦敦号、黑天鹅号战舰侵入泰兴口岸江面，不顾我军炮兵警告，公然向我军阵地猛烈炮击。

　　我炮兵当即还击，并将其击伤。英舰掉头向东逃去。4月21日8时20分，粟裕、张震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七圩港口外二十三军阵地前今晨到挂“英”字旗军舰两艘，“请示对该舰如何处理，是否给予轰击，并建议新华社立即广播，告外舰离开长江”。同日午时又电报告：外舰两艘向我军阵地发炮轰击，击伤我炮兵6名，我军还击，击沉、击伤外舰各一艘。“我已令部队：如悬外国旗号之舰向我射击以阻我渡江时，应予还击，并建议新华社广播，并告外籍船舰在此战时停止行驶，妥否请示”。中共中央军委于同日18时复电指示：“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装作不知道是外舰。

　　新华社也不要发广播去劝告，看其反应如何再说”。4月22日3时，中共中央军委从英国驻北平领事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件中得知侵入长江的兵舰确为英舰后，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的便利，但不能同意英舰开往南京护侨。同日又电示：请查明击毁英舰情况。4月22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同日20时，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第一梯队首先突破鲁港至铜陵敌军防线，并迅速扩大战果向纵深推进，国民党军江防部队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4月22日子时（23~1时），中共中央军委电贺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作战胜利。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50章


　　同日辰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皖南地委书记胡明、苏皖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熊兆仁并告第七、第九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电，通报继七、九两兵团三个军昨晚渡江成功之后，我大军今晚可继续渡江。要求胡、熊接电后立即周密帮助，策动保五旅及其他可能起义的部队举行起义，并以有力一部或大部挺向浙赣线，辗转破坏铁路和公路，阻止敌人向江西转移。

　　同日午时，总前委致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电：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任务顺利完成，刻正向繁昌、铜陵地区扩张；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今夜渡江估计亦无问题。指令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以后，第一步于4月25日以前消灭繁昌、荻港、鲁港、铜陵、青阳地区之敌，第二步从4月26日起控制南陵、清弋江、湾、宣城、泾县地区，并准备继续向东挺进，两兵团“尽可能各以一个军以上兵力争取提前向东支援东集团”，“在战术上仍应稳扎稳打，有组织有准备进行战斗，防止轻敌乱碰”。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22日1时复电：“庆祝七、九兵团渡江胜利”，“同意总前委马午（21日午时）电之部署”。

　　同日17时40分，与张震联名发出致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电：判断“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机动兵力既少又弱”。认为“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因此建议：“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沪国道，截断（南）京敌向杭州退路，以达到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力求该兵团先头部队于宥日（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于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感日（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如残敌顽抗，可留置一部围歼之”。“如同意，请令七、九兵团执行。如何请即示”。4月22日11时，总前委复电：“谭决定令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个军迅速东进，限于二十四（敬）日到达宣城地区（略整顿态势，等齐骡马炮兵。据报骡马炮兵过江确有困难，且甚迟慢）。预计二十八（俭）日可抵达郎溪、广德地区，以策应东集团”。“我们同意谭震林此部署，并令其在皖南沿江敌后撤条件下，我七、九两兵团应迅速东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决定“从即日（养）起，谭震林率七、九兵团直归粟指挥”。

　　同日下午，解放军东西两集团同时实施渡江作战，在预定地段迅速突破敌军防线，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从19时起，粟裕直接指挥的东集团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过长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下，争取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七千多人于4月22日凌晨起义，并立即掉转炮口轰击江面国民党军舰。粟裕令特种兵纵队加派炮兵封锁长江，切断国民党海军舰艇东逃航道。4月22日戌时，粟裕与张震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报告：江阴要塞已被我军占领，泊于江阴江面的国民党军舰三艘已派代表来接洽投降。建议新华社对停泊在长江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展开政治攻势。

　　4月22日5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第七、第九兵团、特种兵纵队首长电，报告：“东集团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三等三个军全部，三十一军一部，二十军两个师，已于江阴东西张黄港、扬中段过江。十兵团指挥所亦已过江。上述部队并已控制长山、香山、石庄镇（均在江阴东西）及扬中南部等地，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同日7时又电报告东集团各部渡江作战进展情况。

　　同日13时，总前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七、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亦已过江，粟张东集团估计有三个军已过江，至此渡江任务业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

　　同日17时，根据“南京形势万分紧张，决于养（22日）晚撤离”等情报，判断“敌第一步尚可能集中一部力量与我争夺京沪铁路常州东西地段，其余主力则可能经京杭公路（京、句、溧、宜至杭州）向杭州撤退”，决定加速实施东西对进、截歼逃敌的部署，指令宋时轮、郭化若即率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以急行军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不为小敌所迷惑；王建安、吉洛率第七兵团各军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东线两个兵团于今晚过江，已过江之第二十八军于今晚截断京沪铁路，尔后即以主力向宜兴挺进，截断京杭公路。这一部署同时下达三野各兵团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电报说：“此间各部已照上述部署进行，请七、九兵团即遵此电执行，并请总前委追认批准”。总前委于4月23日2时复电：“同意你们的部署，望七、九兵团迅速东进，打通东西联系”。

　　同日24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第八、第十兵团并告各军首长、谭震林和第七、第九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刘伯承、张际春电，判断“南京敌已极形混乱，正向南或向东撤退中。其撤退主要方向，可能是经句容、溧阳、宜兴向杭州逃窜，亦有可能以一部沿京沪路向上海撤退，或以镇（江）、丹（阳）、武（进）地区之敌阻扰我军南下，以便其主力由京杭大道南撤”。为此决定完全截断京沪铁路，截歼向西南逃窜之敌。指令第二十八军向宜兴兼程急进，务必于4月24日晨抢占宜兴城及其以南地区，以截歼沿京杭公路逃窜之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七军全力兼程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与第二十八军打通联系，以完全截断敌向南之退路；如南京之敌逃窜，则第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共财产，强调指出：“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同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同日蒋介石从溪口乘飞机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等开会，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汤恩伯决定实行全线退却，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向杭州方向撤退，芜湖以西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方向撤退。李宗仁及国民党南京政府部分机构撤往广州。

　　4月23日10时，与张震电令第九、第十兵团：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九军、第二十军向金坛、宜兴、无锡迅速挺进。同日19时又电示：已令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截断由南京、镇江南逃和由宣城东逃之敌退路，以求围歼该敌于太湖西岸地区；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沿广德、吴兴公路向吴兴急进，以完全封锁敌人之退路，“至要至要”。

　　同日午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渡江作战过程中我军与外舰炮战经过。

　　同日22时，总前委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三野、二野、谭震林电，指出：

　　南京之敌已全撤，芜湖之敌亦已撤至宣城以南地区，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二野第四兵团尚在望江、湖口地段，如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第三、第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故与刘伯承等商定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任务，南京城防改由三野第八兵团担任，芜湖城防暂由三野第九兵团之第三十军负责，“我们及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直属队于部署大定后准备移驻南京”。“以上请军委追认”。

　　同日晚，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进入南京。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贺电：“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

　　同日与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报告：第三十五军开始渡江进占南京，第三十一军于4月22日1时进占江阴，七圩港国民党守军第一四五旅向我军投降。

　　同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2月19日关于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指示，与张爱萍等主持在泰州白马庙组建华东军区海军，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警备第一纵队（由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警卫团、海军学校等共4000余人。4月27日举行成立大会。

　　同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笆头山江面起义，另有27艘舰艇在镇江附近江面向解放军投降。这两部分舰艇分别于4月29日和5月1日编入华东军区海军。随后，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林遵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4月24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通报南京城内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守军已经撤逃，指示：“请你们迅即通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南京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4月28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到达南京。4月2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领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南京。

　　同日晨，与张震连发两电给三野各兵团各军，指令各部分别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南京、镇江南逃之敌，歼灭该敌于郎溪、广德、吴兴地区。同时指令第八兵团陈士榘、袁仲贤分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率兵团部大部赶往南京主持（待交二野）；特种兵纵队仍以全力封锁长江，以便迫令并接收国民党海军投降。

　　同日14时，三野第十兵团叶飞、韦国清电（无报头），报告所属各军追击逃敌情况，并提出：“估计在宜兴、吴兴不会有大战斗，不可能在该处包围敌人，因为敌退得很快，请决定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先围杭州或上海、杭州同时围攻”。

　　同日总前委致粟裕、张震电：“此次渡江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迄今为止敌人被歼不多。我军一面应派队追击敌人，一面应整顿态势，克服并停止渡江追击所形成的紊乱。蒋贼已亲到上海组织防御，可能乘我混乱组织反击，我们在领导上应估计到此一点，才不至于发生上述情况时使自己吃亏，设想到这一点并无坏处。我们除决定中野南下浙赣线，并同意你们以王建安兵团入浙外，俟情况清楚后再考虑停止该方面的追击，争取一礼拜到十天的休息，然后再作沪杭作战。

　　因此，请三野采取下列步骤”：“东西追击部队到宜兴、长兴、吴兴、广德地区后，主力即应暂时停止，但应派有力部队向南向东迫进搜索敌人”，“应掌握八、九、十三个兵团的主力加以整顿，选择适当地点形成对上海之战略包围，上海可能和平接收亦可能经过战斗，故应作各种准备”。

　　4月25日10时30分，与张震发出致三野各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电：“此次敌撤退迅速，而我为当面之敌迟滞，致未能截断京杭国道，追歼战则告一段落。特决定首先歼灭以杭州为中心之敌，孤立上海。尔后再视机会攻上海”。同时指出：“敌四军、五十一军尚在溧阳地区，如我追击部队到达将其截住时，则不受此令限制，应机动坚决分割歼灭之。如敌已集结，则先进行包围，待命总攻，但九兵团先头军应于感日（27日）前后进至长兴、吴兴地区，截断敌之退路，与十兵团主力会师”。

　　同日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离开泰州白马庙渡江南下，途经江阴时接见策动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同志，于4月27日进驻常州，就近指挥追歼逃敌之战。

　　同日三野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三军相继占领宜兴、溧阳，切断京杭公路，迫使沿京杭公路南逃之敌改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南京急需懂得政策的人去主持。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总前委：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

　　同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

　　4月26日酉时，与张震通报三野各部：由南京、芜湖、常州南逃之敌先后发现八个军番号，即二十八军、四十五军、九十九军、四军、五十一军、五十四军、二十军、六十六军。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

　　处理紫石英号问题的办法。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

　　同日蒋介石乘太康号军舰由浙江象山港到上海，策划部署上海防务，命令汤恩伯凭借屯集上海的20万兵力坚守6个月。汤恩伯根据蒋介石意图确定防守上海的方针是：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固守防御；坚守市郊，屏障市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机动使用江湾、龙华机场，维护空中通道。

　　4月27日3时半，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并告总前委：“你们不要过于逼近上海”。

　　同日4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很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

　　同日6时，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示：“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退可能。

　　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

　　“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第51章


　　同日辰时，与张震联名发出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二野并致谭震林及三野各兵团首长电：“截至现时止，敌二十军、八十八军已大部被我军歼灭，其准备撤往杭州之四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五十一军、六十六军，则被我追击截阻，已逼入太湖西岸广德东北之山区。如我二十七、二十八两军能如期于昨晚及今晨完成封锁长兴、吕山镇之退路口，则该敌可全部歼灭，仅其五十四军之一部可能退往杭州。因此，敌图以上述各军退守杭州之计划完全粉碎。其能守杭州者，则仅五十四军残部及交警等地方团队而已”。“我九、十两兵团完成对上述各敌之包围后，并加以紧缩，可休息几天调整队势恢复疲劳，等齐炮兵、辎重，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而后再发起攻击”。“为配合二野浙赣线之行动与乘敌混乱以迅速占领杭州计，我们意见由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即指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各军由广德、安吉、武康之线及其两侧地区分路迅速向杭州挺进而攻占之。特别注意设法（可伪装上述［敌］各军撤退）抢占杭州大铁桥，使不为敌破坏”。4月28日午时，总前委致粟裕、饶漱石、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1感辰（27日辰时）电部署我们同意。2我们刻已到达南京。”

　　同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占领苏州。

　　4月28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4月29日又电示：“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同日凌晨，三野中集团第二十七军与东集团第二十八军在吴兴附近会师，完全封闭合围口。国民党军向杭州溃逃之七个军，除第五十四军被歼击一部外，其余六个军全部被压缩包围在郎溪、广德山区。

　　同日20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三野各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电，决定由宋时轮、郭化若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指挥之第二十七、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第十兵团所指挥之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全歼被包围在广德以北、长兴以西、郎溪以东山区之敌。第二十三军归第七兵团建制，协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攻占杭州，请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具体部署，尤其应充分准备接收杭州之各种工作，注意利用间隙对部队深入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已令进占苏州的第二十九军停止前进，暂不东进，以免造成上海的混乱和破坏。同日，第九、第十兵团各部奉命发起总攻，经一日激战，于4月29日全歼被包围在郎广山区的国民党军队，生俘国民党军官兵六万余人，仅第五十四军残部约两个师逃跑。

　　4月29日晨，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三野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通报已歼灭郎广山区之敌，指令参战各军切实负责肃清残敌，并部署进攻杭州和准备接收上海，决定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开至无锡以东梅村、安镇之线，第二十八军开至吴兴地区集结待命；第九兵团在长兴、吴兴至泗安、广德之线以北地区集结，待命经由嘉兴进取上海；第七兵团向杭州进击而占领之，“务选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办法夺取占领杭州大铁桥，不使为敌所破坏”；第八兵团所属第二十五军担任镇江、丹阳军管，第二十四军接替第三十五军担任南京警卫。要求各兵团各军利用战斗间隙严格检查南渡后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并切实教育部队遵守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应以第三十五军士兵闯入司徒雷登住宅事件引以为戒。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一）歼灭诸敌甚慰。（二）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击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三）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4月30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约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同日辰时，总前委报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粟裕、张震电，指出：“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因为一占杭州，就会迫使我们迅速进驻上海。因此建议：一、七兵团应照粟（裕）张（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人之退路，而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拖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二、推迟进占浏河时间。三、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促被动”。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3日复电指出：“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裕）张（震）决定”。“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各局、各委电，就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作指示，指出：“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同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就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政府4月26日就英舰侵入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所作的辩护和威胁，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5月1日在常州三野司令部研究即将进行的上海战役的作战部署，确定上海战役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当时设想，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战法：一是围困战法；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三是钳击吴淞，围攻上海，首先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封锁敌人海上通道，迫使敌人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分析三种战法的利弊得失，认为第三种战法是最佳方案。

　　同日与张震发出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告谭震林和第七、第八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电：“为准备尔后以九、十兵团攻占上海”，决定调整第九、第十两兵团部署：第九兵团各军主力集结于吴兴、桐乡、崇德之间地区，为照顾尔后作战，以两个军沿黄浦江东进，迂回浦东，截断敌东退之路；另两个军沿黄浦江西岸向上海市区进击，最好以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以便在主力攻占上海后，接替宝山、嘉定、南翔线防务；上海市区警备任务，由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担任。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军开吴江、苏州；第三十一军开苏州集结，在攻沪作战中使用于苏州河以南，以便在战役结束后担任松江、金山卫、乍浦防务；第二十九军开常熟集结，准备尔后沿支塘、浏河之线向宝山、吴淞口攻击，以截断敌向吴淞口之退路，并在完成任务后沿沪杭路开往嘉兴、海盐、澉浦地区担任防务；第二十六军即日起改归第十兵团指挥，开苏州以东、唯亭镇以西地区集结，准备尔后沿苏沪路及苏州河以北向上海攻击。同时指出，各部在调整部署和行止间隙中，应抓紧时间进行深入的政策纪律教育。

　　同日三野司令部通报上海、杭州及其外围国民党军分布情况：“（南）京沪常（熟）南逃之敌，除汤（恩伯）总部及五十四师已逃抵上海，六兵团部、首都卫司（现改七兵团）已逃抵杭州外，其余均被我全歼于宣广长以北地区（被歼番号发现有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九十九等七个军番号）”。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粟裕、张震电：

　　“（一）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东野（按：即三野）不日即可歼灭。（二）中野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

　　5月2日在三野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论述渡江战役胜利的意义，指出：“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

　　同日与唐亮一起去丹阳，向总前委汇报攻占和接收上海的设想与部署。

　　同日杭州国民党守军大部撤退。5月3日，三野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进占杭州。“1时30分，我军已有千余人进入杭州，秩序井然，鸡犬不惊”。5月4日，粟裕与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杭州敌于辰冬（5月2日）撤走。一切未摧毁破坏。钱塘江大桥完好无损”。

　　5月3日与饶漱石、陈毅、张云逸、舒同、唐亮、刘瑞龙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一、辰江（5月3日）二时电悉。我们留小平在南京协助三天即东进外，我们几个人已进驻丹阳县城，与华东局机关部队及南下干部会合，正积极部署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粟裕、唐亮驻武进，他俩亦来此一同部署上海工作。关于上海接收的部署日内商妥即电告。二、谭（震林）王（建安）吉（洛）率七兵团今日可占领杭州，停止已来不及。关于进驻上海的时间，当遵电示办理。”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华东局、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就三野第八兵团关于第三十五军擅自处理外交事件的报告指出：对于外交政策和入城注意事项，“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

　　5月4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三野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与战果：从4月20日到4月29日，基本全歼国民党军第四、第二十、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等6个军，第二十一、第八十八等2个军大部，第五十四、第九十九、第一百二十三等3个军各一部，以及总统府、国防部警卫部队等，俘获敌军官兵9万余人。

　　同日在常州主持召开上海接收工作会议，传达总前委、华东局关于粟裕任上海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以及唐亮、刘瑞龙为副主任的决定，讨论接管工作和政策纪律问题，拟定了《关于准备进入上海的工作指示》和《对外交政策及城市纪律的具体规定》。

　　5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饶漱石、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

　　“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搬运物资是确定的，在短期内似难搬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搬走的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五月十号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这样做是否有利，望考虑电告。”陈毅、饶漱石于当天复电：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并不妨碍我们的接收准备工作。而兵临城下，反能争取和平接收与撑主和者的腰并使破坏者不敢放肆。请军委决定下令实施”。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6日电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5月10日）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5月7日巳时，粟裕、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报告钳击吴淞、围攻上海的作战部署：决定集中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八个军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人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切断敌人海上通道，阻止敌人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准备完成后，如敌人继续顽抗，即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为防止在海上退路被切断后，经南汇、川沙撤退，决定以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断敌人退路。如出现敌军溃乱或和平解决的情况，即待命以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进入市区警备。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8日复电指示：“（一）同意虞巳（7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6日主持召开三野前委会议，作《充分做好入城准备》的报告，具体布置进入上海后的警备工作和接收上海应注意的政策纪律问题。5月8日辰时，与张震、谭震林联名发出关于城市政策的通令，同时上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

　　5月7日巳时，与张震联名复第十兵团叶飞、韦国清5月6日电，指出：

　　“我们已电二十九军应以常熟为中心不要逼近太仓、昆山。如敌过早撤退，使我们对沪接收准备不及。该军未能执行此一命令，而以支塘、直塘为中心集结，将敌吓走，甚为不当。尤应告戒，在大兵团作战中应依命令行事，随意机动之游击习气是不行的。现昆山、太仓之敌既已撤走，同意以一部占领。如该城仍有地方维持，可暂不占领，作缓冲地带”。

　　5月8日黄昏，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由常州转移到苏州金城新村。

　　5月9日15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第九兵团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预定5月13日晚、14日晨攻占吴淞，控制太仓、嘉定、昆山，封锁沪敌一切退路。

　　同日向第十兵团首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攻占上海外围、封闭沪敌逃路的指示。
 



第52章


　　5月10日与陈毅、谭震林、张震联名签发《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淞沪战役预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5月12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交通；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准备工作就绪后，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或迫敌投降，解放全上海。

　　同日饶漱石报中共中央电：“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事接管委员会，以粟裕兼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下辖军事部、政工部、后勤部、海军部、空军部、训练部。5月20日，中共中央复饶漱石并华东局电指示：“军事接管委员会应改为军政接管委员会”，“军政接管委员会即以粟裕为主任”，并“应增加接管国民政府机构的各部门”。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张震转谭震林、王建安、吉洛电：“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将军，他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以保护。”

　　5月12日三野第九、第十两兵团按照预定时间发起对上海外围守敌的进攻。战至5月18日，第九兵团各军先后攻克平湖、金山卫、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周浦，逼近高桥。第十兵团各军先后攻克昆山、南翔、太仓、嘉定、罗店、浏河、月浦，围攻刘行，逼近杨行。从而形成南北钳击吴淞之势。敌人为确保退路，凭借坚固工事，拼命扼守高桥、吴淞一线，并陆续从市区调出三个军增援。敌我争夺激烈，我军一度进展迟缓。5月15日7时，粟裕、张震发电报给第九、第十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指出：“该线实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决定调整部署，全歼外围据点之敌，迅速封锁长江口。总前委于同日22时复电：“同意你们删（15日）七时部署”。

　　5月16日巳时，粟裕、张震电示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指出：

　　“目前我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改进作战方法，并作出五点战术指示。

　　5月13日发出致华东局、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三野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情况以及进入上海市区的规定，要求涉外事务“不论任何微细问题，均须请示华东局、总前委”，“部队进入城市，不准驻扎民房商店”，“一时找不到公房，一律过露营”，后勤机关和勤杂人员、民夫离城30里驻扎。市区警备由经过训练的6个营担任，但恐兵力不敷分配，请总前委指示究应派多少兵力。总前委于5月14日复电：“关于沪市驻兵问题，所见甚是”。

　　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作出十二条规定。

　　5月17日亥时，总前委致粟裕、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在敌固守上海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为苏州河为敌防御守备薄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粟裕、张震于5月18日辰时复电：“我们完全同意对淞沪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请考虑示遵”。“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即不限于吴淞，因我对攻击市区需另待命令），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该处仅为七十五军与九十五师），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总前委当天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同日京沪杭战役阵中日记：“16时半，粟令十兵团做充分准备，勿急躁。

　　如准备充分，时间虽延长，而攻击时间就会缩短”。

　　5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5月1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5月20日又电示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同日未时，与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报告：美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开出吴淞。5月20日午时又报告：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向我军阵地猛烈炮击。请示如何处理。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0日亥时复电指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5月21日午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攻击上海的作战部署，同时下达《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京字第4号）。决定以第九、第十两兵团全部，第七兵团的第二十三军，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五军和第二十六军，以及特种兵纵队全部会攻上海。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海上逃路，限于5月25日以前完成；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人的包围，内定于5月27日发起攻击；第三阶段，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2日复电：“同意马午（21日午时）电所述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5月22日午时，与张震请示中共中央军委：“依据蒋匪整个局势观察，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遵照军委予四野相机进入粤桂任务，如此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如何，请示。”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3日复电指示：“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同时对各野战军向全国各地进军作出部署。

　　5月23日6时15分，与张震发出致第九、第十兵团和特种兵纵队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电：有情报说国民党国防部决定明日从上海撤退，并已准备就绪。判断“敌撤守可能颇大”。询问第九兵团能否提前攻占苏州河以南与高桥，第十兵团能否提早攻占吴淞或宝山。

　　同日接到敌情侦察报告：汤恩伯已率领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北敌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5个交警总队。决定乘敌人准备撤退尚未破坏城市之前发起总攻，原定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攻击计划同时进行。各部奉令于当晚发起总攻，战至5月27日，歼灭上海国民党守军153万余人（汤恩伯率领5万余人乘军舰从海上逃走），并使上海市区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上海战役胜利结束。5月25日晨，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已有3个军进入上海市区，市内秩序良好，市民照常营业。同日24时又电报告：今晚率轻便指挥机关进入上海市区。上海守军殿后部队4万余人接洽投降。5月28日，与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淞沪之敌已于5月27日9时全部肃清。5月30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指出：“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二十七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

　　同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提出逐渐求得全军装备标准化的五点建议。

　　5月25日23时，陈毅从丹阳到达苏州，与粟裕会合。5月26日，陈毅乘车去上海，行前嘱粟裕发电报给邓小平、饶漱石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去上海会合。

　　同日得知三野第七兵团部队占领宁波，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军有向定海撤退企图，判断蒋介石可能将舟山群岛作为基地，认为此着对我沪杭甬地区危害甚大。与张震电示谭震林、王建安、吉洛：“你们应乘沪敌主力尚未撤退之前，迅速以足够力量占领定海及其他各重要岛屿”。后来，由于上海之敌五万余人逃到定海，舟山敌军力量加强，又于5月28日电示七兵团：目前进占定海确有困难，同意暂缓行动，但仍须继续准备，妥为布置，于绝对有把握时再行攻占定海。6月1日，粟裕电复谭震林5月26日致总前委和三野前委电，说明攻占定海的决策经过，以及调第二十三军参加淞沪作战情况。

　　5月26日17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从苏州出发，于5月27日晨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开设指挥所。

　　同日签发《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决定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担任上海市区、吴淞要塞区及郊区各县的警备任务，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郭化若为政治委员，警备司令部归即将成立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指挥。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

　　同日下令不担任警卫任务的部队于战斗结束后全部撤至市郊休息，第十兵团全部转移到苏州、常熟、嘉兴地区休整，进行入闽准备。

　　5月28日午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速告汤恩伯从海上逃走的部队番号、人数、战力及方向。粟裕、张震于5月29日酉时复电，报告：汤恩伯部残敌已逃至定海、厦门、基隆。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电，作出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指出：“陈饶粟以一个军附以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

　　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韦悫、潘汉年任副市长。

　　5月29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报告我军攻占溪口、奉化。

　　同日巳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电，建议调一名工兵主任到华野任职，以加强江阴要塞建设和设计国防工事。

　　同日华东局、总前委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我们拟以八兵团一个军附炮兵一个团开青岛，约在6月下旬出动。叶飞第十兵团三个军拟休整一个月，于7月初开动，以便迅速夺取福建全省。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须请早示，以便考虑华东局的组织问题。

　　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日复电：“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小平须准备去四川”。“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

　　5月30日未时，与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进占上海是否需要举行入城式？

　　同日晚，三野第二十五军向崇明岛发起进攻，于6月2日全歼国民党守军，解放全岛。至此，历时43天的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第三野战军在此次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个军部32个师约30万人，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120余座以及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6月4日，与张震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三野第二十五军已在崇明登陆，守敌全部投降。

　　5月31日陈毅、粟裕签发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委任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四部门接管委员会负责干部。6月3日，又签发各区接管委员会主任委任令。

　　同日决定第十兵团提前入闽。

　　6月2日美国军队被迫撤出青岛，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

　　6月3日陈毅、粟裕签发《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将国民党政府国营事业官僚资本、战争罪犯财产收归国有的布告》。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并粟裕、张震：拟派去青岛的部队留现地休整。6月6日又电示粟裕、张震并华东局：第二十四军主力在徐州机动位置驻防为宜。

　　6月5日在上海警备部队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胜利的形势下，要防止骄傲，克服太平享乐思想。他说：“我们革命为了谁？为广大人民”。“现在人民要看文戏，武戏已经演过了。文戏是什么呢？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翻开历史看一看，李闯王进北京，腐化了，堕落了。国民党最初革命，后来进入大城市，腐化了，堕落了”。

　　6月7日主持召开华东国防部署会议，对进军福建、解放沿海岛屿以及加强要塞守备作出全面部署。会议期间，张震阑尾炎急性发作，入医院治疗。

　　同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张云逸、康生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请山东到上海接领武器。

　　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邓小平并告饶漱石、陈毅、粟裕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解除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华东军区的职务。

　　6月13日辰时，与张震、周骏鸣（华东军区及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第十兵团建议，因部队准备来不及，向福建进军延至6月25日开始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4日复电：“（一）同意十兵团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二）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

　　6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驻福建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有起义动向，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不要放弃一切可能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

　　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

　　6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6月15日电意见，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

　　同日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我军攻占福鼎。

　　6月20日与周骏鸣、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戚永年三个团起义。

　　6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对台湾要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准备内应条件，希望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
 



第53章


　　6月22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张云逸、康生、许世友、袁也烈致三野、中共中央军委电，提出攻击长山列岛的作战方案。粟裕、周骏鸣、张震于6月27日复山东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夺取长山岛之作战，我们意见，由二十四军派出一个师，协同警四旅、警五旅攻取，较为稳当，并应详细侦察岛屿地形及敌岸上部队布防状况、工事状况（强处与弱处），我航渡水情、道路。在器材准备上，特别强调船只的组织训练、部队强渡的训练。在新区工作作战指导上，一切应作强渡的组织准备，而在战术手段上则应尽量争取偷渡成功，不成功时则继之以迅速勇猛的强攻”。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30日复电：“同意你们复山东军区关于夺取长山列岛的作战意见，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不放弃对于偷袭的争取”。参战部队经过一个多月准备，于8月11日发起战斗，经一天两夜激战，攻克长山列岛，生俘国民党守军1500余人，缴获运输舰1艘、各种炮63门。

　　6月23日中共中央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指出：“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战胜敌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6月25日出席华东局会议，讨论应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封锁、发展城乡生产问题。

　　6月26日蒋介石下令组建舟山防卫司令部，决定以4个军6万余人驻守舟山群岛，企图使舟山成为封锁长江入海口、袭扰京沪杭地区的基地。国民党海军对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实行封锁。

　　7月1日在上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指出：上海是个大熔炉，也是个大染缸。我们要立场坚定，在这里锻炼成钢，而不要跌到污水坑里去。

　　7月2日午时，发出冬午电令：“为完成攻占台湾任务，必须迅速加强海军，决调赵启民同志前往海军任副政委”。“为迅速完成部队正规化，打下近代化基础，必须集中力量培养大批干部，决以陈士榘为军大副校长，钟期光为副政委”。

　　同日三野第十兵团开始向福建进军，于7月底到达福建建瓯、古田、南平地区集结备战。

　　7月3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南下服务团欢迎新团员大会上讲话。

　　7月6日上海各界举行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陈毅、饶漱石、粟裕等检阅游行队伍。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指出：“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紫石英号如逃走，应坚决打击。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华东工作及渡江、接收京沪杭情况汇报。

　　7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南分局并告第四、第三野战军电：“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在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

　　7月1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信：根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11日与唐亮联名签发《上海军政接管委员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

　　同日签发第三野战军调整组织、部署命令。

　　7月13日率领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由上海移驻南京。7月15日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已到南京。

　　7月20日与张震、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饶漱石电，报告：为准备攻占定海和台湾，调整淞沪地区部署。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指出：“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周骏鸣：“你们的沿江炮兵部署甚好”。

　　7月27日签发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致各兵团各军电：八九月份整训与工作计划，各兵团重点整训内容。

　　7月30日午时，发出复中共中央军委7月26日指示“海军机构移青岛，并归军委指挥”电：为迅速完成攻占台湾的准备，建议华东海军暂缓北开。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日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同意粟裕陷午电意见，张爱萍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同时指出：“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攻台时间暂不确定，“必须推迟到我方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

　　同日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告浙东沿海作战部署，拟第一步8月15日左右夺取大榭等三点，第二步8月底或9月初攻击定海。

　　8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同日签发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报告第十兵团南下情况及福州厦门作战部署。

　　8月2日发出致华东局并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剿匪作战方针和部署。华东局于8月5日复电：同意剿匪方针和部署。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于8月6日召开剿匪作战会议，8月11日发出剿匪作战命令（沿字第1号命令）。8月25日，指令第二十五、第三十五、第二十四军七个主力师分赴华东各地，结合地方武装，展开剿匪作战。

　　同日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8月6日作《认清伟大胜利和严重困难》的报告。

　　同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电，指出：解决西北地区问题，“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批注：“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东局及粟裕”。

　　同日中共中央致在莫斯科的刘少奇、王稼祥电，鉴于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长江下游几个大城市，请告苏联方面：“我们甚望高射炮三百六十门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

　　8月10日唐亮、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华东局电，报告攻歼福州守敌的作战部署。8月13日，粟裕指令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于8月17日解放福州，并乘胜追歼逃敌，共歼敌四万余人。8月18日，又令第十兵团视情发展，力求缩短战役时间，完成全部解决闽南沿海各城及潮汕任务。

　　8月15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成立，负责培训由陆军转入海军的人员和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尉级以下人员。1950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该校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归军委海军建制。

　　8月18日指令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对舟山外围的大榭岛等岛屿发起攻击，于当天22时攻占该岛，并于8月20日全歼反登陆之敌。8月23日，粟裕与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报告战果。

　　同日与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张爱萍电，转报第七兵团定海作战准备情况，并表示同意他们的部署，要求他们抓紧时间，充分准备，以求一举奏效。

　　同日与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转方方）、华东局并第七、第九兵团、二野电，报告：第十兵团已完成对福州的包围，封闭其海陆逃路，正部署围歼守敌。

　　8月26日三野第十兵团向三野报告漳（州）厦（门）战役预定部署及战后剿匪部署。三野于8月30日复电同意，并于9月3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9月15日，与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电，转报第十兵团漳（州）厦（门）战役部署。9月19日，第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9月25日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解放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歼敌17万余人，并控制厦门外围阵地，形成对厦门三面包围态势。

　　9月1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开办军事政治大学的决定》，决定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由华东军大、第三野战军干部学校和第八兵团直属队一部为基础组成，指出：“要建设正规化近代化的国防军，首先必须培养大批有战斗经验，有科学知识，经过正规训练的国防军干部”。10月18日，在南京举行开学典礼。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军事学院，以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改建为第三步兵学校。

　　9月中旬率领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出席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此后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军事会议。9月12日，朱德在北京御河桥2号宴请程潜、陈明仁，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9月19日，毛泽东上午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下午邀程潜、李明扬、张元济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陈毅、粟裕作陪。9月25日，以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身份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永远属于人民的，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人民祖国的捍卫者”。“我们当坚决保卫革命已得胜利，加倍努力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艺术，迅速完成正规化，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军，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巩固国防。”9月30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9月19日唐亮、袁仲贤、周骏鸣致粟裕电，转报谭震林、宋时轮、吉洛对攻占定海兵力使用的意见。

　　9月20日华东局致中共中央并告南京市委电，提请批准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名单。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复电同意。

　　9月26日三野第十兵团在福建泉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攻取金门、厦门两岛的作战方案。会上就“金厦同取”、“先金后厦”、“先厦后金”三个方案进行讨论，决定金厦同时攻取，由第二十八军担任攻取金门任务，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担任攻取厦门任务。10月10日亥时，在北京收到袁仲贤、周骏鸣转报第十兵团10月7日电所报攻歼厦门金门之敌的部署：“决于本月中旬（内定十三日）同时发起攻歼金厦两岛”。于10月11日复电：“七日电十日收到。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但请你们考虑：根据金厦两地敌之兵力及敌之内部情况（刘汝明、王修身之关系如何）及我之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如以五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稳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究如何，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10月12日，第十兵团决定将同时攻取厦金两岛改为先取厦门再攻金门。10月15日，第十兵团发起厦门战斗，于10月17日攻克厦门，歼敌27万人。10月24日，第十兵团指令第二十八军发起金门战斗。第一梯队3个团登陆后，与3个军的敌人激战两昼夜，后续部队无船不能增援，全部壮烈牺牲。10月27日，粟裕接到第十兵团同日8时的报告后，当即于酉时（17~19时）转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并于10月28日辰时与袁仲贤、周骏鸣联名发出致第十兵团叶（飞）陈（庆先）及福建省委电：“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10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电，全文转发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0月28日电，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同日，华东局致十兵团、七兵团电：“同意粟张二十八日电部署和指示，因局部失利而引起的消极情绪请注意说服，希从失利中总结积极经验”。第十兵团报告：“二十八日电敬悉”。“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致”。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0月5日出席全国文联为解放军代表举行的茶话会，并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我军“要走向正规化、现代化”。

　　10月初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有各大区各野战军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解放全部领土问题，主要讨论解放台湾问题。

　　10月11日毛泽东邀民主人士周培善、张元济到中南海颐年堂共进晚餐，粟裕和陈毅等作陪。

　　同日第七兵团致电三野前委、华东局，报告定海敌情，我军攻定海兵力船只不足，请增调二十三军两个师参战，并请在上海各地征集一部船只。

　　同日蒋介石在定海召开陆海空三军将领会议，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部，将岱山机场扩建为可保障重型轰炸机起落的机场，将海军第一、第二两舰队和第十、第六十七两军调到舟山，使守岛兵力达到九万人。为加强舟山外围据点登步岛防守，除原有一个团又一个营部队外，特派第二二一师师长加强指挥。

　　同日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逃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到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到台湾，次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
 



第54章


　　10月12日电示华野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关于进攻定海、台湾不能完全依靠空军。指出：“打定海不应依靠飞机与海军，打台湾则一定要有海空军配合，但亦不能完全依靠海空军，不管海空军强弱与否，陆军训练仍以登陆突破前沿与打退敌人反击，巩固与向纵深发展，为准备时期中最主要课程。”

　　同日唐亮、袁仲贤、张震、周骏鸣致电在北京的陈毅、粟裕，建议集中第二十一、第二十二两军六个师全部参加攻取定海作战。

　　同日毛泽东致陈毅信：“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30人左右，于明（13）日交我为盼。”

　　10月15日陈毅、粟裕致电三野、华东局：对定海作战应有足够兵力参加，并统由宋时轮指挥。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0日出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

　　10月21日离京返宁，23日抵达。

　　10月22日23时，华东局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建议解除第十兵团出击潮汕的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5日复电：同意解除第十兵团出击潮汕的任务，以便于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10月24日在华东军区及第三野战军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新形势下的各种转变》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已经胜利，但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争取建设工作的胜利，来巩固发展革命的胜利。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来一个转变。

　　10月25日粟裕、袁仲贤、周骏鸣电示第七兵团：决定王建安、吉洛随宋时轮共同负责组织指挥定海作战。

　　10月28日电示七兵团：定海作战必须充分准备（特别是船只），集中优势兵力，有把握有重点地实行逐岛攻占，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化，严格检查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

　　10月29日第十兵团致电三野、华东局，报告再攻金门和剿匪部署：“我们意见采取两面兼顾，即一面进入继续准备攻金，一面即有重点开始有步骤进行剿匪”。“再攻金门需要五百只帆船、两千五百名船工，做好这些准备需要两个月时间。”

　　10月31日致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参谋长陈庆先和福建省委并报华东局、中共中央军委电，决定将第三十四军之第一○一师全部拨给第十兵团，以补充金门战斗损失的建制团。同时指出：“金门战斗虽失利，但部队及作战行动极为英勇，望对部队多加鼓励”。“今后对金门作战，如准备尚未充分，可以推迟些时间”。询问：“你们对金门作战兵力，依十兵团现在情况，是否够用，盼告”。11月2日，又电示十兵团：“同意你们的攻金准备部署及剿匪警备部署，望即据此部署准备。但请考虑能否以一个军全部分散，配合福建地方武装担任剿匪任务，以便集中两个军全力准备攻金，如此则更有把握。请你们具体决定之。”

　　同日毛泽东致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等电，指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

　　10月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的会议，汇报争取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起义的工作。这项工作，从上海解放开始，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由粟裕和蒋天然（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吴克坚（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组织实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达成协议。周恩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央同意：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归来后，我们采取原封不动地保留两航机构、资金和财产的政策”。“起义时间和飞行安排，按军委批准的上海计划。华北和中南地区由聂（荣臻）老总安排，华东六省二市由粟（裕）司令安排”。11月9日，两航全体员工在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下，在香港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势力，投入祖国人民怀抱。

　　11月1日与政治部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定海作战方案，强调在定海作战中“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作强敌打，充分的战前准备”，要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4日复电：“同意你们戌东（11月1日）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11月3日，第七兵团造成对定海的战役包围态势，决定以一个师发起攻占登步岛战斗。第一梯队发起攻击后，由于风向、潮汐变化，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赶到，而敌人援军源源不断，并有海空军支援，登岛部队激战两昼夜，歼敌3200人，自己伤亡1488人，主动撤出战斗。11月9日10时，宋时轮、王建安、吉洛报告登步岛战斗失利经过情形。

　　同日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粟裕任会长。

　　11月2日在中共南京市委作《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报告共讲了五个问题。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他说：“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是中国目前形势所必须有和对人民有利的组织”。“全党同志应该懂得，政协代表包括了各色各样的人，这是革命的需要”。关于“合作问题”，他说：“合作问题就是领导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坚持党的政策。推行党的政策，要防止关门主义，反对投降主义”。关于“保持和巩固胜利的问题”，他指出：“统一战线就是巩固天下的工作。人家来归附我们，我们就不要拒绝。巩固天下要做很大的工作”。“我们无产阶级数目不大，共产党不过三百多万人”，“我们必须联合各方面。巩固统一战线，否则虽然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关于“这次政协会议的主要收获”，他指出，“是实现了毛泽东的两句话：‘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国际友人’”。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些具体问题”，他指出：“军队中不准他们（指民主党派）发展党，我们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革命军事委员会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无问题”。

　　11月11日在华东军政大学作形势任务报告。

　　同日签发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关于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将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组织群众反霸和武装自卫密切结合起来，作为剿匪斗争的方针。

　　同日第十兵团向三野前委报告该兵团党委扩大会议情况：“会议一致认为华东局、前委及省委关于金门战斗失利问题的指示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对准备再次攻击金门与剿匪兼顾的方针全体同志皆同意，会议决定五个师的兵力专门作攻金准备”。11月17日，粟裕将此电全文转报中共中央军委。

　　11月12日率领南京市各界代表谒中山陵，并发表演说。

　　11月14日发出致第七、第九、第十兵团并报中共中央电，确定以金门、登步两岛作战失利的教训教育干部：“查金门战斗失利，其主要原因为轻敌、骄傲与急躁，因而强调争取战机，却放松了充分准备所致。此种教训在部队干部中，尤其在高干中未能深刻进行教育，致使二十一军又有登步岛失利之事发生”。

　　“为此，各部应以金门、登步岛之教训深刻教育部队干部，尤其是各高级干部更应深加研讨，了解新的情况，研究和学习新的作战方法（对海岛强固设防及有海空军优势的敌人之攻击的作战方法），勿急勿躁，充分准备。敌人虽大势已去，我军仍应本着以多胜少的原则部署作战，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规定：“今后机动发起攻击之权限应加以缩小，以收统一之效”。同日，又电示第七兵团前指和浙江军区：今后对定海及外围岛屿发起攻击要经过批准。

　　同日毛泽东致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电，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11月15日致电毛泽东：“关于金门、登步两岛战斗失利，虽由各该方面之高级干部犯轻敌、骄傲与急躁等毛病，但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亦不能辞其责咎。除已于十四日酉时及十一月十四日两电（均发中央）给各该部指示并多加注意对他们的指导外，今后当遵钧示执行。”此后，粟裕用一个多星期时间，进一步总结金门、登步两战教训，分析敌我态势，研究新的战法，认为蒋介石有固守沿海岛屿甚至以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企图，提出：“尽歼沿海诸岛的蒋军，以造成攻台的更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军占有海空军优势，我军还不懂得对有海陆空直接配合而凭岛固守之敌的战法，解放舟山群岛的条件尚未成熟。11月22日，他将上述分析报毛主席并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将对定海作战之时间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以便充分准备运输登岛部队的足够船只，并集中十七至二十艘海军舰艇、四五架空军飞机、五个高射炮团，“使攻台部队得到一次最实际的演习”。准备于12月初去浙江前线召开参战部队高级干部会议，检查舟山战役准备工作，研究新的作战方法。同时再次表示承担金门、登步两岛作战失利的责任：“金门、登步两岛作战遭受损失，虽由于该方面之高级指挥干部轻敌骄傲与急躁所致，但职未能及时予以指导与教育，亦应负其责任。”

　　11月20日在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总会会议上，以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讲了《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对台湾情况的估计和认识。“除西藏以外，今年大陆可以全部解放。这是对于蒋介石孤守台湾，对于国民党内部，是严重的打击。这是我们基本的有利的条件”。存在的困难是：

　　（1）“美帝积极策动台湾独立”；（2）“蒋匪残余力量最后撤到台湾，集中一点，并必然采取残暴统治手段”；（3）“在蒋介石黑暗统治下，特别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湾人对大陆人不满，对我了解不够”。二、对台湾各政治团体、派系的政策。“我们对台湾的地方势力、托管派、再解放同盟（即策动台湾独立者），所采取的方针是争取、分化、动摇、瓦解，而不是打击；是大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三、对台湾宣传方针。“我们不提以台治台的口号，而应树立一边倒，倒向中国，倒向大陆的思想。要使台湾人民认识到，只有倒向新中国，倒向大陆，才能得到解放”。四、策反工作与政策。“对策反对象的要求可放宽尺度。我们的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有人视战犯不在内是不对的，应该包括在内。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

　　11月25日在华东军政大学作政治报告。

　　11月在粟裕领导下，华东海军第一、第二大队成立。粟又向华东局建议，将在上海接收的登陆舰艇和招商局的一批船只交海军使用，增强了海军对台作战力量准备。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各大战略区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粟裕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12月5日毛泽东致粟裕电：“饶（漱石）政委带来之信及最近来电已悉，正交聂荣臻、李涛、刘亚楼诸同志研究中。你十二月初赴浙江召开高干会完毕后，请来北京与聂、李、刘商量作战办法。待商好后再定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大体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间举行攻击。”

　　同日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各军区并告周恩来总理等电，批转刘亚楼等关于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经费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华东范围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所需经费由三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报告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说：“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即照此支付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

　　12月中旬在浙江宁波召开第七、第九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检查舟山战役的准备工作，并作关于渡海作战战术思想的报告。在12月17日会议总结中，特别讲了《关于打台湾的几个问题》。他说：“原来预定今年打台湾的，参加有关单位都没有准备好，今年不能打了。究竟什么时候打，要看各方面准备工作”。“现在要求一切战备工作于明年二月底前准备好，或者春季准备好。如果政治情况变化也可能提前，或者海空军没有准备好，也可能推迟”。“关于作战条件：政治上很好，国民党垮台了，大陆上已无敌人。打台湾保证有海空军参战，起码相等于敌人的海空军，只要空中取得了优势，海上也就占优势了”。“攻击时间：由于风向影响不能一致”。“担任第一梯队的突破，究竟用机帆船还是帆船？这也是个偷袭与强攻相结合的问题”。“偷袭不成，强行登陆。这是新的战术思想”。“总之今后作战是海陆空配合作战，适当时机要演习一下”。会议于当日结束。

　　这一时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粟积极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密切注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陆海空三军配合渡海作战的新战法。要来东南沿海十年来水文气象资料，研究潮汐、气候和沿海地形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渡海作战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和战前准备措施。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等请示汇报。

　　12月18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发出致林彪电，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攻进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第55章


　　12月在华东军区召开的军事教育、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开幕典礼上作报告，在关于“1950年华东军区政治工作的任务”中指出：“首先是继续领导与保证将革命进行到底，肃清残敌，解放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这不仅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全军区各部门的中心任务”。“其次是领导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巩固解放区，建设人民政权和武装”。“第三是领导各种军事、政治、文化、技术的学习”。第四是领导生产。在讲到关于打台湾问题时指出：“这是国内战争中的最后一仗，也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要乐意去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

　　在关于政治工作的几个原则中讲了：一要有预见性；二要有准确性；三要有连续性；四要有灵活性；五要有广泛性。

　　在“关于渡海作战前军事教育和后勤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陆地作战，技术上，战术上均有经验，机动灵活。但航海作战缺少经验，尤其重要的是缺乏船只，缺乏大兵团的海上运输力量，干部不懂天文、气象、数学。登陆作战无经验，更不会对空作战”。“但是，只要加强技术训练，加强海、空军配合战斗的训练，在实战中以水陆两用坦克破坏敌滩头阵地，用大量炸药，破坏敌之防御工事，采用一切手段破坏敌人海陆空军的联络，克服上述困难，争取战争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报告还对军事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强调了参谋工作的重要。指出：“参谋人员是火车头，是军队的师表，要学问好，技术好，战术好，有多方面的修养，政治要纯，性格要细致、果敢、刚毅”。最后指出：“由于战争的现代化，后勤工作也要现代化。战争若无强大的后勤工作，就不能实施”。

　　12月为准备进军台湾，在南京召开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各军各军区参谋长座谈会，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参谋工作。1950年1月18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就加强各级司令部建设问题发出通知。

　　1950年43岁

　　1月1日为《野直小报》题词。

　　1月5日在华东军区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进军准备重要，还是现代化正规化重要？两者同等重要。因为目前的战争是现代化正规化的战争。同时指出，在海陆空联合作战中，必须从我国我军的实际出发，“要贯彻陆海空联合作战中以陆军为主的协同思想，不要依赖海空军”。

　　1月6日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攻取舟山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

　　1月11日毛泽东在苏联致电粟裕：“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

　　（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

　　（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同志会商？”粟裕于1月13日和15日先后发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报告了解放台湾和舟山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

　　1月17日签发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关于军区武装部队1950年六大任务的决定：（一）歼灭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国民党军，并配合兄弟兵团完成全国解放的任务。（二）加强军区地方武装建设。使其担负起配合主力部队巩固后方、保卫边防的任务。（三）加强政治教育与土地改革教育，加强军事建设，完成军委交给的建设海军的任务，协助空军建设。（四）办好各种学校，大量吸收进步知识青年，大批培养训练干部。（五）大力配合和积极参加发动、训练群众的工作，帮助建立新区政权与地方武装。（六）开展劳动生产运动。

　　1月20日出席某部军事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关于两栖作战问题的报告。

　　1月22日主持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攻台准备教育及各部任务。

　　强调以自己为主完成任务的思想，不依靠友邻兵种，不依靠外援。

　　1月24日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一起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关于华东地方武装建设问题。

　　1月27日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会议，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同日在华东军事会议上作关于解放台湾与建军问题报告。他指出，正规化建设与解放台湾作战是统一而不矛盾的。一切战争须以自己的条件来决定。陆海空联合作战，苏联同志的报告必须学习，但不能全部适用于人民解放军。我们不能机械地搬用机械化，必须利用我们能用之近代化技术，发挥我们的固有特长。

　　1月30日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第四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卫生部门在技术设备很差的条件下，收治了30余万名伤员；同时，在医务技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卫生部门是我军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军区“前委最近提出的1950年六大任务中，以解放台湾及肃清东南沿海岛屿的残敌为首要任务。我们的医务工作也同样以此为首要任务。海上和陆上的救护工作不同，南北方的气候也不同，台湾海面比长江宽几十倍，晕船是很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新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解决”。

　　2月4日毛泽东在苏联致电粟裕，询问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情况，指示：“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2月6日国民党军队出动几十架次的飞机，轮番轰炸上海，造成大面积停电，不少工厂企业停工，群众恐慌不安。2月7日，陈毅、粟裕发出《上海市军管会紧急通告》，提出对付敌军轰炸的措施，避免与减少敌机袭扰造成的损失。2月11日，陈毅、粟裕决定组建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随后，指令4个高射炮团分赴上海、南京、宁波、杭州等地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第九兵团派出部队抢修上海机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军，由陈毅兼任司令员，粟裕辅助陈毅指挥上海防空战。在上海防空战期间，中央军委指示，由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华东军区空军。粟裕到北京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并与军委空军协商，计划第一批建立5个空军师，第二批组建4个空军师。与此同时，陈、粟又抽调160个连队的部队参加防空基地建设，在上海、南京、浙江、徐州、济南、青岛建成一级机场9个，简易机场1个，还有5个飞行基地、6个场站、1个飞机修理厂。到5月，由于我方夺得了部分制空权，又解放了舟山，端掉了国民党空军的基地，上海防空战胜利结束。

　　2月7日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关于华东军事情况的报告，着重讲解放台湾问题。指出：“解放东南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中国战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最大的现代化战役”。“渡海作战，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化的作战，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武器的供应，需要优良的技术指导”。报告还说：在三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我们华东野战军及地方军，总共毙伤蒋匪军757512名，俘虏蒋匪军1246362名，蒋军被迫投诚者有65157名，起义者40811名，合计蒋军损失2109842名。在缴获方面，仅以各种口径炮来说，即有21298门。这个报告，新华社于2月7日全文播发。

　　2月10日毛泽东在苏联致刘少奇电：“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

　　2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致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电：“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妥善可靠办法”，指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协助上海防空作战。2月26日至3月27日，苏联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空军混合集团99架飞机3500余人先后到达上海、徐州。

　　2月在上海防空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地面战争，现在要同敌人在空中进行轰炸反轰炸的军事斗争。面对新的情况，要采取新的政策，具备新的现代化作战思想，掌握新的武器和新的战术技术，在新的地点上海，打一场新的防空战争。

　　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随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3月8日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先后召开的会议。

　　3月1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方方、高岗电：“为讨论军事和土改等项问题，拟请各区同志来京开会一次，请你们五位接电后数日内即动身来京（林彪、粟裕二同志已到京）”。会议于4月6日结束，粟裕于4月8日返回上海。

　　3月28日毛泽东致粟裕电：“先打定海、后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是否如此，请考虑告我”。

　　4月14日发电报给各部队：“为免使匪特乘我部队调动，进行集结抢掠与坚决肃清部队不纯分子”，提出注意事项。

　　4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南、华东、西南、西北军区领导人，指示各区分别作出军队复员计划。“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五月一日前电告我们”。

　　4月23日出席华东军区海军舰艇命名典礼，并发表讲话。

　　4月25日主持召开华东军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会议，具体部署舟山战役作战，决定以第七、第九兵团6个军20万人，华东军区海军第四舰队登陆艇19艘，华东军区空军第四混成旅战斗机、轰炸机50多架，以及可供一次运载10万人的木船2000余艘，进行舟山群岛之战。5月1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岛，威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安全。蒋介石为了保存舟山12万守军，集中力量固守台湾，决定于5月13日放弃舟山。5月16日，获悉国民党军撤退，当即指令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三军发起攻击，于5月19日全部解放舟山群岛。

　　5月8日在华东军区干部会议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

　　5月16日发出致第七兵团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对我军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方法作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全文转发粟裕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

　　5月17日签发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关于攻台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敌人撤退舟山，虽然减少了或免除了我们对舟山作战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但今后敌人可能集中四十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这将使我攻台的作战准备更加困难，更需要作充分的准备”。

　　此后，粟裕经过仔细计算和思考，对攻台作战部署又作了较大修改，决定将第七、第九两个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38万人。敌我力量对比，我方还不算优势。因此他于6月23日向军委建议：“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

　　5月25日在华东军区团以上参谋长短期训练班总结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学习现代化战争指挥艺术要掌握“新、效、速、协”四个字：新，就是用新的战法对付敌人，与敌人斗智；效，就是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速，就是加强部队的机动性，掌握机械化装备；协，就是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发挥部队的整体威力。

　　5月28日发电报给正在北京的张震参谋长，提出“攻台作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第一梯队渡海之船只问题，登陆突破副防御问题，及打退敌坦克之反击突破前沿等三个重要问题。请就近将上述问题请示解决”。

　　6月3日到北京出席将于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他认为解放台湾已经成为全国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宣布，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

　　6月14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于23日结束。

　　6月23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报告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指出：攻台作战最大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渡海用的大量船只（如以50万兵员计算，则需125万吨以上之运输船只。第一梯队以最小限度6个军计算，总共需要500吨以上各型登陆艇384艘，总吨位约38万吨）。第二是登陆突破问题。第三是突破敌人前沿后怎样打退敌人机动及大量坦克的反击问题。这是战斗能否顺利解决的决定问题。为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特作如下建议：1中央除酌量予海军补充一些必要的舰船外，请统筹建造大量渡海运输舰艇并将我国现有之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之船只，分别编为三个运输舰队，平时为中财部担任运输任务，战时用于渡海作战。2为补助我海军之不足和发挥陆军的威力，加强海军航空队和有足够运输机运输跳伞部队。3造500门无后坐力炮，以补助海军炮火之不足。4请军委将全军之战车及战防炮统一集中训练，以资集中对付敌人坦克的反击。5建议伞兵扩编为25万人。6攻台作战关系太大，如不能成功，不仅对巩固国防有极大影响，且可能影响太平洋及东南亚局势，使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因此，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且宁愿再推延一些时间。由于此战役关系太大，而我个人能力很薄弱，故曾于三中全会请求军委直接组织此一战役，虽经主席宣布仍由职负此责任，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为此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职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朝鲜内政，表示中国决心为解放台湾奋斗到底。

　　7月6日23时，毛泽东发电报给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此后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任务。而这时粟裕正复发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难以坚持工作。得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认为这是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当即积极筹组指挥机关，调查研究美军情况，但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唯恐顶不下来要误大事，因此向毛泽东建议，考虑由其他同志担任。
 



第56章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会议决议报告毛泽东，提出以4个军、3个师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于当天24时批示：“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联合国军”。随后，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

　　7月1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同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最后商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各项问题，并形成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东北边防军部队于8月5日以前抵达集结地点，除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以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此决定由周恩来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于当日批示：“照此执行”。

　　7月中旬周恩来委托粟裕传达指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7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到青岛治疗。

　　7月17日军委发电华东局、华东军区转粟裕：“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8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8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7月22日周恩来与聂荣臻联名致毛泽东信，报告东北边防军部队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而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均一时难以离京到任，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待粟裕、萧劲光、萧华去后再成立。毛泽东于7月23日批示：“同意”。

　　8月1日鉴于病情日益加重，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病情未见好转，“但又因新任务（指抗美援朝）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毛泽东于8月8日复信说：“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8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8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负责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工作。

　　8月2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应问题，决定“待聂荣臻回京后，再一同与林彪商决”。

　　8月下旬由青岛转无锡疗养。9月，经上海返回南京。

　　9月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林（彪）粟（裕）均病，两萧（指萧劲光、萧华）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9月5日签发华东军区关于第九兵团参加东北边防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于9月8日批示：“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开到徐济线，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7日由南京到上海了解第九兵团行动和空军交接情况。

　　10月26日致某同志信：阐述新形势下特种兵建设的方针。指出：过去华东特纵建立，是以其作为培养干部以便尔后大发展的基础，所以特纵几乎是包括步骑炮辎以及对空部队，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合当时需要的。而正须大量建设与发展特种兵的今天，如再像过去包罗万象是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因此各兵种的分组是十分必要的事。

　　11月2日下午，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作了主战场与次战场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报告。关于主战场与次战场问题指出：如战争大打起来，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战场在欧洲，亚洲是次要的。从亚洲来看，中国是主战场。从中国范围来说，主战场是东北、华北。“我们已调九兵团去东北，将来如大打起来，还可以调更多兵力去。我们应从全局着眼，只要主战场胜利了，就是整个的胜利。”关于现代化问题。要正确认识现代化，应反对对现代化的两种认识：一是认为现代化很困难，搞不好，这是知识分子的事。另一种认识是认为现代化也“不过如此”，“老一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自满情绪也不对，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会使我们进步很慢。他又指出现代化战争具有以下特点：立体战、高度技术、速度快、讲协同。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当前要做到：遵守时间、提高效率、联络顺畅、密切协同、严格纪律、服从命令、发扬传统、勇于创新。

　　11月12日以华东军区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报送了《华东军区两年多来剿匪海防工作综合报告》。

　　11月16日考虑到粟裕的身体状况，陈毅、饶漱石致中共中央电：为加强华东军区的领导和集中进行工作，决定陈毅住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已逐渐将一部分机关分住南京。毛泽东于11月17日复电指出：“这些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

　　12月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粟裕先后六次负伤，颅内、体内留有弹片、弹头，加上多年戎马生涯，紧张的作战指挥，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多次发作高血压、头晕、头痛、肠胃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楚青陪同，去苏联治病。

　　1951年44岁

　　春到达莫斯科后，经一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紧张、疲劳、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致造成经常头痛、头晕，需要较长时期的治疗休养。去高加索进行两个月的物理治疗后，脑部不适有所缓解，即返莫斯科。旋又发作严重腹痛，经检查认为阑尾发炎，决定立即手术。开刀后发现并非阑尾炎，而是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有的地方已阻塞得很细。医生判断是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伤害。经六小时手术，把肠子恢复到基本正常位置。

　　在治病和休养期间，根据粟裕的要求，经中国驻苏使馆与苏方联系，参观了莫斯科周围的苏军坦克、炮兵等特种兵院校，详细了解了各类院校的组织编制、学制及现代化武器的学习运用等。

　　5月徐向前总参谋长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访问，商谈购买苏武器和我国兵工厂建设问题，历时数月。此期间徐向前邀粟裕一起参与研究，并共同参观了苏军的一些院校、工厂。

　　夏腹部手术后，脑神经毛病又复发，经一段治疗后有较大进步，肠胃也比过去好得多，8月身体基本痊愈。

　　9月从苏联回国，在北京稍事休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朱德找粟裕谈话说，中央决定要你到总参工作。粟推辞说：“我水平很低，恐不能胜任，是否考虑别的同志为好。我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搞学校工作都可以。”周恩来、朱德说：“你来总部工作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你还是服从决定吧！”粟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10月1日上午，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国庆阅兵典礼。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同桌观看焰火晚会，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笑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粟回答说：“我们家乡少数民族很多。但我们家是汉族”（注：粟裕所以这样说，是从小就听家中老人说，粟姓是在中原受到贬谪，被从军流放到湘西的汉族。20世纪80年代，全国进行的第三次人口大普查中，查明了粟裕祖先是从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会同县的侗族。1989年7月19日总政治部正式批复“同意粟裕同志恢复侗族成分”）。

　　10月初回到南京，即以两周时间主持召开了华东军区整编会议。为商讨处理复员军人的有关问题，又亲赴上海请示华东局。

　　10月21日向华东军区机关干部作目前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11月1日出席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号召英模代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带领群众，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11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催粟裕去北京上任。

　　11月21日写信给总参第一副总长代总长聂荣臻，告右臂内残留弹头处发炎，请假半月去上海治疗。并提出请在中南海以外给他另找房子，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12月8日视察华东军区司令部二局。勉励大家说：你们是一批最宝贵的财富，要准备打现代战争。

　　12月9日离开南京，于11日到北京。

　　12月12日向中央军委报到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次日开始听取总参各部局汇报。

　　12月13日听取总参作战部介绍该部基本情况。当晚听取参加后勤财务会议的工作人员汇报。

　　12月14日听取总参军务局詹化雨局长介绍该局基本情况。

　　12月15日听取工程兵李迎希副司令员汇报后指出：（一）目前集中力量训练干部，加强文化教育，1952年以文化教育为主是正确的。（二）编制问题，根据中央方针和精简原则，紧缩人员，提高质量，各大军区工程兵指挥机构，人员减到不影响工作为原则。

　　同日听取后勤财务会议情况汇报后指出，当前后勤财务部门存在的问题是：（一）浪费问题，物资比货币浪费严重，如上海、南京等地盲目建筑。

　　（二）干部不安心，政治情绪不正常，互不服气。（三）制度不严，各部独立支出等。

　　12月中旬右臂旧伤突然复发，疼痛难忍，只得入院手术，取出残留弹头。

　　在医院仍继续听取各部汇报。

　　12月26日听取总参工作人员汇报海军会议情况。

　　12月29日听取总参工作人员汇报空军航校会议情况。

　　1952年45岁

　　1月2日伤口愈合出院。

　　1月4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

　　1月1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通知，粟副总长已到部开始办公。

　　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4日在参加总参及军训部领导的会议上提出：为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要重新审查《内务条令》等条令条例。

　　1月17日听取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汇报后说：“总参谋部要有作战方案，万一发生事情，国防、交通、要点地区和陆海空军如何部署，要按总计划进行”。

　　又说：“建设真正独立的空军，要向苏联学习，但完全依靠也不行。飞行员现在多训练一些更好，因为飞行员战时不能紧急‘制造’”。

　　1月18日听取海军萧劲光司令员汇报后说：“假定敌人从何处来，要定几个方案。基地、后方、学校、交通线，都要按预定作战方案部署”。

　　1月21日听取装甲兵许光达司令员汇报装甲兵情况。

　　1月23日听取炮兵陈锡联司令员汇报后说：“不能长期依靠人家（指苏联），学校必须培养自己的教员，学校要设深造班”。

　　1月24日听取军事学院汇报干部及教育计划等情况。

　　1月25日听取工程兵李迎希副司令员汇报工程兵情况。

　　同日与苏联专家总顾问商谈总高级步校组建的若干问题。

　　1月26日（农历除夕）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当晚动身去华东。

　　1月28日晨，抵南京，上午即向华东军区党委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并带头作了检讨。

　　1月29日向军事学院、驻宁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再次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

　　1月30日至31日到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沪部队负责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进行了动员。

　　2月2日在南京听取华东军区关于“三反”情况的汇报。

　　2月3日奉中央电令复赴上海，与正在患病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商量陪其赴京的行期。决定2月6日动身赴京。

　　2月7日晨，抵京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报告赴华东传达主席指示情况，及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

　　同日听取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汇报后指出：“请考虑要建立自己的装甲修理厂问题”。

　　2月11日与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话中，提出把现有军校适当合并，加强学校干部，办质量好、典型的好学校，及在军训部成立编写教令、条令机构等设想。并告柯为解决学校教学器材，已确定将一个师的苏式武器装备，分配给各军校供教学用。

　　同日听取气象局领导关于该局情况的汇报。

　　2月13日听取公安军领导的汇报后指示：边防部队应注意边防教育和对外政策的掌握。业务教育亦很重要。

　　2月18日主持飞行问题会议。研究了飞行禁区及空司与防司的联络问题。

　　2月20日按照毛泽东主席面嘱，向陈毅电话传达毛泽东关于“三反”的指示，因未找到陈毅，故于今晨打电话给谭震林，托其转告。谭在电话中谈了华东当前“三反”进展情况。粟于当日将谭所汇报情况，书面报告了毛泽东。

　　同日奉毛泽东主席面嘱，当晚去饶漱石处，与之商谈休养事。

　　2月21日上午，听取炮兵领导汇报赴德国柏林订货情况。当即将情况整理上报周恩来副主席。

　　同日午后2时，接谭震林电话，报告昨毛泽东指示执行情况。为加强上海领导，对该市干部作了若干调整。粟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转报了谭来电情况。

　　同日听取防空军领导汇报后说：目前国家万端待举，军队要抽大批干部搞自己的工业，不能完全靠外援。必须集全力搞国防工业，才能供应现代化军队。

　　防空部队装备，在整个军队建设中只能按比例分配。朝鲜战争停下来可能很大，国民党空军可能来捣乱，请逐渐注意华南防空问题，但目前不能即调大批空军部队去，现先做好场站、地勤准备。首都防空要注意，随时警惕敌之进攻。去年总参同志轮季实战锻炼，我很同意，要争取锻炼机会。

　　2月22日在装甲兵司令部所报的《五二年度教育布置概况简报》上批示：
 



第57章


　　“同意所提装甲部队分两种计划进行训练，至今后各军区装甲部队短期训练班之补训计划，仍由装司报转军委总参谋部批准执行。”

　　2月25日下午2时，接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电话，报告华东部队系统“三反”情况。当即将情况信报毛泽东主席。

　　同日与聂荣臻一起，听取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陈伯钧汇报该院干部情况。

　　聂、粟同意该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中，留几十人在该院任教员。

　　2月26日听取中央机要室领导汇报机要系统情况及召开机要会议的有关问题。粟示：改变机要人员成分，纯洁内部，应成为机要会议重点。为更好地保守机密，机要机构应尽可能减少。

　　2月28日与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军队建设问题。主要谈了：（一）毛泽东主席指示在此次“三反”期间，军队要精简10万人。根据中央整编部队总的精神，在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原则下，军校拟作如下紧缩：现有初级步校17个，拟缩编到13~14个；现有炮校（含高、地炮在内）8个，拟将高炮校改为防空学校；现有通信学校7个，拟缩减数量并分为高级和一般通校；军械、后勤、兽医等学校拟性质相同者合并之；军事学院其教学内容应包括各兵种。

　　（二）我国政府从明年开始五年计划的建设。军队与此有很大关系，武装力量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步调是一致的，军队必须有全盘的计划，因此军队要有建军的五年计划。为此中央责成政府和我们今年年底前制定出计划来。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三）加强总参领导机构建设。健全作战部，充实军务部。军务部门要统一编制，精确统计，为军队建设发展提供可靠依据。军训部成立条令局，统一编写条令。

　　2月29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听取我国派赴越南顾问张兴华汇报越战情况及为越培训干部学校的教学情况。粟示：学校应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教育。

　　2月向中央军委建议，总部应有个作战计划。此建议当即经毛主席批准。

　　3月1日、4日分别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报告两日陈毅从上海来电话所报情况。陈在电话中谈了华东部队及上海市“三反”情况及人事调整意见。毛在粟裕4日报告上批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阅，交粟裕办。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毛泽东3月4日”。

　　3月4日听取气象局领导汇报建设气象台站计划。粟示：气象工作很重要，特别在新中国进行建设的时候。基本同意所提台站建设计划，要补充增加者：（一）长白山方向；（二）胶东半岛荣成附近；（三）舟山群岛定海诸岛；（四）广东汕头以东与舟山之间、香港附近；（五）靠越南方向；（六）黄泛区、太和地区及盐城地区。

　　3月5日上午，主持研究人民防空问题，首先听取了苏联人防专家布尔金汇报。粟示：人民防空是一个群众问题，主要是大城市。京、津、沪、太原由重工业部何长工部长那里领导，铁路、防空、公安各参加一人。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凡敌机来均广播不妥，一是影响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军工厂每停工一分钟损失900亿（万）；二是泄密，搞久了被敌人掌握我方情况。

　　同日就关于试验自制航空汽油与各方商讨情况，写报告给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主席，朱德批示：“照办”。毛泽东批示“退粟裕”。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当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就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陈伯钧汇报的有的军区来院学员带款情况，向军委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作了书面报告。指出此证明有的军区经济制度较乱。

　　3月8日下午3时，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报告上午11时接陈毅自上海来长途电话所报情况。陈在电话中讲道，经讨论一致同意：华东局书记在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拟请中央批准由陈丕显同志任代理书记。陈毅当多留沪参加华东局、上海市委工作，并抽出一时间赴宁处理军区事务。陈电话还报告了华东“三反”情况。

　　3月11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转报第二高级步校校长孙毅汇报的朝鲜前线情况。孙在汇报中谈了朝前线工事构筑、装备供应、敌使用细菌战的恶毒行径及战斗与“三反”两个中心任务结合的情况。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指示海军，拟从空军拨部队及飞机给海军，以建设海军之航空部队，征求海军意见。

　　同日听取防空军司令部领导汇报后说：朝鲜战争停战与否之效果，要从两方面看，如很快停战，对建设有利，如迟停战对锻炼有利。

　　同日下午，听取海军航校校长赵汇川汇报该校基本情况。

　　3月12日上午，请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和防空工程专家布尔金来谈人民防空问题，兼谈布尔金工作问题。粟裕说：我们建国不久，许多事情只能分轻重缓急来做。因人民防空工作在人民中间动员比较容易，加以美帝来轰炸的可能性尚小，故拟把此种工程工作转移到重工业建设工程上去。我们暂时不搞一级人民防空，而加强航空工业建设，则间接加强了人民防空。工业、国防设施的防空，在开始建设时即应注意。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明年就要开始，今年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如布局的审查、工厂、矿山的设计等等，都要请布帮助审查。城市建筑、工业建设的防空及地下建设等等，我们会引起注意的。

　　同日写信给海军萧劲光司令员，信中说：“为便于今年国防建设经费计划之拟订，望能根据为国防急需者先行建设，不急需者暂缓建设之原则，于最近提出具体计划与经费概算。”

　　3月18日就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若干问题，再次与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商谈，粟最后说：我准备报告主席，因特种兵发展太快，技术提高不易，故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很有必要。

　　同日与聂代总长一起写报告给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为适应特种兵发展的需要，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建议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并就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请求审查批准。周恩来3月19日批：“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朱、林阅后均批“同意。退粟裕办”。毛泽东于3月26日阅后批：“同意。退粟裕办”。

　　3月19日与云南特校顾问张兴华及特校越方负责人黎铁雄谈话说：我们准备在整个学校的调整中，从云南军校中抽出一个架子，充实特校工作人员。学校的补给经军委决定，由云南军区代管。我听说学员反映有“革命遥遥无期”思想，因此应教育学员，敌人越是疯狂进攻，越是表示敌人快要失败。在学员中应克服右倾情绪，主要应靠自己，靠广大群众，只有与广大群众结合，才有保证。只要与群众结合，就能发展壮大。至于军事教育，运动战与游击战都是重要的，包括某些时候的攻坚战和攻坚打援战等。我们意见可增加些游击战术的教育。游击战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亦是政治问题，不但有战术问题，而且亦是战略问题。参观问题，可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步校看看。

　　3月22日听取防空军司令部汇报后说：我想说明两个问题，即积极防空（以截击和消灭来袭的空袭兵器为主要手段）与消极防空（以妨碍敌空袭兵器发挥效能和及时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现在我们是两种办法同时采取。根据我们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只能在局部地区采取积极防空，绝大部分地区只能采取消极防空。目前防空军只能是有重点的建设。学校问题，正在筹办中。我们正在考虑地炮与高射炮学校的分开问题。并拟以第三防校改为军委防校。

　　3月24日与苏军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军校管理问题。

　　3月26日听取军事学院政治部钟期光主任汇报学院教育计划及教员情况等问题。

　　3月29日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为研究全国学校整编及有关军事学院问题。须请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来京。

　　3月31日主持召开全军学校会议，研究学校的调整、整编。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调整、整编军校的必要和各级军校的学制、分工、教员调配等问题，强调军队院校必须适应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

　　4月4日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等军委领导呈送《确定战略方针制订国防建设计划》的报告。报告说：为了使各军种与各兵种的建设计划步调一致，适应于整个国防的需要，建设计划同整个的国家工业的建设计划密切地配合起来，军事建设能够更好地保障国家工业建设与安全，并使这些建设又能于一旦发生战争时转为军用，彼此之间能有机结合起来，建议首先确定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以制订作战方案（应该有几个），而后根据整个战略方针与几个作战方案，来制订国防建设计划及干部培养和军队训练的方针步骤。4月5日周恩来批示：“上星期六，粟裕同志来和我谈了这些问题。我告他本来拟在‘三反’后，请林（彪）来主持谈谈这类国防问题，然后提中央讨论。现在林病尚未好，拟乘刘伯承来京时期，约集少数军委同志座谈一下这类问题，归纳出几个具体意见，再报中央讨论”。后来军委约少数同志进行了座谈，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当时急需确定的战略性问题。

　　4月10日主持研究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技术人员调配问题，确定调该院技术人员30人，请顾问50~60人，招收学员1100名。

　　4月11日与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军训部萧克部长等一起，和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等，研究军队学校整编问题。粟说：必须采取少而精的办法，办好几个学校。经研究对步校有了初步的方案。军事学院，还是保持原来的状况，增加海、空、政治系，装甲、炮兵系亦在考虑。要集中力量进行军事教育，入学条件要把严，有些干部不适于军校学习者，先学习文化。并确定所有排以上干部都要进军校学习。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军训部萧克部长、总干部部赖传珠副部长等一起研究特科学校问题。粟说：学校统一培养干部，是造成部队统一的较好条件，这样才能完成近代化军队的建设任务。

　　4月12日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陪同下，与朱德副主席一起，视察了位于北京市长辛店的第一战车学校，并接见了该校全体教员和学员。

　　4月18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写报告给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为统一干部的培养和统一教育方针与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建议对军队院校进行整编。报告提出，军事学院增加到9个系。步兵学校，由现在的17所，缩编为总高级步校1所、高级步校2所、步兵学校9所。报告还对各学校的整编及整编后的管理，提出由总参军训部、各大军区分别负责。毛泽东在5月17日批示：“同意。退聂粟”。

　　4月23日听取海军王宏坤副司令员等汇报部队组建及作战、机场建设等问题。

　　4月24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写报告给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就特种兵学校的整编提出方案。报告提出，海空军及各特种兵学校，经整编调整为24所（不含军事工程学院）。

　　4月26日接见军委直属机关赴朝参观团全体同志，并对赴朝参观作了指示。粟说：此次赴朝参观团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是要取得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经验，以作为我们建设近代化国防军的重要参考。

　　4月28日听取防空军周士第司令员汇报，当周谈到编制问题上与苏军顾问意见不一时，指出：苏军顾问意见按他们条件提是对的，但我们意见也对，完全照他们做，要经过一个过程。当前应注意（一）多向顾问学习；（二）防空部队纪律不严，战斗准备不紧张，应予改善。

　　同日听取军训部萧克部长汇报教员训练班问题。在萧谈到步校学员都要毕业了，而新式武器尚未看到过时指示：照现有学校数，分配一个师的新式武器给各校。

　　5月3日听取西南赴朝参观团汇报后讲了话。指出：西南参观团同志反映了朝鲜战争的部分情况很重要，值得很好研究。高级领导机关就应从敌人、自己两方面出发去研究问题。

　　5月4日与国家计委李富春主任及海军王宏坤副司令员等一起，研究海军装备建设和发展问题。

　　5月7日空军王秉璋参谋长向粟裕请示空军作战、训练等问题。在谈到作战问题时，粟说：秉承主席意图，空军要求得锻炼。主席批准在人员装备上损失在所不惜，要取得锻炼。后备力量问题，飞机可用机器一天三班突击制造，但空勤人员不行，这要引起注意，要增加预科学校。航空俱乐部要经常训练跳伞、滑翔，民航可培养轰炸机飞行员。

　　5月9日写信给工程兵副司令李迎希，批复工程兵所报“工程部队五年建设方案及1952年工兵建设预算等事项”。

　　5月9日至10日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起，听取海空军、各特种兵关于五年建设计划的汇报。作战部张震部长等参加。在空军汇报后粟说：空军现飞行团无后备力量，飞机还好办，飞行员是大事。因此航空学校要增加，先增预科总队。空军的分布，须依总的战略方针作调整。

　　5月13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指示空军应开展一个保证飞行安全与消灭飞行事故的群众性运动，启发群众智慧，提高责任感，从政治上、组织上给予保证。

　　5月14日听取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去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等单位了解情况的汇报。

　　5月15日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局停战谈判形势和国内情况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5月16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军委主席及副主席上报了“关于对志愿军补充供应计划”。报告中提出以国内改装之部队赴朝轮换，同时组织干部的轮换和参观，以取得实战作战经验。

　　5月22日听取气象局涂长望局长前往参加世界气象大会前的汇报请示。

　　5月23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签署向军委上报了《全国部队第一期整编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5月24日听取防空军周士第司令赴朝参观前的请示。
 



第58章


　　5月29日在海军军教会议上作了《海军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海防就没有国防，因此，加强我们的海军建设，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海上力量，是万分必要的”。并再次提出“海军当然应该出海，否则就不能叫海军”。海军“应该开到海防前线去”。报告要求“干哪一行就应该精通哪一行的技术。干部要专业化，要成为专家”。“现代的军事技术是非常复杂的，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与科学知识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提高文化水平就成为我军学习技术、掌握技术的先决条件之一”。1952年9月25日《八一杂志》第18期发表了这个报告。

　　5月30日听取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等拟去山东调查的行动计划汇报。

　　同日由东直门内迁回雨儿胡同。粟来京后先住北京饭店，家属到京后即住雨儿胡同。本月15日因故迁至东直门内。

　　5月就青岛军港与商港的划分问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鉴于目前青岛港的现状，建议目前军港与商港共用青岛港。

　　6月3日与重工业部领导商谈军工厂列入五年建设计划事。

　　同日下午，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向粟裕请示拟召开作战会议的一些问题。

　　在谈到作战问题时，粟说：目前我只能打敌中、小机群，打大机群应以友军为主，我配合。

　　6月4日下午，听取海军刘道生副司令员等汇报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后指示：现美苏海空军战斗人员，在整个人员中所占比例较大，我战斗人员所占比例太小。我应尽量压缩机关。

　　6月5日听取工程兵李迎希副司令员汇报五年建设计划准备情况。

　　同日听取防空军周士第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汇报五年建设计划。粟示：今后防空即使在五年建设计划之后，我们不一定能在战略上取得制空权，但必须在战役上、战术上取得优势。

　　6月6日听取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汇报空军情况。粟示：

　　我们部队有一种传统急需改进，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相较，比重太大。

　　6月9日至12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于5月28日写报告给彭德怀并毛泽东及军委，就朝鲜空中斗争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6月2日毛泽东批示，周总理：此件很好。请令粟裕召集空司开会，对此件所提各点提出实施方案。6月4日周恩来批示：请彭德怀阅后转粟裕同志办。粟于6月9日约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及东北空军刘震司令员、华东空军聂凤智司令员，讨论了邓华同志的报告。6月11日，粟裕向毛泽东主席当面汇报了召集空军及有关同志研究邓华报告的情况和意见。6月12日粟裕将召集空军及有关同志研究邓华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正式书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及各位副主席，提出：关于空军作战方针，目前“仍以锻炼为主”，“加强指挥进攻战术，积极寻歼敌人。作战目标以打小机群、中机群为主，避免与敌大机群决战”。关于空军力量准备与建军问题，“主要是飞行锻炼与飞行员补充问题”。

　　同日就彭德怀副主席对调整全国军事学校命令稿提出的疑问，写报告作了说明。彭阅后批：“我没有意见了”。6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调整全国军事学校的命令。

　　6月13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听取了总高级步校副校长杨勇汇报总高级步校情况。并研究确定了军政教育比例和教员、干部等问题。

　　6月18日下午，听取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去山东半岛调查的情况。

　　在柯谈到主张建暴露的海防炮阵地时，粟说：这一问题，希望与柯很好研究。我们有这样的意见，暴露阵地打360度，但制空权五年之内我恐未能取得，因此，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扬火力，一方面又要注意防空，希望柯考虑。粟谈后，柯表示清楚了。

　　6月中旬为推动军委直属机关及各特种兵司令部师以上的干部，学习军事，熟悉现代化联合兵种作战及各兵种战术技术诸元，在粟裕建议下，于6月中旬，上述干部开始在中南海居仁堂听专家讲课。规定每周三上午为上课时间，粟裕亲自参加听课。

　　6月24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毛泽东主席上报了《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初稿》。初稿就敌情估计、建设要求、国防部署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毛泽东于7月18日批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同志：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

　　6月27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就缩减首都防空、空军战斗值班问题，向空军、防空军发出指示信。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就北京市禁航区问题，向空军、防空军发出指示信。

　　6月28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中、朝、苏三方空军作战会议的情况。

　　7月3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就沈阳地区防空部队作战指挥与任务区分，给东北军区发出指示。

　　7月4日聂荣臻、粟裕在装甲兵选调20名女战士拟接受战车训练的报告上批示：“因女同志受生理上的限制，不宜任坦克乘员”。

　　7月5日上午11点30分，听取防空军谭家述副司令员等汇报雷达、高射炮调整问题。

　　7月9日与军校首席顾问谈话，军训部学校管理局李兰麟副局长参加。粟谈了军队办学的必要及我军的传统等。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就1952年防空部队与空军共同作业计划向空军、防空军发出指示信。

　　7月11日听取公安军李天焕副政委的汇报。

　　7月14日听取军事学院总顾问关于学院情况的汇报。

　　7月17日听取空军吴法宪副政委汇报空军五年建设计划。

　　7月19日与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陈赓及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谈军事工程学院筹办中的问题。

　　同日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毛泽东主席上报了《关于动员新兵计划的报告》。7月22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一计划。

　　7月20日就建设航空工业与增强空军后备力量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提出根据空军任务“建议军委对建设航空工业的方针，迅速作明确的决定”。建议“大力进行航空工业之建设，以解决飞机生产与目前迫待解决之飞机修理与备件制造问题”。“为增强空军后备力量，似应多办几个航校。并建议全国各大城市建立航空俱乐部，展开群众性航空滑翔与跳伞运动，藉资帮助空军增加后备力量”。毛泽东于7月21日批示：“我意可以照办”。

　　7月21日听取苏专家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谈防空方面的问题。

　　7月23日、24日晚，毛泽东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总参领导同志开会，批评总参上报中央的材料太少。毛泽东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

　　7月25日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就毛泽东前昨两晚对总参领导的批评主动作了检查。检查中说：您在谈话和会议上的训示，虽没有指名批评我，但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重重地打到了我的心底里，对我的教育很大。在总参工作期间，违反了“每半个月向您汇报一次情况与工作”的指示。7月2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阅。此种检讨很好，“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得多，所以我那天没有批评粟”。

　　7月26日听取气象局涂长望局长汇报整编、“三反”和气象建设等问题。

　　7月28日就中苏双方空军有关领导研究的，三方空军在我东北和朝鲜的作战部署与作战方案，向军委主席和副主席提出报告。关于作战任务区分，报告指出，苏方空军以打击敌f—86为主，担负夜间复杂条件下作战。中朝空军均以反击敌之集中轰炸为主要任务。作战指挥采用集中引导、分散指挥的方式。

　　7月为提高朝鲜前线部队坑道作业的效率，志愿军司令部请求各军成立一个工兵机械连及解决相应机械。经粟与工程兵研究，认为实属急需，但限于经费，目前机械暂予解决半数。为此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

　　8月2日听取海军罗舜初副司令员汇报华东海防情况后说：从国防整个需要看，我设防要依靠自己，依靠大陆，面向海洋，设防尽量往前伸。

　　8月4日接见苏专家副总顾问柯托夫，谈有关我国去苏代表团中，军事组拟与对方谈的装备供应等问题。

　　8月6日为使国内80%以上部队均能取得对美作战的经验，于今日提出入朝步兵队轮换方案，上报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毛泽东于8月11日批示同意。

　　8月9日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彭德怀副主席提出，关于胶东半岛设防的报告。报告包括重点设防的方针、工事构筑的要求、组织领导、准备工作等四个问题。在工事构筑的要求中指出，工事必须能有效抗轰击和发扬火炮威力两者并重，但部分专家及海司少数同志主张“工事的修建，要以充分地发扬火炮威力建设露天阵地，使射界能达到360度”。如此“在我还不能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时，这种工事易被敌空军和海军所摧毁，不能持久易失效能”。8月11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批示：“关于长山列岛等处构筑国防工事的两种不同意见，我倾向于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

　　8月13日就半年来处理海空军、各特种兵及作战、军训等十个单位工作及主要问题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并军委各位副主席。报告中提到为统一全军制度，已从各军抽调一批干部来，负责纪律、内务、队列、警备四大条令的编写工作。

　　8月17日至9月24日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粟负责与苏有关部门商谈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需请苏方帮助解决之问题。

　　9月1日与周恩来、维辛斯基一起前往莫斯科机场迎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

　　9月15日出席中苏双方代表团签字仪式。

　　9月16日与周恩来、刘亚楼（空军司令员）、邱创成（炮兵副司令员）、王诤（通信兵部部长）等同布尔加宁进行军事会谈，研究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具体问题。

　　9月22日代表团离莫斯科返国，24日抵北京，在机场受到刘少奇、宋庆龄等领导的欢迎。

　　10月4日出席部队文化和军事训练座谈会。发言中指出：没有好干部是训练不出好兵的。现在干部钻研技术是较差的。今后文化教育要结合经常工作，结合军事教育，同时要增加换装部队的军事教育时间。

　　10月初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听取军事学院领导汇报。聂、粟同意在当前教员缺少情况下，组织教授会问题可以考虑。

　　10月9日听取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汇报编制、军事部署、工事构筑等问题后指示：今后山东军区任务繁重，则机构宜适当加强。

　　10月11日写报告给军委毛泽东主席及各位副主席：鉴于军委已决定张宗逊任第四副总长兼军校管理部部长，并负责军训部工作，过去由粟负责之军校管理与军训工作，即改由张宗逊负责。

　　同日参加飞机制造厂建设的讨论。

　　10月15日下午3时，出席军委第一次例会。会议决定黄克诚任副总长兼后勤部长，张宗逊任副总长兼军校管理部部长。

　　同日因血压增高（176\/114）休息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仍继续处理日常工作。

　　10月18日根据空联司司令员刘震汇报并与有关方面研究，就当前朝鲜空战中的若干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报告了情况和建议。报告提出：

　　“今后作战方针，似仍以锻炼与配合友军作战为主”，“并早作出海作战的准备”。

　　同时提议即由聂凤智接替空联司指挥，刘震回东北空司。

　　11月12日向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当面请示工作。

　　11月17日向毛泽东主席并军委写报告，建议撤销华北军区一级各特种兵机构与军委各特司合并，今后华北地区各特种兵部队，均由军委各特司直辖。其理由：（1）减少层次；（2）节省干部；（3）节省房屋、器材、经费；（4）使领导机关直接面向部队、深入下层，接触业务。毛泽东于11月19日批示：“周（恩来）朱（德）阅，退彭（德怀）办。请彭照昨晚商定意见拟处”。11月21日，在第四次军委例会上，彭德怀副主席说：“粟裕同志来信，关于华北特种兵并入军委特种兵问题，主席业已批示同意，待下周例会商量一下，如无大困难，即可正式宣布”。此后经第五、第八次军委例会讨论，决定华北特种兵与军委各特司合并后，华北军区编制缩小到3000~5000人。

　　11月21日军委第四次例会上宣读了粟裕致军委的信。信中说米格—9飞机，不能关在仓库内，应采取拼修方针，使之担任近距离城市防空之用。拼完为止，不再购买。

　　11月军委第五次例会决定，成立军委兵役法研究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粟裕、黄克诚等12人为委员。

　　12月2日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一次会议正式批准）。

　　12月12日出院回家，但仍需继续休养。

　　12月19日因病离京赴南京休养。

　　1953年46岁

　　1月7日由南京到杭州。在杭期间，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亦来杭小住。陈几次与粟见面，劝慰粟安心养病。后期楚青由京来杭。

　　1月22日写信给聂荣臻代总长报彭德怀副主席，报告休养情况。称病况比离京时稍好些，但仍不能看书报，稍微思考即感头昏。信尾说：“近曾见诸报端标题，报道我国轻重工业建设时，有暴露具体位置者，有泄国家建设的机密，建议转有关部门注意”。聂荣臻阅后批呈主席及各位副主席阅。毛泽东于2月4日阅后批：“信尾所提，请乔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志处理”。

　　3月16日在楚青陪同下由杭州去福建，17日到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次日去邵武看了莲塘机场情况。

　　3月18日由崇安到南平。军分区摆了两大桌酒菜，粟以身体不好婉拒。

　　3月19日由南平上船去福州，船到水口前，粟向随从人员谈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的情况。到水口后，下船到一个小山包上，向大家讲了先遣队攻占水口的情况。当晚抵福州。在福州期间，察看了福州附近地形及机场，了解了全省交通、经济及敌袭扰情况。

　　3月26日由福州去厦门，当晚住泉州，次日抵厦。住厦期间，察看了厦门及附近地形、港口、农场及高崎机场情况，并了解了周围敌情。

　　3月29日至云顶岩观察金门情况。

　　4月1日由厦门返泉州，2日抵福州。

　　4月6日由福州乘汽车北上。当晚住建瓯。在建瓯看了该地机场。

　　4月7日由建瓯经武夷山到上饶。在福州出发前，粟曾交代上饶火车站不要安排公务车，买散票就行。到上饶后，车站安排一个软卧车厢，粟说，我们用不了那么多铺位，可以卖一部分票，车站工作人员说军车不能卖票。最后车站换了一个铺位少的车厢才算了事。当晚从上饶上火车，8日晨抵杭州。在杭期间参观了富阳国营农场。
 



第59章


　　4月13日偕陈毅司令员、聂荣臻代总长、刘晓、李伯钊等人一起去天目山，凭吊昔日战场。当晚返杭。

　　4月21日去莫干山小住一周，27日下山返杭。

　　5月5日离杭去上海。离开前与浙江省委负责同志谈了话。

　　5月19日离沪抵宁。

　　5月20日与福建省主席张鼎丞一起，览了南京及附近名胜玄武湖、雨花台、燕子矶、盝霞山、采石矶等处。

　　5月29日离宁返京，30日抵京。

　　6月15日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休养以来情况：病况虽有好转，但血压波动大，同时因脑神经问题，迄今仍不能用脑。同时将去南方休养期间，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建议，分三个报告呈送中共中央：（1）《对海军建议的意见》。意见称：“为求得海军实战锻炼、打击敌人的窜扰和支援闽、浙沿海渔民，建议华东海军应轮番派遣小队舰艇至浙、闽（派一个大队到福建沿海）沿海作游击活动，打击蒋海匪之扰乱、保证沿海治安。华东海军主力应尽早向穿山港（有不愿离开上海大城市的倾向）推进，以求坐镇与领导建设该港。南海及北海舰队，亦应不时派小舰队进出海面，以求得实际锻炼”。（2）《福建情况调查报告》。针对闽省与敌对峙、海港受封锁等情况，提出除铁路外，应部署港口、公路、机场的修建，为该省建设和解放金门创造条件。同时还“建议由华东海军派去部分舰艇南下闽省沿海，配合该地之水兵师活动，以打击海上残匪袭扰，并取得海上作战经验锻炼战力”。（3）《有关经济建设的几点意见》。建议严格审查控制基建经费，以保证国家的有限资金，主要用于重工业与国防建设。建设国营农场，“应进一步加强领导，改善经营管理”。军队、政府、企业均要认真学习技术，精通业务，爱惜时间。

　　6月中旬离京赴青岛、上海、杭州等地休养。

　　10月初在上海期间参观了海岸炮兵基地、军舰及造船厂，并派秘书前往华东海军了解情况。

　　11月初到杭州后，听取秘书汇报了在华东海军了解的情况。粟嘱其整理成书面材料。

　　11月28日由杭州至上海。

　　11月29日离沪返京，30日抵京。

　　1954年47岁

　　1月29日下午，去陈毅处谈话。此时，即将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见，陈向粟谈了有关会议的内容。

　　1月30日正式恢复工作。出席军委副主席和各大部领导人联席会议，讨论军委副主席分工等问题。

　　2月5日上午，华东局书记陈毅召集粟裕、谭震林、张鼎丞、曾山等人开会，传达刘少奇转达的中央指示。商妥由张鼎丞、粟裕即去与饶漱石谈话。中午张、粟将谈话情况告陈毅。

　　同日下午，听取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崔田民、副司令员李寿轩汇报。汇报中粟插话说：为什么要保留铁道兵部队？就是因为它有军事后备力量的意义。新的铁道兵要在完成中心任务原则下，进行军事训练。四川、西北均有重要经济与战略意义。四川、西北铁路不通，必须修，你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

　　2月6日参加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

　　2月7日上午，与华东局几位书记陈毅、谭震林、张鼎丞共同帮助饶漱石。

　　2月8日下午，在四中全会会议上发了言。

　　2月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结束。

　　2月11日下午，去华东局书记陈毅处，交谈了上海及江苏干部、工作等问题。

　　2月13日参加“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华东在京干部及调京干部和中央各部有关人员共26人参加。会议共开了7次，2月23日会议结束。

　　同日出席军委第五十一次例会。会议认为把步兵学校改为三级制（即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初级步校），取消现在的高级步校是对的。并决定举办100所文化学校。

　　同日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汇报空军学校和部队情况。粟示：南苑中级指挥员训练班，可与军事学院航空兵系合并，逐渐成为航空学院之基础。空司机械学校与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亦应合并。空军要拨一些飞机给海军（拨多少可研究），或练习海上飞行，以应需要。

　　2月15日在作战部两次上送的有关高干集训的请示上批示：“高干集训，还是请张（宗逊）副总长负责主持更为适当”。“其余各项我都同意”。

　　2月16日下午，听取公安军李天焕副政委关于部队整编和军委高干会传达等的请示。粟示：根据主席指示，军政费不能超过规定，故军队定额一定要减下来，350万完成后，需要减还要减。望本此精神研究哪些要减，哪些不要减。

　　至于拨出部队（指成建制交出）与否，或拨出是否利于国家？亦请研究。

　　2月24日与华东局书记陈毅、谭震林、张鼎丞一起谈华东工作。共同讨论了四中全会的传达和本年华东工作的布置。

　　2月26日出席军委第五十二次例会。

　　3月1日参加空军党委第一届第十一次会议。3月2日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四年来“空军建设的成绩，在各特种兵建设中，要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又指出：“几年来空军大小事故的发生，多半是由于纪律不严。在现代战争中，空军是具有高度技术的兵种，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能保证高度的战斗力”。

　　3月3日听取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等汇报建筑工程部召开会议总结布置工作情况。就汇报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指示：（1）组织机构一定要有，要专司其责，机构究竟要多少人和搞多大，总参谋部不能硬性规定，只能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设防情况、计划营域区之多少，主要与次要、要求工程进度之快慢来确定。具体定额可向各大军区提出，总参予以支持。同时也要照顾各大军区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当定额来。（2）干部、工程师、技术人员的训练问题，一方面要靠地方，但要服从国家的总路线。因地方正在集中力量搞基本建设，不应从地方调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自己来培养、调配。

　　可以先作调查提出意见。（3）作业部队的问题，完全靠工兵负担不了此任务，一定要部分步兵部队参加。朝鲜公路，工事就是步兵搞的。负担此任务对部队也是个很好的教育，不仅是技术教育，而且也锻炼了部队，更熟悉工事的全部情况，至于妨碍训练不妨碍训练，就其本身来说，做工事就是个训练，且修工事的部队也可作为战略预备队。

　　（4）工程质量问题。原则上质量好是第一。宁愿进度慢些，也要质量好些，当然要注意节约。

　　（5）具体部署与总部署结合的问题。山东半岛要全面施工，在前年我们确定四个重点。我们在此四点钉了钉子，即便是敌人打到××，总要考虑屁股上的四个钉子，而我们四个钉子要守得住。工事太多，到处要摆兵，我则无后备力量。有些只注意第一线工事，不让敌人上岸，但如无核心工事也难行。

　　战术配置应与整个战役意图配合起来。（6）关于经费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军政经费不能超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浪费，爱护器材，就是贯彻了总路线。认识必须与实践相结合。（7）战术思想问题。是消灭敌人于海上，还是放开口向后的问题。无疑的，是消灭敌人于海上，在敌人换乘时歼灭之，也是最容易消灭的。真的敌人登上岸来还有第二线，第二线是战略区和统帅部的问题，战术部队思想要消灭敌于海上。（8）关于坑道式与掘开式的问题。此问题曾与顾问有争执，根据我们的情况，必须要采用坑道式工事。有时候因为受地形限制而离开坑道几十步，也不能不算是坑道。我们应该是利用地形，不应该为地形所利用。

　　（9）守备部队问题。应该有一定的守备部队，将来要指定最强的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来守备要塞，战士进入工事。（10）要抓住重点，建筑不要全面铺开。要与党政配合，争取群众支持，工程建筑部门要主动地和各地党政机关搞好关系。

　　3月4日听取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陈锐霆汇报并研究了炮兵整编、学校教育与部队衔接问题。指出：“战略炮兵应归军委炮兵管”。

　　同日在怀仁堂听取了周恩来、陈毅分别传达的高岗、饶漱石问题。

　　3月5日出席军委第五十三次例会。会议讨论了大区以下公安部队的机构等问题。

　　3月8日听取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汇报装甲兵工作情况后指示：部队设装甲部或处的问题，应视其工作情况来决定，能够负担其工作，因地制宜地确定其组织形式。军事工程学院所需之坦克，应尽量满足其要求，因该院是专门研究工程问题的。至于是否需要那样多，待研究。目前部队少一辆坦克影响不大，给院校教学用对长远打算是合算的。为减少外汇，不再增提向苏订购数。

　　3月9日在作战部转呈的军建部关于龙岩浦地区工事修建报告上批示：龙岩浦工事应于今年构筑，以利用志司现存材料，否则将遭损坏。

　　3月12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五十四次例会。会议讨论和议定：同意海军“关于组成练习舰队的建议”。为了加强海军的海上锻炼，规定各种舰艇人员，每周均应下海活动几天，以便逐渐使所有人员都能在五、六级风的海上执行任务。这是粟多次提倡的，并于1953年6月15日正式向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建议的，海军要“求得实际锻炼”的建议得到了军委的正式肯定。

　　3月20日上午，出席了军委第五十五次例会。会议讨论了伞兵师的建设方针和领导关系，并决定将现在的伞兵师名称，改为伞兵教导师。“会议基本同意《军委炮兵1954年度工作计划大纲》，由炮兵党委根据军委例会的意见修改后，请粟裕副总长审查批准”。

　　3月22日在作战部呈送的“关于北戴河禁区的划分”请示上批示：草厂村位于商业区以北，既不是高地可以展望，更不便发扬火力，因此该地似无划为禁区之必要。至其他各区，同意所划禁区范围。请彭副主席、周总理最后确定。

　　3月25日彭德怀批：“同意粟裕同志所提意见。草厂村如无其他特殊原因，亦不应划为禁区。如有特殊军事设备必须为禁区，请（王）尚荣（作战部副部长）报粟批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同意。

　　3月24日在海军《关于建设动力工业的建议》报告上批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既已有141项规模宏大的建设，则在人力、财力、物力及技术方面已很难再增加建设任务。对海军建议是否可采取折中办法，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只进行设计，以便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相机实施建设。彭德怀批示：转国家计划委员会。

　　3月26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五十六次例会。会议讨论了《铁道兵1954年工作计划大纲》。决定由铁道兵按照会议意见修改后“报粟裕副总长批准”。

　　3月27日召集各军兵种及总参、总后等有关部门，研究上海军工厂问题。

　　粟在会上说，军队工厂生产领导归后勤，党政工作交地方。即使军队管，也要采取企业化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军队应服从国家建设，如一旦有战争，打世界性大战，全国一切力量都要动员起来，现在有本位主义就不对。军队需有一定数量工厂，但现在保持了一大套，包袱越背越重，故能交就交出去。

　　3月30日、4月6日两次召集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装备部长万毅、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及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等，研究援越装备问题。粟示：目前越南雨季将到，刻奠边府战役进入攻坚。中央考虑，应改变越攻坚能力，前给其装备之炮兵师应加强，再给其装备一个炮兵师。并充实其师属炮兵营及步兵之火箭筒、60弹。

　　4月2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五十七次例会。决定由粟裕根据会上的意见，负责审核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组建和训练问题的电稿。

　　4月6日听取越南何文楼关于去冬今春敌我基本情况的介绍。

　　4月9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五十八次例会。

　　4月10日彭德怀办公室转来《关于授权大军区首长在重新审查设防地域部署时可修改营的或连的部署的请示》。彭德怀于4月5日批示：“粟副总长，此事请你研究一下，是否应照所述办理，请斟酌。”粟在该文上批示：“因为具体问题主要还是靠各大区及二级军区，因此同意所提意见，以大军区首长可批准设防地域连以下（含连）之部署，二级军区首长可批准排以下之部署。”

　　4月13日召集总参、总后各部及各军兵种首长，讨论1955年对外军事订货研究会议。粟说：我们应支持海、空军，不是看不起其他兵种。我们到1957年只训××××个飞行员，万一发生战争则驾驶员不够。营房建设，特别是机关营房建设应少建。疗养院也可少建。国家有限的钱要用于前方建设上。

　　4月15日召集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研究空军订货问题。粟说：我们是以有限的经费培养部队，可否在群众中间搞航空俱乐部、跳伞等，变群众性运动，无形中成为空军预科学校。应尽量维护海、空军，在现有基础上集团提高。

　　4月16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五十九次例会。

　　4月17日毛泽东主席就越南军事部署事，批示黄克诚、粟裕：“（1）可照韦国清（我国驻越顾问团团长）、粟裕新提意见办理，彭（德怀）电可不发；（2）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刘（少奇）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4月23日出席军委第六十次例会。会议“批准粟裕副总长审定的关于1955年对外军事订货的预算”。

　　5月6日召集海军、空军、防空军及总参有关部领导，讨论加强海军空中及防空力量，和东南沿海作战问题。粟在会上说：海军顾问提出加强海军问题，计划太大。我无重工业，无透平机和高速柴油机厂及燃料，只能以一定经费来建设。现应采取先艇后舰的办法，先装备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可能以更多钱建设海军，主要训练、培养干部，以现有舰艇作训练用。要建设强大海军，需有强大的重工业。要既强且大，需5~6个五年计划。

　　海军只在岸上搞，到海上就头晕眼花、失却战斗力就不行。海军要逐渐加强海防作战，还要练习两栖作战。执行国家第一任务，即保障海上安全，肃清海匪。海军主力推至穿山、舟山，再向东南推，出海就较安全了。为加强海军防卫力和空中掩护，要拨一部分空军给海军，加强舟山、穿山；拨一部分防空军队给海军。空军今年主要集中全力搞复杂气象飞行，明年要搞海洋飞行，如不搞海洋飞行，不能保证领空安全，要击落敌机于海上。关于陆战师，我曾向萧（劲光）司令员提过，考虑海军建设任务繁重，目前海军可建设一登陆部队作基干，首先将水兵师拨海军，陆军另成立一水兵师。将来打台湾不仅要大量海军陆战队，而且要大量空军陆战队。

　　5月7日至22日听取公安部队领导汇报公安部队情况后指示：公安部队一方面要紧缩机构，另一方面又要能与地方军区结合担负任务。两支力量如何结合？应考虑在省军区下面有公安部队处。

　　5月7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六十一次例会。

　　5月14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六十二次例会。

　　5月18日为加强海军训练与实战结合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提出：
 



第60章


　　（1）华东海军推进到定海、石浦地区。（2）配合海军特种兵部队建设，从空军抽调一个歼击机师，和×架杜—2轰炸机，及将水陆坦克教导团拨给海军，并拨给海军部分高炮、探照灯等部队。毛泽东于5月19日批示：“照办”。

　　5月19日上午，出席高干集训班开学典礼。晚19时去刘少奇副主席处。

　　21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访。

　　5月28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六十四次例会。

　　5月31日在军训部上送的《关于抽调干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总结问题》请示上批示：按原计划进行，请黄克诚、张宗逊副总长考虑决定。

　　6月1日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副主席，就今晨在大陈岛以北发现大批美舰、飞机，并已转告华东“对当面之敌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

　　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坚决予以还击”。毛泽东6月2日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退粟裕”。

　　6月4日下午，与总长顾问会面，向其介绍了总参情况及建军情况。粟说：中央军委下辖总参、总政、总干、总后各部，工作的归总在总参。因此总参谋部工作比较繁重。现代化建军刚开始，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工作。部队一方面整编训练，一方面国防备战，一部分还参加经济建设。我军建设是在不妨碍我工业建设的条件下进行的。干部培养训练是我们工作中心的中心。我国工业落后，国土大、海岸线长，陆军仍是决定力量。同时因没有工业，海军建设不可能快。

　　今后重点是步兵，相应发展空军。今年部队要复员，数量减少质量提高，在此基础上发展。工业不发达、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帝国主义作战，初期一般是采取守势，使工业发展，求得最后胜利。为此要详细研究发展的速度和比例。

　　同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六十五次例会。

　　6月7日与苏专家顾问团副总顾问谈话。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

　　同日就上周苏军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奉该国国防部委托，向粟提出了征询，中国是否“建设一支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粟裕给军委领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写书面报告，提出意见：从财政方面考虑，目前很难建设此种部队。

　　我已订建设计划尚需巨资，“如果再建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不再增加军事预算，则势必大量削减现有空军力量，对国家防空很大减弱，而轰炸机部队在无战争情况下，除训练外，耗费颇巨。因此，我们意见还是不建立”。毛泽东阅后批陈云、邓小平阅。后来我国领导研究决定，同意粟裕的意见。

　　6月9日就苏联拟以85高炮交换我美日式高炮援越一事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副主席。粟认为：苏“怕炮落入敌手涉及政治影响”。毛泽东于6月10日批：“粟裕同志：最好照苏联同志意见办，如果美日式高炮炮弹能由我国仿造供给越南的话。因为不论从保密或对外政治理由都以这样办为好”。

　　6月10日上午，拜会陈毅。

　　6月11日听取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汇报去汉口了解的中南空军几个师的情况后说：加强政治领导是必要的。同意党委书记不必一定要政治委员当，应以该干部政治开展、思想健康来决定。空军第二、第三年的经费，不能超过平均年度外汇开支。在无战斗情况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轰炸机部队比例应减少。上海防空问题，夜间复杂气象训练问题，应在全军选择技术较好的部队进行训练，至年底有若干夜间复杂气象飞行员。整个空军还有些未经过战斗锻炼的部队，今后可以二个师部队轮番作战。陆战师隶属关系仍归空军。

　　6月15日听取我国驻越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等关于越南情况的汇报。

　　6月22日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副主席写报告，针对台湾空军装备f—86飞机102架，有向我闽浙沿海及上海等地进行袭扰之可能，为加强浙江海空军警戒活动，求得实战锻炼，建议抽调一、二个空军师到浙东，并在路桥修临时机场，以适应当前斗争。上述报告7月上旬经毛泽东批准后，即进行了具体部署。

　　同日参加有各大军区及某些省高干集训的负责人参加的军委会议，研究大区划分问题。

　　6月23日在作战部报送的“请示参加青岛、威海卫地区的战役战术勘察”报告上批示：“原则上可以这样计划”。

　　6月25日遵刘少奇副主席的指示，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择要向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分别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及全军装备情况之现状，五年计划及远景、存在问题和措施作了扼要报告，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工作情况。报告最后建议：“鉴于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投资于重工业，不可能抽出大量经费用于国防建设。根据目前国际形势，三五年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虽不大，但为预防战争一旦发生，有备无患，应以有限之军费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我国陆军已有相当基础，但海空军尚年轻，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在空军建设中，则应以重点置于加强防空歼击机部队，才能保持我工业基地不受轰炸，并使我有现代装备的大量的陆军部队在空军的确实掩护下，发挥其最大作用”。

　　同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六十七次例会。

　　6月26日写信给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成钧、谭家述等，就防空军上送的周士第在防空军党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四年来防空军工作总结和今后防空军部队建设上的若干基本问题》报告，提出“请照6月25日军委第六十七次例会决议办理”。

　　6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前来请示几个问题：（1）苏军及东欧油船先后被台湾海军扣截，故拟改变航线，走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不靠新加坡，而靠海南岛，进南方港口。（2）海军拟第三个五年计划搞到30万吨。其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粟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1）改变航道，原则上同意。可以报告中央，请中央政务院考虑。（2）30万吨是否大了些。军费或许不会增加，你们要作两种打算。（3）蒋军可能在f—86训练完毕后对我进行报复，为此要加强战备和增加空军力量。已建议中央再抽调两个空军师去浙东。增加海空军力量，既锻炼自己部队，又可给敌以打击。空军逐渐在海边飞行锻炼，亦可掩护海军。

　　（4）今年接收的装备要很好保养和学习技术，要发挥新装备的战斗性能。

　　（5）编制问题，请军务部很快研究。部门虽不可缺少，人员可以紧缩，短小精干，让干部去训练，提高业务。现在就是要以质代量，精兵主义。（6）海岸炮阵地暴露隐蔽问题，苏联顾问强调打360度，事实上不需要，应强调隐蔽。炮阵地海空军都要有自己的工程师。

　　7月8日因脑眩晕、胀痛、血压不稳，遵毛主席的批示，赴外地休养。行前将彭德怀不在京期间（彭于4月28日离京，7月10日才能回京）工作情况，给彭写了一份报告。同时对全国军区的划分，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彭参考。并将6月25日致刘少奇报告送彭一份。

　　同日动身赴青岛休假。到青岛后即派秘书到海军快艇大队、潜水艇大队、海军学校等单位了解情况。

　　7月18日陈毅于今日到青岛。下午在游泳场晤见陈。

　　7月19日上午，拜访陈毅。

　　7月22日总参谋部上报了“为执行对台湾蒋匪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7月31日军委军事会议批准）。8月5日总参谋部上报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草案）。这两个报告是粟5月18日、6月22日报告的落实和发展，也显示了中央对台作战采取了积极斗争的方针。

　　同日上午，与陈毅等一起乘天目山号轮船到崂山湾游览。下午3时返回青岛。

　　7月29日夜，拜访陈毅。

　　7月31日为纪念八一建军节27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文章。文章说：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了我军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伟大历史转变。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反对保守思想、骄傲自满和不认真学习技术的偏向”；“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保持和发扬我军革命的优良传统”；“必须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纪律、统一制度，严格军事纪律，贯彻各种条令和制度”；“必须从各方面响应和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8月17日华东军区军人代表大会选举粟裕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21日由青岛动身于22日返抵北京。

　　8月23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书面报告，正式恢复工作。

　　8月26日向彭德怀副主席书面报告了《关于派苏学习的学员表现》情况。

　　8月27日出席并主持了军委第七十六次例会。

　　8月30日在作战部上报的《关于山东设防部署及施工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成立长山要塞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岛。其建制属海军，暂归山东军区指挥，此点拟报军委批准实施。”

　　9月3日出席并主持军委第七十七次例会。

　　9月9日至26日参加以彭德怀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任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赴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参观原子爆炸演习。同去的有刘伯承、陈赓、许光达、刘亚楼、邓华、陈锡联、宋时轮、周希汉、王尚荣。演习结束后到莫斯科访问三天。粟裕主持起草了参观总结。

　　9月27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于9月27日任命粟裕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观庆祝国庆阅兵和首都群众游行及焰火晚会。

　　10月5日听取驻越顾问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汇报在越工作情况后指示：越南工作要加强，武装一定要抓紧，要巩固胜利，必须加强军队。只有如此，中越关系亦会更加巩固。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认识。责任是艰巨的，又是光荣的。

　　10月7日下午4时，列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统帅机关称号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2）国防委员会不属政府、也不属党。（3）建立军委的集体领导体系。建设现代的武装力量，组织人民的军事训练，这是军委的主要任务，应争取一切时间来完成此项艰巨任务。

　　10月上旬总参谋部召开队列、动员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指示。

　　10月8日陪刘伯承、贺龙副主席，偕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动身赴外地勘察。原定坐专列赴沪，到车站后，苏方提出不愿坐车，要坐飞机走。外事局感到很为难，请示粟裕，粟毫不犹豫地让外事局对外宾说：为保证两位副主席的健康和安全，我们要坐车走，至于你们如何走，我们可以安排。

　　后苏方乘飞机先到上海参观访问。粟陪刘、贺于10日上午乘火车到沪。

　　10月11日陪苏方来宾在沪参观。召集华东军区领导开会（未请苏方参加），研究攻占上下大陈岛的作战部署。

　　10月12日陪刘伯承、贺龙副主席及苏来宾一行，由沪乘飞机赴青岛。当天视察了海岸炮兵阵地。

　　同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军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中国旅顺海军基地撤离。

　　10月13日陪刘伯承、贺龙副主席及苏来宾，从青岛乘飞机回北京。

　　10月14日陪苏来宾抵中南军区，听取了军区汇报。10月15日赴四十二军一二六师参观。10月16日返京。从外地返京后，粟即听取了安东诺夫等人的意见，并上报军委领导。

　　10月18日出席毛泽东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

　　10月19日参加朱德主持的与苏安东诺夫所率代表团意见交谈会。苏海军上将乌拉第米尔及工兵上将加利斯基谈了苏方参观印象及意见。

　　10月21日上午9时，列席军委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军委组织、分工及军队建设发展上的重大问题。会议在讨论苏军事代表团所提建议后决定：“关于今后武装力量的发展和装备计划问题，确定由贺龙同志负责召集徐向前、粟裕、赵尔陆、万毅、苏静、封永顺等同志进行全面研究，具体计算，拟出几个不同的实施方案”。

　　10月22日召集总部及总参各部传达21日军委会议精神，并研究接收苏军安东、旅大装备问题。粟在会议上说，军委组织决定了以下几点：（1）实行兵役、薪金、服装、军衔新制度，颁发勋章、奖章。（2）国防部职责、分工、机构，要有副部长。（3）任命实际工作的总参谋长。（4）要有防化学部。

　　接收旅大装备须有几个方案：（1）全部接收，逐步实现。（2）部分接收及能实现年限。（3）小部分接收及能实现年限。

　　10月23日上午，出席军委第八十二次例会。会议根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撤销，及毛泽东10月8日批准彭德怀10月6日的报告，10月9日军委办公厅已发通知，决定军委机关改变名称，各总部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10月27日军委办公厅据八十二次例会决定又重新发了通知。

　　10月27日会见苏专家顾问团副总顾问康德拉契也夫，谈安东、旅大装备接收等问题。粟表示接收安东苏军装备，我已作准备。接收委员会以刘亚楼为主任委员。东北空军、防空军亦有人参加此委员会。康通报了苏方以哥雪夫为首的交接委员会来安东作装备交接。粟说：接收旅大委员会范围要大一些，还包括政府系统，须待国务院、国防部研究确定。具体人选总参谋部已开始考虑。因旅大战略地位重要，须保持旅大苏军原有力量，不能削弱。另外我对旅大苏军具体编制不了解，希望提供现有编制材料，以便按中国情况确定合适编制。在谈到苏军军事代表团所提建议时，粟说：现我正研究装备的可能情况，来考虑战略部署。

　　要依财政、生产、技术可能，各方面平衡起来才能得出结果。

　　10月28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粟裕同志所拟的‘接收安东装备的具体方案’。至于旅大的装备，待了解具体情况后再作考虑”。同意今冬在山东举行集团军进攻战役首长司令部演习。

　　同日听取装备部部长万毅根据苏建议和我国内实际情况匡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装备方案后指示：要考虑财力、技术力量、器材供应的可能性。

　　10月29日接见苏专家副总顾问康德拉契也夫。康代表总顾问提出了总参供给顾问材料规定中，没有作战计划，是否对顾问不信任？粟当即作了严正答复。粟说：你说的规定，我尚未看到，但我们绝没有对顾问不信任的态度，信不信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顾问要材料要经过一定组织手续，经首席顾问要，不能随级乱要，以利保密。与康谈话后，粟将谈话情况报告了军委领导，他们均同意粟的答复。
 


第61章


　　同日上午，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八十三例次会。

　　10月30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五次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提议，应有一个军委委员注意空军、防空、防原子（徐向前），一个注意海军、海防（贺龙），再一个注意军工生产（聂荣臻）。会议“同意邓小平同志转来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关于各军事机构的人员名单，并由邓小平同志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同日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汇报接收安东苏军装备情况。

　　10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副秘书长萧向荣。国防部副部长：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总参谋长粟裕，副总长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副部长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副部长周纯全、杨至诚、陈再道、阎揆要。

　　此前，毛泽东主席亲自找粟裕谈话，向他传达中央拟任命他为总参谋长的决定。粟表示自己不能胜任此职。毛泽东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并说：“不过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

　　11月2日上午，粟裕列席军委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奖章条例（草案）》第十五次修改稿。

　　11月3日下午，列席军委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草案）》。

　　同日就十五年远景（1953~1967年）计划总指标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军队建设两种方案，对装备部部长万毅作了面示，对其中若干数字作了修改。

　　11月4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九次会议。会议决定：“军委会议制度业已建立，确定原有军委例会处理的各项具体业务，由总参谋部主持的联合办公会议处理”。

　　同日在中南海永福堂参加陈毅召集的几个单位商讨军事工程学院问题的小型会议，同时谈了安东苏军装备接收情况。

　　11月5日至6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军队建设计划的两个方案，和15年军队建设计划总指标，及安东诺夫的建议。粟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编制五年计划应根据财力、工业生产力、技术能力及政治、经济等条件，以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工业布局等情况。依上述可确定我们的战略方针、主次战场的布置。根据国情及交通条件，目前部队装备只能适当加强，但不宜笨重。太笨重影响机动，太笨重使力量分散。

　　而各兵种都应有自己的突击力量，解决主要方向的战局。各军、兵种都要注意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炮兵、装甲兵要注意到，要有统帅部突击力量，否则很危险。

　　军队建设重点放在空军。空军用于主要战场，防原子轰炸，掩护海军作战。陆军无空军掩护也很难发挥威力。在强调空军为全军建设重点后，粟又对海军、陆军各兵种的建设重点、计划提出了意见。会议经讨论后，制订了《五年计划纲要》

　　（草案分两个方案）。草案中提出：“力求保证全军应以发展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为重点。陆军以发展炮兵、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重点。海军以发展潜水艇和鱼雷艇为重点”。1955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肯定了上述方案中提出的建军重点。

　　11月6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十次会议。会议决定：“同意越南提出增派军事顾问的要求。增派的人数和人选，由粟裕同志和陈赓、徐立清、韦国清等同志商定”。

　　11月7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名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1月8日下午，列席军委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军区划分方案，由粟裕同志邀有关同志于11月20日作出一个初步方案，并由总干部部先按几个不同方案，考虑各军区主管人员的配备”。

　　11月9日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同日接见苏专家副总顾问康德拉契也夫。在谈了山东半岛演习等问题后，副总顾问提出，总参制定的供给顾问材料的文件，请能作某些修改。粟说：该文件是在8月份制定下发的，我正在休假，最近我看了此文件，感到并无不完满之处，是你们理解上的问题。这个事情我已报告军委诸同志，他们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认为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虽然工作积极但个性强些、主观些，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理解，且亦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向顾问保密，那就不会给任何文件。今天我受命代表军委、国防部初步谈一谈，如欲再弄清，还可以再谈。副总顾问最后不得不表示，总长讲的精神他明白了，他表示满意。认为“误会”可以澄清了，并表示回去后向总顾问转达。

　　11月10日会见苏专家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彼提出国防部长与国防委员会的关系及十位副总长分工等问题。粟作了回答：关于国防部与国防委员会关系问题，对我们也是新的问题，因国防部是第一次成立。中国的国防部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防部，又不同于苏国防部。我可把顾问的意见报告国防部彭部长，或者转告彭与其他几位副主席，如他们同意，可以定一个时间谈一下。

　　至于十位副总长，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副总长张宗逊做原来的工作，主要管军训、军校，将来作刘伯承助手，搞训练总监部，实际上不能照顾总参谋部的工作。第二副总长李克农管三个情报部门。第三副总长陈赓，可以70%力量搞总参，30%力量搞军事工程学院。第四位王震仍管铁道兵。第五位许世友，管华东，即使华东军区撤销，仍管沪杭甬警备工作。第六位邓华，因东北系主要战场，故不能来。第七位彭绍辉，西北工作结束后来，主要搞军事科学研究部。第八位张爱萍，拟调来。第九位杨成武，想调出来，但须另找京津警备司令，现仍不能来。第十位韩先楚，现在军事学院学习，要两年半毕业后再来。如此副总长仅一张爱萍100%，陈赓大部分时间在总参。其他同志虽不能来，但今后考虑问题，可不仅从本单位而且可多从总参谋部方面来考虑问题。彼又提出刘伯承领导的训练总监部和叶剑英领导的武装力量监察部，其相互关系和工作联系如何。粟说：军委考虑，军队训练、出版、科学研究战史等部门，均由刘院长之训总来管。至于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队各方面工作的检查，各方面的工作执行程度都要监察，入城后官僚主义严重，故监察工作极重要。

　　11月11日就总参供给苏顾问材料事，与苏专家副总顾问再次进行了交谈。事后给军委领导写了报告。

　　11月13日上午，出席并主持军委第八十四次例会。会议决定：由于军委会议已经建立和军委对各部的管理已实行分工，因而原来的军委例会已无存在必要。今后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均提交军委会议讨论决定；属于行政性和业务性的问题，则分别由总长、总政主任、总后部长等自行解决，如关系到几个部的问题，则由主管首长召集会议（不定期），有关部门首长参与，共同商量办理。

　　11月16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同意分别成立各军委委员的办公室”。“确定1954年12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全国军区的划分问题，由粟裕同志准备报告”。决定“彭（德怀）离京参加演习期间，军委工作由聂（荣臻）主持”。

　　11月23日下午，列席军委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基本同意《1955年陆军军事训练计划》方案。

　　11月24日上午，主持讨论增派越顾问团的组织与工作问题。总干副部长徐立清、驻越顾问韦国清、邓逸凡等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粟示：出国工作人员是党最信任最光荣的。可采取轮换制。对出国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他们的级别、家属安排、小孩入学，由总干解决，并应首先照顾。

　　同日下午，听取空军王宏坤副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汇报空军建设训练等问题。在谈到训练时粟示：原则上以保持训练飞行员为主，除防空任务外，到1956年不给空军多大战斗任务，明年全力以训练复杂气象和训练干部为主，并以部分力量学习海岸飞行。飞机尽量利用旧的。空军后备力量的问题，造一架滑翔机1亿~3亿（万），先搞航空俱乐部让人参观，明年从北京开始。

　　同日防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向粟请示100门高炮进口安排和训练等问题。

　　11月25日代总顾问乌尔巴诺维契来拜访。

　　同日听取铁道兵王震司令员汇报部队组织及任务情况。粟示：（1）成立军部还是指挥所，请再研究一下，向军委提出；（2）赶修铁道问题，主要是鹰厦及玉门，后者解决油料问题；（3）复员问题，没有发展前途的老兵应动员复员，干部有些亦如此。

　　11月29日下午，列席第十四次军委会议。会议确定12月15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在12月份打下一江山岛或南麂、北麂岛。因美蒋签订协议的活动又积极行动起来，并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会议确定对华东沿海的行动问题，请粟裕同志根据彭在会上所谈意见，用电话告诉华东军区。

　　12月2日与陈赓一起听取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副司令员徐德操汇报国防工程进展情况。粟示：连云港以北可多下些本钱，其次是京沪杭。先确定明年作业数目。先重点后次要，根据毛主席批准的计划进行备料。火炮两用阵地，应以85炮来设计。防原子弹设备，主要是屯兵处、指挥所、主要火力点。

　　同日下午，接见苏专家顾问团代总顾问及空军顾问。粟在谈话中说：形势需要我们大大扩大和加强我们的空军，今后除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技术外，还要培养空军后备力量。由于受经济限制不可能大量扩大空军，只能注意培养后备力量。希望顾问同志对这方面多提些意见，因我们毫无经验。飞行部队由于纪律不严发生事故很多，希望顾问同志对学员要求要严格些，不要客气。现代战争复杂，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能有统一的行动。

　　同日就华东作战问题，发电报给华东军区许世友副司令、唐亮副政委，提了三点意见：（1）“我军作战行动的目的”，“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解放沿海岛屿，之后继续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完成全国的解放”。目前的作战行动，“只是我军的作战步骤，不能理解为对美蒋斗争的目的”。（2）“攻占一江山岛或披山抑或其他岛屿，由你们据实研究决定”。“能争取于本月20号左右实施为最好”。（3）“望你们与各军首长详细研究，周密部署、充分准备，在实施攻击前不宜过早实施大的轰炸与炮击，但在真正实施攻击时须有足够的炮火准备和轰炸，以达破坏敌工事，摧毁敌守备力量”。

　　12月3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同意粟裕同志提出的接收旅大物资的分配原则，即通用物资由军委统一分配，各兵种专用物资由各特种兵接收。并确定以萧劲光同志（国防部副部长）、邓华同志（副总长）为接收委员会正副主任，统一负责接收工作”。会议还决定：“加强潜艇战斗训练”，“请贺龙、粟裕、陈赓同志注意检查海军准备情况”。

　　12月4日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关于接收苏军安东装备的报告。总参张爱萍、陈赓、邓华副总长，总政甘泗淇副主任，总干徐立清副部长等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粟对安东接收工作作了评价，并提出了旅大接收工作的意见。他说：安东接收工作做得很好。政策、原则方针明确。请苏党、国防部照顾我们的困难，我们需要的装备留下，不需要的请他们运回去。他们提出临走将军衣留下这个难题，我们请他们带回去，请国防部代为销毁。旅大不是马上接收，应立即准备的工作是：除军委指定萧、邓外，建议总政再出一人参加，各兵种亦应有小委员会。目前急需派去人员，各单位组织视察组去视察。先成立一个接收办事机关驻在旅大，便于接洽解决问题。各兵种首先派人去学习不能掌握的东西，派去的人员要能掌握技术，要三个月学完才行，否则接不下来。我们准备3月底4月初开始接收，先去的人了解情况，可作骨干。翻译各系统自配。后勤部要去，营房统一调配，各部不得搞疗养区。工程部门、要塞部门，凡有的都要去接。各部在年底准备好，否则来不及。

　　12月6日至7日主持研究接收旅大及相应部署调整问题。陈赓、张爱萍、邓华、黄克诚、萧劲光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空军、海军等单位汇报了接收准备情况。粟在会上指示：调××兵团部、××军去旅大。原则上按各兵种分别接，接后再恢复原来状态。有多少装备转多少步兵。空军成立军部。海军确实需要加强，成立三个舰队或军区。炮兵，同意成立集团军军属炮兵，作为示范部队。再组织几个军属炮兵亦同意，但不增加外汇。机械化师，先搞两个。组织机动兵团。

　　12月8日根据与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多次会议讨论结果，今天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接收旅大防卫区工作方案》的报告。12月11日军委十六次会议决定，除××军及××师不宜调出外，余同意此方案。

　　同日会见苏专家副总顾问康德拉契也夫。康奉调回国，前来告别。

　　同日在作战部送呈的《对国防永备筑城建设计划的建议》（作防46号）上批示：“全国整个工事究竟需多少，待明年进行再次勘察后再定。但明年之工事构筑仍照原计划进行，以免影响工作进度有所浪费，但必须加入原子防御诸问题”。

　　12月8日、9日召集总部及各大军区领导，讨论大军区撤销及军区重新划分设置问题。粟说：要把现有大军区撤并撤销，才能加强军委机关，抽出干部训练，以短小精悍机构担负指挥任务。划分军区主要根据现在军区和将来战场。并介绍了制订方案的过程及初步方案。

　　12月9日上午，出席国防委员会会议。

　　同日就接收旅大防卫区的工作情况，写报告给军委。

　　12月11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关于陆、海、空军给养、辎重、被服供给标准及军官被服标准。

　　同日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12月9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12月14日下午，列席军委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在讨论到关于全国军区划分方案时决议：“大家认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62章


　　（1）便于平时进行战场建设，战时统一指挥；（2）便于军委集中领导；（3）便于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军委各机关和进入学校学习；（4）应注意到每个军区在进行战时准备工作时，担负任务的大小、交通运输、后方仓库是否便于统一安排，防空工作是否便于统一指挥，以及不会将原来的军区划分的太乱等条件。因此，基本同意粟裕同志所提的第一方案，但应稍加调整。如苏、浙、闽、赣、皖划归一个军区；湘、粤、桂划归一个军区；江苏军区不兼沪、杭、甬司令部而专设上海警备司令部。河北、山西省军区隶属北京军区，并以北京军区兼京津卫戍司令部等，较为适宜”。

　　12月17日至29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有军委委员、各大总部负责人，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人等共50人参加。会议讨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军官薪金制三大制度和全国军区划分问题。总结了195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研究了1955年的军事训练方针。会上粟裕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报告。报告首先阐述了军区重新划分的必要，然后提出了划分军区的六个方案及军区任务和职权、各特种兵领导关系。并将第一方案与其他方案比较后，提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经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粟裕提出的第一方案。

　　12月22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原子时代陆海空军建设方针》的建议报告，提出：“为了比较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原子袭击，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工业在战时仍能发展生产和再生产，为了掩护我国的强大陆军有效地进行防御和顺利地开展进攻，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以及为了掩护海军的作战和活动，均须有足够的空军参加作战，为此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报告还对陆海军的建设，提出了方针性的建议。建议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陆军应以发展统帅部预备队炮兵为重点，以便集中使用于全国主要方向。部队炮兵必须装备有快速运动能力的火炮，以便协同步兵和坦克迅速堵住由于原子弹爆炸而形成的裂口，并对付敌人的空降部队。坦克和自行火炮亦须加强，这对于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机动防卫和反登陆作战均有极重要的作用。对于粟裕的这个报告，彭德怀在1954年12月2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中说：“有同志提出国防工事构筑的方针问题，在原子战争时代军事建设的重点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重要的问题”。“重点建设问题提出后，有些兵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军委接到几个兵种的建设计划，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些计划，留待军委以后分别研究”。

　　12月25日在国防体育俱乐部《关于建立我国滑翔机制造厂和滑翔学校计划草案的报告》上批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航空体育运动，不仅对空司本身有极大好处，对国家航空后备力量的积蓄与增长亦有极大帮助……请空司切实研究与国体商洽进行”。

　　12月31日在《关于1955年战役训练的建议》报告上批示：“已与陈（赓）副总长谈过，同意其意见”。

　　1955年48岁

　　1月3日下午，主持研究关于赴苏参加防空会议的会议，参加人有徐向前、陈赓、刘亚楼、杨成武、成钧、王尚荣等。会议决定了前往苏联参加1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范围防空共同措施及计划问题会议的人选。

　　1月4日上午，列席第十八次军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出席苏中联合防空会议人选：确定由陈赓同志率领王秉璋、成钧和专门业务干部数人参加，请粟裕同志草拟报告呈中央批准”。粟于当日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会议还讨论了军区重新划分后，各军区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

　　1月5日听取总参三部部长李涛汇报该部情况后，就汇报中提出的问题指示说：原子战争时代，原子空袭危险很大，要有准备在战争时能继续工作。因此考虑在××、××间再准备一个技术部门很有必要。人员既要精干，又不要影响原来工作。现在工农干部子弟的学生已有文化知识，可从中选择适合此项工作的。

　　1月6日上午9时，联络部罗青长、马次青、毛诚来谈联络工作情况，粟裕听了汇报后说：关于工作方面（1）交通问题是个大问题，重要情报如能及时则为无价之宝，如失去时效则毫无价值。对亚洲当前的情况应弄清楚，直接建立关系固然有困难，但可用多角测向、交绘的办法进行之。（2）纯洁内部问题，如平时不注意，到情况紧张万一出了问题则成大问题，因此应予重视。（3）与苏联交换情报关系的问题，我考虑如把组织关系全部交给他，恐怕不一定好。

　　1月7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十九次会议。

　　1月8日参加军委会议，讨论编制军衔。

　　1月10日向军委委员彭德怀及周恩来总理，转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提出的“关于抽调铁道兵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管理黎湛、鹰厦铁路问题的请示”。并表示同意王震提出的意见。

　　周总理于当日批示：“原则同意，请王首道（交通部部长）同志约集王震、滕代远（铁道部部长）两同志，面议具体合同若干条，作为双方遵守的根据，呈送国务院批准后施行。抄告彭、粟、王震”。彭德怀于2月12日批示：在沿海各省均应有计划的安置具有战斗经验的人员。

　　1月11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军队装备和物资保证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海军航空兵建设的方针和内容；（2）海军舰艇建造规模，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与第二、第三个计划的衔接问题；（3）公安部队所需舰船与海军的关系。报告最后说：关于海军建设问题，军委尚未组织讨论，亦未给海军批示。“我联系到国家15年建设远景计划，计委去年已开始编写，对军队的装备建设亦应有相适应的计划，俾供中央统一安排。故请军委一并考虑，提出今后全军建设指标数字，以便交财务、后勤、装备计划等部门及各军种、兵种分别着手编拟计划，适时供给中央统一考虑”。彭德怀批：印军委委员准备讨论。

　　同日就缅甸及我国军事代表团互访一事，写报告给军委委员彭德怀和总理周恩来。周恩来于1月11日批示：“退粟裕办，我方代表可俟他们来后于今年下半年定是否再派去。缅代表团拟访问的范围，上次同粟总长通电话时，只提到参观一定范围的军事学校，请总参提出计划送军委并中央审批。”

　　1月12日下午3时30分，听取驻苏使馆武官石侠、张瑛谈向苏订货及使馆武官工作情况。当张问到国内军事建设、部队训练的原则时，粟答：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训练着重于防原子，防化学武器情况下的部队建设。1月13日，粟就石侠、张瑛所谈的问题，写了《驻苏武官石侠面报的几个问题》，报告了中央军委。

　　同日召集各总部有关领导，听取赴旅大视察组汇报后指示：旅大是东北的一个部分。现在是有什么接什么，但接后是否需要这么多，以后再考虑而定。如机械化师是否放在旅大？机场是否需要××个？北海舰队究放在何地？旅大在中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因此陆、海、空军修建都要以此来考虑。我们现在缺乏就地取材克服困难的精神，艰苦奋斗已不如前。旅大建冷库不必要。建设项目，原则上已动工的继续建；仅设计没有动工的不搞；已修建没有必要的改作他用，房子全部冻结。将来各军种、兵种及总参、总后、国防部实地勘察后再定。

　　1月15日就装甲兵司令部所拟《军区装甲兵部首长工作职责范围》批示：

　　“军务部研究是否可行”。

　　1月18日我军解放一江山岛。自去年12月11日，毛泽东批示，要彭德怀、粟裕考虑攻击一江山岛“时机是否适宜”后，粟提出他亲自到前面看看，彭未同意。彭、粟遂通过召集有关军区来京汇报，和直接打电话向前线了解情况，并认真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可以打这一仗。经报请毛泽东同意，复电浙东前指，同意攻击一江山岛，但必须充分准备，要在气象良好确有把握时进行，攻击时间可自行选择。1月18日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发起后，粟裕又多次指示前指：部队上岛后要利用地形设法固守；要加强防空，构筑工事；疏散隐蔽船只器材，防敌海空反扑。1月19日胜利解放一江山岛。

　　同日在空军《关于中央体委创建滑翔学校、制造厂经费拨付问题的报告》

　　中，要求在1955年拨给经费170亿（万）元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假使黄秘书长亦无意见，转呈贺副主席”。黄批：“照办”。

　　1月20日听取情报部刘少文、张挺汇报后说：我们作为军人，军事政策应随时准备打。编制是需要的，但是根据工作任务的需要和发展而制定的，其变动也是有可能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之，应短小精干，内部不要庞大，请据此提出意见。武官可以考虑定期轮换，可以找干部部去，提出意见。关于军事情报交换的问题，与苏交换材料是可以的，但组织关系不一定要全部交给对方。

　　1月22日就援朝通讯器材问题，写报告给中央军委。

　　1月23日在华东“对大陈蒋军可能情况判断与处置”报告上批示：有关各点已于1月23日用总参名义答复华东。

　　1月24日去军委委员彭德怀处，汇报调两个军由朝回国等事项。

　　1月27日听取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汇报轰炸敌占岛的准备。空军吴法宪副政委、作战部王尚荣副部长参加。粟听取汇报后说：刚才给彭德怀处打电话，关于炸×问题，已报主席，可能明天答复。个人考虑炸×是有困难的，但需作准备。××、××一定要炸。要考虑从朝调回的高炮部队，和从安东接受的85高炮团可否调一些加强榕、厦、汕，请作战部考虑，以便炸敌后，防敌报复。请考虑修漳州、晋江、福州机场力量调剂问题。大陈之敌可能撤，将来仗还有的打，应使更多的部队参战。去大连参观者，只要工作不受影响，可多去几个人。

　　同日为加强我空军部队的战斗锻炼和为解放金门、台湾创造条件，根据与空军领导讨论情况，于今日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建议仍在漳州、晋江（青阳）、汕头修建二级机场，同时整修福州旧机场。彭德怀批：退粟办。

　　1月28日上午9时，主持研究援越问题。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总后、工程兵及总参作战部领导参加。粟示：过去战争时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胜利，现在要控制些，至少要使他们知道物资来之不易。能找代用品和自己能解决的，由他们自己解决。工兵剪可给他们，油料先给5000桶。但报总理请商业部补还。外汇问题，军用的由总后经管。拨出的物资请外贸部及商业部补还。擦洗油料找代用品。第一批衣料及染料同时运去，由他们自染，第二套自己设法去染。胶鞋先给第一双，以后不给。

　　1月29日上午，听取海军副司令员方强汇报海军航空兵建设及作战问题后指示：关于潜艇南下问题，彭总（彭德怀）指示，今年上半年应即南下，接近敌比在青岛太平洋区域要好，6月底能南下，力争提前才好，进行接敌、熟悉海区、防空等训练，并加强敌情观念。毛主席指示：建设强大海军，必须有海空军的保障。海空军去年有发展，发展太大也控制不了，现有人员应积极努力提高技术、战术。备战而不放松教育工作。关于海军建设问题，我同意建设快艇，另加强防空力量和水鱼雷轰炸机。部队训练，今年仍应以飞复杂气象作为一个重要科目。关于海军空军的补充问题，今后就由陆空军补充，抑或由海军自己解决，建议军委决定。大陈敌撤后，小艇、快艇应南下。三都澳是好港，请作准备，在福建边界应布置快艇基地。关于南方修建机场，海军可否靠海滩修机场。海军应设想在无空军掩护下的作战问题。我们是维护和平的，又需要有实力做后盾，为此应加紧建设我们的军队，尤其反对铺张浪费，要以有限的经费，用于直接的军事建设上。

　　同日在华东攻击披山等作战方案上批示，作战部研究：一方面准备收复大陈，同时准备攻击披山，所需增加舰艇、飞机，可根据适当轮换求得战斗锻炼，但不影响新的战斗胜利原则，酌予增调。

　　1月31日主持听取旅大接收委员会汇报会议，参加者有总参副总长邓华、总干副部长徐立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装备部长万毅、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等二十余人。就汇报中提出的问题，粟最后说：接收原则，据国家财力，我意尽量少接。举债影响五年计划，掌握还要比安东紧一些，否则国家受不了。飞机接好的，海军破烂的让他们带回去。机械化师不一定按他们编制全接，可以考虑少接些。机炮师如没有用处则不接。面包房、修皮鞋工厂不接。通信部队按我们编制接。

　　2月1日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并毛泽东主席，就《人民日报》登载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一事说明：系该军区主管首长不在情况下，由秘书擅自同意发表的。2月6日毛泽东批示：“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1月12日指示（关于战报和军事新闻发布指示）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

　　2月2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于许多单位对于聘请顾问的数量控制不够严格，故请粟裕同志召集有关各部、各特种兵、各院校的负责同志座谈一次，并由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同志将全军现有顾问的数量和招待费用等情况整理成材料，供粟裕同志参考，以便严格限制今后增聘顾问”。

　　根据中央军委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先后三次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负责同志研究本年度聘请顾问、专家的数字，将聘请的总数字由366名削减到139名。其中顾问46名；专家93名。

　　同日苏驻我使馆代办罗迈进交来《旅大苏军指挥部提出的苏军撤退及设备交中国的计划》。周总理批示：“请在军委会议上讨论一次”。彭德怀批示：“接收旅大装备控制在8亿到8.2亿罗布”。毛主席批示：“我意可照彭意见处理”。

　　周总理又批：“接受苏军旅大的装备，以不超过8亿罗布为妥”，“请军委讨论一下，看有无修改意见，以回复苏方”。彭德怀批：请粟对苏交接计划提出意见，在军委会讨论。粟于2月9日批：“转万（毅）部长一阅”。
 


第63章


　　同日下午3~6时，与代总顾问吴尔巴诺维契及海军、防空顾问谈话。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参加。顾问汇报了他们了解的机场建设等情况。粟就几个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中国目前情况，工业不发展，技术落后。中国欲强大须搞工业建设。现在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还抵不上苏联的军费总额。中国军队是在有限经费下训练更多干部，把钱用于必要的地方，一个钱当两个花，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我们考虑在福建机场修成后，台匪一定要来决战，我方必须要有两个机场准备与他决战。但飞机虽好，飞行员却年轻，能飞夜间和白天复杂气象的太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宁愿准备充分些，求得我们不吃亏。粟最后说：关于空军南苑短训班与军院空军系合并问题，军委意见，二者合并，同时担负两个任务：一是担负训练南京军院空系学员；一是担负轮训原南苑短训班学员。我当然不反对多办些学校，不过目前中国情况不同，还是像苏1922~1923年的情况，而有些顾问同志以苏现在社会主义尺度衡量我们。我们反对不合乎目前情况的建设。

　　2月3日写报告给彭德怀、周恩来，就1月28日讨论的对越南军援问题提出了对越军援的原则。报告说：“对越南军援问题，今后宜由越政府统一向我国政府提出，改变过去在战争时期由越军方直接向我军委提出的办法。所援军用物资应在援越款项中扣除。目前在过渡时期，拟暂由总后统一经管，所需物资亦暂由总后拨给，而后由外贸部及商业部以实物偿还。账目结算则由外贸部负责。为使越方更好地注意节约和自力更生起见，今后对越军援拟采取以下原则：凡越方确属必须要，而其国内目前尚无法解决者，由我援给，但数量上作适当控制，以免浪费；凡越方虽属必需，而其国内能设法生产或能找代用品者，则少给或不给；凡越方非必需者则不给”。周总理于2月6日批示：“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先念、（叶）季壮传阅退粟裕办。原则同意。

　　一、报告中所提及的各项物资，均可以贸易物资出口，并应由总后与外贸洽商列入今年贸易出口额内；二、所需款项由今年援越经费开支”。

　　同日在海军《汕头机场修建事》的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惟应提早开工、提早完成修建。为此应先修跑道及其他必需设备，但营房可以推后再建”。

　　2月5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关于最近三年（1955~1957年）开展滑翔事业建设计划中新需的干部、机场，责成空军大力支持；所需经费，1955年投资确定由空军节余经费中开支，后两年则由体委报请国务院列入国家预算”。“对于军队马匹保养问题，请粟裕同志召集总后、军训、军务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军队马匹的生产、管理、调教和调配问题，同时责成有关部门草拟一件军队马匹管理和保养工作的指示，提交军委审核发出，以便引起全军的之重视”。

　　同日下午3时，与海军方强副司令员、空军张廷发副参谋长等，商谈机场和公路的修建问题。粟示：汕头、漳州、晋江机场应提前于10月底完成，先修跑道、技术设备。

　　同日就“空军南苑短训班与军院空军系合并事”写报告给中央军委。

　　2月8日主持研究加强对蒋军斗争而必须修建的一些军事工程问题。副总长陈赓及总参、总后、空军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粟在会上说：为了加强对蒋军斗争，现应该很好利用海运，组织得好比火车运输量要大。尽量由粤、浙向闽打通。广东支援汕头、漳州。浙江至福州在我空军的飞行半径内。公路：福州东北至温州无公路，我们应速打通，便于部队作战机动。

　　2月10日下午，与代总顾问谈指挥潜艇电台建设问题。陈赓、王尚荣参加。当日写报告给彭德怀，报告了《海军联络潜艇电台建设问题》。

　　2月11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军队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建设的两种方案和指标”、“关于军队装备和物资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军械部和装备计划部关于修改五年兵工生产计划的联合报告”、“十五年军队建设远景规划总指标草案等文件”。

　　同日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发挥顾问的作用与搞好关系问题。粟指出：（1）与顾问交往应站在党的立场，告以我方实情，说清道理，注意有两国、两个民族的不同。（2）以商量态度讨论问题，尊重对方意见，但我应有主见。（3）问题并不是不可争论，但态度要好。生活上要照顾，但不过分。

　　同时提出今后只请教员，少请或不请顾问。

　　同日国务院、国防部决定，将原6个军区改为12个军区，各军区于5月1日前按新的区划正式办公。

　　2月12日在总参测绘局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中对过去的测绘工作作了评价，并阐述了测绘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对测绘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1）计划性与准确性；（2）应该很好地爱护我们的人员与器材，提倡节约；（3）加强思想领导，严守政策纪律；（4）很好地贯彻军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三大制度：薪金制、义务兵役制及军官服役条例；（5）加强保卫工作和保密工作。

　　2月13日浙江前线我军解放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

　　2月14日代总顾问吴尔巴诺维奇来谈新设军区的组织编制等问题。

　　2月16日就《旅大防务交接事》，写报告给彭德怀并报周总理。

　　2月17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四次会议。

　　2月24日与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防空军成钧副司令员研究打通浙闽沿海的交通及温州机场铺设钢板跑道问题。

　　2月25日在全国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上讲了话。着重指出国防工程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几个矛盾问题：（1）既要隐蔽有生力量，又要发扬火力。（2）构筑国防工事既要坚固耐用，又要节省经费。（3）在兵力配置上，既要适当疏散，又不能因此而削减火力；既要防御周到，又不能分兵把口，到处设防。兵力配置应有重点，不能像万里长城那样连成一片。并须留出相当的预备队。

　　2月26日上午10时，听取了山东军区张怀忠副参谋长，汇报胶东施工、训练及山东军区的组织编制等情况。粟示：（1）工程指挥所如移济南有利则同意移济南，但要加紧下去检查，防止与部队脱节。（2）部队施工与训练矛盾：

　　适当增加工兵已无可能。部队参加做工，地形摸熟，工事质量也会好，每个战士都要学会野战筑城。（3）守备部队人数减少，火器增加，除增加制式火炮外还可用杂式火炮。（4）山东军区是集团军机构，逐渐加强。（5）凡是地形可做坑道，尽量做坑道。海岸炮阵地暴露和隐蔽问题，最后还是承认隐蔽。

　　2月27日在海军上送的“关于炮兵阵地加固方案”的报告上批示：“针对敌极力扩展空军及制造新的空中武器，而我军几年甚至十年内不可能大量发展空军的情况，我军要塞工事仍应本高平二用原则，构筑掘开式阵地，平射炮构筑隐蔽阵地……应设法自行设计隐蔽阵地之图案，并设法解决排烟、消声（已要工程部门研究），以便尔后于最重要之战略阵地仍建隐蔽工事。究应如何，请彭副主席决定批示”。彭批：“同意按火炮性能、地形战术要求分别有重点的建设”。

　　同日会见苏专家总顾问彼特鲁瑟夫斯基和新来的副总顾问，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2月28日上午，召集空军王秉璋副司令员、海军罗舜初副司令员、防空军谭家述副司令员及总参、总政、总后有关领导，听取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及华东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汇报视察福建的情况。

　　同日就缅甸代表团中华侨探亲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3月1日听取工程兵徐德操汇报国防工程施工情况后指示：以坑道为主结合掘开式工事，便于保存有生力量。今后凡暴露在地面上的有生力量很难保存。

　　注意伪装，与主要科目一样重要。

　　3月3日、4日召集2月28日上午参加会议人员，继续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粟在最后总结中说：形势要求我们加速行动。应以先打马祖为宜。打了之后，金门跑了也好。具体部署及指挥问题，福建军区无能为力，应从华东军区及总参派人共同负责指挥之。然后就福建作战的交通、机场及海、空军准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3月5日根据几天会议讨论意见，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攻打金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报告说：经南京军区及总部有关领导研究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因此“我们意见先打马祖，然后打金门”。3月9日，彭德怀批示：“同意先打马祖”。

　　3月7日听取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汇报该兵团回国的有关问题。

　　3月8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认为，鉴于九兵团领导干部均已调出，保留的作用不大，故决定该兵团机构回国后予以拆散。

　　3月9日下午3时，总顾问引见副总顾问罗兹杰逊斯基。总顾问引见后退场。应副总顾问要求介绍了战争时期和现在总参的情况。粟在介绍完情况后说：

　　军队建设必须与国家的财力联系起来。我国工农业总值还不到苏军费的90%。

　　所以当总参谋长的不仅要计算敌人，而且要计算自己，不仅是参谋长，而且是财政部长。国防经费是由国务院提出，最后经主席、党中央批准。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强大的人力和待发掘的潜力，有苏联的帮助，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3月12日听取福建军区刘培善汇报修机场、作战、运输及组织机构等问题。

　　同日写报告给贺龙、彭德怀并中央军委，提出华东1956年底以前建500艘登陆艇，经作战部与有关研究，共需900台主机，除有的艇可用国产60匹马力的外，余需外购。经看英国货后，与顾问研究，认为便宜、轻便。初步协议，今年可交200台。同日，彭德怀批：“同意从英国方面先订200台”。

　　同日在海军3月8日报送请批准仿××型登陆艇1艘，估计试制及设计费仅需14亿2千万（14万2千）元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请黄秘书长审决。

　　3月14日听取苏总顾问及各军兵种作战、军训、后勤首席顾问汇报。

　　3月16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划分问题，决定由总参谋部研究拟订一个工作条例”。

　　3月19日出席总参召开的军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部队的组织形式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变化和当前的任务的要求而变化的，不是根据哪个人哪个地区想变而变的”。“编制定下来就要坚持”。“机关内不能因人设事”。增加任务就要增加编制，“原则上是不对的”。最后说：“苏军的建军经验很宝贵，顾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不是机械地搬用”，“应当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

　　3月21日为空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题词：“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1955年4月25日《人民空军》第110期登载了这个题词。

　　3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3月23日在大会作了《对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联系国防建设方面的几点意见》的发言。发言指出：“今后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特点之一，战争已从线或面的形式发展为原子时代的立体战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正疯狂准备原子战争，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对防御原子战争有所准备，以防患于未然。为了对付原子战争，他提出（1）加强城市防空；（2）加强工业基地防空；（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4）积蓄后备力量；（5）节约财力；（6）争取时间。

　　3月根据中央关于构筑某项工程的指示，与作战部王尚荣、军建部徐德操等，乘飞机进行空中勘察。4月，经周总理批准总参和军建部又组织现场勘察，确定了工程位置。

　　4月1日参加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华东同志座谈会。会上就所谓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粟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4月4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五中全会。会议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4月11日上午，列席第二十八次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关于对越南军需物资援助，今后应从总的借款中由他们向中国政府提出，以订货的形式进行，国防部不直接出面。已由黄克诚同志口头报告中央。”会议基本同意“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通用军械物资装备储备生产计划”。确定海军在15年（1953~1967年）内，发展规模为30万吨，其中新造舰艇为24万吨，整理原舰艇为6万吨。

　　同日就第五次全国人民防工程会议情况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了防原子工程构筑的原则及隐蔽和伪装问题。彭德怀于4月14日批示：照你拟议办理。

　　4月14日就总参与苏军顾问关系情况，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报告称：总的来说，各部与顾问关系是融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报告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增强与顾问团结的意见。

　　4月15日主持研究海防部署调整。决定潮汕、舟嵊组建守备区。长江口组成长江要塞。烟台、威海、崂山组成守备区。参加会议的人有副总长陈赓、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及总参、总后、海军有关部门领导。粟在会上说：原子时代，守住一点是困难的。国防军担任一线守备很不合算。应作为反登陆的突击力量。

　　守备部队炮火弱需加强，请装备、军械部研究，予以解决。

　　同日听取副总顾问罗兹杰逊斯基汇报旅大装备接收等情况。

　　4月16日、19日列席第二十九次军委会议。会议在讨论到当前情报工作时决定：“关于技术部建立第二线工作的问题，请粟裕同志主持，具体研究，提出一个计划，再交军委考虑。”关于化学兵建设问题，会议“同意成立防化学兵部，由粟裕同志负责予以组成。办公厅报中央备案”。

　　4月18日出席军队组织编制会议。

　　4月21日为落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同意先打马祖”的批示，召集会议研究马祖作战问题。陈赓、王尚荣、海空军及有关部领导参加，先由原华东军区作战处长石一宸汇报。石在汇报时说：“南京4月15日提出对马祖作战意见是：全面准备，逐岛攻击，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南竿塘”。粟和陈赓均同意南京的意见。在讨论中粟说：马祖作战不同于一江山，要慎重。全面准备，逐岛攻击，首先集中力量攻下高登，视情况再攻北竿塘。粟在会议结束时，还讲了华东防卫的重点及部署。

　　4月22日就拨给海军飞机50架，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报告说：鉴于华东和中南飞机和飞行员的缺额甚大，拟同意海军要求。23日，彭德怀批：照办。

　　同日听取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汇报。
 


第64章


　　4月25日听取公安军李天焕副政委汇报，副总长陈赓、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军务部部长苏静、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参加。粟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随着国家建设的成就，海岸将日益巩固，因此原则上不宜增兵员，主要应紧缩机关，充实部队。

　　同日就顾问卡兹洛夫改任空后器材顾问事写报告给彭德怀。

　　4月26日听取总参装备部长万毅汇报有关援越问题的汇报。

　　同日主持研究接收旅大苏军炮兵装备的分配使用问题。副总长陈赓及总参、炮兵有关领导参加。先听取了炮兵副政委邱创成的汇报。

　　4月27日与有关同志谈空军与防空军的关系问题。

　　4月29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现役军人优待条件和现役军人牺牲、病故、残废抚恤条例。确定在彭德怀出国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在第一次全军装备计划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指出：我们的装备计划干部，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加细心、精密地研究我们的装备计划工作，不但要研究自己的装备，还要研究敌人的装备，这样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具体讲了五点意见。第一，装备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装备计划工作对于我军的建设，对于我军战斗力的加强，以及对于战争的胜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二，装备计划工作应从需要、适用和可能着眼。“原有的武器能继续利用者，应该继续利用，完全看不起旧武器，一切总是都要最新式的想法，是不对的”。依靠外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应该逐步做到自力更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第三，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加强教育，培养干部。“培养自己的干部成为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第四，加强保密工作的问题。第五，搞好与各方面的关系。讲话中还同意将装备计划工作职责下发试行。

　　5月6日写信给空军领导，提出：似宜即须计划浙、闽、粤二线机场的配备并实施勘察，争取明年施工。并指出全国二线机场的配备，亦须及早计划。上海、青岛间连云港方向空隙甚大，亦请考虑在此方向修建若干机场的计划。

　　同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二次会议。

　　5月9日总参办公室根据粟总长指示，给总参测绘局领导写信，要求该局搜集黄河三门峡向南至汉江之间的地形资料。以便研究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黄河与汉江能否通航的问题。

　　5月9日至10日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

　　5月10日就美机入侵安东一事，写报告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提出今后我之对策，要求安东、旅大地区空军密切协同动作，以确保我军机场及保卫目标的安全。周恩来于当日批示：“今日美机入侵我即还击，刻已发消息警告美方，总参部署方针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于当日批示：“照办。退粟裕”。

　　5月1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王秉璋来谈福建机场竣工后，是否立即进驻部队，以便空军党委研究。粟主张应立即进驻部队，但须报军委批准。副总长陈赓、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参加。

　　5月12日就福建应进驻空军部队事，写报告给贺龙并报军委。报告称：

　　“福建地区新建机场，福州、龙田两处将于6月底竣工，为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及其由闽粤间入侵向内地深入，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故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报告就进驻的原则、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预定措施提出四点看法和建议：（1）按新老兼配的原则进驻部队，应有足够力量应付蒋机与我之决战。

　　（2）我空军进驻福建后，蒋空军可能采取之对策及战术。（3）我之对策：坚决打击蒋机，在无美机掩护和可能来援的情况下，应不受公海限制，务求将其击落。如美机协同侵入我领空，应监视美机打击蒋机，并伺机（在有利情况下）将美机击落于我领土内。（4）马祖蒋军设有雷达，对我空军飞行作战危害甚大，建议选择适当时机，以我空军配合海岸炮兵予以摧毁。贺龙于5月14日批示：

　　“同意并转呈中央批示”。周恩来于5月18日批示：“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毛泽东于5月19日批示：“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退贺、粟照办。”

　　5月13日就罗瑞卿5月10日向中央报告，反映旅大接收工作中的问题事，写报告给贺龙并请转呈中央。报告称：“除由总政甘泗淇同志亲赴旅大外，已着空司并三兵团派人彻查中”。并指出旅大市公安局反映的关于敌机窜扰和飞机失踪事，“与实情尚有出入”。3月21日敌机八架窜入金县，当时我空军尚未接防。4月16日、4月30日各有一架飞机坠海，“系失事而非失踪”。贺龙于5月14日批示：“两架飞机失事或失踪应彻令查究。此件即呈中央”。周恩来于5月17日批示：“已告军委及总政和公安部，在总政甘泗淇赴旅大查明真相后，对肇事人应予严办，并将惩办结果通知苏方，保卫工作应立即统一，并严格执行军纪，追查这一破坏事件的责任和可疑分子，以［廓］清目前旅大的混乱现象。”

　　5月14日就航八师转场问题，写报告给贺龙并中央军委。

　　5月19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三次会议。

　　5月20日就苏海军司令提出的对我海军建设的意见，写报告给中央军委。

　　贺龙于21日批：“黄秘书长阅，转在京各军委委员阅后。列为下一次军委会议文件研究”。

　　同日主持研究成立防化学兵部的问题。总参、总政、总干有关部领导及张更等参加。会议根据二十九次军委会议的决定成立防化学兵部，编制79人，由张更任部长。粟在会议中指示说：先成立机构，专业干部从化校来找，也可找一些大学生。干部部调一些干部来，由化校提名单去各军区调。请张（

　　更）、苏（静）研究编制和调整干部，向军委写报告请调。装备问题，利用旧有的，可带专家去军械部仓库看一看。

　　5月24日中苏联合委员会举行接交旅顺苏联防区总签字仪式。

　　5月30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苏海军司令对我海军建设的意见。

　　同日在海军首席顾问谈中苏海军协同方案上批：此件已于5月30日提交军委讨论，由海军详细研究办理。军委第三十五次会议认为：顾问转达的库兹涅佐夫元帅对我国海军建设的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目前我们能办的就应该办。

　　如互相交换情报，请苏方派专家组协助我们勘察沿海基地和派干部去学习等，总参、海军党委可拟订具体执行计划呈报批准后实施。关于总的作战计划和海军建设的长远计划问题，请总参先作研究，提出一个方案，供军委考虑，待彭总回来后，在6月间军委开会研究。

　　6月3日彭德怀返京，粟即将最近工作向彭作了汇报。彭面示：进驻福建空军以7月中旬四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再去为宜。遵示，6月8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即到上海、杭州布置准备。具体行动时间，待一切准备完成后，再报军委下令。6月11日刘亚楼在杭州去看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毛问刘到杭州干什么？

　　刘说，准备组织空军入闽。毛问：谁决定的？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央都还未讨论，就决定了？要刘亚楼第二天坐飞机回北京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召集会议，讨论决定空军暂不入闽。在毛泽东批评后，虽然主要责任不在粟裕，仍于7月11日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报告说明福建修建机场及进驻空军，“是本着军委历来指示的精神布置的”。但也检讨了“对敌情估计不足”，对“政治上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不全面”等缺点，并检讨了自己的官僚主义。表示每年要有计划地下部队检查几次。对粟裕的检讨报告，毛泽东于8月6日作了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已阅。彭阅，退粟裕同志。有计划地每年下部队检查几次，很有必要”。

　　6月9日复信给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表示：“全国设立一个测绘学院是适当的”。“我军测绘学院的院舍、仪器及大部教员，须改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校，因此，政府测绘学院须另行选择适当地址建院”。

　　6月13日下午，听周恩来总理给军委作的报告。晚去彭德怀处谈工作。

　　6月15日主持召开了研究拟制作战计划的座谈会。总参和各军区主要领导人参加。副总长陈赓讲了话。粟在总结中指出：通过座谈，思想统一了，认识更一致了，对作战方针更明确了。他说：我们需要拟制一个作战计划，以便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并强调指出：拟制作战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计算各种可能，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现实情况。

　　6月17日就向苏定购柴油机事，致函彭德怀与黄克诚。

　　同日就测绘局事先不经请示，事后又不同意测绘学院与高教部测量制图学院合并事，写信给作战部王尚荣副部长及测绘局陈外欧局长，指出“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要求测绘局作出检讨。至于两院合并事，“请王部长按陈副总长批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解决”。

　　6月18日写报告给彭德怀：拟和副总长陈赓、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等人去旅大，除察看辽东半岛地形，参观接收苏军装备外，重点置于研究机械化师编制、装备及察看老铁山水道。彭批：“同意，但六月底须准时回京。彭德怀六月十九日”。

　　同日在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参加北京集训后，即将返回南京之际，与陈赓和总参作战部等同志一起，与皮谈了解放福建沿海岛屿作战问题。总参于今年3月5日建议军委，今后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并争取于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部署的报告，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后，南京军区作了研究，并于4月15日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进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粟、陈在与皮定均谈话中，同意对马祖群岛的作战方针应是：“全面准备、逐岛攻击”。并要求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向最困难处着想。而且还交待他们准备完成之后，尚须待军委命令才能实施。皮定均回到南京后将粟、陈的指示传达为“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南京军区研究后，于6月20日上报了他们的意见。7月8日彭德怀召集粟裕、陈赓等总部有关领导及南京军区许世友、唐亮，福建军区叶飞，南京空军聂凤智，东海舰队陶勇等领导开会，讨论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上，“粟裕、陈赓说明皮定均在总参开会时，总参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见作战部整理的会议记录）。而作战部雷英夫（作战处处长）却说：“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因6月18日与皮定均谈话时未作记录，粟即主动承担了责任。会议中彭德怀说一个空军团调动他都不知道，大发脾气（原因是该团调动，总参早已写报告给毛泽东、彭德怀，毛批了，彭尚未看到），又说，福建作战军委早有文件，由北向南，由小到大，谁想打大的？7月12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报告称：“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报告后，于7月13日作了批示：“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8月31日，粟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明了事实经过和真相。指出：“雷英夫同志所作记录（指7月8日会议）的注释（见上雷的发言）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毛泽东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阅，退毛。已阅，退粟裕”。

　　后来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福建沿海对敌军事斗争的作战部署几经改变。

　　6月20日就海军4月25日报告请求从空军拨歼击机部队给海军加强山东半岛防空问题，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海军组建新的歼击航空部队的报告》。

　　报告认为“不能从空军再拨建制部队给海军，而可以在既不减少空军建制部队，同时又照顾到海军任务需要的原则下，从空军拨若干飞行员和飞机给海军自行组建部队是较适当的”，并且“经与海军和空军研究，意见已趋一致”。7月2日中央军委三十八次例会议讨论，同意上述意见。决定“请粟裕同志与空军谈清楚，并报中央批准”。

　　同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拟于8月召开全军队列、动员工作会议的请示，以研究我军队列、动员（兵役）部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并讨论我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及今后一年内队列、动员部门的工作任务。中央军委7月2日三十八次会议讨论，同意召开上述会议，但建议时间推迟至9月。

　　同日随叶剑英一起，乘火车去旅大，21日下午抵达。住黑石礁招待所。

　　6月22日在三兵团司令员曾绍山陪同下，上午视察独立海岸炮连，包括180炮阵地、指挥台、观察所以及该连营房。下午视察了旅顺基地、130炮阵地及观察所，并参观了原苏军军官之家、游泳池等。

　　6月23日视察了机械化师。包括152自动推进火炮、斯大林二号、t—34坦克、100自动推进炮等。

　　6月24日参观火车牵引之130海岸炮以及重庆号兵舰、大连港务局等。

　　6月25日上午，听取三兵团、空三军、旅顺基地首长汇报。晚8时离旅大去沈阳。

　　6月26日在沈阳参观飞机涡轮修理厂等。晚8时10分离沈阳回京，次日中午抵北京。

　　6月27日向中共中央上送了《一九五四年度征兵工作经验》的报告。报告认为：“义务兵役制较之志愿兵制确实优越合理，易为群众所接受拥护”。主要经验是党委亲自领导，开好县、区、乡三级干部会，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有计划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做好乡（村）的目测工作，和妥善办理新兵集中交接工作。

　　6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听取我赴越南军事代表团汇报越建军作战等问题。

　　7月2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八次例会。

　　7月2日、4日主持研究越南建军及对越援助问题。副总长陈赓、总政副主任萧华、总后副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部长万毅、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及我驻越顾问韦国清等参加。粟、陈作了指示。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精神草拟了《对越南作战意见》。意见中提到作战方针：积极防御，持久胜敌。作战指导原则：

　　以运动战为主，结合阵地战游击战。

　　7月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第65章


　　7月8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认为：“为了准备应付突发事变，适应今后战争的需要和保卫国防的安定，除现役国防军外，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一支相当数量的预备队。因此从今年开始就应积极筹备建立预备师的工作，今年应争取建成10个到20个预备师（如果不可能，建成几个师也是好的），到1957年争取建立40个预备师”。

　　7月15日、18日军委第四十次会议决定：同意今年在辽东半岛举行一次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时间可推迟到11月初，总导演由叶剑英同志担任；副总导演增加粟裕同志，加原定陈赓、萧克、甘泗淇、邓华共五人；由唐延杰同志担任总导演参谋长。

　　8月1日上午，召集副总长张宗逊、陈赓、张爱萍及总干副部长徐立清等研究了去苏参观和参加参谋会议的名单，建议副总长王震、张爱萍等13人去苏。

　　会后即给彭德怀写了报告。彭圈阅。

　　8月2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四十三次会议。在讨论建立预备师方案时，彭德怀说：今冬我们成立10个师，数目不小，困难也不少，但一定要搞，这是战略任务决定的。今后每年建5~10个师。共搞到40个师。

　　8月3日写信给彭德怀（张爱萍代签），为准备赴苏参加会议材料，建议致电朱可夫询会议内容。8月5日彭德怀批示：中苏参谋会议主要是交换工作经验，在莫（斯科）与朱可夫同志谈话中已谈到，应根据我们自己需要主动的作准备，作战方案亦须准备几个方案，在8月15日准备好，以便送中央讨论决定。

　　8月5日就赴旅大视察中所了解的情况，经过一段思考后，向彭德怀并军委上送了《对旅大地区和渤海海峡防务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共陈述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二）关于修建胶（州湾）莱（州湾）通航运河问题。报告说，为便利我舰队战时南北机动，建议修建胶莱通航运河。（三）关于北战区海军舰队编组、辖区和修建小型快艇基地问题。（四）关于组建第二个机械化师问题。提出第二个机械化师的装备，原则上不向外订购，在国内统一调剂解决。并提出为在全国主要战略方向保持一定突击力量，甚至可考虑抽出更多坦克部队成立第三、第四机械化师。为培养干部，“建议将第一机械化师自师至排配双套干部”。（五）关于旅大地区我军部署调整问题。

　　彭德怀在上述报告上多处批示：“很好，照这样办”、“可以办”、“可以这样办”、“此方案似基本可行”。

　　同日上午，召集会议商讨赴苏参观在苏白俄罗斯的集团军夜间战斗演习，和参加两国参谋会议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副总长陈赓、张爱萍及海军、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和总参有关部领导。

　　同日下午，接见副总顾问罗兹杰逊斯基以及曾任副总顾问的柯托夫。谈赴苏参观军事演习及参加参谋会议等问题。粟在谈话中强调，乐于接受苏方帮助，但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根据国家经济情况才能定，现五年计划刚在拟定，因此马上拟订好计划有困难，仓促拟成也行不通。顾问提出，苏方远东及贝加尔湖军区，与我方及朝鲜空军协同防空作战事。粟表示转报彭部长后再商量。8月6日，粟就上述与顾问谈话内容给彭德怀作了书面报告。彭已圈阅。

　　8月6日上午，参加苏联专家有关国防基本问题的报告会。

　　8月10日就海军接收青岛山东大学事，写报告给周总理。

　　8月12日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对赴苏参观和参加参谋会议的人员名单又进行了研究，并向彭作了书面报告。

　　8月17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战斗训练的训令”、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等事项。

　　同日下午，听取济南军区代司令员王新亭汇报国防工程建设等问题。副总长陈赓、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等在座。

　　8月22日复信给海军周希汉参谋长，关于再抽调20架飞机给海军事，待请示军委后再告。

　　8月26日下午3时，召集副总长张爱萍及总后勤部、海军、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和总参作战部、装备部等单位领导，研究出国准备材料问题。粟最后说：我们现在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究竟依据什么标准？那只能依1957年底的发展数字。这样问题很多，拟再多开几次会才能解决。

　　8月30日上午，主持研究作战计划中炮兵保障计划，炮兵及总参作战部、装备部领导等参加。粟在听了炮兵的介绍后说：我们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争初期必须有土办法，结合洋办法联合起来对付敌人。这样提出计划要好得多。

　　当我们装备不强，新家伙不多时，我们新的装备似不应分散使用。制订计划不能全寄托在新装备上。

　　同日下午，副总顾问来谈特殊雷达的建立、专家顾问工作及演习等方面的问题，提了一些问题，希望粟作回答。粟表示：待报告国防部、中央后答复。但粟强调，鉴于苏联帮助民主国家的任务很重，中国应该珍惜顾问的帮助，希望顾问对于帮助我们，能定出一个多少时间可以学会的计划。当日，就副总顾问提出的问题及我方表示的意见，写了书面报告给彭德怀。

　　8月31日、9月1日主持研究空、海军、防空军作战方案保障计划。海、空、防空三个军种及总参有关领导等参加。粟在会议结束时说：空军问题，目前虽发展速度快，但从需要看是最不足。正常条件下，对敌人入侵还击要靠夺取制空权，故空军加强是个大问题。国土防空与野战空军如何协同密切配合，即注意空军集群的问题，不能过分分散使用。今后可能不遭或少遭原子袭击，但都必须强调国土防空和空军的建设。我们应以大力建设，争取某一战略方向的制空权。

　　后备力量是从航空俱乐部、组织预备师的办法解决，再扩大点学校，保持教练时间延长些的办法来解决。空军与防空军的协同问题，以空军为主，防空为副。海军问题：布雷、水上障碍固为有效措施（海军与敌对比劣势更大）。战争爆发能经常打击敌人，靠××和××。总之，既要招架，又要还手，靠单机、单艇出动更要多，使敌防不胜防。

　　9月1日海军周希汉参谋长请示海军参加旅大演习问题，粟示：我同意海军参加这次登陆演习，与福建作战结合是一个锻炼。

　　9月2日上午，主持讨论工程兵、装甲兵的作战保障计划。各该兵种及总参有关领导等参加。粟说：工程兵工、舟、建各团应按什么比例？我意应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提出。将来在原子条件下，部队都要做工事，如果靠工兵做工事，是不可能的。工兵部队现在主要是提高技术，加强装备。装备问题，主要靠国产。应研究轻便灵活而又易造的半机械化半手工的工具。急造工事，预先准备好的制式工事，活动堡垒，如研究可装战防炮的活动堡垒。装甲兵方面：装甲部队应集中使用于战争主要方向。第二机械化师的组建及第三、第四个机械化师的组建，必须考虑。机械化师的大小，似可考虑：在敌小原子弹投下所造成的突破口，我可以若干坦克能堵住为标准。

　　9月3日主持讨论通信作战保障计划。

　　同日与副总顾问及柯托夫谈话。粟转告国防部长关于建立特殊雷达等事项的答复，并告顾问，辽东半岛的演习采取示范性的，而不采取考核性的演习。

　　同日根据我军目前各军现职军士及对军士培养训练的一般情况，为在部队中实行与义务兵役制相适应的、正规的、定期补充与退役制度，向彭德怀并军委提出“对步兵军目前军士培养训练的建议”。

　　9月5日与海军周希汉参谋长谈海军参加辽东半岛的演习问题。粟意规模可小一些，以不影响华东演习。

　　同日主持研究某工程的修建问题。

　　9月6日上午，参加军委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将校军衔及接待缅甸军事代表团等事项。

　　同日主持讨论铁路、运输、后勤作战保障计划。在汇报到物资运输时，粟说，关于运输问题（1）要集中确保主要干线、主要运输线。（2）增加次要方向线的运输迂回线。运输力不够可分区、分类储备物资。（3）装卸设备，确定基地。（4）加强水运利用。（5）空运。（6）卫生列车问题。在谈到后勤保障时粟说：（1）首先确定一个思想问题，装备是新老兼用，还是完全用新的。根据我国具体情况，以老一套为主，不能学别国一套，因我无条件。如目前发生战争还是新旧兼用。现在培养一个方向采用新的，以此来促进我们的后勤工作是可以的。（2）后勤应有战时动员计划，必须与地方力量及战时征集结合。

　　9月7日听取工程兵徐德操副司令汇报机场勘察修建情况。

　　9月8日至9日委托张爱萍主持讨论军队1957~1960年各项指标（定额、装备、组编等）。

　　9月8日上午7时，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郑维山、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等动身赴天津、河北一带看地形。上午，经通县到杨村，视察了步兵一九六师。晚，抵天津。

　　9月9日上午，去天津八纬路望塔，观察天津地形。后又至旧机场以东高地观察地形。之后沿金钟河经独流西上至步兵一九八师视察。午后返天津市第三体育场及百货大楼观察地形。晚，会见市委书记黄火青。

　　9月10日早7时，冒雨赴塘沽。从新闸乘海军小轮至南北炮台旧址观察。

　　午后至新港视察海岸炮兵阵地。晚，返天津。

　　9月11日午后3时，到天津东南灰堆及中纺四厂休养所楼上观察地形，后到天津西南中纺六厂楼上观察地形。

　　9月12日由天津出发，经塘沽以西新河车站北上到北塘勘察。晚至唐山市。

　　9月13日由唐山出发，沿北宁线经古冶，过沙河经滦县至大清河口勘察地形。目视石臼坨、月坨诸岛。晚，宿滦县城。

　　9月14日由滦县、遵化至喜峰口。晚，住遵化县。

　　9月15日由遵化返京。

　　9月19日在总参队列动员工作会议上作了《队列和动员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和任务，在平时是积蓄武力，在战事时是使用武力”。“队列动员工作是总参谋部和各级司令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这一部分，就不可能积蓄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旦战争爆发要获得胜利就没有保证”。

　　9月20日继续率作战部及北京军区首长在河北看地形。早由北京出发经顺义、怀柔、密云，到古北口视察。登长城时从草丛中爬上400米的最高点。晚返回北京。从9月8日至20日勘察河北京津地形过程中，粟每到一地都和大家一起徒步踏勘，无论高楼、山丘，也不论荆棘丛生的高山，还是泥沙遍地的河、海滩，他都要亲自走到。并不断向当地陪同同志和领导、群众、提出有关地形和当地历史上发生过战事的情况，探讨未来战争的防卫办法。

　　9月24日就彭德怀外出期间（彭9月1日去南方，今返京），近一个月来有关作战、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的几个情况，书面摘要报告了彭：（1）从朝鲜调回两个军在国内的部署，及朝鲜部署调整。（2）关于福建的战备工作。

　　（3）防空情况。（4）西藏、云南的边防斗争。

　　9月27日下午2时30分，参加授予将官军衔的仪式。周恩来把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第一个授予粟裕，毛泽东主席授予了粟裕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1603名将官中，粟裕名列将官之首。且他是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第一个获得军衔授予的人。因元帅的授衔仪式在下午5时才举行。

　　晚19时出席周总理为庆祝授衔举行的宴会。

　　9月30日听取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关于××机场勘察情况的汇报。作战部王尚荣参加。

　　9月原则批准防空军提出的《雷达干扰与反干扰情况的报告和应采取措施的建议》。

　　10月1日参加了首都天安门的国庆活动。

　　10月3日上午，列席军委第四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粟裕《对1955年度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院校增聘顾问数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减缩的原则，请黄克诚同志和粟裕同志再召集一次会议，尽可能再加以缩减。会议一致同意福建沿海作战部署。具体日期到时再定，决定报中央批准。会议同意预定入闽作战的空军，推迟到12月10日左右进入福建。

　　10月4日写报告给中央军委，为适应国防的要求，建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山东再追加三条公路干线：（1）潍县至莱阳；（2）大汶口经临沂至连云港；（3）潍县至青岛。彭德怀批：留待军委例会通过后，由总参谋部提向国务院批准。

　　10月4日至1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

　　10月11日装甲兵许光达司令员向粟裕请示组织第二个机械化师等问题。

　　谈话后即写信给副总长张爱萍并军务部苏静部长、张瑞副部长，信中说：许光达司令员来谈有关编组第二机械化师及增建教导团等问题，现将所谈问题附上，请你们先做研究，并提出意见，以便考虑决定。

　　10月12日列席军委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与越、苏代表团商谈越作战建军方针的问题，我方代表团由彭德怀、粟裕、陈赓、李克农、萧华、韦国清六同志组成。报中央审核批准。10月16日毛泽东批示：“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三同志代表我方代表团为宜，不要太多人参加。粟裕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

　　10月17日中央批准成立某项工程建设委员会，粟裕任主任，徐德操任副主任。

　　10月19日军委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粟裕同志建议公布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建议军区公安司令部兼南京市警备司令部问题。同意公布上海警备区号；同意南京军区公安司令部兼南京市警备司令部，报主席和中央批准。”

　　10月24日列席军委第五十二次军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同意粟裕同志建议山东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加修三条公路干线的报告。由国防部报国务院审核批准。

　　10月29日至11月21日去旅大参与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这次演习由总参谋部组织领导，叶剑英担任总导演，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萧克担任副总导演。这是20世纪50年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特点的演习。演习于11月3日开始，11月14日结束，动用18个师以上指挥机关，32个建制团，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自行火炮1000余辆（门）。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参观见学。苏、朝、越、蒙四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了演习。演习获得了良好成果。通过演习，丰富了部队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提高了高级指挥员和领率机关组织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取得了组织大规模演习的经验。
 



第66章


　　11月16日至12月6日辽东半岛演习结束后，即开始察看渤海海峡、胶东半岛地形。先到老铁山东西两角，并攀登主峰，后由旅顺乘开封号军舰，视察内长山列岛、外长山列岛、庙岛列岛和老铁山南北矶等水道，登小长山、海洋、北隍城、砣矶诸岛。11月26日结束长山要塞区的视察。然后到胶东半岛龙口，在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张怀忠陪同下，从龙口起，沿海边视察了蓬莱、烟台、威海（刘公岛）、成山角、石岛、海阳、青岛一线，经济南返北京。沿途察看地形、工事，巡视部队。在视察辽东沿海及长山要塞过程中指示部队：要敷设海底电缆，先敷设北京至长山、长山至旅顺的主要线路。要密切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以保证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做到全民皆兵，使岛民变成步兵团，驻岛部队变成炮兵，妇女变为后方人员。

　　12月9日上午，列席军委第五十六次会议。

　　12月26日主持讨论老铁山水道设防问题，出席人员：副总长陈赓、王震，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及总参有关部领导。粟示：组织一个修建委员会，由海军负主要责任。整个经营老铁山水道问题，由王宏坤司令坐镇经营，全面规划，独立坚守。最好组织一个舰队，统一指挥长山要塞。

　　12月28日提出《一九五六年总参谋部主要工作》的建议，分送各位副总长征求意见。建议提出“完成作战计划的制订”、“加速国防工程的构筑”、“关于机动兵团的组建”、“关于后备兵员的编组训练问题”、“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明确和建立总参及所属各部的职责制度等共23项。在“加速国防工程的构筑”中，提出为应付突然事变，建议1956年以全军陆军步兵的三分之一（约30万人）的力量，参加国防工程构筑。

　　12月30日接见副总顾问，对方提出在华专家穿苏军服装和有关特种工作队的一些问题。粟认为：在华专家仍穿便服为宜，特种工作队通讯要经过北京同意，其家属不宜来华。粟还谈到为减轻苏负担，反对依赖思想，我方考虑减聘顾问。在谈到明年工作时，粟说：最主要的是加强装备，我国海岸线长、边境长，不能到处设防，拟编组守备部队，抽出主力机动。1956年1月3日，粟在离京前夕，写信给陈赓并附与副总顾问谈话纪要，请其批转有关部门办理，并答复对方。

　　12月31日就11月至12月赴渤海海峡、胶东半岛察看地形所了解的情况、发现的问题、处理意见以及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经与沈阳、济南、海军等方面研究后，今天向彭德怀并军委送上了两个报告。

　　（一）《赴渤海海峡、胶东半岛所了解的情况》。报告陈述了六个方面的情况：（1）里外长山列岛地形可作海军锚地及快艇基地，但应将守岛部队的炮兵逐步装备起来（彭批：行）。增加交通艇和弹药基数（彭批：应立即解决）。

　　（2）辽东海防大队，建议划归海军。（3）山东半岛陆军守备及反敌登陆问题。

　　似可考虑明年在山东组建2至3个预备师（彭：可以考虑）。（4）驻山东海军的建设及海岸炮的伪装。（5）国防工事建设中的问题及建议保留回民团（彭批：

　　可以考虑）。（6）为应付突然事变，建议明年平均每军抽出一个师参加坑道作业（彭批：可以行）。并多采用机械，尽量用国产货。

　　（二）《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报告叙述了老铁山水道之重要及防务上存在之问题后建议：（1）加强老铁山与南北隍城岛火炮力量。（2）加强老铁山水道的防御体系和指挥形式，并考虑成立渤海舰队。

　　（3）国防工程，应以严密封锁老铁山水道为目的，构筑坑道式的岸防火炮工事，和一系列防御工程。（4）敷设海底通信电缆。

　　以上两份报告，1956年1月23日，彭办主任王焰转黄克诚：“黄老：粟总长的两份建议，彭总走以前口头告我，呈你考虑办理”。

　　1956年49岁

　　1月4日经批准，动身去广东养病。中途在武汉停留一晚，6日上午到达广州。

　　1月12日乘游艇去中山县，13日返回广州。在返回途中路经澳门附近，观察了澳门全貌。同行的有罗荣桓、张鼎丞、萧劲光等。

　　1月15日由广州乘汽车到罗浮山，参观流溪河水电站。17日到惠阳四十二军驻地视察部队，并察看了地形和新建之机场。

　　1月30日去深圳察看地形。主要看了海关、桥头、凌塘。

　　2月4日在得悉抽出30万部队参加国防建筑事，未能如计划进行，即发电报给陈赓同志，再三建议采取此项重大措施。

　　2月5日写信给陈赓并黄克诚，就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施工及思考到的几件事提出意见：（1）关于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施工事，信中说：

　　“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就要加快各项建设的速度”，“我认为加速国防工程建筑，也是必须积极进行的”。而国防工程如按前几年建筑速度推算，已定的“第一线营防御工程，尚须16年到20年才能完成”。因此，我仍再三地建议：今年必须以30万人左右（或者20多万人）参加国防工程建筑，以便争取时间，加强国防，而防万一。（2）为节省经费和照顾老干部，建议暂缓实行“以职务为主的薪金制”。（3）关于技术兵种的兵役年限问题，为保留军队技术骨干，建议适当修改编制军衔。（4）广州军区服装发放问题。军区反映，棉衣太多，单衣太少，应根据当地气候，改变供给标准。（5）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颁布后，建议军事系统有关部门，着手研究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项目，如交通道路的修建、通信线路的架设、水利的建设、绿化运动的开展等和军队的衔接问题。

　　为争取时间和稳妥计，此信派秘书于7日专程送回北京。军委办公厅于2月16日印发军委及有关同志。

　　2月10日给周总理写信报告关于某几项军工产品之生产技术资料，去年6月12日，总理已电外贸部李强向苏政府提出供给，现得知我驻苏使馆今年1月24日才送交苏政府。总理办公室收到此信后，经查系商务参赞处延误。

　　2月16日由广州动身北返。17日到长沙。18日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当日下午5时回到长沙。

　　2月19日离长沙于20日到达武汉。21日回到北京。

　　2月22日参加关于作战方案的讨论，并发了言。

　　2月25日主持总长集体办公。陈赓、张爱萍、张宗逊、李克农副总长及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参加。粟在会上说：（1）请宗逊研究一下，南京是军事训练中心，每个院校都有一套后勤机构，可否合为一套（陈赓：搞兵站），把全部后勤机构撤销。（2）精简方面可多方面考虑。青岛军委疗养院200多工作人员，只5个疗养员。应在全国统一疗养院，至少全军统一起来。（3）回民团问题，采取积极办法加强，利用复员军人开展回民工作。其他还谈了总直机关训练及电子反干扰等问题。

　　2月29日主持总参第一次部务会议。陈赓、李克农、彭绍辉副总长及总参各部局领导王尚荣、李涛、刘少文、曹丹辉、苏静、曹宇光、傅秋涛、栗培元、安东、严俊、吴涛、刘良、黄有凤、吕义山参加。粟在会议开始时说：总参的部务会议，今后计划每月开一次会，有些问题可以在军委例会解决。有些提交部务会议解决。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有四个议题：（1）关于战略方针问题；（2）精简机构，领导方式、方法问题；（3）肃反运动总结；（4）干部工作的全面规划。与各部工作有关的，准备发言和相互交换意见，发言要有充分准备。

　　3月1日下午，列席第五十九次军委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粟裕同志关于1956年总参谋部应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带全军性的一些主要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和建议，基本上同意。现在应该做的工作，按照讨论时得到一致意见的即可着手去做。其中不成熟的东西待研究后再议。请粟裕同志根据会议上的意见，对整个报告再约有关同志加以研究，可将总参谋部1956年准备做的工作和军委的建议分成两个部分，在军委扩大会上作一个发言。

　　3月3日上午，主持研究老铁山工程会议。出席人员：陈赓、邓华副总长及海军王宏坤副司令员和总参有关部、局领导等。

　　同日下午，主持讨论某项工程，在听取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德操汇报后，对徐提出的增加编制和工程办正式列编表示同意，于当日发信给军务部苏静部长、张瑞副部长照办。

　　3月6日至1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保卫国家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在说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报告中，大量吸取了粟裕的多次建议和主张。如优先发展空军的思想。海军建设按空、潜、快。陆军技术兵种优先发展炮兵、坦克。要点守备。机动兵力不少于四分之三。国防工程要全面规划，重点建设、逐步进行，并注意对原子化学武器的防护，工事要既能发扬火力又能够隐蔽兵力和器材。国防建设和国家建设规划实施紧密结合，等等。

　　在会上粟裕发了言，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根据形势，高级领导要从应付突然事变的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要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在原子战争时代，争取制空权是极端重要的。并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的具体意见。

　　建议将现有坦克部队作适当调整，再组建一些坦克师团，作为统帅部的机动突击力量。

　　军费的使用原则，应该是先战备、后福利，先前方、再后方，先主要、再次要，先应急需，而其他不急需者则可暂缓。做工事要先前沿、后纵深。要把有限的军费用于加强战备和提高军队战斗力最有直接影响的方面。

　　精简机构，应该从反对保守思想和合理地调整组织着手。类似的机构予以合并，组织联勤机构等。

　　实行军衔、薪金和义务兵役制，必须强调军队内部的团结，防止官兵脱节、隔阂。

　　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批评了有的部队只讲整齐、不讲战备，礼节过于隆重等现象。

　　重视民兵工作，要使民兵成为今后普遍组训预备役的骨干。

　　国防建设要依靠党和政府与广大群众。

　　3月20日至22日主持对作战计划草案的讨论。

　　3月31日上午，军委第六十二次会议决定：粟裕同志因病需休养半年，在粟裕休养期间，总参谋长的工作由陈赓同志代理。报中央批准。

　　4月26日写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并请转中央，陈述了昨天日人岛瑛来信及过去见面的情况。随报告将岛瑛来信及名卡，一并呈送中央处理。周恩来总理于4月27日批示：主席、刘、朱、彭、邓阅。请邓办。主席、刘、朱、彭均已圈阅。邓小平于6月10日批示，尚昆：此件存办公厅。请复粟裕同志，对岛瑛，可置之不理，勿须答复。

　　6月4日由北京到达青岛养病。

　　6月9日上午，去看望原华东几位老同志。下午，六十七军军长李水清、海军基地参谋长杨国宇来访。

　　6月13日下午，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志清、总政青年部长王宗槐来访。

　　6月16日上午，参观气象台，看李村集市情况，还参观了李村啤酒花生产基地。

　　6月17日上午，去青岛大港码头参观1、2号码头。

　　6月23日上午，去沙子口考察海军某基地。

　　6月27日参观青岛橡胶厂。晚上，山东省委舒同、谭启龙及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等来访。

　　同日军委第八十次会议决定：“会议同意粟裕建议，任命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同志为作战部长，雷英夫同志为副部长。报中央批准”。

　　6月28日晨，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来访。上午，参观迎宾馆。

　　6月29日上午，参观青岛市容。

　　7月19日上午，请数学教员上课，并与教员商定，每礼拜二、五上午上课。下午，去看望徐向前元帅、刘晓大使。

　　7月22日晚，看望贺龙元帅。

　　7月24日晚，看望舒同书记。

　　7月26日上午，看望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刘先胜同志。

　　8月2日上午，看望张云逸大将、杨至诚副部长。晚上送贺龙元帅回北京。

　　8月4日上午，萧劲光司令员来看望。

　　8月8日上午，去崂山参观，下午，回到青岛。

　　8月9日上午，参观水上飞机。晚，看望王树声大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越政治局委员阮志清等同志。

　　8月12日上午，参观胶州湾，8时出发，12时返航。

　　8月14日下午，由青岛返京，15日上午8时50分回到北京。

　　8月22日出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9月28日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1月4日因病未参加八大军队代表和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首长讨论建军方针的座谈会，特于今天将自己关于军队建设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见，报送中央军委并报中共中央。报告提出：

　　（一）军队建设，距离真正现代化要求，还相差很远。目前我们既无导弹，又无原子和热核子武器。今后即使有了这些武器，如无强大工业基础和现代化供应以及顺畅的交通、通讯等条件，也是枉然。因此集中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向科学进军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抽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国家建设，我完全同意裁减军队，并采取一次确定、分期完成的方法。

　　（二）对裁军的具体措施。1陆军：裁减步兵，从目前106个步兵师，裁减为80至90个步兵师。边防、海防、守岛部队，应采取重点配备、加强火器装备和因地制宜的编组，其兵力不应超过各军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现有预备师作用不大，可全部撤销。陆军技术兵种的建设，其重点不在扩编部队，而在培养技术干部。应在全国主要战略方向，组建一定数量具有防原子辐射和冲击波杀伤能力而机动性较大的装甲兵团，以便在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时进行反击，并迅速堵住由于原子爆炸形成的缺口。2海军：应贯彻以发展空、潜、快为主的方针，建立一支近海作战的轻型舰队。3空军：空军为我建军重点。为了精简机构，避免多头指挥，防空军在目前可与空军合并。发展防空导弹、直升机。4统帅部：

　　总部太多，形成领导多头，政出多门。可将总干合并到总政，总财和总械合并到总后，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合并到总政，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可合并为一个单位。总部的下属各部有些也可以合并，如总参动员部、总政兵役部、总干部部预备役干部部、训总军外训练部四个部门，都是做动员工作，可合并为一个部门。精简机关必须采取砍头的办法。

　　（三）关于保持我军优良传统。

　　（四）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与国防建设相结合。

　　上述不少意见在1957年1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上，得到了采纳和落实。报告在最后提出：“由于我的身体和能力的关系，请求免去我的现任职务。允许我再休息一个时期”。彭德怀在报告上批：印发军委委员。

　　11月10日至15日出席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

　　11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增加粟裕同志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1月21日动身赴外地休养。

　　11月22日下午，抵南京。
 



第67章


　　11月23日上午，拜访南京军区唐亮政委、郭化若副司令员。同日看望长期住在南京的母亲。

　　11月24日上午，前往拜访了惠浴宇省长，游览了玄武湖。中午看望了军事学院钟期光副政委。中医医院邹云翔院长下午来诊病。江渭清来访。晚上到母亲那里吃晚饭。

　　11月25日下午，陪母亲参观中山陵。

　　11月26日上午，军区总医院派医生来检查身体。初步诊断为：心脏血管及主动脉，有轻度硬化。

　　11月27日上午，参观紫云洞。下午邹院长来看病。

　　11月28日上午，参观雨花台烈士墓。向随行同志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

　　下午，会见了惠浴宇省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陈伯钧等同志。

　　11月29日晚，去陈伯钧处。

　　12月3日上午，邹院长来诊病。晚上，去看钟期光副政委。

　　12月4日上午，会见许世友司令员及南京空军后勤部政委乔信明。

　　12月5日下午，4时20分离宁去沪，晚9时到达。

　　12月6日上午，看望刘伯承元帅、钟期光副政委、张爱萍副总长。11时，华东医院薛院长、李副院长来商谈住院的问题。下午，参观日本商品展览。

　　12月10日上午，住华东医院全面检查身体、调整药物。12月13日出院。

　　12月19日上午，到嘉兴。下午，去大南湖、小南湖参观。

　　12月20日上午，原苏中供给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来访。

　　12月21日上午，原身边的秘书主任蒯斯曛来看望。

　　12月23日下午，上海市委钟民同志来看望。

　　12月24日上午，乘车去杭州。下午，沿苏堤散步。晚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来看望。

　　12月27日晚，看望浙江省委江华等同志。

　　12月28日上午，到刘庄。下午，参观都锦生织锦厂。

　　12月29日上午8时，由杭返沪，12时30分抵达。

　　1957年50岁

　　1月2日下午，接见了原身边工作人员周进才、唐洪。

　　1月3日上午，去华东医院复查身体，检查认为主要是脑神经毛病。

　　1月4日上午，由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陪同，参观了吴淞码头和军舰。下午，参观复兴岛的汽油化验室和鱼雷仓库。

　　1月5日上午，去无锡。下午，参观锡惠山公园、寄畅园等。

　　1月6日游览蠡园、鼋头渚等。

　　1月7日由孙端夫军长、王六生政委、朱启祥副军长陪同，视察了二十七军。先听取了该军的汇报，然后参观了师、团直属队营房、汽车连和干部战士的宿舍、炊事房、厕所等。之后，参观了梅园。

　　1月8日上午，离无锡到苏州。下午，参观了拙政园、忠王府等。

　　1月9日参观虎丘、灵岩寺及刺绣合作社。

　　1月10日参观了寒山寺、留园及生产合作社。

　　1月11日上午，返上海。晚，钟期光副政委来看望。

　　1月12日下午，去看钟期光。

　　1月13日上午，去东海舰队与陶勇司令员商量去长江口外视察佘山岛事。

　　下午与作家吴强谈话。晚去看望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刘先胜。

　　1月15日早5时半起床，由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陪同，乘军舰出海，去长江口外佘山岛看地形。因大风、阴雨改看铜沙嘴。17时，返住地。

　　1月17日由上海到南京。

　　1月18日到南京后得知母亲生病。上午，送母亲住院。下午，中医邹云翔院长来看病。

　　1月20日上午，参观明孝陵、梅花山等地。下午，郭化若副司令员来看望。

　　1月22日上午，去医院看母亲。晚，钟期光副政委来看望。21时20分，上火车由南京北上，23日晚抵北京。

　　2月7日上午，出席第九十七次军委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装备的具体分配和比例问题，请粟裕、陈赓同志召集海、空军、训总、总后、总财、总军械部等各部门负责同志再作具体研究。

　　2月12日下午，到机场迎接周总理访问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归来。

　　2月13日就总参动员部、队列部、总政兵役部、总干预备役干部部、训总外训部合并为总参动员部事，写报告给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建议由张爱萍主持，傅秋涛负责具体组织合并事宜。彭15日批：送呈主席，军委委员阅。

　　2月14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九十八次会议。

　　同日晚，到医院看望陈毅。

　　2月17日下午，与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梅嘉生谈话。

　　2月18日主持讨论防空军并入空军的具体方案，及公安部队整编问题。

　　副总长陈赓、张爱萍，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军务部副部长张瑞等参加。粟在讨论中说，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为空军后的任务：进攻、防御，应有一个头两只手，而我们因无出击力量，目前主要任务放在防御方面。公安部队整编后，要比有公安军存在时还要搞得好。各军区要搞一个业务部门。现在开始整编应把军区、军分区与边防公安部队合起来。海关应交出去。

　　同日写信给空军、防空军领导，为确定防空军并入空军后，空军组织编制的具体方案，预定于本月22日上午9时，在总参会议室请空军、防空军领导来讨论一次。并盼他们先函告意见。

　　2月21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九十九次会议。讨论春夏之间军队向毛主席汇报问题；空防合并问题；海军裁减整编方案。

　　2月22日召集空军、防空军领导，讨论防空军并入空军后，空军的组织编制方案。

　　2月23日主持讨论总部及总参的整编问题。副总长张爱萍、军务部副部长张瑞等参加。粟示：在总的关系、总的分工未弄清前，先把总参内部该合、该并的合并起来。技术部不能砍掉，部队还要增加。测绘局属作战部建制，人员不能大减。行政经济管理统一起来，可减少一些人。后勤、通信、防化是否要搞司令部？提出两个方案来。军事法院、军事监察院仍归政治部门。军事科学建立研究工作，放在总参，先研究任务职责。

　　2月25日听取关于公安军整编的汇报。

　　3月7日、14日两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次会议。讨论1957年国防预算。

　　3月15日听取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汇报整编及部署。张爱萍、万毅等参加。

　　3月18日听取防化学兵张更汇报器材装备供应、科学研究等问题。张爱萍、万毅等参加。粟示：我们要注意国家实际情况，目前应以教育干部为主，因受技术、器材限制，今后还应采取群众办法防护和消毒。

　　同日与副总长张爱萍一起，听取装备部部长万毅谈总军械部的工作任务问题。

　　3月20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次会议。

　　3月22日出席全军第一次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讲话指出：“减少军队数量，不是使国防力量削弱，而是使国防力量进一步加强，不是使军队的责任减轻，而是使军队的责任进一步加重”。“我们必须提倡精打细算，勤俭建军，反对铺张浪费、百废俱兴和到处平均分配的现象，也要反对只重视金钱不爱惜物资的现象。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军费，主要使用于对提高战斗力最有直接影响的方面，而对军队战斗力无直接影响者，则应尽量少用甚至完全不用”。

　　同日致电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商询代训越南学员训练方法的意见。

　　3月23日与副总长张爱萍、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研究张爱萍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检查工作的任务。粟示：是否应先到小平同志处，了解一下中央所采取之方针步骤。这次张爱萍副总长去主要是了解研究情况。了解：敌方哪些可以争取，哪些可以中立？应深入摸摸底。了解我们政治上的力量，能控制多少？群众对党有若干拥护、中立、反对者。再看看地形、交通、气象条件如何。研究近来所采用之战术是否适当，哪些成功的，哪些失败的？今后应以使用何种战术为宜？对部队指挥机构、指挥员的状况亦应了解一下，有些指挥员只有理论的知识，无实践经验。我深深感觉现在我们部队应每年搞一次2~3个月的野营生活，否则不能打仗。部队装备：按山地高原沟深地带，敌不是深沟高垒固守，故是否用加农炮、榴炮弹值得研究。可否把过去的迫炮、掷弹筒等拿出去用？以轻装为主。

　　3月26日上午，主持召开第一○二次军委会议。

　　3月27日主持讨论总参谋部1957年工作要点。张爱萍副总长及总参各部局长参加。讨论中有人认为总参应该有个作战计划。有了具体计划方案后，其他才好围绕着做工作（作战计划，去年春已制定好上报了军委，迄未批）。否则总参成了看守司令部。粟发言说：完全同意应该有个作战计划，即使“打烂仗”也要有计划。同时提请各部注意：加强战略工作，要防止突然事变。部队总强调主席所说的“美国是纸老虎”，未注意技术上说美国还是头等的。我主张做军事工作的人应随时准备战争。向训总提出，部队每年应过三个月的野营生活。向主席汇报问题，4月份准备好。

　　同日下午，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中南海接见了出席第一次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并照相留念。

　　3月29日听取通信部王铮部长汇报该部工作。在听取汇报中，粟询问了会议电话、保密电话的情况。并要求该部要“提出发展工作方向”。最后说，为了配合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政策，通信联络问题应解决，连、排都应有无线电通信工具。并交代通信部派人随张爱萍副总长赴西南。

　　4月2日赴西南检查工作的任务，原拟派张爱萍副总长前往。后中央书记处鉴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有蔓延之势，决定改派粟裕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前往，以便能及时处理重大事宜，并从军事上妥善部署保障金沙江以东地区民主改革的问题。粟即决定，今晚动身前往。随行的有总后张令彬副部长、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总后卫生部饶正锡部长等。另有总参、总政、总干、总后一批干部，已于昨日乘飞机前往成都。粟等乘坐的火车于晚8时40分开车。

　　4月4日晨，火车到达西安。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国瑞少将、兰州空军副司令袁学凯少将上车来见。因火车要等待改挂其他车次，故随杨、袁下车用餐并游览了西安市容及大雁塔等古迹。11时52分，公务车改挂97次（西安—兰州）离西安。16时50分抵宝鸡，因等候改挂开往成都之车，遂下车爬上一高山观察了市区及周围形势。晚22时35分，改挂开往成都之251次车南下。

　　4月6日12点抵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等至车站迎接。

　　4月7日利用休息，至灌县参观都江堰。

　　4月8日听取成都军区首长汇报川西平叛经过及意见，省委苗达澍同志介绍了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情况及政策。粟在听取汇报后指示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除含有阶级斗争内容外，还含有民族斗争的内容。因而在这个斗争中，政治斗争占着很大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很好执行政策纪律，重视政治工作。我们要使军队变成政治工作队，无战斗情况时都做群众工作，都做宣传、组织工作，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一旦有了战斗，连同地方干部在内，又都是战斗队。在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党政军民应统一。

　　4月9日作去川西地区的出发准备。在军区首长陪同下，参观了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等。

　　4月10日上午10时，在军区参谋长菇夫一大校陪同下，乘嘎斯69吉普车出发，经新津于午后4时抵雅安。住下后即与军分区首长及地委书记谈话。

　　4月11日上午，在雅安视察四十五医院、汽车二十团。医院收治伤病员多系西昌转来，60%为冻伤，四肢较重；内科多为消化不良症和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粟指出：这对我们卫生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尤其军区更应注意。下午，参观速成中学、旧机场及云母加工厂。

　　4月12日上午9时，与张令彬、饶正锡等离雅安赴西昌。（另由王尚荣率部分人员前往甘孜）。12时45分抵汉源城。午后继续沿大渡河前行，一边为断壁绝崖，一边为一望无际的大渡河，极为险要。下午6时，抵石棉县，稍微休息即听取了县委领导情况介绍，并参观了石棉矿厂。晚，感心脏不适。

　　4月13日早8时，冒雨南行。经过高4000米以上的铁寨子菩萨岗时，呼吸感困难，雪花从天而降。下午4时，抵西昌。晚同西昌地委书记谈了话。

　　4月14日至16日召集会议听取了西昌军分区、地委、专员等的汇报。总的看军分区在平叛作战中，魄力不大、朝气不足。地方上在民主改革中，有的政策过右。粟根据情况作了重新加强部署，从军事上配合民主改革的指示。同时，到医院看望了伤病员，视察了基层单位和连队。并同李富春、蔡畅等同志一起乘车去看了一片荒凉的攀枝花。

　　4月17日为分区、地委机关干部作了重新加强部署，配合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为便于部队指战员记住任务、政策、战术要点，亲自编拟了28句四字口诀，受到广泛欢迎。作报告之后犯心脏病。

　　4月18日继续与军队和党政领导干部谈话。

　　4月19日早8时30分，离西昌去凉山。午后1时许，抵凉山首府昭觉。

　　下午3时30分拜会了凉山自治州州长瓦渣、副州长王海民（均彝族）及地委书记，视察了医院。此地海拔2600多米，粟感呼吸短促，夜间不能入睡。

　　4月20日与凉山军分区及州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下午给军分区及州机关干部作报告，动员加强部署，保障民主改革的实行。

　　4月21日上午8时半，从昭觉出发，向东北行。原计划赶300公里至新市镇（确营）休息，因沿途公路塌方、桥梁毁坏，又翻越大凉山，午后4点始抵谷堆，全日行程只152公里。沿途与当地部队干部谈话，晚与地委副书记谈了话。

　　4月22日早6时，从谷堆出发。午到新市镇，吃了几个冷馒头继续前进。

　　经沐川、犍为过岷江至五通桥，下午7时，抵乐山。晚，连夜起草致中央电报。

　　4月23日晨，发电致军委并报中央，告总参、成都军区，报告了来四川了解的情况及建议，报告估计西昌、凉山两地区在今年底以前可完成民主改革和基本上平息叛乱武装。为此建议，从军队中抽5000名干部，协同各乡干部专门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及基层政权工作；拨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加强地方干部自卫的力量；投资修建公路，改善交通；给基层拨配必要的通信联络器材等。最后建议拟于5月初在成都召集四川茂县、康定、西昌、凉山、乐山，云南之丽江、昭通，甘肃之夏河、果洛及西藏之昌都等军分区部队负责同志到成都开会，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叛及群众工作经验，研究如何保障民主改革的作战部署及相互协同等问题。4月30日四川省委发电报给中央称：“粟裕同志4月23日给军委和中央的简报中，所提有关我省民族地区工作的几项建议，我们完全同意。如何，请中央军委审批”。

　　同日参观了峨眉山下报国寺及制茶厂。

　　4月24日与乐山军分区首长谈话，了解该区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及其他工作情况，并视察了当地部队医院。

　　4月25日由乐山返成都，途中视察了新建机场。王尚荣因到道孚后即身体不适，该一行已先期返蓉。
 



第68章


　　4月26日至30日作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有关军分区及西藏昌都工委联席会议的准备工作。

　　5月1日就去西昌、凉山调查研究如何从军事上保障该地区民主改革的实施，和军队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等问题及该区民主改革的情况，再次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了详细情况，并提出建议。报告认为以购买政策对奴隶主让步的做法，带来不少副作用，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建议应与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有所区别，必须彻底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外对枪支的收缴政策、俘虏的处理、少数民族武装的培养、开展戒烟、解决民族地区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同日上午，参加四川省成都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观礼。

　　5月2日至6日主持召开川、甘、青、滇四省少数民族地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及西藏昌都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交流在民主改革中的经验和研究今后如何从军事上相互配合问题。会议之前，各地区先分别汇报了情况。在会上各区介绍了本区改革、平叛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并提出区域间如何配合的意见。会议结束时，粟裕作《民主改革的意义、方针和政策》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习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游击战术、作战重点、攻心为上、情报工作、组织协同、思想领导等军事问题，指出“军事斗争是很剧烈的，很复杂的，也是很合乎辨证规律的。军事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科学”。

　　5月7日请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主持召开研究解决各省边缘地区、地方工作互相支援配合问题的座谈会。并继续与各军分区、地委书记谈话。

　　5月8日上午，给成都军区直属机关部队3000多名排以上干部作报告。

　　除讲了形势及部队在和平时期的地位和任务外，着重地批评了目前干部中怕艰苦、闹级别军衔，闹离婚、怕复员转业等倾向，并号召开展整风。下午，接见了军区系统高级知识分子。

　　5月9日与成都军区党委几位同志交换意见。

　　同日发电报给军委并中央，告总参，报告了从2日至6日的军事联席会议及9日前的活动情况。

　　5月10日由成都乘火车赴重庆。同行者有李富春、薄一波、蔡畅及铁道部武副部长等。晚11时抵渝。

　　5月11日上午，去枇杷山公园及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旧址参观。下午，去南温泉游览。

　　5月12日商量在渝活动日程。

　　5月13日上午，听取贵州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少将汇报。下午，参观了第七军医大学。

　　5月14日召开驻渝各军校负责干部座谈会。

　　5月15日至16日犯心脏病休息。

　　5月17日参观二机部所属497高炮厂及三预校。

　　5月18日参观重庆步兵学校。继续召开驻渝各军校负责干部座谈会。

　　5月20日上午，参观重庆人民大会堂（重庆天坛）。下午，在该会堂向驻渝部队、机关、学校干部、学员和士兵代表共8000人作了报告。报告除谈了国内外形势外，着重谈了部队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部队内部问题和整风问题。报告后返住处，又犯心脏病晕倒。

　　5月23日晨4时动身，登江峡轮沿长江东下。晚泊万县，会见万县军分区及地委领导。

　　5月24日晨4时起航，经奉节、宜昌，于25日下午4时抵武汉。

　　5月26日下午，从武汉动身返京，27日晚11时抵京。

　　5月30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兵役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及高等军事学校的训练要逐渐收缩等问题。

　　5月下旬全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在京召开，粟到会指示，要求全军重视和加强军械装备的维护保养工作，发扬我军爱护武器、视武器为第二生命的光荣传统。

　　6月6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二次会议。讨论总政对志愿军党委关于团结朝鲜人民工作报告的批复稿。

　　6月12日接见副总顾问格列波夫，格谈了今后顾问工作。格在谈到新来的日格里诺夫的工作并要求总长能经常接见时，粟答：工作按原计划进行。至于来谈的时间，如有下列情况：一是中央召集开会，二是有些外事活动，则不能谈。

　　6月13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三次会议。讨论“总参关于兵役制度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

　　6月22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五次会议。讨论1957年军队需要大专生数目等问题。

　　6月24日向军委、中央上送了《关于检查和部署西昌、凉山、康定等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西昌、凉山、康定、阿坝四个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情况。第二，平叛部队思想情况及执行政策纪律情况。第三，交通运输及物资保障情况。第四，对一年来平息叛乱工作的估价和今后平叛工作的部署。毛泽东于7月20日批示：同意。

　　7月11日主持研究老铁山水道勘察安置基地情况，邓华副总长及海军、炮兵和总参有关部领导等参加。粟示：原子战争的防御方向是如何堵住原子突破口，要以机械化部队去堵，因此炮兵也要机械化。

　　7月中旬上午，乘飞机在北京周围及天津外围看地形。随行者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副总长杨成武、作战部长王尚荣等。午后飞机抵唐山着陆，在机场休息室会见了二十四军及空十师等部队首长。对当地驻军首长给以勉励，督促备战并要求要熟悉地形等。下午4时半，返回北京。

　　7月20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六次会议。

　　7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上送了《执行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提出打击蒋海军和空军，确保我华南国际海上运输之安全；有步骤地攻占沿海敌占岛屿；在我海、空军充分发展和准备后，争取在国际情况对我有利条件下解放台湾。7月31日军委军事会议讨论通过，批准实施。

　　7月25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粟裕《关于检查和部署西昌、凉山、康定等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决定：

　　（1）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政策问题，建议请中央书记处讨论解决。（2）需要由军队方面解决的问题，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请黄克诚拟一电报告成都军区。关于军队抽调4000名干部帮助地方工作问题，请成都军区与四川省委再作具体研究，委托省委决定。7月31日，军委发电报给成都军区党委并转四川省委、抄报中央，同意粟裕同志所提意见的指示。

　　同日为纪念建军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南昌起义前后》的文章，回忆参加南昌起义前后的一些片断情况。此文后又载于《解放军文艺》，并被收入《南昌起义资料》及《星火燎原》第一集。

　　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国防，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不可战胜，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是由于全军指战员的高度政治觉悟。为了加强国防，保卫社会建设，必须加强战备，提高警惕，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熟练手中武器。必须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必须加强对现代军事科学的研究。

　　同日在北京三座门俱乐部，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招待会，招待各国驻华武官、副武官及其夫人。徐海东大将及副总长李克农、张宗逊、张爱萍、彭绍辉、杨成武等出席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共110人。

　　同日晚，应北京大学邀请，向该校1000名师生作了建军30周年之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同日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发表了《和南京军区同志谈几句话》

　　的文章，指出南京军区在国防意义上，“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战区之一”。

　　8月10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一九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粟裕同志提出的访问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组成名单”。

　　8月13日至9月7日在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陪同下，赴东北勘察地形、巡视部队、参观国防工厂。先后到达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延吉、图们、通化、临江、辑安、安东、旅大等地。察看了图们江、鸭绿江和辽东半岛沿线地形、工事，视察了驻军和军事工厂。

　　历时26天，就这次勘察情况和勘察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于9月21日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有：根据勘察过的边境地形，提出设防及交通建设的建议；缩减边防警备部队、加强部队冬季训练和进行野营训练的建议；发挥军工厂潜力，生产先进装备的建议等。这个报告，彭德怀批示：列为军委会议文件。

　　9月20日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9月28日上午9时，听取南京军区军务部门关于兵力部署、部队编组情况的汇报。副总长张爱萍、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装备部副部长杜屏参加。粟在听汇报后说：毛主席说争取12年的和平环境，只是争取，我们军事工作同志还应加强战备。守备舟山之重要意义，是不让敌人直接打到××来。守备区划得太多，岱山和定海完全可以划在一起。编组机构不要太重叠。守备部队编组，炮兵占主要成分是对的。指挥应统一，建制分海、空、陆军，战时就是全面的党政军一元化。武器配备应把旧的拿上去用，我主张把大部分旧炮火先用完。各岛通信联络要密切，但通向小岛不要搞海底电线，只能用无线电。

　　同日上午11时，乘飞机赴南京。

　　9月29日、30日给南京军区及军事学院等单位干部授勋。

　　10月4日上午，往总高级步校作报告。报告后即赶往机场，午后2时飞抵北京。

　　10月5日上午，出席军委会议，会议同意训总10月16日召开训练委员会的报告。

　　10月8日为《防化学兵》创刊号题词：“防化学兵的建立，标志着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又将获得新的成就，因为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10月12日赴黄河下游某地，视察了工程兵舟桥团和工兵团的渡河连，架设浮桥和漕渡门桥的检验性演习。

　　10月17日总参、总政在北京召开兵役工作会议。粟到会讲话。讲话中对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作了分析，肯定了它的成绩和实行的必要。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最后对预备役工作作了指示。

　　10月18日在全军第二次军队侦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首先阐述了侦察工作在历次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在今后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然后从战争的突然性、剧烈性、残酷性和广泛性，说明现代战争情况与过去大大不同了。因此对侦察工作的要求比过去更严格了。最后对今后侦察工作怎样进行，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回答了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10月24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二九次会议。

　　10月26日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张宗逊专任副总长后的分工：领导防化、铁道、军交、行管、政治、机要、干部等部门。彭德怀10月27日批：克诚、谭政同志阅。同意。

　　10月30日与黄克诚、陈赓一起，参加聂荣臻召集的研究加速五院建设问题的会议。确定钱学森任五院院长，刘有光任政委，王诤、刘秉彦任副院长，谷景生任副政委。下设一、二分院。

　　10月31日听取军务部苏静部长、张瑞副部长关于总部行文中存在问题的汇报。

　　11月1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三○次会议。会上宣布访苏军事代表团名单政治局已通过，已用周总理名义提交苏联。名单为：彭德怀、叶剑英、粟裕、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刘亚楼、陈锡联、洪学智、刘震、刘志坚、萧向荣。

　　11月4日召集陈赓、张爱萍、张宗逊副总长及总参有关部领导苏静、万毅、雷英夫等部署工作，并讨论“加强军事管理问题的指示”。

　　11月5日主持讨论赴印尼访问小组的有关事宜。粟示：赴印尼访问先组织筹委会，提议以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少文当筹委会主任。印尼在战略上很重要。

　　该国系岛屿国家，其通信联络、交通、仓库、防潮、码头、热带病之防治等等，我们均可研究询问。空军可熟悉航线。

　　11月6日参加叶剑英副团长率领的（团长彭德怀参加政府代表团已先期赴苏）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赴苏参观访问。早晨从北京动身，下午到达莫斯科，当即去卢日尼基体育宫，参加了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联席会议。

　　11月7日上午9时，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观看了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11月8日代表团在驻地列宁格勒饭店，座谈昨天在阅兵式中看到的新式武器及观感。当晚在卢日尼基体育宫观看了盛大文艺晚会。

　　11月9日至10日在莫斯科参观访问。其间，根据对口拜会的原则，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前后谈话加翻译时间总共20分钟。双方主要是谈友谊、友好。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通过，为参考外军经验，粟便乘会见对方总长的机会，提出请提供一份关于苏军国防部与总参工作职责的材料。对方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的组成、职责。书面材料于1958年3月提交我方。

　　11月11日至14日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14日，去列宁斯大林墓献花圈。

　　11月15日至19日继续在莫斯科参观访问。17日中午，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午宴招待会。

　　11月20日飞往第比利斯参观斯大林故乡。因气候不好，当晚住索契，次日到达第比利斯，受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部长会议主席扎瓦希什维利、高加索军区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等的热烈欢迎。之后访问了白俄罗斯军区。

　　11月27日代表团在莫斯科北京饭店举行答谢宴会。

　　11月28日离莫斯科访问远东军区，参观赤塔军事基地。

　　12月2日从伯力到海参崴。参观军事基地。

　　12月3日离海参崴于4日返回北京。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工农业展览会、苏军中央博物馆、空军军事学院、海军工程学院、列宁军政学院、伏罗希洛夫高级军事学院，参观了海军演习，并到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伯力等地参观访问。

　　12月7日主持讨论总参谋部的整改问题，陈赓、张爱萍副总长及直政主任吴涛参加。在粟建议下组成了领导小组，领导整改工作。

　　12月9日召开总参部务会议，讨论总参整风及整改的情况和对运动的组织领导问题。讨论中说：整风直政负责，但有些涉及组编、职责、业务问题，直政不能解决的，除部分自己改以外，尚须总参或军委解决。最后提出几点：
 



第69章


　　（1）整改，能改的即改，才能推动运动发展。涉及全局的问题，不能自己擅自改。（2）组织编制，普遍人浮于事，应走群众路线，大家讨论，在不削弱工作前提下，应主动提出意见，不能等军务部来规定。（3）干部下放。（4）家属返乡。此外，对日常工作也不能放松，做好军委扩大会的准备工作。

　　12月10日听取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少文关于去印尼访问准备情况的汇报。

　　12月11日接见副总顾问格列波夫。格向粟主要汇报了上海抗登陆战役集训的情况，并要求总长对集训中提出的问题加以解释。粟说：这次集训主要教材，我不仅全部看过，而且作了修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单纯防御没有不失败的。对现在的所谓机动防御，我们干部了解不深刻。把机动防卫与抗登陆的机动混淆是不适当的。要区分主要次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有些重点必须坚守、死守，无机动可言，即在主要方向上坚守防御。在次要方向上，则可以有意识、有准备的诱敌上来。

　　12月18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三五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元帅访苏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关于海军装备发展趋势的汇报。

　　12月中旬因病住院，数日后出院。

　　12月24日就空十师三十团转场至广州沙堤机场事，写报告给彭德怀。

　　12月25日在总参直属机关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了工作要讲四性，即预见性、准确性、经常性、广泛性。强调党的领导应该贯彻到军队的各个部、各个单位，以及每一个成员。指出整风的主要注意力，要集中到整改方面来。并谈了总参的工作问题。指出：总参在战争指导方面、作战工作方面管得尚不够，而日常事务却管得比较多。要求总参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工作。

　　12月26日上午，在总政排演场听取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介绍捷军队情况。

　　12月27日晨，去机场欢送捷国防部长。

　　同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三六次会议，讨论关于干部下放问题。

　　同日在空军司令部《请示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要求我部提供其技术侦察情报事》的报告上批示：“此类事情，为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军下级机构不宜与对方下级机构直接交换。可告其应经双方总参谋部或国防部解决。”

　　1958年51岁

　　1月2日召开总参部务会议，副总长张宗逊、张爱萍及各部局首长参加，讨论1958年度总参谋部工作计划。粟指出1958年的工作重心应放在：（1）体制问题，联系到整编精简，请对体制方面提出意见。（2）军委责成总参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报告关于部队管理教育的问题，目前如何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应作研究。（3）战备工作，我们的战备和国防建设工作，应时刻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前年曾向军训部门提出意见，部队长期住营房，不过野营生活，甚至打靶也要建房子，都不应该。在讨论发言中，大家对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了不少意见。

　　1月4日参加总参作战部的会议。

　　1月5日视察北京“十一小学”。

　　1月9日出席军委第一三八次会议，讨论高等军事学院第一期训练大纲。

　　同日请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来家，商讨心脏病状况及治疗问题。

　　1月10日就7·62冲锋枪装刺刀问题，写报告给彭德怀。

　　1月12日就最近心脏病加重，常感胸闷、心绞痛、呼吸困难以及脑神经痛和关节炎发作以致妨碍工作，拟住院休息几天，写报告给彭德怀。并提出陈赓、李克农原管工作暂由张爱萍、张宗逊代理。彭圈阅。

　　1月13日从这一天起，住院治疗检查数日，同时继续工作。

　　1月25日出席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1月31日出席军委一四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空军争取于七八月间进入福建”。请总参谋部将空军进入福建的时间，进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对策，以军委的名义写一报告，呈报中央主席。

　　1月就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东活动情况，复信给福建罗源县委。

　　2月1日至11日参加了第一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的主要会议。

　　2月7日写报告给军委并报中央，报告了去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情况及西藏上层的动向，并提出了成都军区在解决康南叛乱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西藏应积极进行战备工作，在军事上采取内紧外松决不先动手的方针意见。

　　同日根据毛泽东1月24日关于撤回志愿军致金日成的电报：“1958年3至4月撤回三分之一，7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提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的两个方案报告。

　　2月10日晚，去毛泽东处谈话。同去的有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谭政等人。

　　2月13日在前晚毛泽东主席谈话的启发下，向毛主席送交了《就军队建设问题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说：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军，在军委领导下，已有很大成就，但还存在不少弱点，诸如：（1）机关庞大，某些机构重叠，往往使许多事情在各个机关兜圈子，也使许多干部纠缠在机关办公室内应付门市和人事关系，没有深入下层了解实际情况。这主要是体制不合理，职责不明。

　　（2）部队尚没有根据我国具体的地形、气候等条件，分别编成适宜于不同地区装备和训练不尽相同的部队。有些平均分配装备，缺乏重点。（3）干部培养上的计划性不够及干部中存在的问题。（4）部队训练也还抓得不紧。不愿利用艰苦的环境，锻炼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5）军队中的浪费现象也很惊人，尤其在修建礼堂、俱乐部、疗养院等方面。以上这些问题均曾向军委作过报告。

　　另，鉴于主席将赴成都，特将去年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了解的基本情况，及平叛情况向主席作了简要报告。并附去年在四川时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及本月7日报告，供主席审阅。

　　毛泽东于2月16日批示：“存。电话告粟裕：此件收到，看过。很好。”

　　同日上午，出席了军委第一四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基本同意粟裕同志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方案报告的第二个方案。在实施步骤上，应根据驻区气候条件，先撤回的部队驻东北，第二步撤回的部队驻华北，最后撤回的部队驻华中和四川，以便进行营房补修生产等工作。

　　2月14日参加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赴朝鲜访问，团员有陈毅（副总理）、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粟裕、乔晓光（驻朝大使）。代表团乘飞机于8时30分，起飞，11时55分，抵平壤。金日成亲赴机场迎接，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国际旅社下榻。17时40分，代表团在朝内阁大楼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方领导。接着又去牡丹峰平壤剧院参加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18时50分，结束。接着又看了朝国立艺术剧院的歌舞。21时30分，返住地晚饭。粟当晚接见了在朝的作战部李景昌副处长等。

　　2月15日9时05分，金首相来住地，接代表团前往牡丹峰解放塔献花圈。

　　并观赏平壤全景。9时50分，前往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观。11时30分，参观了平壤纺织厂。20时00分，金日成举行国宴欢迎代表团。22时30分，国宴结束，即在金日成陪同下乘专列往咸兴。

　　2月16日8时，抵咸兴车站。8时40分，参观兴南化肥厂。10时30分，乘火车前往元山。14时10分，抵元山车站，即乘汽车参观了朝鲜人民军一个师的坑道指挥部。18时15分，乘火车离元山赴仁坪，22时50分抵达。受到了志愿军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及仪仗队的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乘原车返平壤。从仁坪车站改乘汽车，于23时40分抵桧仓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

　　2月17日上午，与杨勇司令员、王蕴瑞参谋长谈向朝方移交军械、弹药等问题。周、粟指示：撤军要交好、走好、到好。一切为了加强中朝友谊，为了加强东方前线。只要朝方提出需要的一概留交，留好的、交新的，质量不好的由国内调换、不够的增调，对方未提的不强给。之后，代表团全体成员谒志愿军烈士陵园。

　　午后3时，周、陈、张、粟给志司干部及各军代表作报告。粟在讲话中谈了抗美援朝胜利的原因。指出经验很丰富但还有局限性。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注意了解研究敌人，加强部队吃苦耐劳的锻炼，总结抗美援朝的经验。

　　晚，参加志司除夕聚餐会及晚会。

　　2月18日上午，约作战部李景昌等同志来谈工作。下午17时30分，代表团离志司，18时抵仁坪车站，朝鲜南日副首相来接。21时15分抵平壤，金日成来车站迎接。

　　2月19日上午，代表团应邀参加朝最高人民会议第二届二次大会，周总理在会上发表演说。午后4时30分，由金日成陪同参观顺安道上阳农业合作社。

　　6时，返平壤即赴牡丹峰剧场，看朝人民演员崔承教演出的《沙道城的故事》。

　　当晚粟裕找周总理谈了对当前军事工作的意见。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时。

　　2月20日9时，金日成来宾馆接代表团赴平壤西南60公里之黄海制铁厂参观，午后返回。13时，中朝双方会谈公报签字。下午，朝方让我礼宾司的同志送来1200元朝币供购物用，粟令秘书全部上交。朝方送的礼品也令交外交部统一处理。19时，中国驻朝大使乔晓光，为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乔晓光、周恩来、金日成相继在会上讲话。

　　2月21日9时，乘火车回国，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晚23时，抵沈阳。

　　同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向伟大的苏联军队学习，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努力》的文章，以庆祝苏联建军40周年。

　　2月22日8时30分，乘飞机返京，11时许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2月23日15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在京中委、候补中委70余人会，听周恩来作赴朝报告。陈毅、张闻天、粟裕作了补充报告。

　　2月27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四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同意粟裕提出的“总参谋部1958年的工作要点”。粟向会议汇报了缅甸吴努来访的一件事。吴努来访带来上校军官两人，要求我军方接见，粟与萧华接见于紫光阁。因事先不知来意，接见前五分钟才知彼方将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在昆明设领事馆；二是修通滇缅公路；三是派军事代表团访华。因时间急促来不及请示彭德怀，萧华提议直接请示周总理，总理都答应了。今天粟将经过情形在会上作了说明，请军委讨论接待对方派军事代表来访事。

　　2月28日主持总参谋部第三次部务会议。张宗逊及各部局首长参加，会议开始，粟讲了毛主席2月10日召集五人去谈话和访问朝鲜的情况。粟说：按毛主席裁军的精神，军的架子也不必这样多，每个军指挥5个师，可撤十几个军的架子，若每个军部以4000人计，20个军就可撤掉8万人。

　　3月初接见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战史资料编辑室主任王德，就编写战史作了指示。在谈到编写的目的时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就要拿出自己的东西，这对学校训练、培养干部尤其重要。

　　在谈到解放战争战史时指出：重点放在战役方面。写战役不能离开战略原则，要尽量提高到战略水平……战役的实施是起因于战略意图，因此战略意图也要写出来。政治工作也要写，地方支前工作也要写。在谈到抗日战史的内容时指出：抗日战争着重反映群众战争。我军力量不大，战役不多，主要是些战斗，但地方工作、党的工作、伪军工作、建军工作等比重很大，政策性更强。抗日战争是以群众力量为主，军事力量为辅。边战斗边建军是一个特点。要把特点写出来，不要平铺直叙。

　　3月6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四五次会议。

　　3月10日就“×××工程保密问题”，写报告给彭德怀并军委。

　　3月12日鉴于毛主席对我国现行兵役制感到有问题，早两年已提出过，最近在接见彭德怀、粟裕等人时又提出此问题。故拟外出到部队走走，主要研究一下兵役制问题。下午16时40分，乘5次火车动身赴南京，13日下午到达。

　　3月14日参加南京军区讨论整编方案的座谈会议。

　　3月15日参加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赴朝访问的情况。在宁期间曾去总高级步校作报告一次。

　　3月17日午后，乘火车赴上海，18时56分到达。

　　3月18日听取东海舰队首长汇报工作。

　　3月19日上午，听取空四军首长汇报工作。下午，在东海舰队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报告。

　　3月20日继续听取东海舰队首长汇报工作。

　　3月21日至24日分别在东海舰队、上海市兵役局、警备区司令部了解有关兵役制方面的情况。

　　3月25日乘汽车从上海出发，沿海边经金山卫、乍浦、海宁到杭州。

　　3月26日至4月2日在杭州召集附近驻军之军、师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市兵役局领导座谈了解兵役制的有关问题。

　　4月2日下午，在驻杭部队干部大会上，就反贪污、反浪费和红与专等问题作了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1）节约经费与节约人力。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以来，大家对经费资材的节约，已经普遍引起了重视；但是对人力方面的节约，有很多人却不大注意。其实，减少人员数量，提高质量，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是最大的节约。”（2）整风要保证正常工作训练。（3）老经验与学新技术的关系。指出过去的经验“固然很宝贵，值得发扬，但不能满足于这些经验，不学习新的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就无法适应今后战争”。

　　4月3日晨，乘汽车从杭州出发赴苏州，14时抵达。

　　4月4日在苏州召开有陆军二十七军部分军、师、团领导干部和苏州、南通、扬州、镇江四个军分区负责人，以及部分市、县兵役局局长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主要座谈了关于改革国家兵役制度的问题。在座谈中，粟就改进兵役制，提高兵员质量、民兵工作及对苏州、无锡地区的战场建设作了指示。

　　4月9日至11日研究整理有关兵役制的材料。

　　4月12日从苏州到上海。继续研究整理有关兵役制的材料。

　　4月16日参加了驻沪空军比先进、比多快好省跃进大会，并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次日黎明。

　　4月18日与副总长张宗逊联名，向军委上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民兵组织和训练规划。

　　4月21日由上海乘火车返京，22日午后4时抵达。

　　4月29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开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座谈会，讨论军委扩大会议整风统一认识的问题。会上提到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问题。未通知粟参加此会。

　　5月5日就苏顾问团转来古谢夫上将和代总顾问赫列希尼科夫上将来信提出签订战时互相交换两国气象资料的双边协定一事写报告给彭德怀。提出了处理意见。彭于5月27日批示：照办。

　　5月5日至23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其间，粟提出与毛主席谈谈工作意见。毛即告陈毅先了解一下情况。陈于5月12日夜找彭德怀、黄克诚了解情况后，于5月21日找粟裕谈了话。
 



第70章


　　5月23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五三次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的开法。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聂荣臻、黄克诚等参加。黄在发言中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大鸣大放，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再一个内容是整编。

　　5月24日上午，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第一次小型会议。彭德怀提出会议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确定会议分三种形式，一种是全体大会，一种是小型会，再一种是小组会。划分10个小组。26日各小组开会，27日大会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参加会议的人有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等共300多人。从6月7日起扩大到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至1400多人。

　　5月26日、5月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接受批判。参加会议的有除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外的七位元帅及黄克诚、谭政、萧华。会议开始责成粟裕作了检讨。然后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等人发言对粟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批粟定了调子。

　　5月27日至7月22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粟裕被错误地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受到了批判和斗争。先后在大小会上检讨了八次，在第二次大会上的检讨中，被迫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这时毛泽东出面保粟裕说：

　　“粟裕同志过去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样才算过关。军委扩大会后，粟裕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他的历史功绩被逐步贬低、淡化、转移，乃至磨灭，受到了长达36年的不公正待遇。

　　6月11日上午，召集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及成都军区副政委郭林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总部有关同志研究了目前川、甘、青、藏整个藏族地区的叛乱及扩大迹象和应采取的措施。

　　6月12日就向苏联政府索要海军新式装备图纸资料一事写报告给彭德怀并军委，根据对方要求请政府出面向苏提出。

　　6月13日写报告给彭德怀并报军委，鉴于川、甘、青、藏整个藏族地区情况很不稳定，已于11日召集兰州、成都军区领导等同志进行了研究，为争取今冬以前平息武装叛乱、制止蔓延扩大和确保青藏公路运输安全，提出了部队部署调配意见。

　　6月18日接见总顾问彼得罗瑟夫斯基中将。

　　6月30日晚20时到22时，主持总参谋部第四次部务会议，讨论军委扩大会议中，提出的有关总参工作和建军方面的重大问题。副总长张爱萍、张宗逊及总参各部局领导参加。

　　7月5日就东南沿海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的部署调整，写报告给彭德怀并军委。

　　7月19日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总参有关部门领导，研究炮击金门及海军、空军入闽的具体部署，当日各军、兵种领导人，分别向所属参战部队，下达了入闽作战的命令。炮击金门的部署基本就绪。8月20日，毛泽东决定，立即集中力量，对国民党金门驻军，予以突然猛烈打击。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这一行动由开始的猛烈打击，封锁敌军，到后来的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1月1日，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很大胜利。

　　7月28日出席军委例会。彭德怀就昨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关于“炮击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的指示”说：此信“交粟裕同作战部研究”。

　　8月6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五四次会议。讨论修改军委扩大会议的几个决议和彭德怀的总结发言。

　　8月8日主持总参第五次部务会议，讨论军委扩大会对总参提出的工作任务。副总长张宗逊、张爱萍及有关部局首长参加。粟裕在会议开始时说：总参的工作任务，拟分三个阶段考虑：一、从现在起到1960年（今年还可做些事情，主要是1959年、1960年）。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三、远景计划，即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我们先研究一下，再与各军、兵种共同讨论。在讨论中粟说：今后，为应付敌人原子袭击，要抢占和堵住突破口，靠步兵上去有困难，这样坦克装甲部队的数量值得考虑，炮兵应向自动化推进炮发展并合一，152炮以下将来能否与自动炮合一，导弹可否代替远程炮兵？今后打仗的打法也不同了，不是完全打烂仗，但绝不是歼敌于海上，如力量大一些，可在纵深不大的沿海歼灭敌人。

　　同日在总参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作了检讨。

　　8月13日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改革军队体制、加强司令部建设的建议，并拟制了总参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十条（草案），报请军委审查。

　　8月16日下午，召集总参领导张宗逊等，听取总参各部局整风情况汇报。

　　8月20日检查××××工程。

　　8月23日上午，继续主持会议，听取总参各部局整风情况汇报。

　　8月30日召集铁道兵、总后勤部、总干部部及作战、军务、装备等部门负责同志，研究铁道兵的定额、定型和供应关系。9月8日根据8月30日会议讨论情况，写报告给彭德怀并军委，建议铁道兵定额列入总定额内，所需经费由铁道兵工程收入上缴总后统筹供应。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长职务，由黄克诚任总参谋长”。“调粟裕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研究院副院长两职务。他的具体工作在研究院”。

　　9月10日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五五次会议，讨论庆祝国庆10周年，建立军事展览馆和收集展品等问题。

　　同日在工程兵召开的全军工程兵及施工部队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上讲话，指出：技术革新要有更多更大更新的成就，必须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和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联系群众才能实现。

　　同日听取动员部傅秋涛部长汇报民兵建设情况。粟裕说：“每分区抓1~2个基干民兵师，则一旦有事，马上可拿出来100~200个师”。

　　9月12日就军事学院国庆节受阅学员请求毛主席接见事，写信给总政主任谭政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请予转报，建议接见一次受阅的各院校同志及军队观礼代表。

　　9月16日下午，出席军委第一五六次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关于军委几个人事问题的决定。粟裕在会上表示：中央对我的工作决定，我绝对服从分配，这次大会同志们对我帮助很大。我曾要求下去基层锻炼，这是我真心诚意的要求。此意曾向黄（克诚）老及小平同志谈过，现在决定要我去做研究工作，我文化低，只有尽力做，在叶帅领导下和同志们帮助下做好工作，国防部副部长名义，我最好不挂，恐怕对外影响不好，对我个人不必顾虑。

　　9月17日与黄克诚共同主持总参第六次部务会议，交接总参谋长的工作。

　　粟裕在会议开始时讲：今天开会主要是执行中央关于军委机构变动和人事变动的决定。我在总参工作好几年，不仅工作未做好，而且犯了许多错误。总参谋部各部门工作是很积极的，由于我的原因未能很好发挥积极性。军委扩大会后，我有决心改正错误，曾要求去下面锻炼，现中央决定去科学院工作，我坚决服从中央决定，请同志们相信，我今后一定会好好工作，希望同志们继续给予帮助。至于工作交代，没有什么交代的，黄（克诚）老也熟悉情况，从今天开始，我即解除总参谋部工作，有事即向黄（克诚）老和各位副总长请示。黄克诚说：粟裕同志在我们党内工作很久了，过去工作做得很好，成绩很大。在总参工作时期有缺点，思想上有错误。他过去曾提出不适合总参工作，这次中央考虑他的情况后，还是调动一下好。他自己要求去下边工作，中央考虑还是不去好，他的职务有两个：一是国防部副部长，二是科学院工作，主要主持科学院工作（因叶帅不能长期坚持），故责任也很大，我们相信粟裕同志会把工作做好的。

　　9月19日正式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党委第一副书记，负责该院的常务工作。在全院的欢迎大会上，叶剑英院长说：粟裕战斗一生，战功巨大，他的到来，是对军事科学院领导力量的很大加强。

　　9月26日陪同叶剑英赴徐水、保定等地参观，同时视察六十九军。

　　10月5日军委批复军科党委报告，“同意在叶剑英同志出国期间，科学院的党委和日常行政工作，由粟裕同志负责”。叶于10月9日至11月7日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波兰。

　　10月9日主持院党委扩大会，讨论务实计划、全军编写条令等事项。

　　11月25日去武昌参加于11月28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于12月4041958年12月10日结束。

　　12月11日在武汉协助叶剑英元帅召集有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院校领导参加的，关于如何编写战斗条令座谈会。

　　12月14日返京。16日向军科传达了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12月30日国防部命令：经周总理决定：粟裕为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59年52岁

　　1月上旬在北京主持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

　　1月12日主持在北京三座门召开的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28日代表叶剑英院长作了大会总结，并就军事科学研究的范围和研究工作者应持的态度等问题讲了话。指出：“军事科学除了研究战争的各种规律、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之外，还要研究国家的政略、军事政策和国防经济等复杂的问题。

　　而现代尖端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使用于军事方面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更加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和任务的繁重性”。“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光靠热情，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细心冷静的分析研究，没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也是不行的”。

　　1月30日因高血压心脏病住北京医院。

　　2月2日北京医院根据粟裕心脏病复发、血压较高（180\/120）的情况，建议长期疗养。

　　2月3日叶剑英院长向军委写报告说，粟裕因工作特别在这一次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期间，过度疲劳故旧病复发，病情继续加重，我们认为需要进行长期的休养治疗。4日彭德怀批复：“同意粟裕同志休养”。

　　2月6日随叶剑英元帅乘飞机到南京。春节当日（2月8日）与叶剑英元帅一起乘飞机到广州休养。

　　3月6日与张鼎丞、萧劲光、陈奇涵等由广州乘飞机到海口。在海口参观了市容、码头、机场，名胜古迹等。还登上了海南第一楼，望了琼州海峡。

　　3月8日与张鼎丞、萧劲光等乘飞机到达榆林。视察了榆林海军基地，参观了海军舰艇，听取了基地情况汇报后说：榆林基地是一个好的军港，隐蔽比较好，敌人从海上来，老远就可以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便于我们对敌人发起突然攻击。之后又看了三亚的地形，粟与同行的萧劲光设想，可以把榆林到三亚挖通，便于海军舰艇的运动，能进能出。

　　3月15日偕张鼎丞、萧劲光等，从广州飞抵南昌。参观了向塘机场和“安2”飞机工厂。看望了贺子珍同志。

　　3月18日与萧劲光、陈奇涵一起乘飞机到杭州。在杭看望了养病的滕代远。

　　3月23日乘火车到上海。

　　4月2日至5日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粟裕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5月26日、28日、30日向战史工作者谈了抗日时期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第二支队及第一师、苏中、苏浙军区的历史。共谈了13个方面问题。

　　6月3日到苏州、无锡参观。

　　6月9日回到上海。

　　6月12日从上海回京。

　　6月23日召集军科院领导同志会议，研究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的开法问题。

　　6月25日离京赴宁参与主持全军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7月17日在会议上讲了话，指出：“学术问题，不同于行政问题，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不能靠军衔高、资格老来解决。学术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取得统一认识，就忙于作结论，这样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训练、作战都是不利的”。研究军事学术问题，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主张以唯物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问题，反对用主观的、机械的、静止的观点来对待学术问题。因此我们研究军事学术，必须从实际出发，总结过去、立足现在、着眼将来”。然后讲了四个问题：（一）以我为主与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指出“不能把以我为主理解为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好的，外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二）总结过去，立足现实，照顾未来。（三）战略战役与战术的关系。

　　（四）进攻与防御的关系问题。会议于7月22日结束，23日返回北京。

　　8月1日去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8月4日在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在全会作了书面发言。会议于16日结束。8月19日返京。会议期间，有人向粟裕建议，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坦荡地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且说：“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8月19日至9月12日参加军委扩大会。

　　9月4日晚，在三座门召集华东战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针对有人提出“写战史最好不要当事人参加”，粟指出：“战史没有高级干部参加是写不好的”。

　　9月16日与叶剑英院长一起研究军科院召开七级干部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军委扩大会精神的问题。

　　10月初代表军科院党委作了贯彻八中全会决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第一阶段总结。

　　1960年53岁

　　1月5日审阅军科战史部拟写的《解放战争战史纲目》。指出编写战史要注意友邻地区和部队的作用，有问题要多做自我批评，并介绍了解放战争一些战役情况。

　　1月7日至17日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将脸转向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听了非常高兴，以为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向全党发出明确的指示或决定。

　　1月21日赴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会议于1月22日开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多次发言中，对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作战形式、战争准备及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作了全面阐述。把他在总参期间未能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作了较为完全的表述。

　　2月10日林彪找粟裕谈话，指出：军科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每个问题要提两个以上方案，每个方案都要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军科院应成为总参的参谋部。

　　同日在小组会上发言中，阐述南北战场。
 


第71章


　　2月13日就1960年国防纲要谈了四点意见：（1）国防工业基本建设；（2）民兵；（3）义务兵役制；（4）加强战略侦察措施。

　　2月17日在小组会上发言中，谈敌从某地进攻时我之措施。

　　2月19日在几位组长的动员下，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大会上又发表了全面意见。主要谈了：（1）对敌情的估计；（2）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2月27日军委扩大会结束。

　　4月在第二次审阅《解放战争战史纲目》时，对若干问题谈了看法。在回答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时说：应该从鲁南战役后莱芜战役前算起。在回答华东战场战略进攻始于何时时说：反攻可以从1947年7月分兵到外线时开始，正式的战略进攻是豫东战役开始的。

　　4月到南京、上海等地养病。并于病中专门请教员辅导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还与辅导教员互相切磋，回答了辅导教员提出的一些问题。

　　5月30日离宁到镇江、无锡、苏州等地参观休息。6月3日到上海。

　　6月29日自上海回到北京。

　　7月18日写信给院党委扩大会全体同志，检讨了自己身为党委第一副书记和负责院的常务工作，因病休养未能参加院的“三反”运动，检查了自己常务工作和负责领导战史部工作未管好。

　　7月28日去大连养病。8月20日回到北京。

　　8月24日写信给军科杨至诚副院长，为响应中央增产节约号召，不同意为自己建房。

　　9月14日至10月20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发了言。

　　11月5日此日起，找人辅导语文课。

　　11月24日上午，去怀仁堂看文件。

　　1961年54岁

　　1月5日因身体不适，住北京医院检查治疗。

　　1月14日至18日参加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会后仍住北京医院。

　　1月29日赴上海检查身体，住华东医院。

　　7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委）。叶剑英任主任，粟裕、张宗逊任副主任。军委训委负责统一管理和指导全军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和条令验收等工作。

　　9月6日在叶剑英院长建议下，到东北疗养、休息。第一站到沈阳，参观了北陵和一些科研机构。第二站到长春，看望了十六军干部战士，参观了溥仪皇宫、银行、自来水厂等。第三站到大庆油田所在地安达，住干打垒草房，参观了油田。第四站到哈尔滨，由省军区司令员张开荆陪同参观了哈军工及太阳岛等处。第五站到齐齐哈尔，由二十三军政委傅奎清陪同看望了该军某师，还参观了重机厂。第六站经牡丹江到北大荒，由王震陪同参观了垦区。

　　10月25日返回北京。

　　11月23日上午9时，由北京乘火车到达南京。下午，参观了长江大桥工地。

　　11月24日由宁抵沪。提出想去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浙南打游击的地方看看。经医生同意后开始做准备工作。

　　12月6日上午7时半，从上海出发，中午，到达杭州。住下后，初步确定先到宁波，然后再到舟山。返回宁波后，再到温州。

　　12月9日上午，离杭州赴宁波。下午，在宁波接见了舟山基地政委阙宗一等同志，参观了天一阁藏书楼。

　　12月10日上午，在阙宗一陪同下，抵达定海。下午，看了信号台和坑道式营房。参观后对基地的同志说：“定海是舟山岛的心脏，而舟山群岛又是华东的天然屏障，保卫它就是保卫了整个华东，因此重视它、加强它、建设它，对于未来则有重大意义，这是从军事上说的。从经济上来说，作用也很大，它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每年可以为祖国创造很多财富。岛上生活虽然很苦，但所担负的任务很光荣。所以，要好好的保护渔场资源。”

　　12月11日上午，由基地政委阙宗一陪同，乘昆明舰前往岱山岛，登岛后，先到西高山俯瞰岱山全岛，后看了岱山机场。下午，到普陀，晚上，接见了舟山要塞方晓参谋长和舟山县委吴书记。

　　12月12日参观后寺、大乘庵、紫竹林、潮音洞。下午，参观前寺、西天。

　　12月13日上午，冒着九级大风，按预定计划返回定海，参观了水果工厂。下午，参观了基地司令部作战室，与要塞司令部的同志和县、公社、区的同志谈了话。还登上扫雷舰看望了舰上同志。

　　12月14日上午，离开定海回到宁波。下午，拜望了市委、地委负责同志。

　　12月16日上午7时，从宁波出发，于11时50分到达天台国清寺。下午，参观国清寺、王羲之书写的“鹅”字石碑，天文学家一行大师之墓，及天台城内自由市场。晚饭前，会见了县的领导同志并同他们谈了话。

　　12月17日上午，离天台抵北雁荡山。中途在黄岩县休息时，会见了县的领导同志，了解了县的情况。下午，在北雁荡山参观了观音洞等。

　　12月18日上午，继续在雁荡山参观。下午，由雁荡山到达温州。

　　12月19日上午，参观了江心屿、刘英同志烈士纪念馆。下午，参观了艺术雕刻、瓯绣和皮革厂。

　　12月20日早7时30分，离温州，中午1时半到达泰顺。下午，不顾疲劳冒着严寒和毛毛雨，参观了市容，并到烈士墓前默哀、致敬。返回住地后，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听取了县委的汇报。粟裕表示：这次回泰顺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主要是想回来看望英勇的泰顺人民，看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和我一块打过游击后来又留在这里的老红军、老战友。并提到了老红军刘保生和红军医院党支部书记黄明星的名字。县委同志说，刘保生和黄明星等同志还在。粟裕当即要县委同志把这几位同志请到会场见面并合了影。亲密战友久别重逢，粟裕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刘保生、黄明星同志眼泪刷刷往外流。会见后，粟向大家谈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还谈到了如何发展泰顺经济问题。指出泰顺的经济资源丰富，如生姜、大理石都可以想法开发。晚上休息时，粟裕看到卧具、桌、椅、板凳一切都是新的，立即表示：泰顺这么穷，群众这么苦，怎么能为我这样办？如果不撤掉，我就不睡觉！县里同志只好照他的意思办了。

　　12月21日上午8时，离开泰顺前往平阳。中午，到达矾山。参观了明矾生产的全过程。下午，到达平阳县城，参观了平阳市容。

　　12月22日上午，参观蛋粉厂后前往瑞安县。在瑞安会见了该县县委领导同志，听了情况汇报。中午，回到温州。下午，参观针织厂、草帽厂、瓷砖厂。

　　12月23日上午，到温州水警区同水警区的领导同志座谈。粟裕说：“温州所处的位置很重要，决定了你们所担负的任务也很重要，一定要做好水警区本身的工作”。下午，参观了伞厂、蜡纸厂。

　　12月24日上午，离温州到路桥看望了海航陆战师的同志，在该师师长陪同下，视察了机场，接见了该师干部。之后，看了海门、海口，于下午到达黄岩。

　　12月25日上午，离黄岩，经深圳温泉于下午抵宁波。

　　12月26日上午，离宁波到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东湖和市容。下午，抵杭州。

　　1962年55岁

　　1月4日下午，由杭州返回上海。次日华东医院薛院长来检查身体，认为虽经过长途跋涉，总的情况还是好的，但不要麻痹大意。

　　1月10日上午，由上海到湖州。下午，观看了市容、丝绸厂。拜会了地委的同志。

　　1月11日上午，在二十军军长余光茂陪同下，参观了部队营房、农场及自由市场。下午，看了工兵连、通讯营。

　　1月12日上午，离湖州经杭州中午到达新安江水电站。参观了水电站大坝。下午，到达金华。

　　1月13日参观了双龙洞。

　　1月14日上午，离金华抵临安。

　　1月15日上午，离临安经杭州、湖州、平望、吴江于下午到苏州。

　　1月21日从苏州回到上海。

　　2月10日由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陪同，上午8时，乘贵阳舰前往崇明岛，于10时多到达。察看了崇明的地形和海军新开垦的土地。粟裕对陶勇说：“崇明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是长江的门户，既要从经济上考虑，尤其又要从军事上考虑。你们要同南京军区、上海市委几家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把它建设好，保卫好”。

　　3月致信军科院副政委钟期光并请转告叶剑英院长，报告了这一段休养和健康情况。

　　6月初在得知蒋军拟窜犯大陆的消息后，从上海到福建。到达福州后，听取了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和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关于军委作战方针和军区部署的汇报。军区同志请他作指示，他说要先到下面看看。到福州后的第三天，即出发先到闽中泉州湾一带，又到闽南赤湖看了地形，而后在厦门住了下来，一方面继续调查研究，一面深入思考，形成了一个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的构想。返回福州后，与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张翼翔、副参谋长石一宸等会了面。粟的想法原拟带回北京向军委报告，但在军区的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粟讲了他事先隐蔽部队，不论敌人从闽中上来或从闽南上来，均可全歼的方案，使军区领导大受启发教益，称他的这个方案为“锦囊妙计”。为国家的安全，粟裕又尽一份应尽的义务。6月下旬，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作好准备，严阵以待，被迫放弃了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行动。

　　6月10日从漳州致电军委，对今年征兵规定征农民成分50%、工人及学生各25%提出意见：鉴于城市精简到农村人员口粮无着，又与农民争工分、争自留地，“建议以城市精简之合格工人，代替部分农民应征，以减轻地方困难”。

　　6月22日从福建回上海后，即将休养期间及这次在福建看到部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写信给叶剑英元帅，并请叶认为可以参考的话，予以转报军委。信中共写了五个问题：（1）关于对敌情的估计。建议加强浙江方面的力量。增加福建方面的机动反击力量，尽可能多使用特种兵。（2）关于我军战备和战斗力方面的几个问题。（3）关于干部问题。指出有的兵团以上干部中“勇将”多而“谋士”少。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单靠勇敢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要解决问题是有困难的。因此，建议对于高级指挥机关的干部配备，更要注意其全面性。有意识地将猛打猛冲的干部和善于周密考虑问题的干部相搭配。

　　并建议从机关和院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部队。（4）关于兵役制度的问题，建议延长服役时间，采取七年制的义务兵役制度。（5）关于军官家属问题。

　　8月去青岛疗养。

　　9月24日至27日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

　　12月在楚青陪同下去杭州疗养。

　　1963年56岁

　　2月初由杭州至上海小住。

　　2月11日拜访了陈毅。

　　2月20日在上海参加了新四军战史座谈会。发言中指出：我们在审查这部战史时，从全局出发，要照顾团结，从具体单位出发要照顾整体。不久，经南京返回北京。

　　3月22日听取了新四军战史编写组汇报时，作了指示，指出：苏中对饶漱石的错误方针是有抵制的，淮南黄花塘事件，各师同志不清楚，刘炎（一师政委）回来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下，说陈总（陈毅）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我不好多问，但对于饶的领导还是有抵制的，如发展根据地，对敌斗争、整风，他那时强调不过分刺激敌人，事实上，在苏中不与敌人斗争，就谈不到坚持、发展、准备力量。

　　4月3日新四军战史初稿审阅后，对编写人员谈了意见。

　　4月开始间断地在军科二号楼军委训委办公处上班。

　　5月参加“新三反”学习。

　　7月6日叶剑英在军科院常委会上提出两线配备（粟搞第一线，叶第二线）、四面分工（政治思想、学术、技术馆、行政）的领导方法，此后粟即负责军事科学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7月11日在军事科学院“三反”总结会上，传达了叶院长关于院领导要“二线配合，四面分工”的指示。即由粟裕加王新亭（副政委）在一线，叶剑英院长退居二线，以照顾叶帅身体并能使其集中精力搞学术。四面分工：王新亭（副政委）负责党政工作，阎揆要（副院长）负责行政及学术行政，王树声（副院长）负责技术馆，彭绍辉（副院长）、宋时轮（副院长）、钟期光（副政委）负责学术部。

　　7月16日在全院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动员大会上讲了话。

　　8月3日向院党委成员发出成立几个专题整改小组进行整改的方案。

　　9月13日在听取战史部汇报后作了指示说：叶（剑英）帅指示要我管军委训委工作，故对院内学术工作没有多管。指出：“战史不单是写战争，更不单是写军事史，还包括党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等等”。

　　11月1日至2日检查技术教研馆教学准备时，指示：（1）教学准备要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一定要打响第一炮。（2）教学内容必须与教学对象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学。（3）教材中应充实最新的资料。

　　（4）关于保密问题。保密的目的是要使敌人糊涂，自己聪明。不要把它神秘化，并指出我们的军官应该学会开汽车。

　　11月17日至12月3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四次会议。

　　12月10日与萧劲光一起经武汉去广州疗养。在广州期间与萧一起去肇庆、七星岩游览一周。

　　12月22日在广州参加罗荣桓元帅追悼会。

　　数日后，与萧劲光同去从化温泉，在那里看望了陈云同志。

　　1964年57岁

　　1月在从化突发心肌梗塞，回广州抢救。由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率陶寿琪、汪铭新等专家组织抢救。

　　3月初回北京养病。

　　4月住北京医院。

　　4月15日叶剑英元帅派秘书了解粟裕的病情，并且要秘书告粟按医生要求休养，不要管工作。

　　5月军科院党委正式决定粟裕休息一年。休息期间粟通过秘书不断了解军科院情况，并作必要指示。

　　7月18日出院。

　　8月26日住北京医院。

　　9月中旬出院。

　　10月6日晚，与毛泽东等一起，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

　　11月29日去南口看轻武器表演。

　　11月30日住北京医院。

　　12月1日对军科院研究工作作了指示，指出学术研究要搞一个长远规划。

　　研究工作比较紧迫的是游击战、战役学的问题。古代兵法的比例要考虑减少。干部来源，翻译可以向研究工作方向发展。研究人员也需要学一些外文。

　　12月15日为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勉强出院，参加了部分会议。会议于28日结束后，继续住北京医院。

　　12月20日参加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及部分会议。会上被选为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会议于1965年1月4日结束。

　　1965年58岁

　　1月9日参加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

　　1月19日至4月20日连续五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3月30日出院。

　　4月12日下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

　　4月16日要秘书告战术部和教研馆，研究在朝、越战争中使用和准备使用的技术兵器及对付办法，以教育部队。

　　4月26日在军科院党委会上提出，再休息半年，准备参加打一仗。

　　4月参观军科院教研馆全军军训器材革新展览。

　　5月1日晚，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5月5日至8月25日连续八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5月11日参加公祭刘亚楼的活动。
 



第72章


　　5月22日叶剑英元帅建议，粟裕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军科院工作。粟说：去搞高院恐搞不下来，主要是身体不行。

　　5月去南苑机场看f—4b美机残骸展，并去七机部一院参观东—2导弹总装车间。

　　9月3日出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

　　9月11日参加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中旬去国防科委参观装备革新技术交流会。

　　9月17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去锦江饭店南楼，参观尖端产品展览，并去国防工厂参观。

　　10月2日林彪在上海找粟裕谈话，要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林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并多次征询粟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的意见。粟即席谈了四点意见：（1）干部配备要成龙配套，既要有战将又要有谋士。高级领导干部当然英勇善战是决定因素，但同时要有战略眼光，有政治远见。（2）部队干部交流是必要的，但全部大换班，对保持一个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和熟悉情况有影响。（3）主要的领导干部，对部队作风是有很大影响的。（4）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以便战时能有力地配合第一线守备部队作战的问题。

　　对于粟所谈的上述意见，林表示肯定。

　　11月7日叶剑英院长到了上海，粟向叶汇报了林彪找他谈话的情况，并提出军科院宋（时轮）、钟（期光）身体不好，是否他回去换换班。叶说不要换小班，军事科学院就让宋、钟去搞。要准备打仗，你是战将，硬是要把身体养好，准备打大仗、接大班。叶还表示，要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粟下部队搞调查研究。

　　11月8日、9日、11日参观上海的工厂。

　　11月12日对秘书谈：1958年后，林彪找他谈话时，讲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粟裕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自从1932年离开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他谈话，要他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他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

　　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11月24日根据林彪10月2日指示，对今后作战问题作了一些考虑，提出《争取局部制空权和增训飞行员》的建议送林彪。建议认为在未来卫国战争中，“如果在重要的方向或重要的战役，我军能取得制空权，则我陆军将更能如虎添翼，将更有利于战役战斗的速决”。“要造成我军局部的空中优势，从主观设想上是可能的”。“除了要有足够数量性能好的飞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数量的政治上坚强的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建议及早抓紧时间多训练储备一批飞行员”。

　　12月3日从上海返回北京。

　　12月10日决定不再休息，采取自由的、不行就休息的办法，开始上班工作。

　　12月16日、30日两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12月21日主持召开军科院党委常委会。

　　12月27日去西郊机场接赖传珠骨灰送八宝山。

　　1966年59岁

　　1月26日、27日主持军科院党委谈心会，谈自己1964年春，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卧床半年，曾想申请离职休息，随着全国战备工作的开始，要求离职休息的念头打消了。在谈到军科院总的方针任务时指出：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军科院应该承担的十分光荣、十分艰巨的任务。林彪1960年在广州市曾和我谈过，军科院应该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这也是对军科院工作方向的指示。叶剑英元帅也提出，军事科学研究要和现实斗争结合，并指示要我这次带科学院同志下去，摸一摸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怎么和部队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的问题，要和当前战备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工作才会有生气。

　　1月积极准备去东南沿海调查事宜。

　　为撰写《论游击战》的同志介绍去东南沿海采访富有游击战经验的领导干部。给陶勇等十多位同志写信，请他们为军科院《论游击战》编写组，介绍有关游击战的经验。

　　2月11日由军科院刘静海部长带队，协助粟裕去东南沿海调查研究的学习组，先行出发。

　　3月7日下午，召集军科院高（体乾）部长等，对编写《论游击战》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游击战要写，就主要写怎样搞法的问题。写游击战如何发生发展壮大的。要联系到许多政策性问题：怎样建设根据地，怎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怎样建立党建立秘密组织、建立政权、建设武装，怎样解决群众利益问题，怎样搞统一战线、搞敌军工作，以及怎样筹款、怎样发挥游击队战斗、工作、宣传三位一体的作用，等等。

　　3月16日出发去东南沿海调查：

　　第一站到杭州，听取了省军区司令员张云龙、政委龙潜的汇报。

　　第二站到福州，参观工事，听取先行学习组汇报。

　　第三站到莆田、泉州，去二十八军军部了解部队情况。

　　第四站到漳州，听取军分区领导汇报。

　　第五站到厦门，去三十一军军部了解部队情况。

　　第六站到杭州，参观工事等。

　　第七站到宁波、台州、温州，去东海舰队司令部、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了解情况。

　　第八站到杭州，参观了机场，与飞行人员进行了座谈。听取了一些高级干部对空军工作的意见。

　　第九站到上海，与先行学习组会合，研究整理材料，起草给军委的报告。在上海还参观了海边的人工堆山工程。乘军舰去长江口外鸡骨礁考察。

　　6月9日返回北京。

　　6月下旬将这次外出调查的汇报内容提要，送呈军委。

　　8月18日分别写信给军委各位副主席及杨成武代总长，报告了这次外出调查的主要情况，并附调查报告四份：（1）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保证战时迅速有效地动员兵员的建议》；（2）《闽浙沿海军分区民兵工作调查报告》；（3）《海防与部队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4）《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和培养接班人的意见》。

　　6月14日、16日、17日连续主持军科院常委会，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7月初在军科院的“文革”动员大会上讲话。

　　7月2日、11日针对军科院运动有矛头指向群众的倾向，两次批评“人人过关”的提法不对，指出“人人受教育，不等于人人过关”。

　　7月22日因心脏和脑神经不适，入住北京医院。

　　8月1日至12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25日抱病参加院党委扩大会。在讲话中指出：运动要由党委领导。宋时轮、钟期光（两人均已靠边站）可不参加领导，但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规定批准，这不是框框。这以后到9月上旬，多次到军科院主持常委会讨论“文革”问题。

　　10月3日鉴于军科院的形势，认为不能把叶剑英推到第一线，又考虑到叶帅宿舍在军科大院内，如出了乱子，会影响叶的安全，故向叶帅提出他上自由班，即仍住医院，但身体允许时，尽量参与院的领导，此后他通过到院工作，在医院听汇报等方式，掌握院的运动情况。

　　10月7日出席军科院党委会并讲话，强调院的运动要由院党委来领导。

　　10月9日至28日受中央指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0月18日在会上作了发言。其间不断给院打电话、写信和回院参加会议，多次在讲话中，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作为叶剑英的第一助手，院里有问题，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请大家多提出批评。对宋时轮、钟期光问题，主张不戴帽子、不作结论，留有余地。

　　10月江青、康生等人，把粟裕列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中，林彪集团说他有特嫌，在京西宾馆组织专案组，对他进行秘密审查。

　　1967年60岁

　　1月16日对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及“文革”办公室人员讲话时说：“我这个大副没有搞好，犯了错误，不能怪下面同志”。主动为下面同志承担责任。

　　1月参加军委碰头会，叶剑英在会上拍桌子说：“还要不要军队！”粟裕虽未发言，但完全同意叶剑英等人的观点。这次会议被江青等人诬为是为“二月逆流”造舆论准备。

　　1月针对“文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给军科院群众做工作指出：对于事情的分析和处理，既要看到普遍性，又要看到特殊性，既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又要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分为二，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切皆非；既勇于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框框，又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做科学分析，不能猜测臆断。

　　2月16日接见军科院造反组织常委，指出：要按八项命令、七条规定办事。目前院有许多急需做的业务工作要做。

　　2月26日在军科院全院大会上，动员执行八项命令、七条规定。

　　3月1日和军科院红星造反团中心服务组同志谈话。

　　3月初准备抱病在军科院大会上做检查。14日，战理部全体同志致院党委公开信表示：鉴于粟病情转重，不宜亲自出面检查。“希望他以党的利益为重，安心休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3月中旬周总理找粟裕谈话说：“现在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3月16日接全军“文革”口头指示，要求军科院在25日前作好准备，3月底出发参加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21日军委通知军科院集中力量担任军管任务，留院人员暂停“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粟裕立即宣布暂停“文革”运动，学习军管文件。

　　3月27日下午，周总理召集粟裕、王树声去他那里开会，交代了要军科院负责国防工业口子，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七机械部实行军管，包含这六个机械部在京所属工厂和院所。指定粟裕到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挂帅，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随即粟担任了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业务组在周总理主持下，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其成员相当于原国务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4月8日又增加一机部军管任务。

　　4月26日参加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的会议。总理要求军管干部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最大的忍耐性。

　　4月任中央军委常委。

　　5月4日至6月2日处理了国防工业口生产上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武器装备生产，核心项目进洞等。

　　5月8日周恩来对军科院干部讲话，动员参加国防工业军管。在总理动员后，粟裕即率军科院干部500余人，进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开始军管，在宣布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正式开始工作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军管小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管“文革”，一个管生产业务。

　　5月26日参加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会议。

　　6月13日在京西宾馆，听取了国防工办各局关于当前军工生产与存在的问题的汇报。

　　7月4日鉴于二机部三线新建单位，部分将在明年建成投入生产，需要很快把生产准备班子组织起来，同时有的项目又需要组织筹建机构，需抽调干部、工人事，写报告给周总理和聂荣臻，提出了具体抽调意见。

　　7月31日晚，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7月毛主席指示，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经粟再三推辞，中央仍决定由粟裕抽一部分精力兼顾中科院，周总理在中南海亲自宣布粟裕为中科院首席军事代表。根据总理指示精神，他和郭沫若院长一起做工作，对稳定中科院的形势，恢复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8月9日在“七三”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一批重要工厂要停止“四大”转入正面教育，以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并当场指定一批工厂为正面教育单位。

　　8月13日写信给中科院革委会，对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大会，表示祝贺。

　　8月17日与军科院王树声副院长、向仲华副政委，联合写报告给周总理、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由于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已全部参加军管工作，难以承担集训犯错误干部的任务，恳请领导免除该项任务。

　　8月18日在中科院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

　　8月28日写报告给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七机部川北基地定点不变及修建渝达铁路，均经国务院、军委同意。

　　9月4日在总理召集的碰头会上，反映当时“文革”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观点，说农民参观被砸的北京仪器厂，从进厂哭到出厂！他还指出：“到处抓一小撮，军内也抓一小撮，反被一小撮人利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搞乱了，怎么得了？”又说：“武装工人可以试点进行，但须要实现大联合之后才能搞，并须经中央批准。两派对立的则不能搞武装，否则武斗更厉害。”他还表示军管人员不能支一派压一派。粟对平时了解到的情况，都及时向周总理汇报。有时一天打两个电话。

　　9月10日凌晨，参加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会上周总理要求各部军管会召集各派代表，就停止武斗和串连，抓革命、促生产等达成协议。

　　同日给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杨成武代总长写信，建议成立一个汽车师，解决七机部在川北的运输问题。

　　9月26日李富春、李先念写信给粟裕，要求尽快派军管人员去一机部。

　　粟即派军管人员于当月进入一机部。

　　9月29日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工政庆祝建国18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团结起来，夺取国防科研、国防工业战线革命生产双胜利。

　　10月5日在人大会堂观看了阿尔巴尼亚业余艺术团的演出。演出休息时，接见了艺术团团长、副团长及部分演员。

　　10月6日在国防工办请示的五机部“疏散隐蔽措施”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所提意见”。

　　10月9日召开有空军、总参、国家计委、物资部及有关机械部和40多个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一○九会议。研究红旗二号生产问题。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

　　10月15日参加毛主席接见越南黎清毅、黄文欢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及越南民族阵线代表团的活动。

　　10月31日因军科院原派一机部军管组人员要求回院闹革命，于是与王树声等给中央军委、国务院写报告，另组派军管人员去一机部。

　　10月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11月3日就国防工办和国家计委要求召开二机部与地质部的规划协调会议问题，写信给聂荣臻副主席。

　　11月8日根据越战经验及我国一定时间内导弹、飞机数量有限，写报告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小三线建设以高射炮为重点。

　　11月11日出席周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问题。

　　12月1日对军科院临时党委提出，成立宋时轮（副院长）、钟期光（副政委）、孙克骥（政治部主任）三人专案调查小组的报告上批示：“如要组织专案则须先报告中央和军委批准后再组成”。
 



第73章


　　12月10日陪同周恩来接见四个军工厂群众组织及部分军管人员。

　　12月23日出席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国防工业1967年生产情况和1968年生产设想等问题。

　　1967年“文革”以来，许多领导同志被批斗、审查，凡是找粟裕取证的，他都实事求是地出具“历史清白”、“对敌斗争坚决”等证明。凡是请他转信给周恩来总理的他都照转不误。他为解救干部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

　　1968年61岁

　　1月11日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越南军队歌舞团演出，并接见了歌舞团领导人员。

　　1月13日为尽早取得尖端产品，建议加速717工程，给周总理、李富春等写了报告。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准。

　　1月根据当时形势，写报告给军委办事组并报林彪、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建议将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大部撤回院，由驻京三军接替国防工业及一机部的军管任务。3月4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对粟裕建议的批示，拟出了接替军科院干部军管的方案。中共中央3月13日通知，同意上述意见。

　　2月4日在听取五机部汇报1968年生产建设计划安排情况后说：兵器工业生产安排有困难，怎么办？你们应该把防空炮火作为重点。同时，光学武器与器材也是弱点，我们也要抓。最重要的要抢建三线。建设了三线，就打不垮、炸不烂。

　　2月10日会见以越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2月21日、23日两次参加周恩来总理召集的，谈196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小型会议。

　　2月22日接见了越南贸易代表团。

　　2月24日在三座门会见阿尔巴尼亚武官哈图夫妇，并共进午餐。

　　3月3日出席周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1968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3月9日接周总理函：“荣臻同志所提意见很好（指聂荣臻3月4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给陈伯达并报中央负责人的信）。国务院业务小组要好好讨论一次，在今年计划上和国防工业布局上以及四机部斗、批、改上都要加以布置和配合。”

　　3月12日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之秘书，电话传达该领导指示，提出要对七机部一批干部，点名重点揭发批判，粟裕未遵行。

　　3月22日在欢迎国防工业口军管接班同志会上讲话，指出军管10个月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100余期，44万多人次参加了学习；解决了许多难题，包括制止武斗；解放领导干部182名，占应解放干部的698%，保护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京110个单位中，有50个实现了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抓生产会议开得更好，多数企业的出勤率有显著提高，生产略有回升。并根据上级决定宣布，军科院干部大部撤出军管后，周恩来总理决定粟仍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下面业务工作由张元培负责，“文革”由陈华堂负责。

　　3月25日写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4月2日报军委办事组），就小三线建设提出了四点意见：（1）在人民战争中小三线地方军工厂承担的任务问题。（2）小三线建设的后三年建设方针和规模问题。（3）后三年小三线地方军工的布局问题。（4）小三线建设的领导问题。

　　3月下旬起中央军委常委工作逐步被军委办事组所代替。

　　4月20日参加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代表的会议。周总理指出：“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5月20日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向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上报了《关于发展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初步设想的报告》。

　　5月一天夜里，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的儿子，带着张震的血衣来到北京粟家，粟裕得知张震遭绑架并遭毒打、折磨后，半夜即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气愤地说，他们这样做不对嘛，我打电话给他们。总理连夜给南京军区打了电话，张震才得到解救。

　　6月8日亲自到南苑处理打死归国火箭专家姚桐斌的案子，查出了杀人凶手。

　　6月9日奉周总理之命，亲自到七机部一院制止两派武斗，要求两派立即撤离现场。粟裕在现场整整待了一夜，次日又在三座门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做他们的工作，终于平息了武斗。

　　6月22日召集七机部两大派勤务员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不管哪派破坏了国家资产都要负完全责任，打死人要交出凶手，拿走机密文件资料，都要交给军管会。要求进一步消除武斗因素，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7月3日、7日出席周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国防工业、冶金工业、外事等问题。

　　7月13日七机部“916”群众组织提出：要在7月20日举行“坚决炮轰聂荣臻，誓死保卫毛主席”游行大会。粟裕以他的名义通知七机部军管会，要他们向“916”指出：“不能这样做！”从而制止了这场大游行。

　　7月18日出席周恩来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经济计划及各部委“三结合”问题。

　　8月15日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口大规模抓革命促生产的“八一五”会议，促进了国防工业口的生产发展。

　　9月3日、4日出席周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

　　9月16日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国防工业会议部分代表的汇报。

　　10月13日至31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1月8日写信给国防工业军管会几位副主任及各机部军管会负责人，要求各机部，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发明创造事例收集起来，报送工办，汇集编制成册，以资交流经验和上报。

　　12月4日下午，以三个多小时带病参观了“兵器科研成果汇报展览”，并听了汇报，作了指示。

　　12月14日就成都军区原民主改革团驻蓉代表来信，写信给军委办事组，说明了1957年经军委批准，由成都军区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分散到少数民族民主改革的区域中有叛乱的县区去工作的情况。并将来信一并转请他们处理。

　　12月21日给军委及周总理写信，就63式自动步枪的生产与装备部队提出意见，认为该枪先装备常备军，新建兵团和地方军则暂装备半自动步枪。因全自动步枪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弹，需耗大量弹药，一旦发生战争，工业生产能否供应所需弹药？即或能生产出来，运输车辆及交通道路也难有保障。故建议小三线枪厂仍以生产半自动步枪为主。

　　1969年62岁

　　2月6日至11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在京工厂生产协作会议，解决了1969年需就地协作项目131项，沟通了各厂间的协作关系和渠道，解决了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2月9日、11日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及第二至第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会议，谈国防工业生产及规划、布局等问题。

　　3月11日至24日在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不准请假、不准外出）期间，仅三天就给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写信九次，多是关于国防工业生产方面的。主要内容有：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对立；各机部在体制未正式定下前，要大胆抓所属工厂的生产；产品调整的意见；注重新技术推广，要有专人负责；向三线搬迁，要制订妥善而可行的计划等等。

　　4月1日至24日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4月12日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国防工办，冶金部，第一、第三、第七机部等部门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会议，研究飞机生产中的质量事故问题。

　　4月28日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5月7日、9日、10日参加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部院联合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会议。周总理讲话中，要求排除派性干扰和破坏，珍惜国家荣誉，抓紧科研生产。并批评了有的群众组织把矛头指向李富春、粟裕等人的错误做法。

　　6月2日关于北京地铁建设，向国务院业务组提出建议：车站出入口要加宽，以便于紧急防空时，临时群众迅速隐蔽、疏散和容纳更多的人；地铁顶层路面宽，被复坚固，战时可用作飞机起降场，故绿化应尽量靠近两侧建筑物，地面电线尽可能转入地下。

　　6月17日根据总理6月8、9两日，在国防工业体制问题座谈会上，关于各机部分别由各总部、各军兵种管起来的指示，提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与各总部、各军兵种分工联系的意见。

　　7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向毛泽东报告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提出：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

　　8月20日晚，应邀出席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电影招待会，与罗马尼亚大使及武官进行了友好谈话。

　　9月7日因军管任务繁重，粟裕身边只一人坚持工作，写信给军科院王树声副院长等建议调一名秘书来工作。

　　10月写信给国务院业务组各同志，为适应远洋运输的需要，建议外购及自造远洋船各两万吨，买主机两万吨。

　　12月18日鉴于三、四、五、六机部已交两部（总参、总后）、两军（海、空军）分别接管，二、七机部已移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已分别划归军委办事组和国家计委，国防工政已撤销的情况，向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提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已无存在的必要，建议即行撤销。最后表示：这些工作基本处理后，我便回军事科学院。

　　12月23日电话请示总理。总理同意军管小组结束，同时指示：粟裕仍留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12月29日下午，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落实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关于成（都）昆（明）铁路建设的会议。见到了老部下顾秀同志，与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鼓励他们按总理指示1970年7月1日建成成昆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同时出铁。顾时任铁道兵第五师师长、四川省渡口市（现攀枝花市）市委第一书记。

　　冬冒风险为钟期光子女参军写政治审查证明，使他们得以参军。

　　1970年63岁

　　1月4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1969年12月22日关于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通知，并经总理批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于今日宣告结束。粟裕向总理、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写了报告。周总理收到报告后，即找粟裕谈话，对他说：“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你仍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周总理在保护他，但他怎能放心得下祖国的安危呢？便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搞地方工作”。周总理说：“不会搞，学嘛！”他向总理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

　　1月中旬周恩来找粟裕说：“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1月15日写信给中央军委领导说：总理指示要我仍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作个机动力量。可经常到外地工厂去作点调查研究，对将来作战也有帮助。

　　我拟于2月初到二三线去看这些地区的工厂，顺便也看看地形和学习部队战备经验。1月24日叶群电话答复：林彪同意。

　　1月17日写报告给军委办事组，根据周总理指示，拟于最近出发去甘肃、内蒙古看看这些地区的工厂和基本建设，顺便也参观一下部队战备设施和工事，学习部队战备经验，以利军事科学院研究和修改条令。当日，军委办事组表示没有意见，已告办公厅通知有关军区。

　　1月下旬去北京部分军工厂调查研究，主要想从挖掘潜力、综合利用和增产节约方面总结些经验。

　　2月2日给周总理写信，对周总理提出要他考虑在业务组的分工问题，认为自己对哪个部门都是外行，可否给哪位同志当助手或请总理指定。并表示一定尽自己力量，努力学习，给总理和其他同志当好参谋。

　　2月至3月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3月7日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根据大小三线在用电和供电方面差距很大情况，建议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力争在二三年内把大小三线地区的中小型水电站建设起来。

　　3月9日向国务院业务组上送了：“一个动力工厂的几位工人制成新型微电机，工厂有潜力可挖并大有作为”和“互相通气、大搞协作”的报告。均被列为计划会议文件。

　　3月15日给周总理写信，建议在计划会议结束时，总理讲话中讲讲“对革命与生产关系的认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大搞协作”和小三线军工生产问题。

　　4月2日参加周总理召开的研究国防科委工作的会议。

　　4月5日晚，从北京出发赴西北调查研究，于7日下午抵达兰州。

　　4月8日在兰州视察工兵一○二团。

　　4月9日下午，参观某军工厂。

　　同日晚，找军事医学科学院人员座谈。

　　4月10日继续参观某军工厂第二、第三分厂。

　　4月11日视察高炮十四师及当地民兵和他们构筑的坑道。

　　同日晚，听取某军工厂领导的汇报。

　　4月12日上午，召开由某军工厂及高炮十四师领导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下午，在当地驻军及某军工厂干部会上讲话。晚，视察高炮十四师地下指挥部。

　　4月13日上午，参观某军工厂第四分厂及八○三电厂。下午，经玉门、嘉峪关到酒泉。

　　4月14日上午，参观酒泉钢铁厂。该厂正建设中，预计今年产铁80万吨。下午，视察酒泉军分区、坦克部队，并去地区革委会会见地区领导。晚，听取驻军某军军长杜绍三汇报。

　　4月15日上午，抵国防科委二十基地。下午，在基地参观。晚，听取基地负责同志汇报。

　　4月16日上午，在基地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下午，观看某导弹发射试验后，赶往额济纳旗，参观3号人造山，到达守备师。晚，在守备师科、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

　　4月17日上午，参观1、2号人造山工程。下午，离额济纳旗，晚抵清水。

　　4月18日上午，抵金川。全天参观金川镍矿。

　　4月19日返回兰州。

　　4月20日参观某军工厂。

　　4月21日上午，视察高炮一师部队及阵地。下午，听取某军工厂领导汇报。

　　4月22日上午，参观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下午，参观兰州七里河区机具制配厂。该厂共有职工127人，今年计划生产钻头78万个，产值90万元。

　　4月23日上午，由兰州到西宁。下午，参观西宁市有色冶炼厂。该厂共有职工45人，平均每人年产值28万元。

　　4月24日上午，由西宁到大通，参观大通光明化工厂及黎明化工研究所。

　　下午，参观大通黎明化工厂后返西宁。

　　4月25日上午，参观西宁农机工具厂及特钢厂。下午，参观西宁塑料制品厂。晚，听取青海省军区、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汇报。
 



第74章


　　4月26日离西宁返兰州。中途参观了盐锅峡水电站。该站设计装机6台，共264万千瓦，已装5台。

　　4月27日下午，参观兰州雁鸿公社北面滩生产大队。该大队以生产水果、蔬菜为主，粮食为辅，全大队年收入约50万元。

　　4月28日上午，参观兰州安宁区弹簧厂。该厂建设投资总共105万元，1969年产值已达26万元。下午，参观胜利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粉末冶金厂。

　　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厂，投资仅52万元多，三年上交积累37万多元，人均年产值132万元。

　　4月29日上午，参观兰州化学公司，该公司下辖化肥厂、石油化工厂及橡胶厂。下午，参观铁道部兰州机车车辆厂。

　　4月30日赴刘家峡水电站参观。该电站正建设中，建成后平均每千瓦投资不到500元。当日返回兰州。

　　5月2日上午，参观兰州七八一厂。下午，参观兰州航空陀螺仪厂电机配件厂。

　　5月3日上午，与兰州军区及甘肃省革委会负责人交换意见，并征求他们对国务院部属厂的意见。下午，离兰州北上，抵白银。晚，听取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情况。

　　5月4日上午，参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露天矿、小铁山矿、选矿厂、冶炼厂、机修厂、一次炼铜厂等。下午，参观八八四厂及八○五厂。八八四厂主要生产铜材、铅材、锌材、盘钢等，已建成大部分车间。

　　5月5日到达靖远。下午参观靖远县农机厂。晚，听取县革委会汇报该县基本情况和工农业生产情况。

　　5月6日上午，参观靖远宝积山煤矿。下午，参观靖远三合公社三合大队。

　　5月7日抵中宁县。听取了中宁县及当地驻军领导的汇报。

　　5月8日上午，抵青铜峡，参观了青铜峡水电站。下午，参观青铜峡地区小水泥厂。后抵达银川。

　　5月9日上午，参观银川工具厂、力车场及粉末冶金厂。下午，参观银川氮肥厂、亚麻厂、手工业机械厂、再生油厂、小轴承厂。

　　5月10日上午，由银川抵达石嘴山。听取了石嘴山市的情况汇报。下午，到达石炭井。

　　5月11日到达吉兰泰，当即参观了吉兰泰盐湖。下午，抵达阿拉善左旗。

　　晚，听取了阿拉善左旗领导的汇报。

　　5月12日上午，返回银川途中，看三关口地形及机场。下午，到宁夏军区，给宁夏军区机关干部讲了话。

　　5月13日上午，听取宁夏自治区革委会负责同志汇报。下午，给宁夏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干部作报告。

　　5月14日晨，离银川，当晚抵包头。

　　5月15日上午，参观六一七厂。下午，参观四四七厂。

　　5月16日上午，参观包头直流电机厂、精胶厂、消防器材厂、毛纺厂、化漆厂电池车间。下午，勘察包头及固阳地区地形。

　　5月17日上午，参观二○二厂。下午，参观包头钢铁公司。

　　5月18日上午，勘察包头至海流图地形，于中午抵达海流图。下午，召集当地驻军部分干部、战士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边防战备的看法和意见。

　　5月19日上午，视察五花呼图格侦察连后返抵包头。下午，从包头到达白云鄂博，察看了附近地形，听取了白云鄂博矿军管会介绍了矿区的情况。

　　5月20日从包头动身，经百灵庙、武川，一路察看地形，当晚抵达呼和浩特。

　　5月21日上午，与军区前指领导交换意见，谈了参观战备设施、察看地形及到部队了解的情况。下午，离呼和浩特到集宁（今乌兰察布），并察看了地形。

　　5月22日离集宁经商都、卯都、化德、张北狼窝沟，一路察看地形，当晚抵张家口。中途在卯都视察了守备师。

　　5月23日上午，参观张家口地道，其中包括小学生挖的地道。同时参观了博物馆。下午，离张家口，于18时抵北京。本次调查研究历时50天，行程共7000公里。途中共调查、视察了中央企业28个，地方小厂25个，农业生产大队2个。同时从军事战备角度，对沿途地形及兵要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了解了各地各单位的战备情况，并看望了边防部队。

　　6月初就西北、华北调查的情况，给周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各送了一份报告。给周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报告有一个综合报告和七个专题报告及建议。在综合报告中从六个方面肯定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省的形势很好：（1）地方小厂革命精神好，成绩大。（2）中央企业革命、生产不断出现新气象。（3）地方同志办工业的积极性大大增高。（4）农业力争今年过关。

　　（5）边防部队斗志高昂，战备措施逐步落实。（6）地方战备工作也搞得很好。

　　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是：（1）三线变一线的问题。今后这些地区的工业建设如何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2）基本建设摊子多、周期长，未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3）工业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4）工业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对其中全民搞战备，张家口小学都动员起来自己挖地道等事例，很感兴趣。6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谈话时，还举了粟裕报告中的例子。

　　七个专题报告反映了各地的要求和粟裕的看法及建议：（1）甘肃要求加快已批准的白银至宝积山、红会支线铁路；请求修建天水至华亭支线铁路；请求将中央部属企业的闲置和报废设备，调拨给地方，以支援地方工业发展。粟认为白银至宝积山、红会支线铁路，路基、桥梁已大体建成，只等钢轨，建议铁道部予以及早解决。天水至华亭支线铁路，建议予以考虑。部属企业闲置和报废设备，支援地方问题，认为他们要求不高，应予适当满足。（2）青海要求提前修通盐湖的铁路和筹建龙羊峡水电站。粟认为提前修通至盐湖希里沟的铁路，既可缩短通往西藏的汽车运输里程，又可开辟通往南疆的通道，建议予以支持。关于筹建龙羊峡电站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组织勘测，提出方案，以供国务院抉择。（3）酒钢上不上第二座高炉问题。粟裕认为第二座高炉的基建已初具规模，闲置不用太可惜。似应下决心续建第二座高炉。（4）加快白银矿综合利用，及八八四厂配套投产问题。白银矿综合利用项目，铅锌提炼工程，还缺一些设备材料，粟建议有关部门支持一下，以促其尽快建成投产。八八四厂建设不配套，不能正常投产，建议有关部门查一下原因在哪里，设法促其将所缺车间尽早建成投产。（5）加速刘家峡水电站建设问题。电站的同志要求水电部、一机部组成工作组，共同到现场解决问题，粟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建议有关部门考虑。

　　（6）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的粮食过关问题。粟认为甘肃粮食过关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干旱缺水问题。如能在祁连山脚有条件的地方，多设一些中小水库，拦下山上的30多亿立方米的雪水，再修些防漏的干渠，再增些肥料，可大幅度增产粮食。宁夏和内蒙古解决增产粮食问题，粟认为主要是如何提高银川、五原两个河套区的单产产量。青海如能在水利、肥料和保管技术方面加以改进，也可以很快解决粮食自给而有余。（7）关于1958年参加工作现在才二级工的“五八二”问题。粟裕鉴于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给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从五个方面肯定了各地部队战备方面的成绩：（1）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不断深入进行战备动员。（2）许多部队除狠抓了“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核、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近战、夜战的训练外，几乎都进行了千里野营，苦练了“四会”（会走、会打、会做群众工作、会生活）过硬本领。（3）担任卡口子、守要点的部队，昼夜紧张施工。（4）整训了民兵，组织了军民联防。（5）各级领导同志对战备工作抓得很紧。此外提了几点感觉供参考：（1）甘肃居延海方向沿弱水河两岸，有一个南北长百余公里，东西宽20余公里的林带，建议把它很好经营起来，平时搞生产、开荒种田、植树造林，战争打起来可作为游击根据地。（2）贺兰山、狼山、大青山一带，是歼灭可能进犯之敌的好战场，除在军事上经营外，还应加强从政治、经济上经营。（3）在阵地构筑方面，有的部队注意了发扬火力，但很少注意隐蔽自己，须加以伪装。有的阵地的火力配系，打敌坦克的密度不够，超越射击火力多，直接瞄准射击火力少。各种火炮应以打敌人坦克为主，并多搞些直接瞄准射击和侧射火力。（4）宁夏、内蒙古都有骑兵部队改为步兵担任防守阵地的任务，他们缺乏防御经验，建议调些有经验的干部去加强。（5）鉴于敌人占有暂时的空中优势，加之这些作战地区树木很少，不便隐蔽，可否建议科研部门研究一种比较持久的、大面积的人造雾。（6）这些地区的部队普遍反映，战士负荷太重，平均每人要背五六十斤，有的到七十斤。我想可否从根本上研究改进我们的装备。

　　除了以上这些报告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外，最使粟裕忧虑乃至寝食不安的是：

　　调查中深深感受到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边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重危害。他觉得必须把自己的看法向中共中央报告，但是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情况之下，这些看法又难以坦率地写在给军委的报告中。不久，粟裕给周总理汇报工作，便把调查中亲眼看到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极左思潮严重破坏的事实，和许多指战员的心声，以及自己的看法，向周总理作了坦率的陈述。周恩来当即表示：“我同意你的观点”。

　　6月12日召集军科院党委和院首长，传达了今天下午军委办事组的指示，肯定军科院还要办下去，及下去调查和编写条令等事项。

　　6月17日至7月1日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刚果。途经法国考察了诺曼底，在我驻法使馆人员陪同下，经四个小时的路程，到达诺曼底登陆地域阿罗基什镇，进行了详细考察。粟裕十分重视登陆时使用的登陆工具和运输工具，及在塞纳湾构筑人工港的情况。刨根问底，向当地纪念馆的人员提出问题，比如人工港为什么能浮动，水泥墩的体积多大。由于解说人员无法一一做出满意答复，他便亲自到滩头深处，亲自丈量、计算，才解决了疑问。

　　7月陪外宾到上海。抽时间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返京后向总理写了关于激光研究、新技术提铀等方面的具体建议报告。

　　8月23日至9月6日出席了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林彪、陈伯达一伙制造的为实现抢班夺权野心，而制造的“称天才”、吹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阴谋面前，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政治上的坚定和敏锐，不支持他们的理论和活动，不跟着“起哄”，并且在发言中批驳了他们的种种谬论。不仅自己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也使小组的同志免犯跟着“起哄”的错误。

　　1971年64岁

　　1月2日接见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赴京调查组的同志，向他们介绍了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

　　2月根据周总理2月3日对军委座谈会提出的涉及军委和国务院共同解决或国务院单独解决的问题，由粟裕等与有关同志和部门协商，提出解决意见的指示，经与有关同志和部门研究，提出了11条具体解决问题意见。其中涉及体制改革、工转军的管理、军工生产的落实等方面的问题。

　　3月向周总理报告个人在国务院业务组分工的想法。从未来战争考虑，觉得铁道、交通等与战备关系更密切些，故倾向于多参与这些部门的业务。周恩来总理同意他的想法，正式交代由他过问交通口的工作。随即着手了解铁道、交通、邮电方面的工作。

　　5月5日为便于就近了解掌握交通系统的情况，指示将办公室迁到交通部办公楼内。

　　5月31日派工作组到郑州铁路局调查了解情况，经43天调查，发现安全生产的大量问题和经验，于7月27日将情况报国务院业务组。

　　6月7日在交通部铁路运输安全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了形势和任务后，指出铁路、公路事故严重，去年伤亡数等于解放战争时一个大战役的伤亡，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执行，没有制度不行，不要怕说“管、卡、压”。还指出“现在有的不敢管，有的不会管，有的是不听管，这都是不对的”。

　　6月初在听取邮政总局汇报时指示：要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次日又指示，邮票要印些供国外集邮需要的票面。在他的关怀和督促下，1972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后改为“中国邮票总公司”。

　　6月25日向军事科学院干部传达中央关于研究国际形势会议的精神。

　　7月26日在交通运输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批判了干部存在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安全险上加险”和“三怕”思想：“怕说不突出政治，怕说单纯的技术观点，怕说穿新鞋走老路”。

　　7月30日派出七个小组赴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上海、黄埔、湛江港口调查研究，疏通港口。

　　8月6日到天津、秦皇岛、大连等地了解检查港口、铁路方面的工作，同时派人到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地检查交通运输方面的情况。

　　8月10日下午，在天津新港部分干部会议上作了《紧跟形势，加强领导》

　　的讲话。

　　8月18日由秦皇岛到大连检查港口工作。

　　8月20日发电报给李先念等同志，反映了天津新港、秦皇岛港的情况。

　　8月24日根据去天津、秦皇岛、大连等港口的调查情况，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压船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这次压船，是在任务未超过历史上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发生的。原因是：（1）在装卸船的指导思想上，有指标挂帅的倾向。单纯地追求任务指标，什么好卸就卸什么。（2）基层工作薄弱，群众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3）调度指挥、港务管理混乱。（4）有关部门协作不好。

　　9月13日“九一三”事件后，积极参加了揭发林彪集团的斗争。

　　9月中旬在大连心脏病发作。之后，抱病给大连港及有关单位干部作了《领导要取得更多主动权》的报告。9月21日回到北京。

　　9月28日参加军事科学院的会议。

　　10月1日参加首都庆祝国庆22周年的活动。

　　10月19日至11月2日主持欢迎马里国防、内政和安全部长基西马·杜卡拉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并主持军援会谈及签订了军援协议。

　　10月25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志愿军赴朝作战21周年举行的宴会并讲了话。

　　11月23日向国务院领导送交了《关于东北铁路交通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共讲了七个方面的建议：（1）加强地方党委对交通运输的领导。（2）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3）发动群众，大挖潜力，实现运输持续高产。（4）加强厂、矿运输，搞好路厂、路矿协作。（5）积极扩大运输车，适当增加车辆制造。（6）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加强新线修建和老线大修、维修。（7）加强地方交通部门专业运输队伍的建设。

　　12月4日在交通部召开的全国运输电话会议上讲话，要求交通系统各单位从全局出发，完成全年计划。并宣布由郭鲁副部长等六人，组成抓运输小组，昼夜值班，处理交通运输方面出现的问题。
 



第75章


　　12月9日上午，代表国防部接受奥地利新任驻华大使汉斯·塔尔宝格的拜会。

　　12月16日至1972年2月中旬参与领导全国计划会议召开。

　　12月18日上午，在交通部运输安全紧急电话会议上讲话指出：12月7日以来，连续发生撞车、撞船等重大事故，损失严重，政治影响极坏，应引起各级领导严重注意。

　　12月30日写信给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建议交通部机车乘务员和调车组人员，比照井下工人工资调整放宽一级，得到了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同意。为此，交通部调整工资面，由2244%上升为2392%。

　　1972年65岁

　　1月10日下午，去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会上毛泽东拉着粟裕的手，深有感触地说：“井冈山的老同志不多了！”

　　1月13日在交通部召开的运输安全紧急会议上讲了话。在谈了当前形势后对各级领导提出三点要求：（1）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3）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月14日为解决当前远洋运输紧张提出：一要买船，二要成立远洋公司。

　　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方案。

　　2月12日在军工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根据作战对象及其装备和战略战术，生产我们的军事装备；对付坦克和飞机是当前作战首要考虑的问题，并提出了空海军的发展方向等意见。

　　2月与数学家华罗庚谈如何把“统筹”用于国防及生产建设方面。

　　2月、4月两次因肺炎住院。住院期间找帮助起草军事报告的同志，谈了对初稿的意见。

　　4月27日上午，代表国防部在京西宾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

　　4月29日到机场迎接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并陪同了代表团的主要活动。

　　5月17日参加军科院常委谈心会，指出军科院体制要慎重研究，不要搞大了。

　　6月17日上午，会见马耳他大使。

　　8月5日在交通部《关于召开地方交通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的请示》上批示：“拟同意，地方交通安全生产与公安系统有密切关系，已要交通部与公安部商量共同召开，已取得同意。因此该会由两部联合召开。唯时间可稍推后些，以免影响批林彪整风。”

　　8月12日给原新四军老干部蒋新生写信，告诉他，关于他的工作，已和化工部及北京市谈过，让他等组织安排。

　　8月19日赞比亚国防部长祖鲁秘访我国，粟裕负责接待并主持会谈。活动到9月15日结束。

　　8月26日在全国地方交通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讲话。指出，抓安全要狠抓思想教育，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对待事故苗头，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9月4日至12日在得知山西存煤过多，积压已达180多万吨，自燃面积扩大等情况后，一方面批示交通部，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扭转运输被动形势。另一方面亲自去石家庄、阳泉、太原、忻县、原平、雁门关、大同等地，处理晋煤外运问题。出发前，经报告叶剑英副主席同意，顺便察看了这一带地形及国防工事，看望了部队。9月23日向国务院业务组写了报告。

　　9月13日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一起，视察七机部装配运载火箭工厂。

　　9月29日上午，参加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晚，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武官。

　　10月3日找帮助起草军事报告的同志，谈了有关国防、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的问题。

　　10月25日向周总理、叶剑英写信，转报了刘伯承委托他反映的林彪罪行问题。

　　11月1日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1月5日写报告给周总理及国务院业务组同志，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水运工业意见》。指出：“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运的物质基础”。发展水运工业“既迫切需要，也是可能的”。建议增强国家的造船能力，加速发展水运工业，使船舶、港口、航道成龙配套，更好为远洋和沿海、内河航运服务。李先念和业务组同志均表示同意。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交通部专门召开水运工业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粟裕关于发展水运工业的建议。

　　11月14日军事科学院召开领导班子交接会。叶剑英、粟裕到会并讲话。

　　粟在讲话中指出：“学术研究工作跟部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跟实践结合起来，必然使我们学术研究工作有个很大发展”。

　　11月25日在交通部远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了利用国际市场船价下跌的机会，买进一批远洋船的意义。针对一些人的顾虑，作了思想工作。对加速我国远洋船队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1月27日在军事科学院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上讲了话。

　　12月8日写信给海军政治部，对“陶勇专案小组”提出的所谓陶勇抗日战争中历史问题，提出了意见，并为陶勇写了证明。证明说：“陶勇同志对日寇斗争是坚决的。汤（景延）团以伪军面貌出现，是同敌人斗争的一种方式。从责任说是军部、华中局决定，苏中区党委、师部执行的责任，与陶勇无关”。

　　1973年5月16日，在看到海军党委关于陶勇问题复审，全部平反的结论后，又对结论中几个不符事实的提法提出了意见。

　　同日写信为张渭清证明其抗日的有关历史。证明说：“1942年，我确派原一师供给部的采购科长张渭清，到上海采购军需物资”。

　　12月19日在地方交通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讲话，要求要特别抓好元旦和春节的运输安全。

　　12月24日在交通部《关于三支两军人员分批回原部队工作的报告》上批示：“此事已经告诉军管负责同志研究，拟同意他们分批撤回的计划。工作中需要的仍拟留极少数人在该部工作”。

　　1973年66岁

　　1月7日即日起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1月9日上午，在水运工业会议上讲话指出：“发展水运工业大有可为”。

　　“我国天然河流多，海岸线长，具有发展水路运输的优越条件”。“航道建设的费用省，见效快，节约钢材，基本上不占农田”。“从战时着眼，水路运输又是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交通线”。“发展水路运输，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条件”。“水运工业是大有可为的”。发展水运工业要处理好修与造（修造并举以修为主）、大和中小（以中小为主，从小到大）、土和洋（土洋并举，从土到洋）、总装、配套和配件（狠抓配件、配套）、扩建改建和新建（充分利用原有老厂，对老厂进行扩建、改建，并进行技术改造）、直属船厂和地方船厂（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方面的关系。

　　1月26日为解决港口压船压货，向国务院提出了《加强港口航道建设的报告》，就“关于港口建设问题”、“关于远洋船舶的修理问题”、“关于生产船舶、港机的配套问题”、“关于港口疏运问题”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同日指示军科院解决几位干部的问题：（1）陈鲁生（原院办秘书）问题，写个报告给有关领导，建议尽快放出来；（2）再写一个报告，撤销钟期光（原院副政委）隔离；（3）解决李夫克（原院副秘书长）的任命问题。

　　1月30日写报告给有关领导，要求解除彭德清（原交通部部长）隔离，出来治病。从去年7月起，曾多次为彭被关押事写报告，要求改善彭的生活条件、允许去人探视等。在他努力下，彭于2月2日正式出狱。

　　2月2日（农历除夕）至2月15日到天津看望了在港口和船厂坚持生产建设的干部和工人，和大家一起过了春节，鼓励大家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批评了港口领导存在的“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思想。并对港口和船厂进行了仔细考察，返京后于22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天津港务局领导班子、关于成立天津市建港指挥部，及关于海河建港的设想等建议报告。

　　在津期间，由他口授，楚青执笔，起草了向中共中央的军事报告。2月22日，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报送了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建议。提出今后作战中，下列问题值得重视：（1）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便机动作战。（2）运动战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但某些城市和要点必须坚决固守，有的要死守。（3）在敌人有大量装甲部队的情况下，今后主要作战地域在平原和交通要道，因此要重视平原作战。（4）要把打坦克集群，摆在对地面敌人作战的首要位置。（5）必须立足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但要力争夺取局部制空权。（6）提高指挥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能力。

　　2月26日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73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

　　2月27日周恩来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设想，粟裕当即提出了沿海港口增建四十几个泊位的具体建议，周恩来要粟裕立即把报告送给他看。随后粟将这一段考察思考的港口建设设想，报送给了周总理。

　　2月28日国务院成立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粟裕任领导小组组长，谷牧任副组长，外贸、交通、物资、六机部和海军派人参加领导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国家建委。

　　2月28日至3月14日出席全国陆地边防会议。

　　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由粟裕负责抓各系统的造船统筹。

　　3月2日在前门饭店主持召开港口建设会议。

　　3月9日邀请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八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为适应大规模港口建设的需要，建议有关省、市、区由领导同志挂帅，成立港口建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

　　此后连续多次召开港建领导小组会议，并派出人员到各港口调查了解情况。

　　3月24日在一份要求加强对联合运输领导的群众来信上批示：“联合运输是个新生事物，应当积极支持。对出现的问题，更要采取积极态度，研究解决，不断总结经验不要听任自生自灭”。

　　5月17日为充分利用内河航道，发展交通运输，提出组织交通研究院、水运规划院等单位组成几个调查组，分赴长江流域各省调查内河通航情况，提出今后发展内河交通运输的初步规划。各组于11月~12月先后赴长江流域各省、区调查。

　　6月1日根据总理2月27日指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向总理及国务院业务组提出，成立造船统筹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统一安排下进行工作，下设办公室。6月2日先念同志处电话告小组名单待业务组议一下，办公室可先开始工作。

　　同日经过大半年与各方商讨，国务院于3月决定恢复邮电部。该部于今日正式宣布恢复。

　　6月6日为解决在沿海兴建一批港口深水泊位，和远洋修造船厂等问题，率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工作人员，到沿海各港口调查研究。今乘公务车从北京出发。

　　6月8日到湛江。

　　6月9日察看湛江港区水域。

　　6月10日、11日听取湛江建港指挥部汇报，并与广东省、湛江地、市委、南海舰队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

　　6月12日参加讨论湛江建港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讲话中传达了周总理对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重要指示；阐明了建港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指挥问题；对湛江建港的规划提出了具体意见；宣布了国务院建港领导小组对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具体要求。

　　同日晚，离湛江。

　　6月14日抵广州。

　　6月15日参观黄埔港。

　　6月16日召开黄埔港装卸工人座谈会。

　　6月17日听取广东省委赵紫阳等同志汇报。

　　6月18日召开广东地方交通和造船厂座谈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同日离广州。

　　6月19日抵杭州。次日去宁波视察了镇海北仑港海域，听取了当地建港指挥部汇报，于24日前返回杭州。

　　6月25日两次从杭州打电话给军事科学院领导，关切询问王树声副院长和外军部副部长张茜同志（陈毅夫人）的病情及采取的措施、治疗效果等。

　　6月29日离杭州抵上海。

　　6月30日听取上海工交组领导的汇报。

　　7月1日视察上海航道。

　　7月2日参观上海港七区和军工路港区。

　　7月3日参观上海港八区。

　　7月4日去金山卫、乍浦视察。

　　7月8日参观上海船厂。

　　7月9日听取上海建港指挥部汇报。

　　7月11日听取上海造船公司汇报。

　　7月12日听取交通部马跃骥副部长汇报与上海工交组交换意见情况。

　　7月13日参观东海船厂、上海港务局机修厂。

　　7月15日向上海建港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干部讲话。

　　7月16日乘船至江阴，在江苏省委书记彭冲陪同下参观了张家港。尔后乘车至无锡，整理这次外出调查材料。

　　7月17日听取江苏省领导介绍情况。

　　7月25日离无锡至南京。

　　7月26日参观长江大桥。

　　7月27日离南京到连云港。

　　7月28日察看连云港海域及地形。

　　7月29日听取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汇报。

　　7月30日乘火车返北京。

　　8月8日向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送交了《关于南方港口建设问题的调查和建议》。主要内容是：（1）三年建港任务的落实，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50个左右深水泊位，建成投产40个左右，看来基本切合实际。（2）南方几个港口的布局，要大中小结合、军民结合、远近结合。（3）提高装卸效率，提高杂件货装卸机械化比重，对大宗稳定的散货实行高效率的专用流水线。（4）推广直达、成组、集装运输。（5）搞好上层领域的革命。8月9日李先念批示将此报告印发国务院各有关部委。

　　8月9日写信给全国妇联军代表，证明章蕴在苏中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所谓她布置“假投降”，并无其事。

　　同日晚，与李先念、余秋里（均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商谈有关造船统筹问题。提出拟对部分舰船（工程、港作船、八型运输船、四型战斗舰艇和灯光围网渔轮）实行统筹，搞定型、定点、定批量等几定，在明后年计划中予以体现。

　　当即得到李先念、余秋里的赞同。

　　8月23日指示造船统筹办，要对各部门1974年、1975年及“五五”计划期间内，所需船舶进行定型、定点、定批量的“三定”工作，并于全国计划会议前提出方案。

　　8月24日至28日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出席中共中央十届一中全会。

　　9月24日在交通部修造船会议上作了关于修造船方针及统筹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关于发展水运工业的方针，要贯彻执行“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要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从小到大。总装、主机、配套和配件，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关于造船统筹，当前统筹工作正在抓部分舰船的“三定”。如果“三定”搞好了，定了型、定了点、定了批量，就可以大量生产，使我国船舶工业摆脱目前基本上还是单船、单机生产和小量生产的落后状态。
 



第76章


　　9月27日至10月17日主持召开了全国港口建设工作会议，并于9月27日在会上作了《加快港口建设》的报告。报告共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加速港口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外贸、外援的增长，为远洋运输和沿海港口，带来越来越繁重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足够的码头及相应的设施，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2）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任务和要求。

　　三年内应当达到下列目标：沿海港口吞吐能力，由1972年的1亿吨提高到16亿吨至17亿吨；外轮和远洋国轮平均停港时间，由现在的112天，压缩到58天；切实保证外轮和远洋国轮的供油、供水，并为外轮临时修理和船员生活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适当改善客运条件。具体要求：充分挖掘潜力，利用现有港口的人力、设备，提高装卸效率10%至12%，并对现有码头进行技术改造，增开舱口作业线150条，共计扩大吞吐能力3000万吨；新建深水泊位51个，三年内建成投产40个等。（3）港口建设中的几个方针政策性问题。提出要注意合理布局；要搞好统一规划；要坚持勤俭建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有恰当的技术政策；要提高装卸机械化水平。（4）加强党的领导。

　　这次会议起到了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明确任务、统一思想、鼓舞干劲的作用。12月6日国家计委、建委、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联合发文，指出：“粟裕同志在港口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上的各项部署，业经国务院审查同意”，请有关省市革委会、港口建设领导小组、指挥部、国务院有关部研究执行。

　　9月30日在国务院有关部、院召开的船舶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指出：船舶标准化是造船统筹的第一步，是多、快、好、省地发展船舶工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认为成立船舶标准化委员会，确定技术归口单位是必要的。要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科研生产、使用两个三结合，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

　　10月23日下午，听取海军副参谋长刘华清等汇报海军八年装备规划。指出：海军怎么发展，要根据国民经济可能、作战需要、战略方针及其他军种配合可能。强调了统筹的任务和当前首先抓修船的重要。

　　10月24日就造船统筹的方针、规模等问题，写报告给周总理。对交通、农林、六机部等单位的造船方针及规模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船舶工业应该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修造并举、统筹兼顾、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并建议将造船统筹办公室设在国家计委，由计委李人俊兼办公室主任。

　　11月7日在铁路工业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经验座谈会上讲了话。要求抓紧今年剩下的五十多天，完成全年的铁路运输、生产计划。

　　11月8日上午，在军事科学院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形势和军科院任务的报告，要求把军科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学术研究推向前进，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新贡献。

　　12月6日给交通部领导写信指出：出国买船和监造的人，要派政治上强的又真正懂得技术的干部去，人数要精干，可去可不去的坚决不去。

　　1974年67岁

　　1月21日去年12月3日胃镜检查，发现胃幽门窦部有隆起，后怀疑有不正常增殖，于今日进行了胃四分之三切除和胆囊摘除手术。

　　2月21日出院。之后全休。

　　3月19日因肠梗阻再次住院，于23日出院。

　　6月18日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写批语，称从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和积极主张从国外买船的粟裕。

　　7月30日发电给寻淮洲家属，对寻淮洲母亲逝世表示哀悼。

　　8月11日给华国锋写信，建议对陈鲁生（原军科院办公室秘书）问题早日结案。华接信后批给公安部办，陈鲁生于1975年春正式结案。

　　同日给纪登奎写信并呈送了钟期光（原军科院副政委）问题的上报经过情况，希望予以催办尽快批复。

　　9月18日给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认为彭德清（原交通部部长）历史问题查清后，专案组至今未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作出结论上报，对一个同志政治生命不认真严肃对待是不妥当的。因自己正在病休，建议责成交通部认真落实政策，抓紧解决这些问题。

　　9月24日在港口建设会议上讲话指出：一年多来港口建设已取得很大成绩。明年一年，任务很艰巨，要狠打一仗，要像打三大战役那样，打一个大会战。

　　10月11日乘飞机赴海南三亚，开始在海南岛及广西、广东休息并作调查研究。在海南岛听取了海南军区、海南岛石碌矿、八所港领导的汇报，观看了民兵表演，参观了海防阵地。

　　10月21日乘护卫舰由榆林抵海口。在海口察看了海口周围地形。

　　10月23日会见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区领导同志。

　　10月24日给身边秘书和写作组谈国防战略思想。

　　10月25日乘飞机由海口抵桂林。其间参观了湘江、桂江源头的灵渠。

　　10月31日乘公务车离桂林，于11月1日抵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建港领导小组和黄埔港的汇报。

　　11月5日从广州到从化，6日返回广州。听取了广州军区关于防务的汇报。

　　11月16日听取了广东省建港领导小组、黄埔港建港指挥部和黄埔港务局的汇报，并作了指示。

　　12月25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送交了《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除了对敌情的估计外，共分以下四个部分：

　　（1）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出“为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我军平时的兵力部署，要有利于战时的更大机动”。但某些部队“在兵力部署上，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军事保守思想”。“一是偏重守备”。“二是靠前分散”。“三是忽视平原”。为便于华北、中原之间的战时机动，“从战略上考虑，修建黄河地下铁路隧道（位置选定在洛阳、郑州间）非常重要”。（2）加速发展空军。指出“如果我们连局部制空权也不能掌握，要在平原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将是非常困难的”。（3）军队编组要适应战时需要。指出“平时养兵太多，对国民经济建设不利”。在减少兵员的同时，“似可考虑将野战部队和守备部队在建制上分开，抽出一定数量的部队专任守备”。并提出“针对敌人机动性和突击力较强的特点，似可考虑野战部队师以下各级编制（不含特种兵）实行五单位制”。（4）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

　　新疆与内地相连的铁路，现在只有一条兰新线，“建议另修一条从格尔木（属青海）向西北经若羌到库尔勒的铁路”。“而后再修一条从若羌向西经和田到喀什的铁路”。中共中央于1975年1月5日把这份报告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

　　1975年68岁

　　1月3日在广州听取了广州军区江燮元、吴纯仁副司令员关于海南防务的汇报。

　　1月5日由广州动身，6日返抵北京。

　　1月13日至17日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会议期间，粟裕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插手军队。江青让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军队代表团工作人员示意，江青要见见军队代表。工作人员报告后，粟裕未予置理。直到江青到达军队代表团驻地，粟裕也没有让她与军队代表见面。江青气愤而去。在这次会上粟裕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从此结束。

　　1月26日向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上报了对海南防务的意见。

　　根据粟裕的意见，广州军区对海南岛的设防重新作了勘察研究，向军委上报了设防部署。

　　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粟裕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以主要精力参加军委常委的工作。除参加较频繁的军委常委的日常会议和各种活动外，还抽出时间去军队机关和部队作调查研究。这期间，他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

　　2月9日在三座门参加叶剑英副主席召集的中央军委常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军委常委的工作和军委扩大会的准备工作。

　　2月10日召集军科院战理部、外军部领导和部分研究员开会，请他们考虑一下研究敌情和战略问题。

　　2月11日下午，去看望叶剑英副主席。

　　2月13日下午，去邓小平副主席处谈工作。

　　2月15日上午，参加军科院首长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座谈讨论。

　　下午，去叶剑英副主席处谈工作。

　　2月16日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首长接见各大单位参加编制和压缩定额会议的代表。

　　2月17日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2月18日听取军科院战理部、外军部汇报，提出注意研究反坦克集群进攻和争取局部制空权问题。

　　2月20日下午，去铁道部听取黄河地下铁路隧道有关情况的汇报。

　　2月24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3月1日、4日、6日、8日、11日听取了总参、作战部的汇报。

　　3月3日向中央军委上送了关于修建黄河地下隧道问题的报告。叶剑英副主席于3月4日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传阅后呈国务院，先送秋里同志批”。

　　余秋里于3月17日批示：“请先念、登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同志阅示后，由计委列入五五计划”。李先念批示：“应当干”。其余同志均圈阅。

　　同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3月5日在三座门参加国际形势研究小组会议。

　　3月9日下午，去聂荣臻副主席处。

　　3月10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3月12日下午，与叶剑英和三总部联席会议同志，听取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位常委的汇报。在汇报到干部问题时粟裕说：1800名干部的处理问题，政治结论过去做得不对的，要重新作结论。新疆这个地方大，战略地位很重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对周围地区都会有影响。

　　同日去看望了董必武同志。

　　3月16日至18日出席人大常委会议。

　　3月17日、20日听取总参二部汇报。

　　3月19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3月20日晚请炮兵陈锐霆同志介绍反坦克武器生产情况。

　　3月22日上午，参观邮电部电讯传输展览。

　　3月22日、4月2日、3日、9日、10日参加叶剑英副主席召开的军工座谈会。

　　3月24日上午，与总参王尚荣副总长商讨工作。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3月25日下午，去炮兵司令部听取汇报。

　　3月26日上午，去邓小平副主席处。

　　3月31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4月5日上午，去装甲兵听取汇报。下午，参加向董必武同志遗体告别活动。

　　4月7日上午，参加董必武同志追悼会。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4月11日上午，去铁道部看了黄河水下铁路隧道的模型。晚，看了介绍我军兵器的电影。

　　4月17日下午，乘公务车离京赴华东考察。

　　4月18日上午，抵蚌埠，当即冒雨前往三十六师，师长徐克杰等师领导汇报了师的情况，粟裕视察了师机关部队。下午返回蚌埠，继续乘公务车南行，于18时10分抵合肥。当晚听取了十二军官峻亭副军长等领导关于该军情况的简要汇报。

　　4月19日、24日听取了安徽省委书记兼十二军政委宋佩璋的汇报。

　　4月20日到十二军军部视察，并听取了该军的汇报。

　　4月21日到安徽省军区视察，听取了汇报。

　　4月23日召开安徽省地委书记座谈会，倾听了地方党和政府对军民关系的意见。会上针对“四人帮”利用周恩来总理病重，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推行建立“民兵指挥部”的做法，在讲话时说：他当总参谋长的时候，亲耳听到毛主席说过，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的讲话使一些同志心里有了底，提高了对“四人帮”搞阴谋的警惕性。

　　4月25日与十二军部分军师团干部座谈战备问题。

　　4月26日赴六安看望了一○二团干部和战士，当日返回合肥。在合肥期间，还会见了王恩茂、曾如清、马长炎、周丕振等一批老同志。调查中发现的部队训练和编制、装备方面以及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整理了两份专题调查资料，返京后转送有关部门参考。

　　4月28日从合肥到南京。当日听取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永银介绍了部队调防情况，副司令段焕竞介绍了民兵情况，政治部主任王展汇报了部队政治思想情况。

　　4月30日请老中医邹云翔看病。同时会见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钱钧、廖容标、段焕竞、萧永银等人。

　　5月1日会见了一批老同志及遗属。

　　5月2日会见了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等人。

　　5月3日会见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赵俊及一批老同志。

　　5月4日会见了南京军区丁盛司令员、第一政委廖汉生。

　　5月5日至7日听取了浙江、安徽、江苏三省部队调防的汇报。同时还在6日听取了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谷红的汇报，7日听取了南京军区副司令段焕竞的汇报。

　　5月8日上午，听取了六十军军长张明、政委魏金山、副政委姚履范，关于部队情况的汇报。汇报后粟裕说：听了你们的汇报，部队情况还是稳定的，训练也还好。军民关系要很好注意，“支左”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有的也犯了错误，群众批评有他的理由，应该正确对待。“支左”所以有成绩是靠毛主席的威望、解放军的威信，即使做出了成绩也不能骄傲。部队搞生产是好事，但也对部队有威胁，不坚定的人会被金钱、物质腐蚀。生产劳动的成果，是战士和基层干部创造的，上边乱花乱搞就要影响官兵团结。要规定不准用生产成果盖楼堂馆所，不准请客送礼。下午，与南京军区副司令廖容标谈话。

　　5月10日接见南京军区文艺工作者沈西蒙、沈亚威。

　　5月11日上午，与江苏省军区领导见面，有的同志谈了“文革”中挨整的情况，有的反映了部队的情况。粟裕最后说：你们中有的同志受了委屈，我也知道一些。部队搞成这个样子，军委早就发现了，八大司令对调，考虑了好几年，毛主席考虑一定要调动。过去有的领导以人划线，镇压群众都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承担责任，但不能纠缠历史旧账。错误不能不纠，不合理的现象要改变，要按安定团结来整顿。要把班子调整好，软、散、懒是不能打仗的。我作为一个老兵，希望你们在位的把工作抓好，不在位的发挥你们的影响，工作应该有新的气象。下午，听取了随行工作组对十二军三十六师蹲点调查的情况。
 


第77章


　　5月11日至12日在六十军召开了战备座谈会。5月12日在会上讲了话，针对座谈会中大家提出的问题指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要很好研究对付敌人坦克的办法。“可以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地形，设置障碍，还可以用各种火炮，造成多层火网”，“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敌坦克是可以制服的”。在谈到部队训练时，强调各级领导要“多带些徒弟”。

　　“作为指挥员，要抓现有装备武器的训练，把手中武器搞熟”。打野战要在多种地形上训练，“要训练在水稻田地区作战，也要训练到华北平原作战”。

　　5月12日由南京到扬州。

　　5月13日上午，会见扬州地委书记韩培信等领导，并听取了他们关于地区情况的介绍。粟裕说：这次我到合肥、南京等地调查，发现军分区、武装部与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需要解决。地方党不应该有顾虑，地委、县委要加强对军分区和人武部的领导，地方的军事工作，军队要参加。军队“支左”成绩是很大的，但是靠的是毛主席的威望，而有些人有错觉，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要爱护部队，该给部队提的意见要提出来。军队不整顿是不行的，毛主席讲，不但大军区领导要对调，省军区、军分区也要调防，看来有必要。下午，参观了瘦西湖。

　　5月14日上午，听取了扬州军分区的汇报。下午，参观了江都排灌站、玉器、漆器厂。

　　5月15日上午，由扬州到达高邮，途中到真武庙江苏油田指挥部参观，并听取了指挥部指挥马健、副指挥王正的汇报。下午，与高邮县及县武装部领导座谈，首先听取了县委薛先洛书记和县武装部部长张帮汉的汇报。最后粟说：高邮县总的情况是好的，条件也好，但群众收入还不高，要设法解决粮食过纲要的问题。将来石油有了，可能有很多好处，化肥、烧火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要准备工业企业用的副食，工业占的良田，也要通过提高产量补起来。对武装部，地方应大胆领导。现在有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军队不能搞两个系统，成立“民兵指挥部”的通知也是叫大家参照，别的地方的经验不能照搬。

　　5月16日上午，从高邮到宝应，并召开了宝应县、县人武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县委王鹤皋书记、武装部顾正群副部长，介绍了情况。粟指出，地方武装要在地方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农忙时要集中全力搞农业生产，农闲时组织训练。这个地方西北方向有平地，民兵要学会打坦克，还要准备打装甲快艇，还要学打飞机，要防止敌机施放细菌和毒气，防止敌轰炸堤坝。战争起来地方党、武装部还是要坚持原地斗争。下午，经淮安到淮阴。在淮安参观了周恩来故居，原华中军区司令部旧址等。

　　5月17日下午，在六十军一八○师召开座谈会，会前让秘书向正在一八○师的张明军长转达他的意思：座谈要把问题讲深点，不要像军部的汇报那样一般化，有什么新鲜事物讲出来，也要敢于揭露矛盾，不解决矛盾就不能前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有：六十军军长张明，一八○师师长关志超、政委张正信等师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中，师里介绍了该师五四○团炮二连班长林培学雷锋的先进事迹，同时也谈了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1）干部多，班子大，精力都花到干部身上了。（2）有的干部贪图安逸，小病大养，工作标准不高。（3）有的干部名利地位思想比较突出。（4）四个团的班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团结现象。粟裕最后说：你们发现了好的典型，也发现了部队存在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也作了解决的部署，都很好。但是要克服存在的缺点也要经过斗争才行。好的事要发扬光大，真正好的也要防止有人反对，当然也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宣传也不能过分，不要造成他脱离群众，英雄人物脱离群众就不能成为英雄人物。干部政策还是五湖四海，提干搞帮会就会造成不团结。老干部是宝贵的，但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不团结要认真注意，不然就会削弱战斗力。“支左”的同志回来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有错误的要吸取教训。

　　同日晚，与六十军军长张明谈话。粟裕说，今天希望你谈深一点，我了解点真实情况。张谈了军领导班子的情况和过去军区领导在“文革”中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看法、思想和错误。粟听后表示：你今天谈了很好，还指出：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年多来更证明了，互相调动不仅交流了经验，而且可以减少经验主义。军区在批林整风后期，中央刹车是从安定团结出发，应坚决执行。部队不能翻烧饼，搞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危险的。当然不是过去搞错了的就错到底，整错了的还是要落实政策，不然还是有不安定因素。赔礼道歉可以达到安定团结。让你搞这个军，责任重大，在南京是一个主要方向，也有战略预备队的作用，要把部队带好。内部有派性，你要好好做工作，要克服派性。据了解，六十军在干部使用上是有派性的，这样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

　　除了做好思想工作外，要注意干部的调配，一个师的干部提得多了，拿这个师的干部去代替另一个师的干部，别的师就不服气（张：有的师就不服气），希望你们注意。要把部队搞好，抓思想、学习，要保持发扬老的优良传统。要抓好军事训练，这是不可缺少的，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你是老兵，要从各方面把部队搞好，团结好一班人，团结好全军，部队不能乱。至于自己的缺点，主要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5月19日下午，召开一八○师有师、团、营、连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谈了当前干部思想、存在的问题及对军事训练、战备方面的要求建议等等。粟裕说：从大家发言中可以看出，在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后有进步，部队形势好转，如果联系实际，学习更深点，效果会更好。连队忙乱主要来自机关太庞大、人浮于事，机关要找点事做，就给下面压任务。战备训练无的放矢是个问题，没见过坦克怎样知道去打它，这是高级机关应该注意的，现在军委决定每一个军编一个坦克团，解决训练问题。部队还要加强现代兵器知识的教育，连队的武器，连排干部都应该会使用，班的武器班内所有人都应该会使用，炮兵一个月就能学会，要一专多能。如果配备的人多了，会造成大的伤亡。大家都关心基层，连队就能搞好。现在干部多，上面要关心这件事，不会一脚踢开，大家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能上能下，在什么岗位上都像一颗螺丝钉，做好工作。大家提的许多好的意见，我一定带回向军委汇报。

　　5月20日上午，从淮阴出发，途经益林看望了五三八团部队。并在该团一、二连召开了有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共有14名干部、战士，谈了他们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反映了干部、战士在军事训练中一起摸爬滚打，互相帮助及学习雷锋的事迹。粟裕最后说：军委很关心大家，让我来看看。学习理论就是为了弄清方向，那样就不会走错路。从你们的发言可以看出，学习理论的热潮已经高涨起来了，希望继续保持。战争的危险随时存在，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熟练手中军事技术。文化生活也要搞好。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战斗力。要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做好拥政爱民。你们的光荣称号（二连是军民团结模范连）是付出了代价的，希望继续努力发扬，带动其他部队，共同把部队建设好。下午，经灌云、阜宁抵盐城。

　　5月21日从盐城到海安，途径东台、三仓，听取了东台县委书记沙金茂和三仓镇公社书记的汇报。

　　5月22日下午，到海安县角斜镇，检阅了角斜民兵团，并在队前讲话指出：如果敌人从苏北登陆，这里是首当其冲，你们要有所准备，还要学会打坦克。随后参观了他们的展览室。

　　5月23日从海安经泰县、黄桥到泰兴。在黄桥参观了黄桥战役指挥所等革命遗址。下午听取了泰兴县委书记申光华的汇报后，经如皋返海安。

　　5月24日上午，听取了海安县委书记周日信等领导的汇报后说：听了你们的介绍很受鼓舞，很受教育。李堡以东、以北过去是盐碱荒地，现在都变成了良田，庄稼都长得很好，多种经营还是典范。绿化有的地方差点。运粮河以北水利好，以南地质好。盐碱地都可以改造成良田，非盐碱地也可以改造的更好。较差的地方是县和县交界的地方，城镇附近庄稼长得好，后进的社队要注意多做工作。民兵，大家都要求新武器，都要半自动步枪恐怕不行，目前还是土洋结合。

　　你们现有7000多支枪，这个数是七战七捷时两个纵队的枪数，当时武器还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枪。在民兵中要搞一些军事体育、刺杀、投弹、拳击等运动。下午，由海安到南通。途经如皋听取了如皋县委唐如浴书记的汇报。

　　5月26日从南通经吕四到启东。

　　5月27日从启东经海门返南通。

　　5月29日听取随行工作组的汇报。

　　5月30日给随行工作组谈整理调查材料的设想。

　　5月31日至6月1日召开南通地委、市委、南通军分区、市人武部军政、军民座谈会，主要听取了地方党和政府对军队的意见。座谈会反映了部队在“支左”中的问题，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如何贯彻等问题。粟裕听了大家发言后说：大家发言很好，我代表解放军特别感谢你们。有些“支左”干部，把地方干部看的一团漆黑，这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错误的只是少数的教导。“支左”所以取得成绩，是靠毛主席的威望、广大群众的支持。军队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支左”犯错误的是少数，他们做了错事、坏事，给解放军抹了黑，大家提意见是对的，他们应该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的军事部门，都应该是双重领导。“文革”中因为“支左”，军队干部在地方任主要职务，所以地方同志现在执行一元化领导有难度，这个问题要解决。今后军队驻防要做些调整，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坚持。

　　6月2日召开了南通军分区、南通市人武部、南通地委、市委及师职以上离休干部参加的形势座谈会。粟裕首先听取了大家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然后谈了如何正确认识形势，并介绍了印度支那、朝鲜、台湾、塞浦路斯、中东形势及中美、中苏关系。同日晚，给随行人员和工作组成员谈话指出：这次调查了解到了不少阴暗面的东西，我们不要有错觉，认为这个部队不行了。“支左”同志做了些错事，毕竟是少数人，在“支左”人员中也是少数。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少数人意志衰退、思想不健康的结果。另外有的党委，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缺乏民主，政治机关有的不起作用，党委办公室代替了党委，常委内还有小常委，成立各种组，而不用日常机关，这也削弱了党的领导，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的机关有些是中央代表机构，如果党不去做工作，就会受到腐蚀。我们要从党的建设上去分析。

　　6月3日上午，向南通地区军队干部讲话，首先谈了这次出来的印象，觉得部队精神面貌都比较好，特别是基层出现了许多新气象。然后谈了三个问题：

　　（1）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2）增强党性，消除派性，进一步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3）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午，乘军舰由南通至上海。在上海期间一方面检查身体，一方面整理调查材料，并会见了一批老同志，同时秘密去看望了刚刚解除隔离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6月9日让秘书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建议对连排干部的退役，不能一律作复员处理，以免引起干部和一部分战士的思想波动。此建议由军委办公厅呈送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并军委常委阅。

　　6月13日乘公务车由上海抵南京。在宁期间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委廖汉生及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交换了意见。

　　6月14日听取六十军参谋长马文考的汇报。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军区和六十军的一些情况。汇报后粟裕说：你谈的对我了解南京军区和六十军的情况很有帮助。部队要保持稳定，不合理的现象要改变，但不能翻烧饼，主要是提高路线觉悟。部队是好的，就是少数人把部队搞坏了。这次整编不完全是减少人的问题，尤其是要整顿部队，不然不能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要保持光荣传统、坚持真理、好好工作。

　　6月15日乘伊尔—18飞机从南京返北京。粟裕这次下去考察，一方面沿途向许多老同志打招呼，要他们“头脑要清醒”，“对上海那几个人要注意”；一方面也对部队摸了一个底，发现团以下部队还是稳定的，基本上掌握在可靠人手里。当他把这个情况向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当面汇报后，叶、邓副主席都表示：“这就放心了”。从5月11日至6月23日，将外出调查了解的情况，先后向军委上送了四个报告：一、《对南京军区几个单位的调查报告》。报告首先肯定“部队总的状况是好的，并且正在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指出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干部“贪图安逸，斗志松懈，思想浮动”；少数领导人“利用职权，扩大法权，大搞特权”；一部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资产阶级派性和宗派主义的影响还相当严重”。

　　“主要的问题是，有些领导人的思想政治路线仍不端正，不愿正视部队存在的问题，很怕触动个人和派的私利”。为此提出几点建议：（1）深入开展学习运动。“开展一次以团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的整风运动，纠正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2）“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首先搞好军以上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加强”。（3）“干部下连当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对特殊化等一系列革命化根本措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切实贯彻实施”。（4）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调整与加强人武部门干部队伍》。在指出人武部门干部队伍存在的：“年大体弱干部太多”，“编制过多，机构臃肿”等问题后，提出了三点意见：（1）调整、加强人武部门的干部队伍。（2）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要有计划地调防。（3）加强地方党委对人武部门的一元化领导。三、四两个报告分别为：《对连队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和《对当前部队学习运动情况的调查》。

　　对上述报告，叶剑英同志于6月25日作了批示：“请三总部联席会议议一次，能解决的问题就办。要向军委提出的问题请提出”。9月3日三总部联席会议讨论了粟裕的上述报告，认为报告对部队建设所反映的情况，在6月24日至7月16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讨论过了，所提建议也都解决了。

　　6月16日下午，参加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军委常委联席会议。

　　6月23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6月24日至7月16日参加军委扩大会，在发言中，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决策；指出：要在准备打仗的前提下，搞好整顿，要把超编干部安排好。
 



第78章


　　军委扩大会议后，参加了以叶剑英为首的六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总、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二十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加强。同时对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部队的部署，也进行了研究调整。

　　6月28日晚，在首都体育馆参加了欢迎登山运动员的大会。

　　7月1日晚，代表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总参谋长法尔上校为团长的塞内加尔军事代表团。之后去叶剑英副主席处开会。

　　7月6日下午，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

　　7月7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7月9日上午，应约去邓小平副主席处谈工作。

　　7月10日出席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常委联席会议，听取国防科委汇报。

　　晚参加塞内加尔军事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7月11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7月17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7月18日晚，去三座门开会。

　　7月19日上午，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并与李夫克和孙克骥同志谈话。

　　7月21日上午，与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吴夫向谈话。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7月22日上午，与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吴夫向谈话。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7月23日上午，与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吴夫向谈话。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同日根据人民来信反映温州驻军的情况，写信给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建议派人对温州驻军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整顿。

　　7月24日上午，参加军科党委常委会议。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接见军大毕业学员的活动。

　　7月25日参加军事科学院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院常委扩大会，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讲话中就“四人帮”问题，向大家打了招呼，对稳定军事科学院起了很大作用。

　　7月26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7月28日下午，去叶剑英处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7月29日上午，与总参三部领导彭富九谈话。下午，去叶剑英处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7月31日晚，参加国防部举办的八一招待会。

　　8月5日上午，接见拟派赴华北、新疆协助调查的同志。中午，去叶剑英副主席处。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8月6日因心脏病入住北京医院。

　　8月9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干部班子配备。

　　8月18日写信给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对关于干部调整方面提出两个具体意见：（1）空、海军和陆军各特种兵领导干部中，真正懂得业务的并不多，在交流干部过程中，“建议注意在各单位保留几个已经搞了一二十年，熟悉业务，领导能力比较强，身体也比较健康的二、三把手”。（2）“建议在全军干部中统一衡量，挑选一批适合做政治工作的比较强的领导干部，充实加强政治工作干部队伍”。

　　8月21日就原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历史问题，写信给卫生部说：

　　崔义田同志对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和野战医疗的建设是有贡献的。我在战争期间，从未得到过他有“处死伤病员”问题的反映。

　　8月至10日派出两个学习调查组，赴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调查了解战备工作情况。

　　9月13日让秘书电告新疆军区杨勇司令员秘书转报杨司令：“杨勇同志：

　　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能有机会到新疆参观学习，此次经军委批准，本拟于8月中旬起程，没想到心脏病复发，至今仍住院进行治疗，看来今秋也很难成行。感谢你和军区同志对我的关怀。我处派去的蒋顺学副部长等，得到你们周到的照顾和帮助，特别是你对他们的指示，使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特一并致以感谢！

　　此祝近好并请代向赛福鼎同志及军区其他同志问好。粟裕1975年9月13日”。

　　晚去总政排演场观看了专为中央政治局、人大、国务院、军委领导同志演出的话剧《万水千山》。

　　9月20日嘱秘书告新疆调查组了解以下情况：（1）天山地区有多少耕地？

　　已耕、可耕各多少？（2）天山南麓耕地一定很多，但水源如何？可灌溉多少土地？（2）天山地区和南疆有无石油矿开采可能？（4）新疆除独山子炼油厂外，有否在天山地区较安全地区再建炼油厂的计划？

　　9月23日下午，参加军委六人小组会议，讨论大单位领导班子配备。

　　9月25日下午，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大单位领导班子配备。

　　9月29日转住三○一医院南楼。

　　10月18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同日就云南沙甸作战及战斗中大量消耗弹药事，写信给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建议总参、总政派得力干部深入第一线，去调查总结经验和了解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8月19日，邓副主席处王瑞林电话告：叶、邓副主席接信后，已布置总参、总政抽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学习十来天后去云南。

　　10月中旬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11月，“四人帮”开始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次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对形势的极度忧虑和悲愤，使他心情沉重。这一时期，心脏病频繁发作。

　　10月30日为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何凤山申诉一事，致信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建议问题查清了，还可留在部队做些工作。

　　11月25日给总政梁必业、徐立清副主任写信，转去沈仲彝来信乙件。并指出“汤（景延）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借“汤团”一事，陷害了不少同志。沈仲彝同志要求工作，建议予以考虑。

　　12月16日针对军事科学院送审的“1975年工作情况和1976年工作打算”中提出的“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关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文章和报道”的提法，建议改为“选学”。并对1976年军事科研如何配合全军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提出建议。

　　12月30日从三○一医院出院。

　　1976年69岁

　　1月10日下午，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

　　1月15日参加追悼周恩来总理的大会。

　　1月20日上午，到军科院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修改情况的汇报。

　　1月21日出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军委常委联席会议。

　　1月23日出席三总部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的联席会议。代表军事科学院介绍了编写“概则”的情况。会议讨论后决定：该“概则”发部队征求意见。

　　1月29日鉴于全国有的地方对防空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写信给总参二部领导，建议将该部整理的有关民防的材料印发给有关部门参考，以引起注意。

　　1月31日晚8时，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

　　2月5日、11日两次在军事科学院院务部上送文件上批示，建议对一些同志的问题不要上纲过高，不要笼统地用“对抗党的决议的提法”，这样会把党和某一级组织混同起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时，要注意看他们群众观点贯彻得怎样，不要只看对领导人照顾得如何。

　　2月6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2月19日晚8时，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召集的传达报告会。

　　2月22日下午，去三座门参加军委召集的几个军区和总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座谈中央三号文件贯彻落实的会议。

　　2月23日上午，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学习会。

　　2月25日晚，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召集的传达报告会。

　　3月6日心脏病复发。

　　3月中旬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井冈山斗争的影片，拟来采访，因病派秘书转告：“短期内难以如愿”。根据对方要求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4月7日入住三○一医院。

　　4月“四人帮”制造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叶剑英处境也很困难。在此危难时刻，叶剑英对他说：现在要把眼睛、耳朵和鼻孔都张得大大的，嘴巴闭得紧紧的。粟裕常把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向叶剑英报告。

　　夏出于多年来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的不满，出于一个老兵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家安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决定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以如实反映战争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从而去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以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同时为了总结战争经验，使未来战争指挥者有所借鉴。为此，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7月1日、8日与军科院刘坚同志谈话。

　　7月8日去北京医院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

　　7月11日参加追悼朱德同志大会。

　　7月21日接见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井冈山剧组，介绍了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况。

　　7月31日从三○一医院出院。

　　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从当日至9月18日，参加对毛泽东同志的吊唁、悼念活动。

　　9月29日批示军事科学院：建议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一些研究。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午，参加了军委召开的驻京各大单位领导同志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

　　10月9日晚，参加军委召开的驻京各大单位领导同志会议，传达华国锋同志7日讲话提纲。

　　10月12日上午，参加军科院全院大会，庆祝中央决议、决定公布。

　　10月16日上午，主持军科院全体党员、干部打招呼会议，并讲了话。

　　10月20日下午，主持军科院全院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并讲了话。

　　10月25日下午，参加军科院全院大会，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并讲了话。

　　10月28日、23日下午，参加了军科院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评价的手迹。

　　11月4日听取总参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汇报斯里兰卡海军司令来访的要求和安排。

　　11月6日会见斯里兰卡海军司令古纳塞克拉少将，代表国防部对古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

　　11月10日接见原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烈士的弟弟寻兆清夫妇。

　　4641976年11月11月11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汇报。

　　11月30日至12月2日出席人大常委会议。

　　12月3日、23日参加了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

　　12月13日与派赴东北、华北、新疆调查组部分同志座谈。

　　12月21日下午，代表国防部出席越驻华使馆举行的庆祝越建军35周年招待会。

　　12月31日根据叶剑英副主席要粟裕对明年军队工作提些意见的要求，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的几点建议》的书面提纲，上送给了叶剑英和军委主席华国锋。同时也秘密送给了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这个提纲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着重讲了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的问题，指出：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在军事领域里，在作战问题上流毒不浅，严重妨害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的统一。列举了作战指导思想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不作深入研究，甚至不敢正视，将来的仗怎么打，心中无数，信心不足；只讲战争指导规律的普遍性，不讲或很少讲未来战争的特殊性，似乎抽象地讲讲人民战争，就解决了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强调对敌人总体上、战略上的藐视，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是，对在具体上、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注意得很不够；对于积极防御的方针，缺乏统一正确的理解，因而对打运动战和阵地战、诱敌深入和坚守要点、机动作战和重点守备，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突然性、剧烈性、快速性和情况的复杂多变性，缺乏足够估计和必要准备。

　　1977年70岁

　　1月8日在军事科学院全体同志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学习周恩来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2月5日在人大会堂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接见人防会议、航空工业会议、科委计划会议和核试验总结会议同志的活动。

　　2月7日出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军委常委联席会议。

　　2月11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2月21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2月23日上午，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传达了华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在军委常委会上的有关讲话。

　　2月28日、3月8日、3月11日给秘书谈军事思想及未来反侵略战争设想。

　　3月10日至22日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3月16日在中南组会议上作了《清除“四人帮”在军队的影响》的发言，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要抓纲治国，准备打仗。（2）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3）大张旗鼓地深入进行毛主席建军思想和优良作风的教育，使我党的作风发扬光大。（4）搞好清理整顿。

　　3月15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三总部汇报各大单位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3月24日至26日出席军委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虑的关于战备工作方面的意见整理了一个详细提纲。因议程安排问题，没有来得及讲，便分别面送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提纲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要清除‘四人帮’在军事领域中的流毒影响”。他认为“把全军的思想认识更好地统一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上来，这是我军加强战备建设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要统一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指出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只讲战争指导规律的普遍性，不讲或很少讲特殊性”。（2）“强调对敌人从总体上、战略上的藐视这是对的，完全必要；但是，对于从具体上、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注意得很不够”。（3）“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缺乏统一的正确的理解”。他认为“作战指导思想不统一，不仅直接影响到部队的部署，而且对各军兵种建设规划、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国防工程和战场建设等等方面带来许多问题，对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影响极大”。“建议在适当时候，通过一定会议形式，集中全军一部分高级干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敞开思想，深入讨论，求得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并据此修订全军基本作战预案”。第三部分标题是：“在修订全军基本作战预案时，在有关对主要敌人的作战方面，建议考虑几个问题”：（1）“对主要作战方向的设想”；（2）“关于作战形式”；（3）“关于战争规模的估计无非是大打、中打、小打”。

　　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打”。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切实加强我军装备建设”。
 



第79章


　　指出“加强装备建设，必须批判‘四人帮’的所谓‘唯武器论’，把他们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第五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战场建设，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建议考虑安排”：（1）“工程构筑问题”。建议在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组织得力干部，对三北方向现有工事构筑的状况、问题和今后必须加强的重点，进行全面的勘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2）“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各战略区之间，不可能被敌人完全分割”，各战略区不仅要作战略上的配合、策应，必要时还要实施相互机动和联合作战。“从战略上考虑，修建黄河水下铁路隧道非常重要”。（3）“在未来敌占区发展人民战争的部署”。（4）“各战区的交通建设”。

　　在提纲的最后，他建议：“为了抓好这些大事，建议总参至少有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交往，排除日常事务（可分工其他同志去管），集中主要精力和时间，把上面这些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抓起来”。这份提纲华国锋收到后作了圈阅。叶剑英作了批示：“建议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常委各同志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以1977年251号文件印发各同志。

　　4月11日从今日起，参加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召集的有军委常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参加的听取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所属各部的汇报会议。

　　4月15日晚，在人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与朝鲜驻华大使的会见与宴会。

　　4月25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装备问题的汇报。

　　4月底至5月初根据粟裕同志建议，总参在某地召开了研究国防工事中，如何解决防震、除烟等问题的会议，并作了现场试验。

　　5月4日参加全国学大庆会议开幕式。

　　5月10日向华国锋主席转呈前上海市委统战部陈同生之妻张逸城揭发“四人帮”杀人灭口、迫害陈同生致死的罪行，并请求昭雪的信。

　　5月14日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学大庆会议代表。晚，去叶剑英同志家祝贺叶剑英同志八十寿辰。

　　5月23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5月25日在总参二部“关于外国军事影片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请将总参二部的电影片子，陆续地借来，给我们及军科院干部特别是军事学术研究干部放映，以资参考。这些片子也应该给部队看”。他说：有人说，看了这些片子会引起恐慌，与其战争打起来恐慌还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我们还可以做工作，将来恐慌就来不及了。

　　5月26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6月4日上午，与总参杨成武、总政梁必业和徐立清一起听取了王建安同志的汇报。

　　6月8日接见上海人民出版社蒯斯曛等四位同志。就该社拟编写《回忆陈毅》一书事，随后与军委耿飚秘书长和江苏省委彭冲书记电话作了商量。

　　6月11日上午，给秘书和写作组同志谈上海战役。指出解放战争中华野攻坚最厉害的是上海战役。

　　6月16日接见二十三军部分领导，提出要重视打坦克和防空。

　　6月中旬写信给某部队领导，介绍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三营的前身及发展过程。

　　6月22日晚，参加华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接见军政大学辅导班学员及几个会议代表的活动。

　　6月23日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张翼翔副院长关于在二炮工作期间情况的说明。

　　6月28日至29日与《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一文的起草者谈文章的撰写。

　　7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四人帮”猖狂时期，“院党委当时掌握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让乱，是爱护一些同志”。

　　7月6日上午，向军科院有关人员谈对《南昌起义》小册子的意见。

　　7月10日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傅真、保育钧等，介绍了陈毅同志的情况。

　　粟说：陈毅同志应该是新四军正确的代表，他光明磊落，胸怀坦白，团结干部，原则性强，用人大胆，能合作，不搞山头。

　　7月16日接见协助起草《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写作组成员，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

　　7月16日至21日出席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7月20日，在参加华东组讨论时发了言。发言针对“四人帮”给全党造成的严重破坏问题，提出：

　　一、要坚决捍卫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牢固地树立党在各方面的领导权；二、要坚决捍卫毛主席的建党原则和根本制度，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三、坚持立党为公，决不容许结帮营私。

　　7月29日与谭震林同志合写的缅怀陈毅同志的文章《光明磊落，革命一生》，在中央各报发表。

　　同日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苏丹军事体育代表团全体团员，并观看了比赛。

　　7月30日晚，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朝鲜“二八”女排全体同志，并观看了比赛。

　　7月31日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

　　7月多次召开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统一常委对某位院领导问题的认识，指出：作为一级党委，对一个同志要负责，不能轻易作结论。并在军委常委会上陈述军科院党委常委会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使这位同志没有被定为“反党集团分子”。

　　8月1日参加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

　　8月2日主持军事科学院常委会议，研究下半年工作。晚，去首都体育馆观看了庆“八一”体育表演。

　　8月3日去人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文艺会演的汇报表演。

　　8月4日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邮电等会议代表及“八一”会演、体育表演人员。

　　8月6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的文章。文章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主席的战争指导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以及人民战争为基础的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方面，作了充分论述。

　　8月9日请中国科学院朱光亚向军科院干部介绍中子弹。朱介绍后粟裕讲话说：朱光亚同志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常识。我们是军事科学院，是搞军事理论的，如果不懂实践就是“死理论、瞎实践”。我们要了解自己，还需要了解敌人，如果研究战术不懂敌人，怎样研究？应引起大家注意。中子弹是帝国主义的新花样，原子弹对人对建筑一样杀伤、破坏，中子弹是对人损害大，这是唯心主义的设想。侵略是为了掠夺，而只有人才能创造最大财富，把人搞光了谁去创造财富？所以他搞这些花样是吓人的。我们国家剩一半人口比美、苏人口还多，他不可能在我国两千多个县都扔原子弹。而原子武器对现代化国家破坏力要大得多。

　　8月12日至18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解放军代表团第一组会上的发言中提出：要尽快落实党的政策，对“四人帮”、林彪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因受“四人帮”、林彪诬害、折磨而牺牲的革命干部，一定要昭雪，妥善安置其遗属。对处理错了的要重新处理。对于长期没有解放和未作结论的，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尽快妥善解决。在干部政策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要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一大批干部没有工作，需要尽快地给他们工作做。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8月13日向协助整理材料人员，谈战争初期如何抵挡敌人的“三板斧”。

　　8月19日出席中共中央十一届一中全会。

　　8月20日至27日出席军委座谈会。

　　8月28日乘专机由北京赴新疆考察，中午抵乌鲁木齐。下午新疆军区郑三生副司令及军区作战部介绍了新疆部队分布情况，商量了活动日程安排。

　　8月30日在新疆军区郑三生副司令陪同下，乘安—24飞机由乌鲁木齐飞抵伊宁。当晚与伊宁地委、军分区领导见面谈话。

　　8月31日由伊宁乘汽车赴麻扎看望部队、考察阵地。在听取守备二团杨团长的情况介绍后说：你们工事的位置选的好，条件也好。我们现在要把装备搞好，还要做好人的工作，安定汉族，军队要安心在这里，要团结好少数民族，把新疆建设好。我曾建议从青海格尔木往西到南疆修一条铁路，向西藏修一条到拉萨的铁路，那对建设新疆、西藏是很有意义的。将来战争打起来，你们任务很繁重，但很光荣，要做好对付战时敌人机降和空降的准备，还要准备在平原地区和敌人打游击的准备。下午，由麻扎返回伊宁。

　　9月1日乘安—24飞机赴石河子。当日参观了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四三、一四五团农场，并察看了地形。

　　9月2日上午，乘汽车从石河子到独山子，并上独山子最高处察看了地形。下午，去新疆八师听取了八师领导的汇报后说：你们生活很艰苦，但任务很光荣。要把民族关系搞好，将来有了战争能否坚持就看民族政策落实得怎么样。

　　你们有九个民族连队，要摸索一些培养民族干部的经验，使他们转业后能成为贯彻党的民族路线的民族干部。要首先安定汉人的心，安定军队的工作。各族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晚，去八师营房战士宿舍看望了干部战士，在礼堂会见了师机关和部队干部及部分战士，并讲了话。

　　9月3日从独山子返回石河子，乘安—24飞机返乌鲁木齐。

　　9月4日应赛福鼎邀请去白杨沟参观。

　　9月5日上午，听取新疆军区司令员刘镇、副司令员郑三生等领导的汇报。下午，给新疆军区谈意见，他说：作为一个老兵，凭自己感觉到的提一些意见。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地区、特殊的战场，要准备长期坚持独立作战。未来战争的打法无非是大打、中打、小打三种情况。小打随时可能，要有所准备。大打就不单是新疆，而是全面战争。中打敌人有可能进攻新疆，如他敢于这样搞，也是大打，因为他在新疆打，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打，所以中打也是全面战争，我们就要宣战。加强战备，对新疆来说，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把人心安定下来，首先是汉人，汉人中首先又是部队。干部要安定下来，把光荣而艰巨的人心工作任务承担下来，战士复员要求留下，应该让留下，过去政策不妥可以改。新疆要下大力量经营天山，依托天山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南北公路要疏通，后方进山进洞，利用自然条件开垦农田，有计划地屯垦，将来这里的粮食敌人抢不去。依托天山，防敌机降、空降，要做点工事，为坚持平原作战创造条件。在平原也要创造条件，居民点也要有意识地星罗棋布，散布面大一点，使战时游击队有藏身之点，有活动余地。我们有了平原上创造的游击队活动的条件，战争中就便于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使敌机械化部队坚持不下去。你们的建议，我可以带回去，你们最好也写一份报告，以便军委研究。

　　9月6日上午，乘专机从乌鲁木齐起飞，察看了天山南北地形，原拟到和田降落，因该地区突发尘暴，飞机无法降落，改在鄯善降落。下午，察看了鄯善地形。

　　9月7日上午，由鄯善起飞，中午抵北京。

　　9月9日参加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

　　9月17日乘公务车由北京至山西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大寨公社。

　　9月18日上午，参观大寨村农田及水利建设。下午，参观大虎牧场。

　　9月19日上午，参观西水东调工程和大寨拖拉机厂。下午，访问大寨社员家庭。

　　9月20日参观大寨展览馆、城关水池及县城。下午，参观南垴、厚庄大队及郭庄水库。

　　9月21日上午，参观石坪、李家庄及社办企业。下午，参观大寨农场。

　　晚，与陪同的山西省军区张照远副司令员和大寨领导郭凤莲等交换意见。粟说参观大寨受教育很大，提不出什么意见。从战备方面讲点看法：石坪涵洞，可以建设成平战结合两用涵洞。雁北地区要搞点土炸药厂，因为那里敌人可以从忻口过来，到太原再迂回石家庄，威胁北京，所以雁北要搞点炸药。毛主席曾讲过，要把太原地区要搞成堡垒地带。当然敌人也可能从石家庄空降，但从战略上看，最担心的是敌从大同这里来。军区可以和省委商量，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搞一些防坦克障碍。

　　9月22日上午，由大寨动身，中午抵石家庄。下午，会见了河北省委、省军区及二十七军领导。

　　9月23日上午，瞻仰了华北烈士陵园，参观了市容。下午，参观了石家庄东古城生产大队和人防工事。

　　9月24日与省军区和二十七军领导座谈。座谈开始时粟裕说，今天和大家交换意见，未来战争怎么打？比如机械化部队怎么运动？省军区如何守备？石家庄、太原、大同地区要建成堡垒地带如何搞？我了解点情况。座谈中因时间关系，主要由省军区领导发了言。粟最后说：听了你们介绍，石家庄周围人防、堡垒工程还是下了很大力量，成绩很大。作为军人，要随时准备作战，当前我们还要加速准备。部队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但确有少数被“四人帮”搞乱了。“四人帮”被粉碎一年了，组织解决了，思想要解决还要做长期的工作。今后还是要继续揭批“四人帮”。1970年我去过一次西北、华北，当时几个野战军都在守备，我建议守备要和野战分开，守备要重点守备。石家庄是一个守备重点。西边可以集中全力建成大寨县，做点工事，把山区建成后方，到战时可以转移到山区。东边要设防，搞一个弧形的通道，也可以搞一点活动地堡，可以打机枪和火箭筒，平时不占良田，你们可以研究。几个机场要特别注意防空，防敌机降。炸药要大量搞，今后地方搞地雷、炸药，主要对付敌坦克。人造山会造成敌战术原子弹攻击的目标，不如造成一条大堤。地下通道要多通风，战时作为火力点。军队要和地方结合，军民团结如一人。具体的你们还是按大军区的布置办。

　　同日下午，参观了石家庄印染厂。
 



第80章


　　9月25日在二十七军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军、师领导关于部队情况的介绍和战备意见。最后粟裕说：打仗的原则无非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去年有人从哈尔滨给我来信，讲到哈尔滨有一个原子弹就光了。这是没有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原子弹可能打，也可能不打，当然不排除敌在军事设施上使用战术原子弹，但战术原子弹用起来就没有止境了。所以我说对人造山要有新的认识，因为它是单纯的军事目标。石家庄搞堡垒地带不是为石家庄，而是为保障北京南翼，保证铁路畅通。几个大点要控制，不是把十几个县都筑成堡垒地带。要做一点是为保护后方仓库。今后打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空军掩护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可以打。战争初期，有一部分主力要到敌后打运动战，一个师消灭他一个营还是可以的。下午18点行动，21点接触敌人，24点解决战斗，分散撤退。越南战争是两个营消灭敌一个营，战斗中伤亡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十几，撤退时占伤亡总数的80%。打坦克可在山脚下既设阵地上，应用多层火力对付它。送炸药包对单个坦克是有效的。摩托化部队通讯、修理很重要，驾驶员也不能两年就复员，如驾驶员负了伤，车就走不了啦。还有如何加强防空能力，如何多路开进，夜间行军等，军里要有少数人研究军里遇到的问题。

　　9月26日上午，去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旧居和西柏坡纪念馆。下午，与平山县和纪念馆领导一起座谈。粟裕谈了他1948年来西柏坡和阜平县城南庄，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的情况及当时的形势。对展览馆提出的收集充实资料的要求，表示军科院可以协助。座谈后返回石家庄。

　　9月27日乘公务车由石家庄返回北京。

　　10月6日去埃及驻华使馆参加埃及武装部队日招待会。

　　10月7日与作家所云平谈《东进！东进！》剧本修改问题。

　　10月8日听取军科院政治部领导关于干部工作的汇报。

　　10月9日参加了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

　　10月11日、15日、18日、24日、11月2日先后五次参加军委战略委员会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10月15日在人大会堂宴请瑞典三军司令内格伦上将。

　　10月21日在同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淮海大战》剧本的同志谈话中指出，《淮海大战》应突出“大”，应写老一辈革命家，这既是为了教育后代，也是对“四人帮”的批判。

　　10月24日下午，去人大会堂参加四届人大第四次常委会。会后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人员和其他会议人员。

　　10月27日向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及军委战略委员会送交了《关于新疆战备工作的建议》。建议提出：（1）新疆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战场，独立的战场，“依托天山，坚持平原，长期坚持，独立作战”是战备工作的基本依据。（2）长期坚持、独立作战，十分重要的是做好人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新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3）依托天山，必须加速开发天山，要下大力量把天山经营好。

　　（4）要为坚持平原创造条件。（5）关于作战形式。考虑到新疆敌我军力的对比，在战争初期，新疆的作战形式，除坚守最必要的要点外，主要应是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小规模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打运动战、歼灭战的规模，更需要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过程。（6）为了坚持长期独立作战，需要加速经济建设及加强作战物资储备等，以利战时自力更生。

　　11月10日向军委呈送了关于石家庄及太行山地区战备工作和建设堡垒地带的意见。

　　11月18日在人大会堂会见了以坦克兵副司令乌尔德努·迪拜里乌中将为首的罗马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11月29日下午，参加华主席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干部问题。

　　12月2日向秘书及帮助起草文稿人员谈战争初期作战问题。

　　12月5日听取了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关于外军研究的汇报后说：听了你们的汇报，使我了解了更多的各国军事思想、武器发展及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估计。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有时片面强调一面，有了新的就否定了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海军制胜论，后来又出现了空军制胜论，否定了海军制胜论。我们研究问题，不能受这个影响，他们不敢强调人是决定因素。原子弹有了以后，有人说世界要毁灭了，中子弹也是一样，他们都毁灭不了人类，而是人类毁灭战争及武器。现代战争常规武器还是主要的，大家都有了原子弹，就都不敢打了。战术原子弹一使用就没有限制，会发展到打战略原子弹。所以现在是又回到了常规战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是人的数量、特别是暴露在外面的有生力量少了。我看了苏军的两次演习，都是开始大量轰炸，然后坦克和步兵乘装甲运输车跟进，步兵轻武器对付他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炮和导弹，还处在向重武器的过渡时期。未来防御的部队，应有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加上空军的配合。坑道只能保护自己，不能对付敌人，单靠死守硬顶也不行，必须配合运动战，积极防御才行。武器是为了消灭敌人，不加强武器不能有效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对现代化的敌人，我们要加强重武器，要争取时间。敌人现代化的致命弱点是供应复杂、庞大，维护交通线的任务很大，因为现代化战争，要有现代化战场和交通补给网。我用人民战争把交通搞成半瘫痪，他现代化就不能发挥作用。苏军入侵捷克后，三天坦克就动不了啦。所以，我们不要被形而上学的东西吓住。激光打飞机没有电源就不行，坦克装甲越厚越笨，导弹威力大，但易受电子干扰。何况我是预设阵地，又经营了多少年。我们要两分法看问题。当然我们也要把尖端用到武器上。

　　12月7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军委全会的报告及五届人大和政协的人选问题。

　　12月8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继续讨论五届人大和政协的人选问题。

　　12月12日至31日出席中央军委全会。在几次发言中除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外，还就战备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在谈到部队编制问题时，提出要切实研究解决增加战斗部队比重、挖掘潜力、合理用兵的问题。

　　12月19日与文稿起草人员继续谈战争初期的作战问题。

　　1978年71岁

　　1月2日向中央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报送了《对战争初期战略战术的几点意见》。意见在“关于战略布局”部分，主要讲了“确定防守要点，要从战略全局着眼。守备要点不宜太多，否则战线太长，势必分散兵力”；“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全军要四分之三的兵力进行野战’的重要指示”；“现在战略总预备队比较单薄，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要尽可能地预见和照顾到以后作战阶段的发展变化”。在“关于作战方法”部分，主要讲了“最根本的是靠人民战争”；“未来战争初期，同过去历次战争相比，阵地守备的比重要增加，必须提高我军阵地作战的能力”；“战争初期必须打运动战”，“打运动战、歼灭战的规模，必须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过程”；“要有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进入敌后作战”；“对付敌人坦克集群不能单靠步兵”，必须组织和发挥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和民兵等各种力量，形成多层火力。“关于作战准备的几个具体问题”部分，建议“做好对付敌人战略轰炸和防空降的准备”；“增修一些铁路、公路，保障战时机动”；“进一步研究改进工事构筑”；“空海军要制定协同陆军作战的计划”；“加强情报工作和指挥、通信建设”。徐向前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请罗（瑞卿）秘书长、杨勇副总长阅后转呈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副主席阅后，我意可交王（尚荣）副总长和作战部参考。

　　1月3日、6日参加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的有各大军区领导参加的讨论战备的会议。

　　1月13日至2月10日去南宁休息并视察工作。在南宁期间，听取了广西省军区的汇报，作了指示。

　　2月17日至23日出席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发言中表示拥护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接见拟赴西德访问比赛的解放军男子排球队，指示：你们去就是增加友谊，不卑不亢，赢了要使人佩服，输也要输出水平。

　　2月25日至3月5日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被选为人大常委委员。

　　3月6日参加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五届人大代表的活动。

　　3月7日出席人大常委会议。受国防部徐向前部长委托，就《关于兵役制的决定》（草案）向会议作了说明。主要有三点：（1）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问题。（2）关于义务兵的服役年限和超期服役问题。（3）关于志愿兵的服役年限和待遇问题。

　　同日下午，在香山饭店，会见外地来京的张藩（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卢胜（福州军区副政委）、谢云晖（成都军区副政委）等十多位老同志，并设宴款待他们。

　　3月8日向军事科学院党员干部传达十一届二中全会精神。

　　3月9日参加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五届政协委员的活动。

　　3月15日参加了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及军队主要领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均参加。

　　3月18日至31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主要活动。

　　3月18日因工作不能参加七机部一院专家姚桐斌的安灵仪式，特致唁函给七机部政治部转其家属：姚桐斌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他的牺牲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防尖端科学事业的一个严重罪行……”

　　3月20日参加军科院党委常委会，听取院政治部关于清查和整党等问题的汇报。

　　4月1日向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谈车桥战役。主要讲了车桥战役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意图。他说当时在苏德战场上，德国的败局已定，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节节败退，在中国日军已经是穷途末路。苏中军区为了将来进行大的机动，需要在两淮地区发动一个攻势，打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四大区的战略联系。

　　解放车桥，大部队可以在那里停留整训。如果没有车桥战役的胜利，以后渡江南下是很困难的。

　　4月3日会见了原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

　　4月8日、15日分别向叶剑英、徐向前副主席汇报了几个问题：（1）大区和省干部和领导班子问题；（2）作战区域部分指挥关系调整；（3）开展军事外交；（4）再次表示参战决心。

　　4月8日上午，听取军事科学院贺光华副院长汇报军科院拟建副食基地事。下午，听取军事科学院张翼翔副院长，汇报贯彻军委全会决议的落实等工作情况。粟裕听后说：贯彻军委决议照院常委决定做，具体由院办、院政及院务部三个机关抓，他们实际应起司、政、后的作用。我们院人数没有一个团多，是个干部集团，下面没有脚（基层）。没有脚的机关，不应像大军区机关，工作应该是一竿子插到底。特别是政治部，不然就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工作就没有准确性。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就没有预见性针对性。所以工作不要层层布置。院政治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党委不是具体的，具体的是政治机关，院政应是抓总的机关。增加干部的科技知识我赞成，但花很多时间划不来。我们要提倡科研人员把全部身心投入科研。要集中力量学军事辩证法，用辩证的观点学习军事著作，不然贪多嚼不烂。院里办的刊物要保证质量，下面需要是好的。军科院的声誉，在中央支持下是提高了，但我们出的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团营战斗条例先到下面部队试用一下好，对未来反侵略战争，我们要重新学习，如集中优势兵力如何集中，又如何分散？这就是新问题。又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能否走得了？所以我主张先发下去试用一下，再逐步修改。

　　4月12日向军事科学院几位研究人员谈了《科学技术发展与作战方法的变革》。共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运用，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指出：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使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武器装备得到改善，这样也就促使战争方法必须改进。第二个问题，在敌人和我们武器装备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未来战争的根本打法，还是人民战争。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是战争的本质。过去我们以歼灭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现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用这个方法恐怕值得考虑，需要改变。特别在战争初期的头几个月，应该以保存自己为主。在打了胜仗之后，还有一个保存自己的问题。怎么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主要手段是进攻，而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是防御。战争初期，主力不应该跟敌人的主力过早决战，但是要从小股消灭敌人、近战夜战、游击战，以及集中兵力兵器、穿插、机动、工事准备等方面去保存自己、取得胜利，并根据敌我形势的发展，加以变革。

　　4月24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有关空军事项。

　　4月26日参加总参机关“三查三整”（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动员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讲话中指出：

　　“现代战争就常规战争来说，已经由枪战为主进入到以炮战为主，或者说已经由轻武器为主进入以重武器为主”。“在新的情况下，没有新的打法，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是要付出过大代价的”。“我们不仅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一般的作战方法，更重要的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方法”。他指出，我们在训练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打坦克问题，炸药包还有没有用了？

　　翼侧、晚上、敌后可以使用，“但是对付正面敌人大量的坦克集群冲击的时候，靠炸药包就不行了”。“不承认这一点，不去研究和进行现代条件下对付坦克集群的训练，还是照过去的一套办法，就会使干部、战士没有信心”。“如果我们的演习、训练还是过去打国民党的那一套，干部、战士也会缺乏信心”。在谈到统一战备时指出：工事构筑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作战思想不统一，“统一战备思想和措施，这是全军期待总参的大问题”。

　　4月30日听取总参装备部王乐天副部长和外事局赵春正副局长，介绍突尼斯国防部长来访的要求和我方安排。

　　4月30日至5月9日参加突尼斯国防部长阿卜杜拉·法哈特的访华接待工作，并代表国防部与法哈特进行了两次会谈，出席了对突尼斯的军援签字仪式。

　　5月4日上午，去北京车站为华主席访朝送行。

　　5月7日至10日参加对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的访华接待工作。

　　5月11日上午，去北京车站迎接华主席访朝回京。

　　5月16日向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和战史部部分研究人员，讲苏中战役。
 


第81章


　　5月17日听取军事科学院外军部部长栗亚、副部长王前等汇报国际形势和军情。粟裕听后，首先分析了美、苏在欧洲及东方的态势和发展趋势。并指出：战略研究要从敌情、我情、友情及可以争取中立的三方面研究，从政治（党派、财团）、经济及技术等方面去研究。我们对原子弹历来不怕，它把前沿城市炸掉了，靠什么去补给、支持？如果用战术原子弹，那就可能升级到战略的。中子弹把人杀死了，它剥削什么？研究美、苏的政策，要注意这些方面。最后说：外军部不单是翻译，翻译过来还要研究。

　　5月21日会见了日本退役将军访华团的前空军中将奥宫正武、前陆军中将松金久知和味冈义一、前海军中将门胁尚壹四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5月23日赴华中、华东等地区访问、视察工作。上午乘飞机抵江西泰和机场，然后在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耀华和江西省军区司令信俊杰陪同下，转乘汽车于下午5时30分抵井冈山茨坪。当日，参观了桐木岭。到井冈山目的是重访旧地，回忆过去历史，以便撰写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录。

　　5月24日上午，参观小井、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大井。下午，参观黄坳、朱砂冲。

　　5月25日上午，参观茨坪毛泽东、朱德旧居及南山纪念亭。下午，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竹艺厂。

　　5月26日与井冈山区常委座谈。参加座谈的有井冈山区委梁建国书记、赵义芳副书记等。在听取了梁书记的情况汇报后说：五十年后重回井冈山有很多感慨，这里草木山水都是熟悉的，但是旧貌换了新颜。井冈山是毛主席树的革命标兵，对全国有示范作用，对全世界有很大影响。我回去要建议军队派人来参观，学习过去革命艰苦朴素的作风，以教育今人和后代。井冈山人民精神面貌很好，要把农业、工业生产搞上去，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旅游。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招待所之类的可以建小一点，花投资不要多，可以收实效，为四个现代化积累资金。

　　同日接见了井冈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指出景点要注意今昔对比，如现在小井医院的规模，过去无法想象，可以把过去医院的状况展出来。其次对资料要鉴别真伪，如有的人的回忆就值得怀疑。1974年统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还有四十多人，现在恐怕没有那么多了。

　　5月27日上午，参观茅坪、步云山后，于中午抵砻市。下午，在砻市参观龙江书院、会师广场等。

　　5月28日上午，由砻市经古城、新城抵三湾参观。下午，参观龙源口后到永新县。

　　5月29日上午，参观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会址后到吉安。下午，参观“十万工农”展览馆、毛泽东旧居。听取了井冈山地委王书枫等汇报。粟裕对地委同志说：这里是酸性土壤，多施化肥会使土地板结，要多搞有机肥。农业机械要配起套来，发挥它的作用。农业生产要搞多种经营，提高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才能繁荣市场。

　　5月30日上午，经泰和到南昌。

　　6月1日参观八一纪念馆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旧址。在八一纪念馆听取了纪念馆刘静馆长的汇报。粟裕介绍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军失败后，又举行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的历史。指出有的人写的回忆录，与史实不符，成了文艺作品，这样很不好。

　　6月2日上午，会见原浙南挺进师的舒雨旺等几位老同志。下午，与江西省军区张力雄政委谈话。

　　6月3日上午，听取江西省军区信俊杰司令、张力雄政委等同志的汇报后指示说：江西的地位很重要，它是解放台湾的直接后方、第二梯队。如发生全面战争，江西就是福州、南京、广州三大军区的后方。建设巩固的后方，首先是政治上的巩固，把搞乱了的思想澄清，从政治思想上统一起来。其次要做好承担后备兵源和物资供应的准备。要加强部队和民兵的训练，把训练提到战略地位。打起仗来，这里也可能是敌人空军轰炸、空降、机降的地区之一，你们要有所准备，维护好水陆交通。希望你们认识到建设后方的重要性。与省军区领导会见后，接见了军区机关干部，讲了话，并合影留念。

　　6月4日与江西省委领导谈话。

　　6月5日参观青云谱。

　　6月6日乘公务车由南昌到上海。在上海主要休息检查身体，同时会见了王公道、阙中一、李幼白、章蕴、洪泽、陆慕云、杨进等老同志和作家吴强及原身边工作人员蒯斯曛、牛秉信、唐洪、周进才等人。数日后离上海到南京。

　　6月14日上午，由南京乘公务车到安徽芜湖泾县，随行的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赵俊、政治部主任孙克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等。在泾县迎接的有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刘奎、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李岩及芜湖地委、泾县县委领导等。

　　6月15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参观。参观后为该馆题词如下：

　　“八省健儿群英会，抗日旌旗向东挥，敌后军民齐奋起，日寇弃甲又丢盔。新四军抗日先遣队出动江南四十周年后重游云岭”。

　　同日下午，在泾县召开了有泾县县委书记张涛为首的县领导和云岭新四军纪念馆馆长董筱轩及当地驻军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泾县和纪念馆领导的汇报后指出：“新四军军部虽然是在泾县云岭这个地方，但是新四军的活动不只是在云岭，主要在大江南北、皖东、苏北、浙江、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等敌后广大地区作战。在敌后建立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帮助发展地方党，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这是值得我们大宣传而特宣传的”。“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始终把对日作战作为主要矛盾，牵制了敌人相当大的兵力，削弱、歼灭了日伪军约四十五万人”，“据1945年夏统计，新四军抗击和牵制当时在华日军约百分之六十。新四军在反顽斗争中也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讲话后来由云岭新四军纪念馆整理成文，刊载在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刊创刊号上。

　　讲话中，粟裕还提出，纪念馆需要军事方面的资料，军科院战史部可以支持。需要一些经费，请安徽省能给予支持。在场的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李岩和江苏省、南京军区领导均表示能支持的尽量支持。

　　6月16日抵达黄山。

　　6月18日为整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段历史，特意去先遣队曾打过仗的黄山东麓的谭家桥看地形。

　　同日给随行帮助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谈了南昌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的经过及对朱德、陈毅的认识与印象，指出：朱、陈的威信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6月19日从黄山经青阳到铜陵。晚，给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李岩谈了话。

　　谈话中说：1975年4月，我曾到安徽调研。当时地方给省委提了些意见，后来听说凡给省委提了意见的人，都受到了打击。当时曾有人提出民兵指挥部的问题，我说国家不应该有两个军队，是毛主席鉴于贝利亚事件说的，后来给省军区和地区领导都说了。现在安徽在万里同志领导下，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我很高兴。这次我到皖南来主要是去谭家桥看看，便于回忆那一段历史。淮海战役在双堆集好像没有纪念馆，是否要搞个纪念馆，请省里考虑。南京军区曾编写了《淮海大战》的话剧，没有提二野，我批评了他们，不写二野是不对的，也未看他们的戏。双堆集是二野打的，打得很艰苦，三野派了一个特纵、四个步兵纵队去支援，但主要是二野消灭的黄维集团。

　　6月20日上午，与铜陵市委领导会见。之后乘公务车东去，中午抵南京。

　　6月21日会见陈子珍、于琳等老同志。

　　6月24日乘公务车由南京到杭州。

　　6月25日上午，乘公务车由杭州抵宁波。下午，与宁波地、市委及建港指挥部商量了活动日程。

　　6月26日上午，听取了宁波建港指挥部指挥程鹤亭的汇报。粟裕说：注意涨潮快，退潮慢，易造成淤积。下午，参观了镇海四处码头，乘军舰视察了北仑港海域。

　　6月27日上午，与东海舰队、宁波军分区、宁波地委及宁波市委的领导进行了座谈。在听取了东海舰队、宁波分区领导汇报后说：过去就是有人不按政策办事，如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的事，福州军区、海军都说没有问题了，而办案人员怕否定成绩，不愿听组织意见，像这样的事情，党委应该拿出意见。

　　在听了宁波地、市委情况汇报后说：我来宁波是出于感情，我对在这里建港有感情。日冷山以后有发展前途，今后应作为重点抓，穿山铁路是我当总长时定的，现在还是未铺起来。中央决定在上海建一个年产600万吨钢的钢铁厂，而上海港有的船进不来，日冷山就可以了。宁波铁路将来可能是干线，往西南的铁路货物从这里出去，恐怕还得建双轨。建设要不占良田，占了就要还。还有空气的污染，现在就要注意，要有统一的规划。下午，由宁波返回杭州。

　　6月29日上午，参观灵隐寺。下午，给随行人员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7月1日参观虎跑。

　　7月2日上午，继续给随行人员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下午，听取浙江省省委书记兼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铁瑛谈省军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情况。

　　7月6日接见作家吴强及沈西蒙，谈了对《东进！东进！》话剧的看法和意见。

　　7月8日乘公务车返抵北京。

　　7月12日主持军科院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党委常委关于前段院各项工作的汇报，研究了今后工作。最后粟裕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要重视，有人反对是一个思想动向，我们作为学术研究机关要注意。舒同同志调来军科院工作，他长期做政治工作，又做地方工作，对加强军科院领导很有好处。有的同志别的单位揭发他有问题，要弄清楚，我们不能让一个好同志长期得不到信任。

　　7月17日听取了总参外事局尹佐珍副局长等谈关于访朝军事友好代表团的组成及访问方案的设想。

　　7月19日会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弗洛列亚·杜米特斯库，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7月22日会见以装甲兵副司令员邓家泰为团长的装甲兵赴罗马尼亚访问学习团全体成员。指示说：同意你们的访问计划。你们去主要是去学习，要尊重人家安排，不要轻视小国。罗马尼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他的特点，我国工业距先进国家，至少要落后15~20年，我们要赶上人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日本1万吨的船，只有船员38人，而我们要100多人。不要以为自己的都好，我们的体制和训练都还需要改进和加强。军事训练，有的搞人海战术，那样在战场上会增加伤亡，有的炮弹打出去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西欧国家在训练上特别下功夫。叶剑英元帅1955年在辽宁搞了个演习训练，有人就说浪费，平时不下点本钱，战时怎么行？我们打坦克挖眼睛、割耳朵、送炸药包，对付集群坦克是不行的，有人不敢说，我们应客观的去研究问题。我们的体制还保留了解放战争时期被分割的一套，海、空军机关就各一万多人，做机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就够做的了。现在不能甘于外行领导内行，摩托化军不让干部学开车是不对的。你们去要看看人家干部的技术水平，我相信比我们高。总之要虚心学习人家长处，实事求是地去学。

　　7月23日在人大会堂会见了以副总长吴克列为首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并设欢迎宴。

　　7月25日下午，参加了五机部学大庆会议闭幕式。

　　7月27日上午，在北京西山，会见了江苏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周涛率领的茅山纪念馆来京访问组。粟裕说展览必须把党和群众、广大指战员的奋斗业绩结合起来。茅山第一代区党委书记是吴仲超。后来是罗忠毅、罗化成，都牺牲了。较长时期坚持的有王必成、江渭清。谭震林是在武进、江阴一带活动。韦冈战斗的意义，当时群众对敌伪非常痛恨，这一仗对群众起了鼓励作用，对敌人起了镇压作用。当时，头一天破坏铁路，第二天伏击日军，战斗是广大群众和部队配合的结果，仗不大。关于这次战斗军科院这里可以提供些资料、照片。国民党当时几十万部队在那里不敢打。蒋介石把新四军调到江南也有借刀杀人的意思，二支队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南到天王寺，西到秣陵关，北到南京—镇江间，纵横30~40公里，完全是借刀杀人。这个地区是敌我顽三结合的地方。1945年春，在孝丰地区打了几个大仗，在群众支持下渡过了难关。展览要把广大群众和党的工作加进去。你们除在镇江设馆外，茅山也可以搞一些纪念碑等，结合成一个风景区。

　　8月3日听取总参外事局沈少星副局长等介绍访问朝鲜要到的几个城市和军事要点，及朝生活习惯、注意事项等。

　　8月4日听取军科院政治部汇报清查中对个别人的处理情况。

　　8月12日访朝军事友好代表团组成。粟裕任团长，杨得志任副团长。粟建议组成临时党支部，推选杨得志为支书。并决定代表团成员集中学习三天。当日听取了总参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总参二部徐峰、外交部亚洲司张瑞艰的情况介绍。

　　同日写信给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鉴于现代军事技术日新月异，我军同现代装备的敌人作战，有很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建议《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暂不上报，再组织力量研究修改，而后再上报，或上报审批试行。

　　8月16日出席五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代表军委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向会议作了说明。主要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干部路线；（2）关于干部的任免与考核；（3）关于干部服役的最高年龄；（4）关于顾问和军事科学研究干部；（5）关于干部退出现役；（6）关于预备役干部。

　　同日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写信给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提出要迅速查清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情况，并进行公开平反。

　　8月18日至9月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赴朝鲜访问，先后到达平壤、开城、元山等地参观访问，在金日成综合军事大学发表了演说。8月30日会见了金日成同志，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5日下午，去首都机场迎接华国锋主席出访伊朗归来。

　　9月7日晚出席对外友协、中朝友协为庆祝朝鲜国庆3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8日参加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同日出席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庆祝朝鲜30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10月4日就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回忆陈毅同志的书，让秘书打电话给上海市领导同志洪泽表达如下意见：“纪念陈总的书是政治性很强的书，各方面都很重视。现在听到对有的稿子质量有些反映，希望你们好好把关……”洪泽表示：“正组织人在看，我们会慎重的，请粟司令放心”。

　　11月9日至12月15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的问题。粟裕在发言中除拥护中央的重大决策外，就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等方面提出了看法和意见。

　　11月11日、14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第82章


　　11月30日听取军科院政治部关于军科院落实政策的汇报。

　　12月1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一段战斗历程的回忆录《激流归大海》，在中央各报发表。

　　12月6日下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12月9日参加军事科学院全院平反落实政策大会，在会上讲了话。积极推动军事科学院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

　　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拥护全会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各项决议和措施，坚决拥护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2月22日派秘书听取军科院原副秘书长王智涛对落实政策的意见。

　　12月25日出席中共军事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12月25日至1979年元月2日出席军委座谈会。粟裕在发言中指出：军队工作的着重点是如何顺利地实现转移，以便紧跟全党的步伐，尽快把我军建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其中关键是领导。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发扬民主，要发动群众，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求老同志要以大局为重，相互谅解，要向前看，顾大局，识大体，抓大事。对搞宗派山头的一定要反对。并建议根据新情况，注意研究新问题，活跃我军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还提出开展军事外交等问题。

　　12月26日出席人大常委会议。

　　1978年从1977年以来，军事科学院有的领导提出，要以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写一篇文章，从历史上论述华国锋为我军当之无愧的统帅。粟裕知道后明确表示这事不必搞。并指出：“我们搞了这样的文章，怎样向老同志交代？我们吃不实事求是的苦头还少吗？而且军事科学院作为下级，这样去评一位领导也不好”。为此多次召开军科常委会议，阐述他的看法。但有的人仍坚持要搞，并把起草的文章送给了叶剑英副主席。当叶副主席征求他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不必搞”。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这篇文章才未公开发表。过了不久，叶剑英就这篇文章的事对粟裕说：“你这第一政委这一关把的好！”

　　1979年72岁

　　1月8日在中共军事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月11日、13日应军事学院萧克院长和中央党校廖盖隆同志的要求，分别向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作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已成为当前军事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他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已经促使军队武器装备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向我军的一些传统战法提出了挑战，他迫切要求我军发展战略战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客观现实，努力探索和研究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指导规律，否则，一旦敌人向我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我们就有可能适应不了战争形势的需要，甚至会付出过多过大的代价，延迟战争胜利的进程”。“从苏美军队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来看”，“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体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完成由轻武器为主到以重武器为主的过渡，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过渡到了以炮战为主”。“我军的特种武器（导弹、核武器）还处于研制和初步的发展阶段，常规武器正处于由轻武器为主转变到以重武器为主，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转变到以炮战为主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军的技术装备仍将相对落后于苏军”。“这样，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

　　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战争开始，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场十分尖锐激烈的突袭与反突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我们能否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进行战争动员和战略展开，掌握战争主动权，以及战争中后期的战局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如何对付敌人这样规模和方式的战略突袭，是我们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所没有经历过的新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要针锋相对，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团决战，又要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敌人的进攻，大量削弱、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我防御体系，从而顿挫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的相持局面”。战争初期，“不应当集中主力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而应尽量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打消耗战。我们的打法应该是，不仅在战略上坚持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打防御战，同时使用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一发现有利战机，就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作战，打规模不等的歼灭战，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歼击”。

　　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一）运动战问题。“战争初期，我们必须在搞好战场建设的基础上，力求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包括屯兵设施）和不远离阵地，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其具体设想，大体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打与坚守要点相结合的小规模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预先配置在第一线坚守防御要点的附近和间隙地区，构筑必要的防护工事，人员武器藏在里面，当敌人向我要点进攻或由间隙向我纵深发展时，趁敌在运动之中歼灭其一部，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营到个把团。第二种是，在我第一线防御部队后面的预设战场上，打中等规模的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配置在便于歼敌、并筑有作战工事的预设战场，当我通过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逼迫或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把它包围起来予以歼灭，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团到两个团”。“当我军初步取得对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且能够夺取短暂的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创造和捕捉战机，每次歼敌一至两个建制师”。

　　（二）阵地战问题。“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初期，与以往国内革命战争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阵地防御战的比重明显地增加了”。“为了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并且分割、分散和消耗敌人，给主力兵团在适当时机和有利地区打运动战创造条件，我们就必须守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要点和城市。有的固守到一定时候予以放弃，有的则要长时间死守，有些重要城市不但要守住，而且还要利用城市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仗，把城市作为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

　　（三）游击战问题。“游击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对于离开后方供应就不能持久作战的装备现代化的敌军来说，其威胁性要特别大”。“战争初期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敌人运输补给线，特别是它的油料供应系统，这会对敌人的正面进攻迅速发生重大影响。断敌油料供应比断敌粮秣供应更为重要”。“运用游击战袭击敌人的供应基地、前线战场、导弹阵地、通信系统和指挥机关，也是制止敌军猖獗的重要手段。为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新的水平，更大地发挥游击战的威力，必须增强打游击战的力量。

　　除地方武装的民兵要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之外，有些坚守要点的部队，在完成坚守任务，或者确实难以继续坚守时，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入敌后作战，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还可以从野战军中抽派一些师和团到敌后去。这些主力部队，除了带领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外，还要力争打游击性的运动战。”

　　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现代条件下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实行这个原则，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变化了的情况，采取一些新的做法”。“战争初期打歼灭战，选择的作战目标要小些。在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原则的具体运用上，部队少时，可一次对一个小的或较小的目标形成优势；部队多时，可同时对几个小的或比较小的目标形成优势。在进攻作战中，必须实行隐蔽接敌、猛打速决、快撤远离的方法”。“今后的集中兵力，主要是对敌人坦克、装甲战车而言；形成优势，不仅仅是指兵力对比，也包括火力对比”。“要避免出现那种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火力并不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的情况”。“能不能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打好歼灭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指战员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要求我们的指挥员充分了解和正确分析判断敌人的各个方面情况，包括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素质、士气，以及敌人指挥官的指挥能力和作战个性”。并且“必须在战前就建立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

　　五、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战场建设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增强或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场建设也是战斗力”。

　　“一定要搞好重点守备的要点、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要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的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积极防御体系”。“战区内的交通建设和战时的供应系统也是个大问题”。“在‘三北’地区人烟稀少的广漠平原和草地上，如何使坚持敌后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能够像中国古语所说‘狡兔三窟’一样，有生存、藏身和活动的余地，这也是在战场建设上值得认真研究的”。

　　六、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重要条件。“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从他们的长期禁锢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加强我军建设和研究我军战略战术的指针。

　　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需要发展了，更不意味着只能去照搬照套”。“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也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的原则，已经不适合今后战争实际的，应当敢于突破；至于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这个正确原则。这里有一个敢不敢讲真话的问题”。“必须看到，今后我们要打的将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如果我们看不到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内容和新的特点，思想保守，墨守成规，满足于过去的老一套，而不是从敌我双方都已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出发，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就一定会在今后战争中吃大亏，付出大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军面临着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拨乱反正，研究在新的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粟裕在这篇讲话中率先提出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重要条件，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粟裕还全面论述了发展战略战术的前提和必要性，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指导原则，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运用以及许多重大作战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

　　粟裕的讲话发表后，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军事理论战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回答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对于战备、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军事学院要求把报告的有些内容编入教材，总部机关组织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普遍学习这个报告，到3月上旬已有70%以上的干部学习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在《军事学术》1979年第3期和5月15日《解放军报》发表后，很快在全军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热潮。也引起了国际军事战略专家的注意，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组织负责人保罗·迪布看到粟裕这篇文章后，在题为《80年代中国战略形势和防卫选择》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主要战略发言人粟裕讲过：‘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其中特别强调积极防御和机动能力，人民战争的理论将会继续相当长时间。八十年代军事理论更强调机动和防御”。

　　1月18日在中共军事科学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要求：“全院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军事科学研究上来”；要求全院“一定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一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

　　1月24日至2月6日乘飞机去武汉休息、考察。

　　1月25日上午，去武汉军区会见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下午，武汉军区副司令林维先及老部下谢胜坤来看望。晚，王必成司令员和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来看望。

　　1月26日上午，参观武汉肉联厂并看望了董必武同志夫人何连芝。下午，湖北省委书记黄知真及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同志来看望。

　　1月27日上午，武汉空军司令员李永泰、政委廖冠贤来看望。

　　1月29日下午，武汉军区参谋长郑志士及老部下张志学来看望。晚观看了上海乐团的演出。

　　1月30日上午，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处。

　　1月31日谢胜坤等老同志来看望。

　　2月5日上午，乘游艇游览长江。

　　2月6日下午，乘飞机从武汉返回北京。

　　2月7日下午，去看望叶剑英副主席。

　　2月11日参加在人大会堂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7日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报告会。

　　3月8日复信给卫生部政治部，就原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同志的历史问题重申了1975年8月21日给该部所写的证明的观点。

　　4月1日出席人大常委会。

　　4月5日至20日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和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会议于29日结束，粟裕只参加了20日以前的会议。
 



第83章


　　4月21日去上海。作访问日本的准备。在上海期间，检查了身体，会见了上海市领导及部分老战友、老部下。

　　5月1日与“中日友好之船”访问团团长廖承志一起听取交通部、旅游局汇报有关访日事项。

　　5月7日至6月6日以“中日友好之船”最高顾问的身份，乘“中日友好之船”——明华轮去日本参观访问。先后访问了下关、大阪、名古屋、东京、室兰、新、富山、鸟取、博多、长崎等地。

　　5月18日刚到东京，按日方安排在我驻日使馆副武官张俊发陪同下，去日本防卫厅长官办公室，拜会了日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日方参加会见的有：防卫厅事务次官亘理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高品武彦、防卫厅国际关系参事官冈琦久彦等二十多位现役军官。山下说：“我久仰阁下大名，听说阁下是这次友好之船访日团的最高顾问，我早就想同阁下见面，今天能有这样直接的坦率的谈话机会，我说不出的高兴。”粟裕也表示：很高兴同他们见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5月20日在东京于“中日友好之船”明华轮上会见了三冈健次郎等16位日退役军官，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会见中有一位前陆军中将松金久知，1978年5月粟裕在北京会见过他。他说他刚从欧美旅行回来，他在美国军事大学向美国高级干部讲演时，讲到去年访问中国时，粟裕给他留下的一句印象很深的话：“军人有退役，但爱国、关心国防是没有退役的”。这句话博得了该大学的好评。松金还说：据他了解，美国从军事上了解中国的人很少，他认为中美军队领导人交流，有利于两国军队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粟表示：不仅是美国，许多先进国家的军事科学技术，都值得我们学习。

　　5月下旬在神户接见了从大阪赶来的山田英一。山田英一是抗日战争末期参加新四军的，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全过程，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曾任我军炮兵营长。见到粟时立正敬礼，连声道：“首长，您好！”接着递上名片，粟裕一见名片便说：“啊！我记得你，你曾是我们的炮兵营长哩！”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6月6日明华轮返抵青岛。

　　6月13日由青岛返京。

　　6月18日至7月1日出席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

　　6月23日会见了日本国防会议前事务局长、防卫厅前事务次官久保卓也。

　　7月10日会见了日本海军退役军人第二次访华团美浓部正、谷川清澄、横三荣二等三人。

　　7月11日去山东休养并考察了解情况。当日到达青岛。

　　7月12日上午，会见青岛警备区马连辉司令员等。

　　7月13日上午，会见东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

　　7月14日上午，会见济南军区政委萧望东。

　　7月15日会见了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

　　7月17日晚，向随行秘书谈了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华东作战的一些情况。

　　7月23日上午，会见了南京高级步校政委丁秋生等人。下午，听取了济南军区政委萧望东关于部队情况和战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军委很关心这个方向，济南军区是首都的左右手，北京侧翼的门户，要加强这个方向的军事指挥能力。

　　部队无论如何要保持稳定。要加强对师团干部的了解和培养，哪个人有什么特点，军区应了如指掌。

　　7月26日会见山东省委白如冰书记。

　　7月29日与邓小平副主席一起参观了海军北海舰队举行的水上飞机和超黄蜂直升飞机表演，并接见了出席海军青岛会议的同志。

　　8月6日、7日、11日向随行整理回忆录的人员和秘书，讲述了豫东战役的背景、经过及指挥思想。

　　8月9日上午，会见了上海来青岛休息的干部陆慕云、宋良甫。

　　8月10日晚，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来看望。

　　8月12日上午，参观青岛贝雕厂。

　　8月17日军事科学院郭化若副院长来谈孙子兵法的整理出版情况和他对一些战史及当前战备的看法。

　　8月18日就南京建议搞一个编写委员会编写《陈毅传》事，向有关人员谈了不如不搞委员会，让负责编写的同志去搞的意见。

　　8月20日在东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及负责古镇口建港的赵汇川等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去古镇口考察港口建设情况，并听取了赵汇川的汇报。

　　8月21日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来谈战史。

　　同日晚，去青岛警备区、青岛市委，拜会了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并向他们告别。

　　8月22日应叶剑英副主席的邀请，下午，乘直升飞机由青岛至烟台。在烟台期间多次去看望叶剑英副主席，并向叶汇报了工作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在叶的关心下，向叶提出了要求组织上对他在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叶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下，让他写个报告给中央。粟回京后于10月9日，向中共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于10月16日批示，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错误，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均圈阅同意叶的批示。但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虽经叶剑英副主席催办，总政治部一直没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报告。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决定由中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未能在粟裕逝世前得以实施。对粟裕的正式平反，是在他逝世十年后的1994年12月25日才实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在经过江泽民总书记批发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中宣布：“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8月25日叶剑英副主席向粟裕赠送了他写的《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诗一首：“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日，又照秦淮一叶枫。请粟裕同志斧正。叶剑英一九四零年重庆作，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于烟台”。

　　8月26日参观了张裕葡萄酒厂。

　　8月27日去威海警备区视察，先去刘公岛视察了守备阵地，并参观了岛上建筑和战争遗迹。然后在威海接见了烟威警备区和威海水警区机关干部，并讲了话。看望了守备四师部队。下午返回烟台。

　　同日晚，在回答军事科学院政委袁升平请示干部定职方面有什么指示时，粟裕说：派性要解决，但一下子解决不了，要根据中央精神，有派性的不能重用。不仅是资产阶级派性，就是宗派主义也不能重用。什么老下级、听话的就是好干部，这不是标准，干部政策还是要搞五湖四海。

　　8月29日上午，由烟台到蓬莱，参观了蓬莱阁等。下午，乘船过海到长山列岛之北岛。参观了庙岛等处战备工事及海带养殖场。

　　8月30日上午，在长山列岛北岛察看地形和设防情况，之后听取了长山要塞孔瑞云司令员等的汇报。下午给长山要塞题了词：“军民团结，建设海岛，保卫首都海上大门”。下午15时20分，在长山码头接见了624、609猎潜艇全体指战员。15时30分，乘624猎潜艇由长山岛返烟台，17时40分抵达。

　　8月31日下午，向随行人员谈黄桥战役背景、当时形势和战役经过及意义。

　　9月3日上午，在济南军区政委萧望东陪同下，乘安—24飞机由烟台抵莱阳。下午，听取了二十六军领导的汇报后说：这个部队基础好，他的前身八纵是华东几个主力之一。部队主要靠训练，搞制式教练，便于战时指挥和密切协同。

　　现在通信差，协同不上，要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而解决，不能说现在的武器就不能用了。未来战争在华北、东北一些地方，敌人可以用集群坦克，别的地方不行。现代化部队吃饭比吃油少得多，敌人过来我们可以打他的补给线。所以要有信心打败他，即使战争开始付点代价。

　　9月4日上午，看望了七十六师二二六团，并在该团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部队思想学习情况介绍。下午，去济南军区第二干休所，看望了离休干部。参观了莱阳芦儿港大队。

　　9月5日乘飞机由莱阳返回北京。

　　9月7日下午，在总参外事局接待室听取了总参迟浩田副总长、装备部王乐天副部长，汇报喀麦隆达乌杜来访的接待方案。

　　9月10日至18日接待了喀麦隆武装部队国务部长达乌杜，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和会谈。

　　9月19日让秘书打电话给北京市领导林乎加，建议将新四军合唱队的节目安排到国庆活动中去，对方表示同意。后该合唱节目被安排到人大会堂国庆演出中。

　　9月21日写信给军委几位副主席及秘书长，根据在青岛、烟台、莱阳等地同当地军政领导交谈和在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建议在党中央一大批老同志健在的时候，解决正确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和尽快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某些政策性问题及组织路线问题等。

　　同日参加中央领导接见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和组工会议代表的活动。

　　同日会见委内瑞拉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多一行。

　　9月25日至28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对建国后30年的总结和对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议题。

　　9月29日、30日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和宴会。参加军委秘书长耿飚召集的有各大军区领导参加的会议。

　　10月3日在人大会堂会见了土耳其退休上将哈伊达尔·苏康。

　　10月4日向军事科学院党员干部传达了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着重讲了正确认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及对毛泽东的认识。

　　10月8日代表国防部、公安部举行宴会，欢迎以国防部副部长赛义夫·巴卡里为团长、内政部副部长姆丘莫为副团长的坦桑尼亚友好联合代表团，并致祝酒词。

　　10月14日去叶剑英住地看望叶剑英。告别时叶称粟为“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粟裕说：“我只是把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叶说：“那就不简单了！”

　　同日参加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八个民主党派代表的活动。

　　10月18日上午，听取了军科院谭知耕副院长关于对越自卫反击部队调查情况的汇报。

　　10月22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以洪福来中将为首的法国军医代表团。

　　10月26日去广州、汕头等地视察，看望了当地驻军，同军、师、团的一些干部进行了座谈，还在肇庆、新会等地听取了军分区、人武部的汇报。具体日程：

　　10月26日抵广州。11月2日去肇庆，11月4日返广州。11月12日去江门、新会地区，11月16日返广州。12月17日去汕头、潮安，1980年1月2日返广州。

　　11月22日从广州打电话给军事科学院党委秘书，请他向院常委转达他对军事科学院干部定职工作的两点意见：（1）“一些德才很好的同志，选调我院后却长期从事艰苦的具体工作，没有什么机会担任领导工作，提升的机会更少，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大家长期打算，安心科研，埋头苦干，刻苦钻研的。由于我院的这一特殊性，我意在这次定职时，对一些德才很好的同志，要突破行政职务的限制，不宜低于德才水平相当而有行政职务的干部。否则不利于鼓励长期从事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利于鼓励上进，也不易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2）“为了把工作做得周到一些，我意在具体方案拟定后，可以再同总政、总参的定职水平衡量一下，我们对定职幅度的掌握，似不宜低于他们。”

　　11月23日在广州小岛宾馆，会见了以哈特少将为首的英国军医代表团。

　　12月5日在广州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对老区的发展予以关照，对革命烈士遗属及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予以帮助，并转去金华人民来信一封。

　　同日总参办公厅电话告，今年总参组织三总部和部分军以上干部学习军事，第一课学的粟裕同志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论述。明年拟扩大学习范围，想请粟裕同志讲讲课。

　　1979年从1964年起，粟裕以《老兵乐》为题写诗抒怀，三易其稿，至1979年改定如下：“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问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1980年73岁

　　1月3日在广州写信给叶剑英同志，简要报告了在视察中了解到的涉及到政策性的一些问题。

　　1月5日返京。

　　1月8日、9日、14日代表国防部主持接待了来我国参加第三十四届国际军体理事会的50多个国家来宾，并在会议开、闭幕式上讲了话。14日下午，陪同华国锋主席接见了参加国际军体理事会的全体人员。

　　1月29日在军事科学院学术动员大会上讲了话。指出：学术思想确实需要开展起来，活跃起来。不要受过去权威思想的束缚，战争是随着敌我力量、各种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学术争鸣也是如此，大家各抒己见，很有必要，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战争指导原则是不可变的。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军科院应起一个带头作用，并有所贡献。党委要加强对学术争鸣的领导。

　　2月1日因腹痛住三○一医院，2月7日出院。

　　2月12日给军委耿飚秘书长并军委办公厅写信，报告到广州视察部队印象，建议在适当时候，就新的条件下国家对军队干部和士兵的某些政策和制度作统筹的研究和改革，以期能从根本上把问题处理得好一些。

　　2月15日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周恩来同志生前对港口建设的关怀及指示。

　　2月16日上午，在人大会堂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春节茶话会。

　　2月23日至29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发言中建议：要很好总结我国外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会后向军事科学院党员干部，传达了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

　　3月3日至12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就改革我军体制问题发了言。

　　3月10日听取中央联络部宋金铭汇报日本防卫研修所来访人员的情况和要求。

　　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防卫研修所第一战史室室长岩岛久夫和防卫大学教员土井宽，就国际形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提出希望从教学、国防研究方面相互进行交流和人员往来。

　　3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突尼斯总统特使穆罕默德·恩纳赛及大使级顾问乌阿内斯，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3月23日参加了第二次科协代表大会闭幕式。

　　3月为江苏《淮安报》题词：“以周恩来同志为光辉榜样，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
 



第84章


　　3月24日乘火车去南京，25日抵达。3月28日下午急性腹痛，30日上午转赴上海住华东医院，4月18日出院。

　　3月26日叶剑英副主席秘书电告：“去年10月9日粟裕同志给中央军委申诉关于五八年受批判问题”，叶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总政办理，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可上报”。为此，3月28日上午让秘书向总政领导转述他的要求：“在总政做出结论上报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4月23日就几所高等学校筹备建立群众性学术团体“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并请粟裕任名誉会长一事，写信给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对建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表示支持，对要他担任名誉会长表示“恐其实难副”。

　　5月17日上午，乘飞机返京。下午，参加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

　　5月21日乘公务车从北京去上海继续访问，22日抵达。

　　5月23日下午，江苏省委江渭清书记及上海市领导钟民、夏征农来看望。

　　5月24日下午接见了军事博物馆来沪人员，审查他们带来的陈毅展览小样。上海市委领导陈国栋、王一平、夏征农、钟民及军科院顾问钟期光等一起参加审查，粟裕在看了小样后说：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壮大应该突出八省健儿的艰苦处境，不亚于长征。这个部队的政治素质是强的，军事素质战斗力也强，当然游击习气也需要整顿。并指出了小样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5月25日下午，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谭知耕等汇报正在上海住院的军科院副院长邓华病情。

　　5月27日军科院顾问钟期光及夫人和部分老同志来看望。

　　5月28日上午，向刚到上海帮助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谈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

　　5月30日上午，接见了在上海的原身边工作人员蒯斯曛、牛秉信、周进才、贾必祥、唐洪等。下午，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来看望粟裕。

　　5月31日上午，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逸峰来看望。下午，去看望倪志福。

　　5月为记叙原华东某军英勇战斗的《江海风云》一书题词：“武装斗争廿余年，转战频繁几万千。英雄业绩烈士血，可歌可泣壮诗篇。吾辈不能忘过去，创业艰辛忆先贤。江海风云汇青史，激励人民永向前！”

　　6月1日晚，去看望叶剑英副主席。

　　6月2日晚，张爱萍夫妇来看望。

　　6月3日上午，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来看望。

　　6月4日早饭后去看望了陈丕显。

　　同日8时05分从上海出发，10时20分抵苏州。下午，参观了留园、虎丘山。晚，会见了苏州地委、市委、分区及一七八师的领导。

　　6月5日上午，参观了苏州工业展览及苏州饭店。下午，从苏州到无锡。

　　6月6日上午，在江苏省委包厚昌副书记陪同下参观了鼋头渚。下午，参观了惠山泥人厂及锡惠公园、天下第二泉等处。

　　6月7日上午，由无锡到达宜兴。下午，在江苏省副省长周一峰等陪同下参观了紫砂陶厂、精陶厂及张公洞。

　　6月8日上午，由宜兴返无锡。下午，乘船游览太湖。

　　6月9日上午，与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一起游览了蠡园。下午，参观了湖滨饭店后动身返上海，于19时30分抵达。

　　6月11日上午，军科院顾问钟期光及夫人来看望。下午，军科副院长王必成及老同志阙中一等来看望。

　　6月12日下午，去拜访了正在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同志。谈话中，胡、赵传达了中共中央拟由粟裕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决定。在谈及粟去年10月关于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受批判的申诉时，胡耀邦表示，这事要解决一下，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6月13日在听取了帮助整理回忆录同志关于豫东战役一文的意见后，就战役中的转折、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战役结束时撤出战斗等方面，又作了阐述，并说文章暂不发表，先送张震看看。晚，应邀去叶剑英处看昆曲。

　　6月14日总后政委王平、成都军区副政委谢云晖来看望。

　　6月15日去车站送叶剑英元帅赴杭州。

　　6月16日上午，与南京军区创作室胡石言谈苏中战役。下午，军科院高锐副院长来看望。

　　6月18日上午，去延安饭店看望王平。

　　6月19日早6时，乘公务车从上海出发，上午抵达杭州。下午，去九溪、六和塔参观。晚，浙江省委铁瑛、李丰平书记来看望。

　　6月21日晚，去看望了铁瑛书记。

　　6月22日上午，参观玉皇山。

　　6月23日上午，会见了原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起战斗的老同志刘亨云、余龙贵、张文碧、张金发、郑海啸、林辉山、黄先河等人。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论年龄最小的张金发也已65岁了。粟裕谈了浙南三年的一些情况后说：浙南一段斗争，大家都应该写，以教育后代。大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文责自负。下午，参观了龙井、烟霞洞等。

　　6月24日上午，省军区副政委杨吉林及顾问朱承基等来看望。参观了岳坟。下午，参观了云盝及浙江省军区茶场。晚，丁魁梅（刘英夫人）来看望。

　　6月25日上午，原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何克希等来看望。下午，参观了灵隐寺。晚，温州地委郑家顺书记来看望。

　　6月26日下午，去玉泉参观。拜会了浙江省委李丰平、陈作霖、薛驹书记。

　　6月27日上午，乘公务车离杭赴上海。下午，医生来会诊。

　　6月28日上午，会见了泰兴县黄桥镇的谢义侠、张锡湖二人。晚，看望了上海市委钟民、夏征农同志。

　　6月29日上午，看望了上海市委韩哲一、严佑民、王一平书记。

　　6月30日上午，乘公务车从上海到南京。中午，会见了江苏省委许家屯、周一峰及南京军区郭林祥、杜平政委。

　　6月为《浙江民兵斗争史》一书题词：“几度战局临转折，数番入浙捣贼巢。民兵并肩齐奋战，鱼水相依情意牢。山川草木溅碧血，烈士忠魂冲云霄。忆念当年堪回首，喜看群英涌江潮”。

　　7月1日上午，与军科院宋时轮院长通电话，商量邓华副院长的后事安排。

　　7月2日上午，会见江苏省军区政委曾如清、南京军区空军顾问吴肃及老部下谭肇之、周蔚昌、黄志远等同志。下午，会见了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及江苏省委许家屯、储江、周一峰等同志。

　　7月3日上午，会见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段焕竞及老同志陈玉生、施亚夫等。

　　7月5日晚，乘公务车离宁返京，次日中午抵达。

　　7月10日写信给江苏省副省委周一峰同志，建议重视宣传新四军的功绩和光荣传统，保护新四军活动的遗迹供人参观，以教育青年一代。8月8日，周一峰同志电告：粟裕同志的信已给省委领导许家屯、惠浴宇同志看了，他们都同意粟裕同志意见，并在着手办理收集新四军活动资料、建立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及恢复革命斗争遗址等工作。

　　同日参加了邓华同志追悼会。

　　7月12日上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整编方案。下午参加安子文同志追悼会。

　　7月14日上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7月15日上午，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下午，会见曾在我军工作过的日本友人日向胜（原名山本一三）。

　　7月16日去承德休息考察。

　　7月24日听取了二十四军关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后指示：“政治工作应有预见性，估计到会发生什么问题”。“搞人生观教育是对的，但也不能一般地只去讲些大道理，要讲摸得着、看得到的，又要和干部、战士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要解放思想。上面规定的东西，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在执行中去摸索经验，看究竟怎样办才好。什么事不经过实践不行，经过实践行不通的，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敢于反映情况。同时你们也要鼓励下面敢于发表意见，意见对的不对的都可以讲，要解放思想，兼听则明”。“党员要起模范表率作用，党员又是了解群众思想的收听站，要发挥党员的作用”。“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能自满”。

　　7月25日在外地听说王建安同志去世，特地打电话让秘书转达他的哀悼和对其家属的慰问。

　　7月27日听取了二十四军军长关于燕山地区作战准备介绍后说：“我看这里地形条件好，纵深大，只要把地形利用好，部署得当，是可以守住的。燕山地区向西，直到五台山，地形都是好守的；燕山以东，地形比这里差一些，搞得好也还是可以守的。如果我们预见到了，采取了相应的部署，敌人钻进来，就是我们歼敌的良机”。“燕山地区你们一定要守住，不能丢。同时也要准备对付从你们右边插下来的敌人，配合沈阳把结合部保障好。要预先搞好必要的战场准备，重型装备的部署，交通道路的建设，要考虑到这个方向，可以多修几条横贯公路”。“要向部队进行战备教育，要研究敌军，研究它的强点、弱点，不仅要向各级指挥员讲，还要向大家讲”。“怕引起恐慌，这不必要。与其战时引起恐慌，不如现在引起些‘恐慌’，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可以促使大家认真地研究对付敌人的战术”。

　　7月31日在二十四军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建设适应现代化作战的指挥机关”的讲话。讲话指出：“机关不直接打仗，但打仗离不开机关，离不开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特别是今后的现代化作战，更要靠科学的组织战斗，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仗就打不好。组织好战斗就是要靠我们的各级指挥机关，靠我们的参谋部门。合成军队作战，没有指挥机关、参谋部门去严密组织协同，不仅不能发挥整体威力，还会自己打到自己”。“所以我们要重视建设适应现代化作战的指挥机关，培养胜任指挥现代化作战的干部”。然后他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从现代化装备敌人的强点和弱点两方面，来研究未来战争的作战方法”。

　　“敌人有强大坦克部队，这是它的强点”，“过分依赖坦克，这又是它的弱点”。

　　“坦克只是前面装甲比较厚，两侧和屁股后面都是比较薄的，我们普通的加农炮、火箭筒照样可以打穿。我们的武器装备还没有得到较大改善时，我们应该想出打的办法来。不从前面打，从侧面打，从屁股后面打”。敌人集群坦克来了，我们可以结合战场建设，创造从侧后打集群坦克的条件。“我们尤其要知道，高度现代化装备的部队，它有个最大的弱点，甚至是致命的弱点，就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后勤供应，他就动弹不得”。“希望同志们对未来战争的作战方法要多想一些办法，也是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来的”。“第二，分析研究敌人的作战样式，不断完善我军的作战准备”。“你们不仅对于自己防守的燕山地区的地形道路要弄熟，至少师团以上干部把地形弄熟，还要对你们的友邻地区的地形也弄熟，防区以东的三十公里、五十公里，或者再多几个几十公里的地形、道路都要弄熟，准备必要时打出去”。“希望你们紧密结合你们的作战任务和战区特点，很好地来研究这个问题”。“第三，我想讲讲加强学习问题”。“研究现代化战争，我希望同志们多看一点书籍，多看一些杂志”。“我们要提倡这样一个风气，大家都愿意学新的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军事科学知识，这样才能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部队与部队之间，互相参观，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但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当面实际”。

　　同日在看到《解放军报》7月27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资料）中，没有提到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的革命斗争，写信给《解放军报》负责同志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及其斗争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军报采取措施予以补正。8月6日，总政华楠同志来电话表示，粟裕同志的指示“非常好，非常重要，最近几天就在报上作补正工作，以后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希望粟裕同志“以后多给指示”。

　　8月1日回忆山东人民支援前线的文章《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发表。

　　8月8日在承德患腰痛症，于今日返京住院治疗。后较长期卧床，对整个健康有一定影响。

　　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选举粟裕为副委员长。

　　9月27日回忆录《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在江苏《新华日报》发表。

　　10月8日就汤景延之子来信要求为其父全部平反并使家属得到应有的待遇，写信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11月3日从医院出院，回家休息治疗。

　　11月24日因病未能参加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了“决议”（草稿）后，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了书面发言，送中央办公厅。发言共讲了六点意见。其中，第一点表示：“我赞成写决议‘宜粗不宜细’、‘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说透’的起草原则，要着重于当时环境、错误内容及其社会、思想、历史根源的分析，而不是过多的追究个人责任。我认为，在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第三点谈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生功大于过，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高出于同时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凌驾于党之上，不仅制造了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究竟有多少民主也是很成问题的。他自己就公开说他是‘无法无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的变化，这是一个悲剧。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发生，应当说是有责任、有沉痛教训的。这涉及到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原则、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引出几条基本的经验教训，永为鉴戒”。第五点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强加给军队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我军是党所绝对领导的，当时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化身，以他崇高的威望，用党的名义，通过组织渠道，命令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是不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不能因此责备军队，只能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去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至于在‘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了个别坏人，也有一些人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这样看，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总结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设想军队同党对立，否则后患无穷。”第六点表示“我同意一些同志提出的军事上的路线是非也应分清。我认为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是错误的。批判‘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蓄意整人，扣‘反党’帽子。破坏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对以后的军事建设和党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案至今还没有正式翻过来”。

　　12月11日因病不能参加军事科学院党代表会议，写信祝大会圆满成功。
 


第85章


　　12月23日楚青向身边工作人员和协助整理回忆录的人员传达了粟裕的想法：“回忆录已搞了几年，摸到了一些路子，希望好好研究一下，步子能快一些”。并表示：“他今后一周可以谈一两个战役”。

　　12月28日就有的报纸发表的回忆文章，仅仅根据某些传说，就轻易地把敌人杀害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负责人刘畴西称为“叛徒”一事，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说：“在涉及到任何一个同志是否有过叛变这样大的问题上，应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特别是鉴于十年浩劫中的沉痛教训，更应慎之又慎。在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并经相应的组织作出正式结论之前，在个人回忆录中不应轻易地下断语，更不能公开发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对刘畴西同志，如组织上没有掌握确凿材料，仍应以烈士对待”。他的这个建议立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1981年第9期，专门发表题为《报刊文章涉及个人政治历史要十分慎重》的文章。文章引述了粟裕信的内容和观点，并指出：“粟裕同志的意见值得引起注意”。

　　同日就刘英同志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写信给总政、中央宣传部及党史研究部门，申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并特别指出：“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为避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

　　1981年74岁

　　1月3日写信给江苏省委秘书长，认为江苏省委有关部门为解决汤景延烈士的平反及家属遗留问题做了不少工作是很好的，今后要继续做好工作。

　　1月9日写信给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就《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送审稿提出几点意见，请再研究。

　　1月24日出院。

　　2月1日患脑出血。于2月3日住院治疗。

　　4月13日、19日、26日去玉泉山休息。

　　5月9日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社约粟裕写一篇纪念“七一”文章一事，让秘书打电话给这两个单位，转达他的以下意见：我现在正在整一篇回忆录，记述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史实，以及当时左倾路线指导造成的危害，总结了一些历史教训。因我最近身体不好，另外再写纪念文章有困难，所以拟把这一篇回忆录整理一下，送你们，请你们审查决定。

　　5月27日让秘书打电话给人大常委办公厅：粟裕因生病住院，不能前往看望宋庆龄同志，请他们代为向她表示问候，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6月17日将在新四军军部及给《浙江民兵斗争史》的两幅题词送新四军书画展展览。

　　7月26日回忆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夏《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事副主编张照远来看望粟裕时说：编写战史条目时，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请粟裕指教。粟裕当即一口气讲了如下九条战役指挥基本原则：（1）胸中有全局，积极主动为实现战略全局而战，力争夺取最佳的战果，实现战略意图。（2）作战指导上，必须解决好第一仗与尔后诸仗直至夺取全胜的关系。（3）乘敌之隙，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4）战役发起后，指挥重心放在促使战役制胜的转折上，以相机夺取全胜。（5）根据战役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用兵，及时改变作战方式和战法。（6）发挥各兵团（部队）指挥员和部队的特长，执行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并与诸兵种、地方军、民兵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力量打击敌人。（7）战役前线指挥所，既要达到稳定的不间断的指挥，掌握战场全面情况，又要做到保障指挥员观察到主要作战方向上军队的行动，以不失时机地夺取胜利。（8）抓住战役间隙，及时整训部队，充分做好再战准备。（9）增强后方勤务、保障作战能力。

　　9月23日接见了遂昌县委赴京访问的刘宗鹤等三位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委托他们向遂昌县委和老区群众问好。

　　10月29日下午，对秘书谈了解放战争初期几个战役和济南战役的几个重要观点。

　　11月5日下午，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必成来看望时，很关心粟裕的回忆录进展情况，希望抓紧搞完。粟说：“睢杞战役是搞完了”，接着谈了该战役的一些情况。王说：“我看过初稿，很好，有些情况，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12月26日向身边秘书谈：“睢杞战役”的题目可以改为“睢杞战役的前前后后”，这样就把战役前后的情况都可以包括进去（“睢杞战役”后改为“豫东战役”——作者注）。解放战争中，济南战役是重要的，孟良崮战役也是重要的。

　　1982年75岁

　　1月18日北京市郭新瑞副市长率北京市慰问团前来慰问。

　　1月23日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前来看望。

　　2月19日向身边秘书谈苏中战役后的情况，并要求将撤出海安、两淮、涟水的准确时间查告他。

　　2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2月22日去看望了正在住院的萧劲光同志。

　　3月6日接见了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张宜友。

　　3月10日接见了湖南会同枫木树脚村党支部书记等三人。听了关于家乡情况的介绍。

　　3月22日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木铁等同志，谈了华东几个部队的情况。

　　4月30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淮海千秋》电影编导木铁等，拍摄粟裕谈淮海战役的情况。同时还拍了一些生活活动镜头。

　　4月回忆鲁南战役的文章《鲁南大捷》在《军事学术》1982年第4期上发表。

　　5月7日应《淮海千秋》摄制组要求参加了有关淮海战役的座谈会，谈了淮海战役的概况。

　　5月21日去玉泉山休息、散步。

　　5月在4月30日和5月7日谈淮海战役的基础上，又谈了几次有关淮海战役的情况，后来经楚青整理成《粟裕谈淮海战役》，刊载于1989年《党的文献》

　　第6期和《军史资料》增刊第1期。文章共归纳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而是形势的发展、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敌人的错误，而取得的。“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第二点，关于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的考虑，粟裕说：“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指白崇禧——作者注）可能参战。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指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第三点，关于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粟裕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重要条件，一是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二是辽沈战役的胜利。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于11月7日、8日两次提出，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第四点，关于歼灭黄百韬的作战，粟裕说：“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我只讲几个特点：（1）一次战役歼敌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2）作战方式由野战攻击转为近迫作业。（3）兄弟部队的协同。第五点，关于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粟裕说：

　　“中央军委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曾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
 



第86章


　　11月23日前设想，战役第二阶段，除华野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外，中野围歼黄维集团，华野围歼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11月24日后，变换为华野“钳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后来杜聿明突围，钳制、阻击杜聿明的任务发展为追击、合围”。其中，曾出现对杜聿明集团突围方向的判断，及中野合围黄维集团后，估计三天就可以全歼，因此中央又提出要华野歼李延年集团一部等变化。而粟裕担心的是如果打上了李延年，围歼黄维的作战未能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形势将起极大变化，故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不断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曾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美尼尔氏症，带病指挥。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很紧张。

　　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5个纵队；另以5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11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了极限。第六点，关于战役第三阶段情况，粟裕说：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形势就完全明朗了。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问题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时候发动总攻为有利。第七点，粟裕谈了敌方的指挥。

　　6月24日与谭震林、江一真、伍洪祥同志一起撰写的回忆张鼎丞同志的文章——《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为二○一团建团40周年题词：“永远是人民子弟兵！”

　　同月为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词：“烈士精神，万古常青”。

　　7月3日回忆开封、睢杞战役的回忆录《豫东战役》在《河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发表。《军事学术》1982年第7期亦全文发表。

　　7月10日在广州工作的老部下王重来看望。

　　7月为安徽省泾县举办的“新四军老战士书画展”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8月1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伟大的转变——读朱德同志的（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有感》的文章。文章说：“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进行第一次伟大转变的时期”。“朱德同志在艰苦危难之中率领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事件”。“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逐步实现了两个教育改造的任务：一是教育改造来自北伐军的部队，使之克服旧军队的一些不良思想和作风，一是教育改造农民起义部队，使之克服狭隘思想和散漫习气。这样建成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坚信，在久经考验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军队也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在我军历史上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8月26日军事科学院党代表大会选举粟裕为出席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1日至11日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9月13日列席了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

　　11月3日会见了江苏省党史编委会工作人员。在谈话中说：编党史光有组织还不行，还要有适当的领导人，编苏中党史比较适合的领导人是陈丕显同志。

　　11月7日左脑轻度血栓。

　　11月18日就浙江遂昌县云峰公社门阵村群众来信要求将门阵村列入老区待遇一事，写信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建议对门阵按老区待遇，并落实有关各项政策。

　　11月23日浙江省泰顺县委来人要求介绍闽浙省委成立的有关情况。当日，向秘书谈了有关闽浙省委成立及一些干部的情况，由秘书向泰顺县委来人做了转达。

　　12月3日写信给陈丕显同志，建议苏中党史的编写工作由陈丕显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陈于8日复信表示：“服从命令”，“请粟裕同志复信给江苏”。

　　12月13日写信给江苏省管文蔚，建议编写苏中革命斗争史领导小组组长由陈丕显同志担任，副组长由章蕴、周一峰及其他几位同志担任。

　　12月15日老部下张致学来看望。

　　12月18日上午，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代表组织来医院看望粟裕时对粟裕说：“你过去是有赫赫战功的，党和人民都知道。你现在身体不好，有什么事情要办就给我们讲，我们来办。今后有什么重大事情还要向您请示报告”。粟裕对余代表组织来看望表示感谢，并请转达他对组织关心的谢意。

　　1983年76岁

　　3月30日在黑龙江省工作的老部下刘先来看望。

　　5月6日写信给党中央：“感谢党中央委托薄一波同志向我传达中央关于人事安排的若干决定。我年老病重，实难担任人大常委的重任，退出人大是我衷心意愿。”

　　5月19日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刘亨云来看望。

　　6月24日接见了浙江省遂昌县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代表蓝光谅同志。

　　7月6日记叙浙南斗争的回忆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在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情况”增刊1号上发表。

　　7月为苏中反“清乡”斗争40周年题词：“人民斗争的胜利”。

　　8月为《白衣战士忆陈总》一书写了序言。序言说：老一代的卫生工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和深切的感受，来赞颂陈毅同志对卫生工作的关怀和支持，从卫生工作这一侧面，反映了陈毅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光辉业绩。

　　9月6日去香山参观了新建的香山饭店，并上山看了风景。

　　9月23日接见了专程从老家来看望他的湖南省会同县县委派来的四位同志。同时接见的还有江苏省溧阳水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的三位工作人员。

　　9月29日与叶飞、钟期光、王必成同志一起撰写的纪念陶勇同志的文章——《战将陶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84年77岁

　　1月18日病情加剧。

　　1月25日在中顾委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发言说：“伟大的转折，常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眩晕甚至动摇。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为十年动乱的严重挫折所吓倒，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似乎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已经不再能够解释我们的社会，不再能够指导我们的斗争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奋勇前进的时候，他们夸大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暂时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对党的顽强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共产主义事业是需要由好几代人前赴后继、长期奋斗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困难，没有曲折，是不能想象的。共产党人的气概，从来都是知难而进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战斗的业绩、革命的传统，作用于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珍惜这种影响，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吧！”

　　1月下旬至2月初自从粟裕病情加剧以来，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各有关部门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在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习仲勋、乔石同志代表胡耀邦、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国务院、人大常委的领导同志都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叶剑英、聂荣臻派人到医院看望，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王震从外地打电话问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总参副总长张震、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以及中央军委办公厅、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守候在医院。他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

　　2月5日16时33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逝世后楚青同志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述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发表讣告，沉痛宣告：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逝世。决定尊重粟裕生前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葬礼。讣告指出：“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粟裕同志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

　　4月1日至6月2日粟裕同志夫人楚青、秘书朱楹率粟裕儿、孙辈亲属及部分身边工作人员等，遵照粟裕同志生前意愿，赴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粟裕同志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撒下了他的骨灰，实现了粟裕同志与长眠在战场的战友永远在一起的心愿。
 



第87章 后记


　　在编写《粟裕传》的过程中，我们曾设想将《粟裕年谱》也编写出来，并同时出版。但由于当时时间紧迫等原因，未能如愿。

　　《粟裕传》出版后，我们即着手《粟裕年谱》的编写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朱楹编写的《粟裕年谱》和2000年《粟裕传》所附年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搜集了一批粟裕文电和活动资料，经过近几年的编写和反复订正、推敲，形成了本稿。要说明的是：

　　（1）编入年谱的所有文电和事件，均以原始资料和权威出版物为准，并进行了必要的考证，纠正了某些党史军史著作和回忆录误记误改之处。

　　（2）举凡涉及粟裕的事件和文电，包括敌我、中外、上下、左右，一律采取客观记述的原则，以求反映历史真相和全貌。对于应有而未能找到的文稿，也一一注明，以备日后查找。

　　（3）年谱引用电文原文中，凡发现有明显错误或可疑者则保留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废缺字以“□”号代替；错字、别字、脱漏字，均在正文后加“［]”；文中说明以“（）”标明，其中内有“按”或“注”者，为文献原文所有，其余则为撰稿者所注。

　　（4）年谱中使用了大量的韵目代日和地支代月代时，撰稿者在文中作了注释，但难免有遗漏者，此次修订在文后增加了“韵目代日表”和“地支代月代时表”，供读者参阅。

　　此次修订再版，除改正错漏和重复字句外，主要是增补原来漏掉和新近发现的历史资料。在修订过程中，得到秦叔瑾、张效琳、纪干、张衡、杨文彬、钟德苏、吴克斌、吴耀军、刘庆方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出版和再版先后得到了中国联通租赁集团和标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编者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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